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伯恩斯坦 -> 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1904年)

十五、拉萨尔争夺海伦·冯·敦尼盖斯的斗争。拉萨尔之死



  在苏黎世停了一天之后,筋疲力尽、神经受了过度刺激、而且为联合会前途的种种疑虑所苦恼的拉萨尔在七月二十日抵达里基-卡尔特巴特。从这里他还给联合会书记维尔姆斯发出了几封有关联合会事务的信件,从这些信可以看出,拉萨尔在竭力使联合会无条件地服从主席。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一封信里他反对联合会柏林分会在他所任命的全权代表发出指令之前通过任何决定,认为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全权代表“之设立是为了根据他(主席)的指示领导分会,而不是为了让分会来领导全权代表”。然后,他写了一封长达十五页(八开的纸)的致联合会理事会理事的通告信,要求把尤里乌斯·瓦尔泰希开除出联合会,理由是他表示反对主席关于按章程召开全体代表大会的某些建议。同时,瓦尔泰希在谈话中主张联合进步党的左翼和给予会员以更大的独立性。拉萨尔于七月二十七日把这一文件寄给维尔姆斯,并指示说,只有他,维尔姆斯,亲自到这德累斯顿(瓦尔泰希是该地的全权代表)并使当地的联合会会员“认清”了瓦尔泰希这个人之后,才能把信转交给他。在这前一天,拉萨尔利用其主席的权力任命了律师约·巴·冯-施韦泽和作家伯尔尼哈特·贝克尔为理事会理事。他已和施韦泽就创办联合会的机关报取得了一致意见,施韦泽和J.B.冯·霍夫什特腾一道应在柏林使之问世。七月二十八日拉萨尔给维尔斯寄去了下面一封信:
  “谨通知您,意外地,明晨我即将离开里基。信件请寄往伯尔尼(瑞士),留邮局待领。

  全属于您的斐·拉萨尔。
  里基-卡尔特巴特,七月二十八日”


  这是拉萨尔直接给予联合会的最后一个信息。维尔姆斯按照所开地址寄去四封信(八月三日,十日,十三日和二十一日),但一封回信也没收到。这时候拉萨尔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争夺海伦·冯·敦尼盖斯身上,她也就是他之所以突然离开里基-卡尔特巴特的原因。
  海伦·冯·敦尼盖斯,其父亲是巴伐利亚驻瑞士联邦代办,住在日内瓦,她的性格在许多地方和拉萨尔很相近。她不是个出色的美人,但有一张迷人的脸和一头蓬松的金黄色的头发。还在半成年的时候她就出入“社交界”,在这里她看到了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也学到了许多处世知识。这一切加上她那活泼而近乎南部的气质,使她的举止富有一种强烈的异域风味,她和那些同年的北德意志姑娘不同,正如拉萨尔和他周围的男人相迥异一样,在作风上,她也同拉萨尔一样,常常不顾现存的风习。但她缺乏科学的头脑,不会科学地工作,缺乏社会主义思想及对政治活动的热情,而这些东西却是拉萨尔个性的牢固基础,并使他不致成为冒险分子。科学和政治当时对年轻的姑娘,特别是对上流社会的姑娘是不存在的。她的举止行动只遵循外表的礼节,她的社会地位使地她只能是这样。
  海伦从和她以及拉萨尔都很要好的柏林律师霍尔特霍夫那儿得知,拉萨尔住在里基-卡尔特巴特作血清治疗。她本人当时在伯尔尼附近的瓦贝尔恩与朋友们一道(或住在朋友家里)疗养。由于到里基的一次旅行,她会见了拉萨尔。是如她所形容的偶然的机缘在这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还是照拉萨尔的一封信的说法,是她本人设法创造了这一机会,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如同海伦已经和一个年轻的倾慕者、贵族扬可·冯·拉可维兹订婚一样,这时候业已爱上另一个姑娘的拉萨尔却又立即对她燃起了炽烈的爱情,并千方百计地谋求她的双亲同意他和海伦结婚。为了正确地估计他同这两个姑娘之间的关系,应当注意到拉萨尔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她曾就此事对他提出某些意见)的一封信,其中写道,他对海伦的爱情决不带有肉欲的性质!这方面,另一位姑娘对他继续起着远为强烈的作用。但从个性讲,海伦对他是非常合适的,能找到这样合适的人,这是他以前所没有想到的。这是歌德型的性格,其唯一的缺点是缺乏意志。而海伦肯定地说,仿佛她在柏林已经对比她年轻的扬可·冯·拉可维兹说过,如果拉萨尔打算娶她,那么她将嫁给拉萨尔。
  下面是给冯·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信的一些片断,它很好地说明了拉萨尔在和海伦订婚这段期间的情绪和思想。
  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写道:
  “您写道,‘您就不能在某些时候安心于科学、友谊和美好的大自然吗?’您这么说是对我的误解。您以为我少不了政治。
  唉,au fait[1]您是多么不了解我啊!我没有比彻底摆脱政治,以便投身于科学、友谊和大自然更强烈的愿望了。我已经厌倦政治了。不错,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或者假如我获得了权力或得到了取得权力的手段——那种适合于我的手段,那么我将会对它重新燃起前所未有的更大的热情。因为没有最高权力什么也做不成。但是对于搞小孩的玩意我已老了,已太大了。因此我极其不愿接受主席的职位。我只是向您作出让步的。正因为这样,这一处境现在使我感到非常苦恼。要是我能摆脱它,现在我将会非常乐意和您一起去那不勒斯!(但是如何摆脱呢?!)
