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出版者说明



  《我的一生》是倍倍尔的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全书三卷,叙述的时间从倍倍尔的童年直到一八八二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取得初步胜利时止。倍倍尔本来想写到一八九零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废除,因为他于一九一三年逝世,所以未能实现他的愿望。
  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期内,倍倍尔在为德国工人阶级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犯过一些错误,这也反映到本书中来。这里举两个例子,如书中对哥达代表大会上两派合并一事的看法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截然相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通过克服拉萨尔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才能实现德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买卖”[1]。倍倍尔起先也不同意牺牲原则,但是后来以“统一”为重,竟同意了在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向拉萨尔派作了原则上让步的纲领。又如在叙述一八八一年后由于俾斯麦采取了缓和措施而在工人运动内部助长了右倾机会主义并引起了党内争论时,书中只当作一般的意见分歧看待,说它是由于“各个人的气质和性格,通过对一般情况和自己党派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磨擦和意见争执”,沒有揭示这次意见分歧的严重性质,事实上这是党内的一场大辩论,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之争。对这种意见分歧,决不能采取调和的态度,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粉碎右倾机会主义,才符合党的利益。
  此外,书中对某些人物的评价不很正确,比如书中对拉萨尔的思想和活动虽然有所批制和揭露,但很不够。又比如,倍倍尔在书中袒护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恨的赫希柏格。对于希尔施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凯泽尔这一事件,书中不但沒有揭露凱泽尔的机会主义错误,反而指责希尔施是出于“私人的仇恨"。
  因此,当我们阅读倍倍尔这部有相当史料价值的著作时,不能不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
  原书末有一篇考茨基写的《编者后记》,删掉不用。




[1]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版,三二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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