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女权运动的意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3 女权运动的意义

　　当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引起了人们对全球范围内妇女受剥削和压迫问题的注意。这是女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贡献。她们渴望揭示出性别主义中的不公平，妇女们几乎仅仅把焦点集中在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上。不幸的是，它使女权主义看起来更像是两性之间的战争宣言而不是一场结束性压迫的斗争，一场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变革的斗争。白人妇女解放论者的花言巧语之下所暗示的意思是男性从女权运动中什么也得不到，女权主义的成功将使他们成为失败者。好斗的白人妇女们特别热衷于把女权主义运动变成一种妇女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特权。她们的愤怒、敌意和激动如此强烈，以致于禁不住把运动变成了一个她们发动攻击的公共讲坛。尽管她们有时把自己看作是“激进女权主义者”，但她们的反应却是反动的。从根本上讲，她们认为所有的男性都是所有女性的敌人，并且提出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女性国家、隔离的社区来解决这一问题，甚至还提出要镇压或者消除所有的男性。她们的愤怒可能成为个人解放斗争和变革的催化剂。它也鼓励与其他妇女结合来提高认识。它没有加强公众对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的重要性的理解。
　　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引发了两性之间的战争。从传统上讲战场是在家里。近几年来，这种战争发生在任何公共的或私人的，有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居住的地方。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在它没有被机会主义的反动力量同化的时候）在于它为两性提供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见面场所，为批评、斗争和改变提供了一个空间。女权运动可以结束两性之间的战争。它可以改变关系使构成人类关系特点的疏远、竞争和非人化被亲切、共鸣和关爱所代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女权运动的正面含义常常被自由组织者和参加者所忽视：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发言人坚决主张妇女拒绝给他人当奴仆的角色，她们没有兴趣使男人们或甚至是其他的妇女们相信女权主义运动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她们非常自恋地仅仅关注女权主义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把她们自己的经历普遍化。建立一种有着广泛基础的妇女运动永远也不是她们议程中的问题。在成立了很多组织后，领导者们表达了一种希望参与者更加多样化的愿望；她们希望那些不是白人、在物质上没有特权、非中产阶级或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参加进来。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从来就认为没有必要向广大的妇女解释女权运动的重要性。她们相信自己对社会平等的强调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认为这种思想有着其自身的吸引力。从战略上讲，不强调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运动、基层的组织、不让每个人都了解女权运动的积极意义，使女权运动显得只与那些参加了组织的妇女有关，从而使之处于一种脱离社会的边缘状态。
　　最近对女权运动的批评突出了这些失败之处，而没有强调修改策略和中心问题的必要性。虽然当代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着缺点和不足很好地建立了起来，甚至还变得制度化，但如果我们想建立一种真正的结束性压迫斗争的女权运动，就必须对它的方向迸行尝试和改变。为了这项斗争，我们必须在分析的一开始，就让人们注意到消除性压迫可能会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所带来的积极的、变革性的影响。
　　很多当代女权主义的积极分子们认为消除性压迫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所有其他压迫的首要矛盾和基础。种族主义和阶级结构被认为是从性别主义中产生的。这种分析方式所暗示的是认为在把注意力集中到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上之前，有必要先消除性别主义这一“最古老的压迫”和“首要矛盾”。认为有一个压迫的等级制度的存在，并且性别主义处于第一位，会引起一种不必要的竞争性关注。虽然我们知道性角色的区分在最早期的文明中就已经存在，但对这些社会的了解却不足以让我们对妇女受剥削或压迫的状况下最终的定论。古代黑非洲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明，那里可能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种族问题和阶级社会。存在于西方世界的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可能与统治世界的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是主要受到西方哲学影响的压迫形式。在西方背景中它们可以得到最充分的理解，但不是通过一种人类发展的进化模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有形式的压迫都受到传统西方思想的支持。西方文化思想中的首要矛盾是相信优秀的可以统治劣等的。在《种族主义和群体压迫的文化基础》中，哲学家约翰·霍奇（John Hodge）认为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是美国所有压迫形式的意识形态基础。
　　性压迫有着第一位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是其他所有压迫的基础，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控制大多数人经历的做法，无论他们的角色是歧视者还是被歧视者，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它是大多数人甚至还不知道其他的群体压迫存在之前就已经从社会的角度接受了的统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消除性压迫就可以消除其他形式的压迫。所有形式的压迫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受到类似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支持，因此一种剥削体系不可能在其他压迫体系依然保持完整的情况下被消除。在消除所有形式的压迫的斗争中，向性压迫挑战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与其他形式的剥削不同，大多数人是在家庭背景中目击和（或者）经历性别统治的。而我们是在家庭之外更大的社会环境中目击和（或者）经历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的。霍奇在他的文章“双重文化及其范围之外”中强调我们社会中的家庭从传统上和法律上都“反映了有等级的和强迫的权威统治的双重价值”，这在父母—孩子和丈夫—妻子的关系中可以得到验证：