  我担心事变将会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发展。而我的炽热的心不能忍受这种呆小症和缓慢的演变。政治,对我来说这就是目前的积极活动。其他的一切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处理!我打算去汉堡对事变的进程施加压力。但这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一点也说不上。并且我自己也不抱很大的希望!
  啊,要是我能引退那该多好!
  当我收到海伦的来信——一封非常严重的信的时候,我已经写完上面几行话!事态变得严重起来了,变得非常严重。而这事变的重担重又落在我的肩上。并且,在这时候我已经不能后退,此外我也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必须让步!这是个美丽的女人,并且就其个性来讲,她是唯一的一个完全适合于我的女人,您也会承认她确是唯一合适的人。这样,en avant——渡过卢比孔河前进!这是通向幸福的道路!对我来说如此,对您,好心的伯爵夫人,来说至少也同样如此。
  但是,这本来已够复杂的事态变得更为复杂了。我又产生了—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我将如何把这一切进行到底。就是在我处理您的案件的时候,我也常常感受到这种纯粹与个人无关的、客观的好奇心,——就像看小说一样,——想知道,我如何才能把自己和您从这种处境中拯救出来!
  您看,过去的力量还全部保存着,先前的运气也依然如故!我将使一切获得辉煌的成就。”
  八月三日的信写道:
  “所有这些判决和审判对我的婚姻能有什么决定性影响呢?——我的婚姻只能影响我对这些判决所抱的打算,而不是相反。”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伯爵夫人曾表示过某种疑虑!由于即将执行的徒刑,拉萨尔是否应当结婚,而他这一方面则否定了这些疑虑,因为一旦结了婚他就打算留在国外,从而就能逃避他所面临的惩罚。几天之后当拉萨尔到了日内瓦,他真的向约翰·菲利普·贝克尔提出了下列声明,关于这一点从贝克尔在为拉萨尔申请居住许可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他感到精疲力尽,需要停止工作;他原指望约用一年的时间就能使社会主义运动爆发起来,但是现在他看到,为此需要十来年的时间,他感到自己的体力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特别是无力忍受面临的徒刑。”
  贝克尔建议拉萨尔留在日内瓦,在这里两年之后他就可以获得瑞士公民权了。“拉萨尔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一八六四年八月十—日我为他取得了正式的居住许可证。”
  由此可见,拉萨尔在这时候已经决定实现他在上述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还是作为一个愿望提出来的想法,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的职务。在这时候和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心已不再是属于联合会的了。
  上面已经提到的在汉堡所受的打击是拉萨尔想迫使联合会的汉堡会员通过将会是请俾斯麦把易北河公国并入普鲁士的决议。这自然应当作为让普鲁士吞并各公国的普选鼓动的开始。如拉萨尔所指望的,这种鼓动,作为一种鼓励也许能促使普鲁士政府(而它在这方面的意图拉萨尔是知道的)实行普选权。但是拉萨尔能否使联合会会员通过这种决议是大可怀疑的。当时全体民主派分子是如此地仇视普鲁士政府,以至尽管拉萨尔有巨大的游说才能,也未必能克服这种反感。劝说会员们站在普鲁士政府一边,这同阻挡他们支持奥古斯登堡公爵的世袭公侯权(如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所做的那样)略有不同。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拉萨尔七月二十八日给索菲·冯·哈茨费尔特的信是以下列词句结束的:
  “好了,再见,忠实的朋友!激浪卷住了我!是预兆我将走运吗?
