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倍倍尔！
　　我们为了你大吃一惊。一星期以前，星期五晚上约十时，协会有两个人到我这里来问：已有两期《公民》报上登载着你去世的消息（还有死者小传），不知是否属实。我认为这极不可信，但也说不出确定的东西。因为有个无聊的人坐在我这里，虽然我不再讲一句话，可是他仍不想走，所以我到十一时后跑到杜西·马克思那里，见她还未就寝。她订的《战斗》报同样有死者小传，而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认为没有疑义。所以大家都惊惶失措。德国党所遭到的这个极大不幸，至少是很可能了。英国报纸专注意于埃及的欢庆，关于这事什么也没有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星期六晚上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也未到，这是常有的事。幸而我在星期日早晨见到杜西收到了她的报，这报的内容使这个消息极不可信。在咖啡馆里查看德国报纸，从来就没有希望，因为它每天换新的。我们就这样在烦恼的忧疑之中，一直到星期一晚上《正义》报终于到来，那上面有正式的否认。
　　马克思也正是这样。他是在日内瓦湖畔的维卫读到了反动的《日内瓦日报》上的记载，它自然是当作确凿无疑的事情来叙述的。他就在当天以极惊惶的心情写信给我。他的信正是那个星期一晚上到达，我还来得及趁早邮班把喜信告诉他说，这一切都是捏造的。^[1]
　　不行的，老青年，这样年轻你不可以溜走。你比我年轻二十岁，并且在我们还要一起打许多快乐的仗以后，你还有责任仍旧掌舵，即使我扮完了我最后的丑相。因为凡被误传死亡的人都应该长寿，所以你现在被判定为长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