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赋予阴道以力量：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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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阴道以力量

　　我们不想穿着女装长个阴茎
　　我相信麦当娜的力量，相信她长了睾丸，配做新女性主义的保护人。

　　——凯特·滕特勒：《小镇之声》^[1]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首次去欧洲朝圣。年轻的美国艺术家，只要决心过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富有激情，甘居边缘，冒险刺激——那么欧洲之旅就是开始这种生活所必需的。黑人身份、女性、工人阶级、在南方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小镇长大，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礼拜天上午去教堂，这一切很卑微，但都不曾让我想到激进的先锋艺术这扇美妙之门会因此对我关闭。家庭、地域、宗教禁锢限制了我，让我内心孤苦无依。在我的想象中有一个激进的艺术幻想家组成的神圣家园，盼着我去加入，但我知道自己却与之渐行渐远，每每让我心碎。我的童年时代就是在这种痛苦中度过的，梦想着最终能够找到归家之路的时刻。在我的想象中，家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地方，一个认同与和解的地方，一个让我可以自由自在进行创作的地方。
　　欧洲是这种追寻必须的起点。我那时认为那里不会有这里的这种种族歧视。它丧失人性，摧残黑人的创造力，简直无处不在。想象中的欧洲是艺术和文化自由自在的乐土，没有限制，没有樊篱。我在书本上了解到的和从海外黑人作品中读到的就是这样的欧洲。然而，我发现的欧洲却不是这样。我足迹所至的欧洲，种族主义一直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是对“古老原始”和“异国情调”的激情而已。我和朋友初到巴黎，出租车司机就把我们带到一家旅店，四周墙上挂着黑人女性的裸体画像。所到之处，我遇到的都是对黑性的接受和渲染，只是这种黑性仅限于表现原始风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洲白人不断鼓励我和他们一道，宣扬欧洲是一个比美国文化更开放的地方，自由多，种族偏见少。有时候，他们告诉我，欧洲人跟美国白人不同，信奉一位黑人圣母不成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文化能超越种族和种族偏见的证据。而且，欧洲朋友们坚持让我到蒙特塞拉特山^[2]朝圣，自己亲自去看看。在黑人圣母的神殿前，我看到长长的白人朝圣队伍。他们祈祷着，哭泣着，渴望触摸、爱抚她，渴望得到这位神秘的黑色女圣人的护佑。在他们的想象中，她的存在就是奇迹的最好体现，与她在一起就是进入极乐之境。的确，只要进入这座圣殿，种族、阶级、性别、国籍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希望和可能在眼前显现。然而，这一刻一点也改变不了圣殿外面那片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种种支配关系。超越现实的可能只存在于神圣的想象世界，但无人可以一直呆在那个世界里。
　　我的欧洲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回国后我也没有成为波西米亚艺术家。为了获得学术上的成功，为了能够成为我以前从未想过要成为的那种人物，我殚精竭虑，绘画和写作这样的创造性工作被推到身后。到如今，我仍然感到学术界如同我儿时成长的那个世界一样，让我有种身陷囹圄的感觉。冥冥之中有一处地方，它是豪放的梦幻般的艺术家园，能哺育滋养创造力。时至今日，我仍然紧紧地抓着那个梦想不放。