　　大多数孩子正是在家庭的形式中首次学会了等级制度和权威统治的意义和做法。在这里他们学会了接受对他们这些非成年人的群体压迫，并且学会男性至上的理论和对妇女的群体压迫。在这里他们知道了男性的角色是在社会中工作，控制家庭的经济生活和给与物质和经济的奖赏或惩罚，而女性的角色只是在男性的经济统治下以母亲的身份提供情感上的温暖。正是在这里他们首先知道并且把上—下、优—劣和主人—奴隶的关系作为“自然的东西”加以接受。

　　即使在没有男性的家庭中，孩子们可能也会通过他们与母亲和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以及对性别角色模式的严格划分来学会评价控制和权威统治。
　　在大多数社会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血缘结构：一个通过血缘、遗传或感情结合而连接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的地方；一个有着关爱的环境，尤其是对那些因太小或太老而无法照顾自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大家共同享用资源的空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性压迫歪曲了家庭的积极作用。家庭的存在是一种空间，在里面我们从出生开始便社会化地接受和支持压迫的各种形式。霍奇在讨论统治的文化基础时强调了家庭的角色：

　　传统的西方家庭有其权威的男性统治和成年人统治，它是首先要求我们把群体压迫作为一种自然秩序来接受的主要的训练地。

即使家庭给了我们关爱，但同时也在教育我们这种爱与拥有统治他人的权力相比是不重要的。权力斗争，强迫性的权威统治和对统治的残酷的维持形成了家庭生活，因此家庭常常是产生极度的灾难和痛苦的地方。于是个人便自然地逃离家庭。家庭也就自然地分解了。
　　当代女权主义者对家庭的分析常常在暗示，成功的女权运动既可以废除家庭为开始，也可以导致家庭被废除。这种想法使很多妇女感到恐惧，尤其是非白人妇女。（瓦莱利·阿莫斯和布拉蒂哈·帕玛在她们的文章“挑战帝国主义女权运动”中认为欧美女权主义者讨论家庭问题的方式是有着民族优越感的，它使黑人妇女远离女权主义运动。）白人妇女积极分子可能首先把家庭视为一种压迫体系（它可能是一种她们在其中经历严重的虐待和剥削的社会结构），而很多黑人妇女却发现家庭是剥削最不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家庭中存在着性别主义，但我们可能会拥有尊严、自我价值和人性，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家庭以外的世界中所没有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要面对所有形式的压迫。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知道，家庭不只是由丈夫、妻子和孩子或甚至是血亲所组成的家族；我们还知道由于在各种不同的家庭结构中都普遍信仰性别主义而产生的破坏方式。我们希望能够确立家庭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知道家庭纽带对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们来说是惟一永久的支持体系。我们希望在不贬低家庭生活的条件下消除其中由性压迫而产生的虐待因素。
　　女权主义讨论中对家庭生活的贬低常常表现了这场运动的阶级本质。特权阶层的个人依靠很多制度上和社会方面的结构来确立和保持其利益。资产阶级妇女可以批评家庭但不相信她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放弃关系、关心和保护的可能性。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她还可以购买关心。由于很多在女权运动中非常积极的资产阶级妇女是成长在现代核心家庭中，所以她们尤其服从于由性压迫所产生的对家庭生活的反常行为；也许她们拥有物质待权，但却没有享受长久的家庭关爱的经历。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贬低使很多妇女远离了女权运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女权主义是一项旨在改变家庭关系的激进的政治运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坚持认为家庭结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加强统治的模式，由此来对家庭生活加以肯定。女权主义向在我们意识中的西方哲学思想挑战，这种思想认为家庭生活基本上是破坏性的。通过这种挑战女权主义将解放家庭，于是它便可以是一种肯定的、积极的、以性别差异和性取向为基础的没有压迫的血缘关系结构。从政治上讲，白人至上主义的父权制国家依赖于家庭来向它的成员们灌输支持等级控制和强权的价值。于是，这个国家在确立女权运动将破坏家庭生活这一观念时便有其既定的利益。社会学家巴里·桑妮（Barrie Thorne）在《重新考虑家庭：一些女权主义问题》中收录了一些文章，她指出女权主义对家庭生活的批评被新权力组织在他们的政治战役中所利用：

　　在女权主义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有关家庭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有要求堕胎的权利、有要求通过立法来规定家庭的顺序和性安排、要求挑战男性的权威、改变妇女的经济依赖和独自抚育孩子的责任等等——是最有争议性的。