  它是否会使我像席勒的‘潜水者’那样浮到上面来呢?Fautvoir。[2]
  它没有使他浮上来,而是使他沉到很深、很深的底层去了。现在在拉萨尔生活中开始了充满着不光采的行为的新篇章。在神经遭受过度刺激的情况下,拉萨尔越来越失去内心的稳定,失去道义上的分寸感。他的行为只受一点东西,即夺得海伦这一在其心目中的目标所支配,他毫不迟疑地为此牺牲一个有信念的人所不能不顾及的全部尊严。只有一个情况可以减轻他的过错,在拉萨尔心目中,争夺海伦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把她从她父母的监禁中解放出来。
  海伦的双亲对拉萨尔抱有极深的成见。而在这方面,拉萨尔的政治表现起的作用倒不大,更主要的是他那唐璜的名声和为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所供养的情夫的名声。为了克服双亲的抗拒,要求有深谋远虑的措施,因而拉萨尔和海伦一起制订了如何把双亲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的大规模行动计划。但是拉萨尔还没来得及尝试迈过冯·敦尼盖斯先生的门坎,海伦为某些情势所迫已经不得不把自己和拉萨尔的关系告诉双亲。回答是断然的拒绝,父亲决绝地声称,他不愿和拉萨尔有任何来往,并且,憎恶地对之极口詈骂。在绝望中海伦趁其不防,从家中逃出,立即跑到拉萨尔那儿,并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无条件地交给他掌握。拉萨尔没有使她的双亲面对既成的事实(例如带着她逃往法国,并从那儿争取对他们婚姻的承认),却把海伦领到一个和她熟悉的太太那里,接着由这位太太把她从这儿交给其四处探寻的母亲。他完全相信,由于他个人的感化力,他将很容易地克服双亲的偏见。他在极力痛骂他的母亲面前,牺牲一个爱他的姑娘来扮演一个装模作样的宽宏大量的角色。尽管海伦拼命反对,他还是吩咐她回到双亲家里去。他想以此向海伦的双亲显示自己对她的无上权力。——但是结果只是使姑娘对他产生怀疑,而双亲在其未婚夫扬可·冯·拉可维兹领走她并和她结婚以前,一直监视着自己的女儿,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步。
  现在,当拉萨尔失去和海伦联系的任何可能性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犯了多么重大的错误。在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协助下,他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地设法迫使海伦的双亲把女儿交出来。由于拉萨尔认为海伦是天主教徒,因而他让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到美因主教克特列尔那儿,向他提及拉萨尔在龙茨多弗的演说中对他的社会倾向给以多么热烈的好评,并请他对海伦的双亲施加道义上的影响。此外,伯爵夫人还应当转告克特列尔,为了和海伦结婚拉萨尔同意转信天主教。他本人则匆匆赶往慕尼黑,以便请冯·敦尼盖斯先生的上司——巴伐利亚外交大臣冯·施伦克调解,不得已时甚至准备让汉斯·冯·毕洛夫把他介绍给理查·瓦格纳,让他帮忙请求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向海伦的父亲施加压力。同时其友人成廉·吕斯托夫(曾在加里波的麾下担任上校)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则在日内瓦照顾一切。吕斯托夫得到以拉萨尔的代表的身分从事活动的正式的全权。而拉萨尔在给他的一些信中最后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海伦居然从她父母家里私逃出来,就委托他作为拉萨尔在她身边的代表。这自然是中世纪才会有的事情,然而却完全不符合我们现代的文明观念。
  向克特列尔主教的请求是徒劳的,因为海伦是新教徒。内阁大臣冯·施伦克在和拉萨尔会谈了几次之后(据拉萨尔说在会谈的时候还讨论了政治问题),同意进行调解。他派了一个叫做亨莱的博士前往日内瓦作为自己的代表。由于他的调停,拉萨尔和老敦尼盖斯进行了磋商。这里应当提一提,在一个多星期以前海伦已经通过吕斯托夫给拉萨尔去了一封信。她写道,她“深悔”过去的行为,说“她和已订婚的未婚夫扬可·冯·拉可维兹先生言归于好了,并重新取得了他的爱情和谅解”;说她和拉萨尔断绝了“任何关系”,并“坚定不移地决定把永恒的爱情和忠诚献给正式订过婚的未婚夫”。在亨莱博士和吕斯托夫同敦尼盖斯先生的一次磋商中,被父亲叫来的海伦当着他俩的面宣布,她认为和拉萨尔的私人会见是毫无用处的(会见的要求是拉萨尔提出并得到两位使者支持的),她只同意再一次好好地考虑这一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被迫这么说的。当亨莱博士和吕斯托夫把他们拜访的结果通知拉萨尔的时候,他竟激怒到骂海伦为“下流的荡妇”,并向其父亲和未婚夫发出决斗的挑战。老敦尼盖斯急忙躲开了,和杨可·冯·拉可维兹的决斗在八月二十八日上午举行。拉萨尔下腹中弹受伤,经过痛苦的折磨之后,于一八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逝世。