　　在谈论麦当娜是一个文化偶像这个话题前，我与大家分享这些记忆和思考，把它当做开场白，对麦当娜对我意味着什么做一个交代。我早先迷恋麦当娜并不是有多喜欢她的音乐，而是喜欢她的存在。她的形象如同黑人圣母一样唤起希望和可能，唤起对自由的憧憬。她代表了女性主义的形象，因为她敢于跨越性别歧视的界限；她代表了波西米亚的形象，因为她敢于冒险，敢于承受风险；她代表了勇敢，因为她表现了一种复杂动态、不断变化的主体性。她热情奔放，纵情快乐，却又深谙规矩。对我和许多其他身陷学术圈的年轻女性主义“嬉皮一族”而言，麦当娜象征着未被压制的女性创造性和力量——充满性感和诱惑力，既严肃又强壮。她身上蕴含着我/我们身上激进冒险的那部分女性自我。为了在体制化了的主流世界、在学术圈出人头地，我/我们每天都必须压抑那一部分自我。在很长时间里，她的越界行为是灯塔，是一束指明方向的光，为女性“女性主义”艺术家争取权益，即臻于文化意义上的完整，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近来，麦当娜在公开场合重新展现自我的外在形象偏离了早先颇具政治意味的越界女性艺术形象，众多女性主义崇拜者目睹这个变化，心中不免觉得遭到背叛并且生出失落感。我们渴望见到那位物质女孩^[3]成熟之后，仍然还保持一种富有颠覆性的女性主义精神。我们怀有这种渴望，部分原因是想见到严肃的激进女性主义文化偶像能够证实女性主义的预言，即性别歧视试图限制、确定、塑造我们的文化身份和命运，但并不会一直得逞。随着我们这样的女性自身变得不断成熟，麦当娜的这个转变可能标志着一切激进形式的终结，无论是社会激进，性别激进，还是文化激进。许多崇拜麦当娜的女性主义者对此深感忧虑。我们如此需要她那种形式的反叛。那些决心至死不渝地捍卫激进女性主义妇道观的女性们面对的是一个鼓励背叛的文化。她们呼唤着一个能够与男权对抗、与“权力较量”的女性主义偶像。在很长时间里，麦当娜就是那个偶像。由于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目前遇到巨大阻力，我们热切盼望出现一些女性偶像，能够让世人看到尽管反女性主义来势汹汹，但我们仍然能够取得胜利。最不堪的是，那些曾经声援女性主义、支持女性要求终止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人，现在却表现得好像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那么非做不可了。这些人更加直接地威胁了女性主义对文化和社会的改造。因此，当麦当娜似乎放弃了先前女性主义的抱负和决心时，我们大家都为此感到难过。
　　目前，麦当娜在公开场合重新展现自我形象，她采取的方式就是否定和抹去自己早先支持女性主义的立场。立场上的这种重大倒退最初只是隐隐显现，但1992年麦当娜在时尚杂志《名利场》^[4]十月号中展现出年轻性感尤物的形象，这种倒退便被公之于众。一方面，《名利场》中麦当娜与莫琳·奥尔特^[5]的访谈反映了麦当娜对积极主动的女性性存在看法激进（该访谈配有一个撩人的标题：“物质女孩的性革命/进化”），但另一方面，随文配发的却是无聊老套的幼稚色情图片，两者间的差距令人瞠目。三十多岁已是熟女的麦当娜将自己再造为年轻性感尤物，大概是为了能继续抓住公众的兴趣，博取大众男权社会尽可能长久的色情凝视，以此维持自己的刺激与快感。这暴露出在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女性的衰老如何瓦解所有女性对激进政治和女性主义信仰的追求。麦当娜对大众的吸引力大多根植于叛逆青春这个传说。在文化形象经济中，这个迅速长大成熟的“物质女孩”又能有什么作为呢？麦当娜将自己再次塑造为小姑娘，主要是为了能钻个空子，以便保持永远年轻的形象。再次回到操场上的小姑娘这个性符号，麦当娜抛弃和背叛的是她早先对性别歧视、对女性性存在进行具体表现的强烈质疑；通过这些照片，她宣告同意由男权和异性色情窥视所极度操控的形象生产领域对自己进行表征。
　　那个敢于挑战现状的“热辣”的麦当娜不复存在了。《名利场》的那些照片无任何“激烈”之处，甚至没有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些照片并未引起我的强烈反应。看着那些照片，我感到的只是悲哀。麦当娜曾经无所畏惧，对歧视女性性存在的机制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而在这一切之后，处于力量巅峰的她却停止了与那个制度的对抗。她的新形象没有刺人的锋芒。在《性》这部书中，那种颠覆性风格的失落更加明显。转眼之间，麦当娜的形象不再具有政治意义。相反，随着《性》的发行，麦当娜担当起文化享乐主义大祭司的角色。这种文化享乐主义青睐的是对性愉悦无限制的生产和追求，来替代激进、解放的政治实践，后者才给我们身心带来自由。
