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恩格斯！
兹附上答复您和马克思的通告信的回信，所以如此拘泥形式，因为它是弗里茨舍拟的稿。
我正要发出文件时，收到一卷李希特尔年鉴的一部分，其中有那篇声名狼藉的文章。我阅读它后，理解了您的愤慨。除了原则上的错误，这也是一篇我从未见过的迂腐作品。三位作者那样神气地把自己放在一切人之上，高高在上地用批评的眼光向下看，败坏了同一切人的关系，却没有争取得一个人或令一个人满意。并且这个作品中还充满矛盾。
我自然要写信到苏黎世提出我的意见，决不延缓。这里其余的人一看到文章，也就要这样做，这事由我负责。在我必须对这一著作及其完全无益的发表，表示反对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也劝告您不要把作者对党内的影响估计过高。我相信这样说并不过份，在党内即使只是在大体上同意这文章的，不会有十二个人，并且没有人比作者自己所受的损害更多了。
关于作者在党内的影响，您的看法完全错了。我须一再地并且特别强调地说，赫希柏格虽然在物质方面对党有真正突出的贡献，但向来没有作丝毫的尝试，来为他的贡献要求相应的影响。据我所知，他从没有提过什么条件，说这个或那个报纸必须这样或那样来编排，说这个或那个编辑人必须辞退或者必须安插另一个人。每次有某方面前来向他求助（而且这事是常常有的，他为此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财产），他
总是询问盖布或者我，照例询问我们二人并且还询问他人，他是否应该帮助，某企业或某人是否应受接济，
我们的话对他是有约束性的。因为这种非常少见的毫不利己，我就宽恕了他的各种错误。
如果说他在《未来》报上通过他的编辑方面的活动而得到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事实上缺乏适当人员的原故。而且，我们如果认为党内已有许多原则上完全清楚的人，那就是大大的自欺。这或许是个错误而且令人遗憾，但也无法改变。这是因为党存在的时间还短，并且因为一种情况，即成千上万的人首先是由于极不同的原因而并无清楚的认识就参加了党，然后在党内逐渐受到必要的教育。
现在再回来谈一下所提到的人物，我所见如下：
希尔施正像福尔马尔那样，不必因苏黎世人们写信里有些不仔细而感到不快。福尔马尔写信到苏黎世把他的立场说清楚了；他在这里取得他的指令，他到苏黎世后，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并无阻难。今天他瞒怨说管得太少，至少是有关业务经营方面；编辑方面还没有任何人和他接近。如果您相信，只有希尔施才可以帮助我们创办一个独立的报纸，那您就大错了。这里您把我们估计太低了，也把苏黎世的人估计太高了。
如果希尔施现在极其重视他询问基金时得到满意的答复，而您也是这样并认为他完全正确，这就是我所不解的了。
党从来没有把严格的商务经营作为党对企业的标准，否则，大多教的报纸都办不成。我们那时的《民主周刊》，从《民主周刊》产生《人民国家报》和后来的《前进》报，都是没有钱而创办起来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报纸企业也都完全如此。
老实说来，这个问题这次也不大使我们头痛，因为我们大家以往和现在都确信，报纸在短期内不仅可以自给，而且也还可有盈余来弥补开办费用。
我们对于这一点的打算是，万一我们筹不起款来，赫希柏格会同意预借必要的开办费和初期费用的。希尔施若是来问我，我可以照我告诉您的话来回答他，不会两样。只是我觉得，希尔施若没有几千马克的津贴作保证，他就对企业没有信心，因为他缺乏这种信心，所以没有鬼也见鬼了。
我绝不想继续就这一点发表议论。事情已了结，企业存在着，也将这样存在下去，它还要赢得您和马克思的喝采。
如果说我们在报纸的笔调上要求一定程度的审慎，那是因为，这样一来，在报纸推广后跟着来的不可避免的诉讼中，法院不致还因为内容关系而控诉被告以重罪。现在我们绝对不要这种使我们受重大金钱牺牲的判决。为大批的被逐者及其家属和其他因反社会党人法而生计无着的人们来募集必要的款项，就已很难维持；任何要我们掏腰包的新要求，都使我们十分不乐意。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我们的情况就可以好些，但是危机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咄咄逼人；我们最好的地区受它的压迫也最重。这是我们不管愿意与否必须估计到的情况。
关于凯泽尔的事件还说几句话。我率直奉告，像希尔施攻击凯泽尔的方式与方法使我愤恨，尽管我不同意凯泽尔的态度。对待党内同志不能用这种方法。这种攻击充满了私人仇恨；人们看出作者是欢欢喜喜地抓住机会，找凯泽尔寻衅的。
党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想法，有希尔施也参加的哥达代表大会〔一八七七年）上的决议可以证明。那里所通过的决议，卡·希尔施和莫斯特都赞成的，就是我们行动的准绳。至于通过保护关税俾斯麦是否会得到几百万，则于我们完全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见到，在目前情况下保护关税对于工业是必要的。在这个见解上我们有分歧，而且不止在一种情形下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我们议员有分歧，而且全党也有分歧。例如，奥艾尔是狂热的保护关税派，而盖布和布洛斯是同样狂热的自由贸易派。赫希柏格拥护无条件的自由贸易，而伯恩施坦拥护有条件的保护关税等。
使我们在国会中丢脸的，不是我们的表决，而是发言的内容贫乏。对于凯泽尔有关铁的关税问题的不幸的初次发言，没有人能比我们更加恼火了，他也没有少受责备。瓦尔特希本应该作总发言，而在第一次总辩论中没有能讲话，而当他在第三读发言时，他被安排得这样不幸，以至我们不得不因他未犯错误而欣喜。这是件倒霉事，我对这也不满意。
此外，使我们这次代表显得疲惫无力的是（除开各式各样的打断发言，这种打断发言单是我在粮食关税问题中就遭到二次）会期过长，这迫使我们差不多全都经较长时间才能回家并时常缺席，再就是钱财缺乏，不敷这样长期应用。您在国外完全不了解，差不多我们每个人要克服的困难。假如我有一次在选举中落选而得以闲散几年，那我将不会视为不幸。
至于您关于新机关报的态度所表示的担心，我不再深论。报纸在这里，请您评判。如果您和马克思不满足于这报纸的某个方面，就请您们帮助改善，同时请您们多多给它写文章。
明天我把您来的文件寄给白拉克（附带说，他因患病，几乎一切都不知道），而后由那里寄往苏黎世。
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友谊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