  决斗前夜拉萨尔立下了遗嘱,其中重新谈到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他为非常忠实于他的书记爱·维尔姆斯留下一百五十塔勒的年金,“作为对其正直的奖赏”,此外,在五年之内他还应当每年获得五百塔勒供鼓动之用。接着在遗嘱中写道:“我建议全德工人联合会选举法兰克福全权代表伯尔尼哈特·贝克尔作我的继任人。让联合会不渝地坚守这一组织吧!它将领导工人等级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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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拉萨尔生活中的最后一段插曲而论,那是不能给他以赞语的。正如害某些疾病时病原体极力往外扩散,并使全身遍布斑疹一样,在这里拉萨尔身上低劣的东西占据了首位,掩盖并压倒了他身上一切美好和杰出的东西。甚至拉萨尔为达到目的而发挥的毅力本身,与其说是坚强的性格的意志力和活力,倒不如说更接近于蛮横,这种蛮横乃是出不了外表范围的刚愎自用的产物,这正是在道德上的弱者身上所常常看到的东西。在那些成功的首领身上,这种性格上的混合物表现为凯撒狂,而拉萨尔也多少不免有这种毛病,他自命是天生的扮演凯撒的人物,特别爱把自己比作鹰这动物王国中凯撒主义的象征。他在这段时期的行为,他的演说和著作说明仿佛失去了理智。他最后竟像疯子(即失去了考虑周围形势的任何能力)那样责难他打算娶之为妻的姑娘的行为,他为了她无力克服他本人为她造成的困难而辱骂她。即使不相信海伦在—八七九年发表的为自己辩护的那些话,她说当时直到最后一分钟她都处在父亲的压力之下,说在和吕斯托夫和亨莱博士会谈时,她同样慑于父威而不敢暗示她是被迫这样做的——即使完全不相信这些话并认为海伦完全屈服于自己的命运,然而事情仍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像拉萨尔那样为海伦的转变而愤慨,拉萨尔知道她优柔寡断,知道杨可·冯·拉可维兹是多么接近海伦的心。七月二十六日她就这一点给拉萨尔写道:“我面临着—件极其为难的事情,我必须用冷酷的手去打碎怀着真实的爱情而忠实于我的一颗忠诚的心,我必须用粗暴的个人主义去消灭一个青年人的美好的幻梦,这种幻梦一旦实现,就会给一个高尚的人带来幸福,带来终生的幸福。相信我,这是异常困难的事,但是为了您,哪怕这是不道德的,我仍然要这样做。”现在由于拉萨尔本人的过错,她只好违背自己的心愿听任父母的支配。她重又会见了扬可,并在双亲的逼迫下重新和他订了婚。而假如说她甚至是完全出于真意地拒绝和拉萨尔个人单独见面,这也实在不是什么特别大胆的行动,而是完全合乎人情的。真的,只有像拉萨尔这样完全丧失了理智的判断尺度的人,才能把海伦在这种情况下离弃他的行为看作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骇人听闻的变节行为”。在这段历史中拉萨尔的全部行为都带有病态的性质。在得知亨莱博士和冯·吕斯托夫同海伦会见的结果后他那疯狂状态是那种步步发展和越来越沉重的病症的顶点。说拉萨尔好像是为了寻死而故意提出决斗的挑战,这是无稽的神话。恰好相反,他是想在冯·拉可维兹和这个“老逃兵”(他给急忙逃往伯尔尼的敦尼盖斯起的外号)面前显一手。他企图为所谓对他的污辱雪耻,为自己遭到损伤的虚荣心雪耻。他失去了他那美好的“我”,并越来越失去自制地力求为其遭到凌辱的个人尊严雪耻。他雪了耻,但和原来设想的不同。死亡这一伟大的净化器恢复了拉萨尔的名誉。当拉萨尔还在为占有海伦·冯·敦尼盖斯而斗争的时候,与其说他像一个科学王国的工作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更像—个具有容克作风的商人的儿子。但是当他在拉可维兹的子弹下倒下,并躺在病榻的时候,这一切消失了,而他的尸体是一具争取工人解放的先进战士、争取社会民主事业的战士的尸体。在日内瓦的乌尼圭教堂,为争取各族人民民主自决权而斗争的侨民和社会主义工人们一起参加了拉萨尔的丧礼。当他逝世的消息一传到德国,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立即为他举行追悼会,并以他的名义宣誓,为实现他所教导给他们的那些原则而继续斗争。逝世使拉萨尔重又回到工人运动中来了。




[1] 其实。——译者注

[2] 等着瞧吧。——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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