　　《性》鼓吹以普遍享乐取代对抗。不断变换的激进主体性是麦当娜早先对抗刻板僵化身份的最精华之处。这种主体性敢于标新立异，愿意冲撞挑战，改变现状，而不是浅薄地裸露炫耀。我记得麦当娜在《物质女孩》这种早期影视节目中显示性的自信与风采。她在《夜线》^[6]节目中说她的底线就是不能涉及对女性的暴力、侮辱和损害其人格。但现在消失的恰恰是这种立场。正如苏珊·博尔多^[7]在论文《“物质女孩”：后现代文化的消失》中所说，不屑顺从的意愿是“通过前赴后继的政治斗争而不是通过标新立异的解读来实现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当娜向现实妥协，但恰恰是在这个文化时刻，她却还在坚持自己属于激进派，宣称“此时此刻我认为自己是革命派”。她声称《性》会起到政治作用，将“打开某些人的思维”，可能会引导读者去接受并宽恕各种不同的性表现。具有讽刺性的地方在于，对于那些习惯于消费各种男权色情和/或所谓的进步色情物的看客而言，《性》并没有提供什么新形象。每次翻开《性》就让我想起高中毕业纪念册。版面设计显得业余，不停变换的字体和风格让我回忆起为高中毕业纪念册而召集的那些会议，我们在会上同意纪念册怎么做都行，但每个人的愿望都要得到表达。《性》中这种不经意的效果看来是刻意为之。在本该高中毕业生和他们的同窗展露面容的地方，麦当娜给我们呈现出五花八门的性形象，其中许多看起来好像是从《玩家》《花花公子》《女性爱》^[8]等杂志上挪过来的，当然有一点特别不同——主角全是麦当娜本人。
　　这个非比寻常的淫秽色情集可能会吸引一大群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消费者）。他们也许从来不会到能够找到这类东西的地方去寻找这些东西。但说它能改变人们对性行为的看法，这一点让人怀疑。尽管麦当娜大肆宣传，让人们相信她是一位为广大观众介绍越界主体的激进梦想家，但事实上，广告、录像、电影、电视早已开始利用这些形象。麦当娜实际上只是那个利用性和身体表征牟利的市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个链条专门关注那些曾一度被视为“禁总”的形象。为了使宣传成功，这个物质女孩必须称她的形象与众不同，独到新颖。当然，主要的差别在于，她作为文化娱乐人和文化偶像占有的空间能让她的观众人数远远超过淫秽图片和进步色情的传统消费者的人数。尽管麦当娜希望进行激进干预，但绝大多数读者仍然以传统淫秽物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性》。这本书仅能用来激起窥阴意淫的性快感，而这毫无激进之处。
　　《性》中最激进的方面在于对同性爱形象的利用。这种利用并不特别。《新闻周刊》论及这种利用，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新潮做法，并在对《性》的评论中称：
　　随着打压同性恋成为美国最普遍的仇恨罪，同性恋形象因此变得肆无忌惮，被主流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自从首次装扮玛丽莲·梦露，麦当娜就以身份作为自我防御的形式，演尽了异装皇后这一角色。她搜遍同性恋亚文化的密室来找寻自己的灵感，失去的却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她不仅仅在追随性主流，而且她追随的是同性恋主流。在这一点上，她是先锋。很难想象一个不同时代的重要名流能出《性》这样的写真集，而且还能活下去——把自己变成男同性恋根本不可想象。
　　换言之，在今天这种野蛮的市场经济下，她竟然愿意消费同性恋色情和/或同性恋形象，这一点与反仇视同性恋和反异性恋的文化意愿背道而驰。
　　男权色情一贯私下利用同性恋色情。在色情性享乐原则的大框架之内，无论做什么都行，一切禁忌皆成为混合快感的一部分。这种体验并不意味着消费这些意象的人不激烈地维护异性恋并保持对同性恋的恐惧。窥淫欲，或通过幻想体验一下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认为是禁忌的性行为，并不标示着性身份与性传统有什么断裂。仅仅只是描绘这些形象，将之推向大众市场，这么做其本身并不属于什么颠覆性干预，其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些决裂、挑战的效果。