　　女权主义者在家庭问题上的立场降低了女权主义的重要性，使之容易被同化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人们担心家庭正在解体，而那些成为家庭成员关系特征的攻击、侮辱、虐侍和暴力掩盖了家庭生活积极的方面。不能让人们认为反对女权主义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途径。女权主义积极分子需要肯定家庭作为血缘关系结构的重要性，它可以使人类繁衍并且养育他们；可以生动地表现性压迫和家庭瓦解之间的关系；它还可以用实际和幻想的例子向我们说明，当不公平的权威被一种自治的思想、共同的责任和亲密的关系所取代后，家庭是什么样的以及它可以成为什么样子。结束性压迫的运动只是一种会在所有家庭中加强和维持家庭生活的社会改革运动。
　　在目前的家庭结构中，个人学会了把性压迫当作“自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且愿意支持其他的压迫形式，包括异性统治。有关这个问题霍奇这样说道：

　　在家庭中所表现出来的统治——成年人统治孩子，男性统治女性——都是群体压迫的形式，它很容易被转化成对那些被“种族”（种族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宗教”或“其他手段”所定义的人群的“合理的”压迫。

　　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破坏这种统治的文化基础上的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加强了其他的解放斗争运动。为消除性别主义而斗争但并不支持结束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的个人，其实是在破坏她们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成就。为消除种族主义或阶级主义而斗争但却支持性压迫的人们，实际上是在帮助巩同所有群体压迫形式的文化基础。虽然他们发起了成功的改革运动，但他们的努力不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他们总体上与压迫的矛盾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矛盾，否则的话，他们每天都将在破坏他们自己的基本工作。
　　但不幸的是，不仅仅是在政治上幼稚的人没有认识到压迫的形式是相互关连的，聪明的政治思想家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盲点。如弗兰茨·法侬、阿尔伯特·迈米、保罗·弗瑞尔（Paulo Freire）和艾米·西塞尔（Aimé Césaire）这些男性，他们的作品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本质，但他们在其作品中也常常忽视性压迫问题。他们反对压迫，但只是从需要自由的受压迫“男性”的角度来定义解放的含义。弗兰茨·法侬在他的重要著作《黑皮肤，白面具》的第一章中描述了压迫，把殖民者与白人等同起来，把被殖民者与黑人等同起来。到书的结尾，法侬写到了有关克服疏远的斗争：

　　这里考虑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那些拒绝把自己封存在物质化的过去里的黑人和白人将联合起来。从另一方面讲，对于其他很多黑人来说，联合只有通过他们拒绝接受目前的定义才能实现。
　　我是一个男人，我必须夺回的是世界的整个过去。发生在圣多明戈的反叛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每当一个男人把精神上的尊严贡献给胜利，每当一个男人对征服他朋友的企图说不，我的感觉与他的行动是一致的。

　　在保罗·弗瑞尔的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中，有一篇文章帮助我们很多人产生了政治觉醒，它有一种把人类解放说成是男性解放的倾向：

　　因此解放就像婴儿的诞生，是痛苦的。出现的人是一个新人，他只有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为所有人的博爱所代替时才能生存。或者换句话说，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产生于把这个新人带到世界上的阵痛之中，这个新人不再是压迫者，也不再是被压迫者，而是处干实现自由过程中的一个人。

　　（在与弗瑞尔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完全支持对他的作品的这种批评并且强烈要求我让读者也知道这一点。）这些翻译文章中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并不妨碍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认同或者学习它的内容。这一点降低了但并没有否定这些作品的价值。但它也的确支持和延续了性压迫。
　　很多有关革命斗争的政治作品中以及赞同革命政治主张的男性的行为中对性压迫的支持破坏了整个解放斗争。在很多国家人们都投入到解放斗争之中，妇女从属于男性的思想被抛弃，危机的形势迫使男性接受并且承认妇女是他们在斗争中的同志，如在古巴、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但当危机时期过去的时候，旧日的性别主义模式常常再次出现，于是形成了对抗，政治团结也被削弱。如果消除性压迫的职责是形成所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它便会加强和肯定所有的解放斗争。女权运动对于所有渴望结束压迫的群体和个人来说都应该是首要的问题。很多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的斗争）中去的妇女耗尽了她们的精力，因为她们要不断地面对和处理性别歧视、剥削和压迫。为了继续的斗争、团结和消除一切统治形式的真诚的许诺，为了它们的利益，激进的政治活动家们不能再继续忽视和远离性压迫问题。
　　当个人认识到需要为反对一切压迫形式而斗争的时候，便达到了政治觉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对性压迫的斗争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不只是对于妇女而言。在把我们从可怕的性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力量方面和在使其他解放斗争激进化和使之更新的潜力方面，女权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