　　即便麦当娜经常用刻板的同性恋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的方式来表达男同性恋体验，她在整个生涯中还是利用了男同性恋亚文化的许多精彩之处。（影片《与麦当娜同床》^[9]中可见一斑。她的伴舞者大多是非白人男同性恋，她坚持他们是“情感残疾人”，需要她来扮演“母亲”，对他们加以指导管教。）这种女/男家长式的想法与流行文化中所谓在异性恋框架内同情地构建同性恋体验的历史相吻合。流行文化把同性恋表现为变态、颠覆、狂野，是一种“恐惧”，它既迷人又有意思，但宗其根本还是一种“恐惧”。
　　她的这种非颠覆性表征从《性》的每一页呼之欲出。该书的最初几页展示的是麦当娜和两个女同性恋激进分子在一起的图片，实际上把女同性恋者在视觉上构造成怪物。各种图片都在显示麦当娜与她们的关系，突出表现麦当娜的形象代表着异性恋的规范，一幅“理想女性”的形象。在好几张窥淫者和/或被窥者的图片中，麦当娜处于视觉的中心，而那对女同性恋伴侣则总是处于边缘。大众传媒用男同性恋恐惧症的视角构建男同性恋行为，不断强化刻板的印象，即男同性恋都虎视眈眈，急于扑向天真无邪的异性恋。麦当娜就是天真的象征，而那两个女同性恋代表着满腹邪念。不像麦当娜，她们没有结实强壮的身体，没有一幅装点靓丽、营养充足、绝对美国式的面孔。有一张图片中，麦当娜和那两个女人保持一段距离，表情痛苦不堪，好像到了一个她不该到的地方，好像与她们为伍深深刺伤了她。这是该系列图片中最有力量的非色情或非淫秽的形象。这是一种鲜明的对比，麦当娜总是出现在这些形象面前，仿佛她虽然与她们在一起，但又并非与其为伍。以这种姿态出现的麦当娜诱使在性行为上符合既定规范的读者想象他们也可以消费表现差异的形象，参与到所描述的性行为中，但同时可以不与之有染，不为其所变。
　　麦当娜体现出资本主义男权色情权力的最高表达，在《性》中的表演可以说达到了窥淫的极致。她窥视，然后要求我们随着她看过去。从头到尾，读过麦当娜开篇所言的读者们知道，我们看到的不是实拍的图片，而是经过精心编造的性演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凝视是受人指引、被人控制的。我们得花钱才可以观看，就像麦当娜得出钱才能让那两个女人跟她一同出镜。我们的视线总是而且只可能被她引向她希望我们看的东西。这就意味着所谓对同性恋色情和同性恋行为的描述反映的只不过是她的窥淫观。允许我们看到的男同性恋性行为正是被这个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角度所塑造、所传达的。
　　在麦当娜的色情凝视域里，男同性恋被重新表现为男权色情性享乐主义文化叙述框架内的一种比喻。整个《性》中所呈现的男同性恋并未呼吁认同差异、接受差异。相反，它只是要求对差异进行利用，最终废掉它的功力。消费窥淫色情通过利用的方式暗示：关注的中心必须总是异性恋，而不是同性色情/同性存在。因此，它损害了男同性恋的身心。男同性恋于是仅仅成为异性恋快感的延伸而出现，只是异性恋快感的一部分，而不是另一种性选择，不是一种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性欲表达方式。
　　最终一点，《性》中的同性恋形象尽管前所未有地呈现于主流观众面前，但其描述的方式却并不要求读者对其出现的背景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敬意和理解。实际上，这些同性恋形象的呈现，仿佛形成于异性恋想象中，因此使得异性恋者和/或同性恋恐惧者可以共同分享麦当娜的窥淫关系，窥探、观赏同性恋，而不必将那种快感与争取男同权利的反抗斗争相联系，不必将其与要求异性恋放弃歧视相联系。在起始的几页里，麦当娜在一个男同俱乐部里，身边围着一群男子，这一形象让人产生侵害的意念——入侵那个即使不是实际意义至少也是象征意义上的封闭空间。那个封闭空间是个禁区。即使在男同色情/男同性存在领域里，麦当娜的形象说明的也是篡夺、占据、征服。麦当娜一直把自己作为异性恋展现在《性》中，她的形象也是异性恋的主要表达方式。麦当娜模仿了奴隶经济下庄园监工的角色，巡视了性享乐主义的领地，那是她的“男同性恋”自由，她的他者领地，她的丛林。这里和常见的一套并无二致。更重要的是，呈现这些形象的方式延续、维护了体制化了的同性恋恐惧的支配地位，对此并没有进行批判和质疑。在《性》的语境中，男同性恋文化总是与男权统治制度联系在一起，通过异性恋色情凝视勾勒出来。
　　《性》没有认为对男同性恋的表征有问题，对虐恋也是如此。虐恋已经不再是一种遮遮掩掩的行为，用来获利的性禁忌中就有它。这种情节常常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中上演。然而我们在主流媒体中（《性》也不例外）却从未看到双方自愿、只为追求性快感的激进性形象。自愿源于交流。然而我们在主流媒体和《性》中看不到自愿。这些性行为象征被用来制造惊悚或刺激，所以虐恋失去的正是这种主体对主体的意义。麦当娜虚构的虐恋独白中没有一处显示出双方协商或相互赞同。不论是图片还是文字，虐恋仅仅被表征为惩罚。对性虐的狭隘理解无法成功地刻画出虐恋是关于痛苦与权力的一种性仪式。不管惩罚到何种程度，最关键的还是要获得快感。
　　在她那首对虐恋无所不知的说唱中，麦当娜摆出一幅老师和权威的架子，给我们讲述了从权威人士那里得来的真理：“我曾与一位女施虐者交谈过，她说虐恋的定义是让一个你知道永远不会伤害你的人伤害你。它总是双方共同的选择。你们之间有不言自明的协议。”然而在麦当娜的脑海中，选择总是要么伤害对方，要么被对方伤害。正是这种变态的激进性行为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虐恋与性无关。我认为虐恋与权力和权力的争夺有关。”虽然虐恋的确与权力有关，但虐恋也与妥协有关，即竞争较量的对立面。
　　麦当娜以导师自居，将《性》当做操作手册加以出售，冒用了众多虐恋者们进步的声音和身体，这么做十分危险。她暗示异性恋男性对女性施暴就等同于当事双方都默许的施虐—受虐，这是她对虐恋最反动的曲解。麦当娜对虐恋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在开场白中她说：
　　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女性处于受虐关系中，知道这种关系，愿意维持这种关系，她们一定是自找虐待。我想有人会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我敢肯定许多处于受虐关系中的妇女并不想那样，她们经济窘困，有一群孩子要抚养，不得不这么做。但我有些朋友既有钱又有学识，但仍然维持受虐关系，所以她们定有所图。
　　这段话表明麦当娜对家庭暴力一无所知，她却仍然带着男性性别主义者所具有的欺骗和傲慢来炫耀自己的无知，那些男人用同样站不住脚的逻辑来容忍、支持和放任对妇女的暴力。
　　这些言辞比《性》中任何视觉形象都更能表明麦当娜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决裂。这些话反映了男权立场，不仅不负责任，而且相当危险。麦当娜利用她文化偶像的地位来支持对女性施暴。最可悲之处在于，这些话插在这里毫无缘由，与异性恋虐恋视觉形象没有任何关系。通过这些话，麦当娜把《性》作为平台，来表达右翼分子反女性主义的情绪。如果在另一个语境中表达这种情绪，则可能会激起公众的抗议和愤怒。
　　麦当娜坚持认为“虐待和虐恋的差别就看是否负责任”，并以此来结束她的宣言，利索地将注意力从“选择”这个真正的问题上引开。如果关注选择而非责任，她就无异于承认在男权文化中，即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受到提倡，男性对女性进行肉身施暴、性施暴得到社会认可的文化中，想要促进男女双方自愿加入异性恋权力游戏，这样的开放型文化气候在任何领域（包括性领域）都不存在。很少有女性能在异性恋关系中选择虐恋的自由。跟麦当娜所言截然相反，女性的阶级力量虽然能提供逃避的手段，却很少能缓解男性暴力。毫无疑问麦当娜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她却对讨好取悦反女性主义的公众更感兴趣。这个歧视女性的厌女公众对女性和暴力所作的表述和她如出一辙。麦当娜对色情所作的评论也有类似的问题。
　　麦当娜把男同性恋当做越界符号，以及她对虐恋的津津乐道，往往转移了人们对她使用充满种族意味的形象的注意。批评家称赞她引起主流对同性恋性爱的关注，却对种族问题一言不发。然而白人至上的文化叙述从头至尾交织在《性》的视觉文本和文字文本中。尽管麦当娜有移民背景，祖上为深肤色少数族裔，但她最大的成功却与她代表着金发美女这一点紧密相关。通过继承玛丽莲·梦露的衣钵，麦当娜公开表明她渴望遗弃自己的少数裔和肤色传统，来跻身白种理想女性这个文化空间。在“白色”一文中，电影评论家理查德·戴尔^[10]描述了好莱坞美化白人女性气质的方式与白人至上的审美标准如出一辙。戴尔强调梦露的形象“不可避免而且必然是白色的”，他让我们注意这个事实：“好莱坞魅力四射的规则是依据白人女性发展起来的，是要赋予她们一种光焰，与流行的基督教超验修辞相呼应。”重要的是，只有“白”肤色的女性才可能被想象成天真、美德、超然。这个事实验证了我的欧洲白人朋友的断言。他们认为，要想允许白人把黑人女性神圣化，崇拜一位黑人圣母，在美国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空间。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结合在一起，使白人，甚至一些黑人也认为黑人圣母不可想象，因为圣母形象象征着纯洁天真。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意象中，黑人女性被刻板地描述为经验老到，动机不纯。母仪天下、气质柔弱是圣母形象的精髓。因此，黑人女性身上永远不可能包含那种女性气质。
　　在白人至上文化中，要想跻身神圣女性这个空间，女性的肤色必须是白色，头发还必须是金发。在《性》开始拍摄之前，麦当娜的头发恢复成自然色黑色。然而她的公共形象设计师们坚持让她把头发染成金色。《娱乐周刊》报导说麦当娜有些不情愿，但发型师告诉她：“这是你的书。如果你想做浅黑肤色的女人，我毫无异议。但黑白照中，金发更显美。金发意蕴更丰富。”金发反映并包含着白人至上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主导着我们的大众文化想象。金发能讲话，而且还意味无穷。同时，麦当娜还借用欧洲演员迪塔的身份和她的日耳曼服饰，明显摆出与法西斯、纳粹和白人至上文化相连的姿态，尤其当这种借用与性享乐主义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麦当娜体现出一种对“白性”的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强调纯洁的内涵和纯粹的形式。实际上，她乐意扮演玛丽莲·梦露这一人物形象证明了她对白人文化观的投入，这个文化观与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紧密相连。浅肤色对深肤色的征服重演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统治本土美洲裔、非洲裔等族裔的场景。在对白性的表征上，戴尔说：“成为白人与人类无比丰富的多样性紧密相连。”他解释说：“如果我们要了解白人统治世界所带来的诸多历史、文化、政治含意（说得婉转些），就要从表面上无穷多的对白性的表征中看到相似性和典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其事业之初，麦当娜所炫耀的“白性”表现为与主流不同的另类，与那些由于种族和性举止的缘故被边缘化的族群关系更为密切。曾经一度，麦当娜似乎既想占据白性中标新立异的空间，又想占据其司空见惯的空间。标新立异的地方在于她是一位想成为黑人的意大利年轻白人女孩。司空见惯的地方在于她是玛丽莲·梦露——这个白人女性美貌、纯洁、性感的终极文化偶像。
　　但是渐渐地麦当娜在白人文化帝国主义的地盘立足，披着白人殖民探险者的外衣闯进黑人文化（同性恋和异性恋）这块荒蛮之地，以及白人同性恋亚文化。在这些标新立异的经验领域里，她从未放弃自己的白人特权。她既保持着表征的纯洁性，又保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一点在《性》中尤其明显。在《性》所讲述的猎艳故事中，有色人种以主角出现。其中一个故事里，一位波多黎各处男成为故事中迪塔/麦当娜情欲的“对象”。故事中说：“他毫不畏惧。什么都肯做……我欲罢不能；那大概是我情欲最高的一次性体验。但是，他带给我梅毒。”这是明显的落入俗套，其破坏力并不比其他俗套小。麦当娜的文本杜撰出一个纯洁白人女性与有色“他者”接触而被玷污的故事。如果《性》中偶然出现这种遭遇，读者对这种故事很容易一笑置之，但它却一再出现，贯穿全书始终。在另一个猎艳故事中，一个看起来是有钱人的白人男子走进一家高档商场，在那里被一个古巴女店员引诱。她当然如老套中所说的那样风骚放荡，不管是哪位“色眯眯”的陌生白种男人朝她看过来，她都准备为他背叛自己的男友。这个故事结构跟前面那个故事一样，直接取悦了白人至上的性幻想。
　　尽管《性》以文化多元的面貌出现，但策略上总是把有色人安置在从属的位置。我们的形象和文化总是处于反映种族歧视等级划分的背景中。我们的出现总是服务于白人的欲望。《性》利用的是丛林热这个神话，而麦当娜则将自己小心地置于一个视觉框架之内。在那里，大块头的黑人男女以麦当娜的一对性仆人的身份出现。没有读者能想象麦当娜以黑人男性为性伴侣。的确，所有传统异性恋性交形象中与她配对的都是“正派的”白人男青年。黑人女性性行为被俗套地表征为堕落。在那张引起许多人评论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性高潮照片中，麦当娜站在那里俯视着赤身躺着的黑人女模特娜奥米·坎贝尔^[11]（这次可不是无名的幻想人物），有意模仿降下金雨，把润肤露洒在躺着的人身上^[12]。这幅图片传递了关于种族、性别、国籍的严肃的视觉信号。可以说，麦当娜在这里代表着美利坚帝国，代表这个帝国对英国（坎贝尔是加勒比裔英国人）的征服，也代表对具有“异国情调”的黑人文化的征服。白人主导的时尚传媒界称坎贝尔是第二个约瑟芬·贝克^[13]，一个可以直接跟理想白人女性相比照的人物。作为“原始风格”的显要偶像，坎贝尔知道在与白人女主人和白人男主人的关系中自己应当占据的位置。在对“狂野的黑人情欲”这个表征进行征服和收编的过程中，麦当娜必须占据阳具的位置。为了与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形象步调一致，黑人女性被白人男性力量象征性地征服了；麦当娜在其中扮演了白人至上男权的角色。
　　麦当娜在《性》中从头到尾都以白人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操纵男权，对性差异领域进行控制。麦当娜自己强调过，性是社会构建行为，但这一认识并没有使上述的控制有所减轻。麦当娜的层层伪装不管多花哨，最终也没能掩藏她对女性的暴力和残忍。在讨论性别对等时，卡萝尔-安妮·泰勒（Carol-Anne Tyler）在《男孩将成为女孩：男同性恋异装政治》一文中认为，男性异装皇后的女性气质是“装出来的，不是真的，想要表示他有女人喜欢的东西，阳具”。虽然麦当娜显然不能真的成为男性异装者，但她采用了异装皇后的外表或风格。泰勒将这种女性对男性模仿女性的模仿称之为阳具母亲，并坚持认为“尽管有主动欲望的女性可以反映男性的欲望，但男权想象的镜子不可能因此被打碎”。麦当娜作为阳具母亲的最新形象表明她无意打破男权。即便是以理想女性的面目出现，她也能够占据以阳具为中心的空间，成为男性族长。
　　麦当娜宣称对男人没有嫉妒：“我不想要阴茎。它会像第三条腿。它会像个碍手碍脚的玩意儿。我想我脑子里有了，两腿之间就不必再有了。”毫无疑问，麦当娜脑袋中的“阴茎”说明，为什么她不明白女性主义（或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妇女解放）从来就不是要获得长个阴茎披上女装的权利。但是且慢，我似乎想起当年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时我认识的男性，他们认为我们这些小女人并不是真的想要自由，我们不过是想当男人。事实上仍然是这些无疑是通过脑中的阴茎进行思考的男人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些“妇解分子”性事愉快，就会纷纷回心转意，把那些妇解的事情扔到脑后。我们甚至还会发现被别人统治也有快感。如果女性主义者对这种阴茎迷恋不以为然的话，男人们便打算诱使我们从身体到心灵都相信，只要能够主动选择主宰别人还是被别人主宰，我们就最终会获得力量。我们许多人对此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们中另一些人却被这个观点所迷惑，心里开始琢磨，如果我们真的不能获得自由，那么退而求其次，争取成为穿女人衣服的男人，当个信奉阳具中心论的女性，做男性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比男性做得更好。
　　麦当娜对这个说法无比着迷，如今她可以和她的女性主义姐妹们以及其他的粉丝一起分享这种阳具迷恋。麦当娜最近在影碟、电影、照片中设计的形象告诉女性以及所有人，所谓快乐刺激、销魂一刻、真正自由，就是有力量选择去主宰他人还是被他人主宰。这就是《性》所要表达的。
　　麦当娜的女性主义粉丝曾经无比狂热地崇拜过她，现在，她们站在积极主动的立场，坚持要求终止主宰，拒绝她的迷惑，对她说：“算了，别再玩引诱和背叛这一套。”我们渴望能够重见早年的女性主义麦当娜，她是苏珊·格里芬^[14]在《女性与自然》中所称颂的那类文化偶像：
　　我们听说过这个女人放浪形骸，听说她任凭感情的指引，她感情冲动，脾气暴烈。她违背传统，践踏习俗……我们听到她大声质问：“受到侮辱却心生柔情，面对不公非但不反抗，反而亲吻揍她的棍子，那颗心到底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我们从幽深的内心发出一个声音：独裁让人恶心，我们不会亲吻那根棍子。

^[1] 凯特·滕特勒（Kate Tentler）：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副总裁兼发行人。《小镇之声》是纽约市免费发行的一份文化艺术周报，也可在全美订阅，刊登的文章曾三次获得过普利策奖，撰稿人包括著名作家庞德、金斯伯格、亨利·米勒、凯瑟琳·安妮·波特、詹姆斯·鲍德温、E.E.卡明斯。

^[2] 蒙特塞拉特山（Montserrat）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省西北部，以有本笃会修道院和圣母、圣婴木雕像而著名。据说公元50年，圣路加雕刻了一尊黑色圣母塑像，由圣彼得带至西班牙。公元8世纪摩尔人入侵时被藏到洞穴里，880年被重新发现，并被尊为圣物。11至15世纪初当地的小修道院被奉为朝圣胜地，1410年被改建为大修道院，现存的教堂建于1560年。

^[3] 《物质女孩》是1985年1月30日发行的麦当娜第二部音乐专辑《像一个处女》中的第二首同名单曲。

^[4] 《名利场》（Vanity Fair）：美国时尚和时事杂志，1914年启用现名发行，曾吸引众多名家投稿，如1923年7月号上就有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坦因、奥尔德斯·赫胥黎露面，后与《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一起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刊物。

^[5] 莫琳·奥尔特（Maureen Orth，1943—）：美国大众文化撰稿人，曾采访过法国第一夫人布吕尼，报道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

^[6] 《夜线》是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档午夜广播节目。

^[7] 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1947—）：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当代女性主义文化、种族主义、身体、男性性存在以及性骚扰。

^[8] 《女性爱》（On Our Backs）是美国1984年创刊的第一份女同性恋色情刊物，刊名取自另一份女性主义刊物Off Our Backs，讽刺后者诋毁女同性恋立场。

^[9] 《与麦当娜同床》（Truth or Dare）是1991年发行的有关麦当娜的第一部纪录片，记录了她1990年4月至8月的世界巡回演出，以及她的一些私生活。“真相还是勇气”原是一个青少年游戏，询问对方是选择说出某个“真相”还是做某件“大胆”的事情，多为与性有关的尴尬之事。

^[10] 理查德·戴尔（Richard Dyer，1945—）：英国影视专家，伦敦大学英皇学院电影研究教授，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获博士学位，积极参与英国男同性恋解放阵线活动，探讨文化的历史和审美关系。

^[11] 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1970—）：牙买加裔英国超级模特、演员、作家，其母说她有部分华裔血统。18岁时成为法国《时尚》杂志首位黑人封面女郎，也为《花花公子》拍裸照。

^[12] 希腊神话中，预言说阿耳戈斯国王之女达那厄的儿子会杀其祖父，故达那厄被父亲囚禁在铜塔内，主神宙斯化作金雨与她相会，生子柏休斯。

^[13] 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1906—1975）：法国女演员，1920年代以爵士舞走红巴黎，二战时投身抵抗运动。

^[14] 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1943—）：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