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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月革命以来法国国内外形势的报告

(布朗基在“人民之友社”1832年2月2日会议上的演说[1]



  企图掩盖我们国家各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场殊死的斗争,是没有必要的。一个真正全民的党,就是所有爱国者都应该加入的群众性的党,这个真理是尽人皆知的。
  迄今法国存在着三种利益:所谓上层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人民的利益。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因为它过去一直被放在最后的地位,我希望不久将会实现《圣经》上的格言:“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最后的,作众人的佣人。”
  在1814年和1815年,资产阶级对拿破仑的统治感到厌倦,并不是由于拿破仑的专制(资产阶级并不太关心自由,在他们眼里,自由不如一斤香料,不如一张签了字的支票),而是因为人民的血流尽了,战争开始夺去资产阶级的儿女,尤其是因为战争威胁到资产阶级本身的安全,妨碍商业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把外国士兵当作他们的解放者,把波旁王室当作上帝派来的使者。打开巴黎的大门,把滑铁卢的士兵当作强盗的,鼓励1815年流血事件的就是资产阶级。
  路易十八用宪章来报答资产阶级[2]。宪章把上层阶级封为贵族,把下议院或者所谓的民主院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流亡者、贵族、大地主——波旁王朝的狂热党羽——和由于本身利益而承认波旁王室的中产阶级都同样地成了政府的主人。而人民却被抛在一边。他们没有领袖,被外国的侵略弄得意志消沉,他们不再相信自由,沉默不言,忍受着压迫,以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们知道资产阶级直到1825年还是经常支持复辟王朝的。资产阶级参与了1815年和1816年[3]大屠杀,他们把博里(Borie)和贝通(Berton)[4]送上了断头合,支持了对西班牙战争,把维勒尔(Villèle)[5]捧上了台,修改了选举法;直到1827年为止他们不断地把很多忠于政权的人塞进下议院而使它成为多数派。
  1825到1827年期间,查理十世看到一切都已成功,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得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于是打算把资产阶级一脚踢开,正如1815年把人民踢开一样;查理十世向旧制度方面大胆地前进了一步并向中产阶级宣战,宣布实现贵族和耶稣会僧侣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宗教的,他们憎恶教会,只相信他们的复式簿记。教士们使资产阶级感到恼火;资产阶级曾同意和上层阶级联合起来压迫人民,但当他们看到自己也受压迫时,对上层贵族又是怨恨又是嫉妒,于是又来联合中产阶级的少数派。中产阶级的这些人自1815年以来一直反对波旁王朝,但在那时以前,一直被资产阶级当做牺牲品。因而一场长期的、激烈的笔战和竞选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以宪章的名义进行斗争,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宪章。实际上,宪章保证了他们的势力;如果宪章得到忠实执行的话,它会使资产阶级在国家中占优势。资产阶级制定了既代表他们的利益又作为他们旗帜的宪法。法律秩序就成了宪法的敌对双方每天焚香膜拜的神灵。这场斗争从1825年延续到1830年,它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些迅速取得进展的下议院的主人就很快地使政府完全垮台。
  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作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作。他们对这场争吵袖手旁观,保持缄默,他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利益是不会在他们压迫者之间展开的论战中来考虑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是不关心人民和他们的事业的,他们在十五年前就认为人民的事业已遭到失败了。你们还记得最忠实于立宪主义的报纸重复说,人民已让位给唯一代表法国的选民。不仅政府把群众看作是和论战无关的人,中产阶级可能更加蔑视他们,中产阶级打算独吞胜利果实。这种胜利不会超出宪章的范围。查理十世、宪章、外加势力雄厚的资产阶级,这就是立宪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是的,但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不同;人民嘲笑宪章,咒骂波旁王室,他们眼看主子们互相争吵,静待时机以便冲上战场并使双方同意人民的看法。
  当阶级之间的关系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政府除实行政变外,就没有其他办法,而当政变威胁着资产阶级的时候,它是多么胆战心惊啊!在以解散议会的法令来回答二百二十一位议员给国王的著名请愿书[6]时,谁不想起他们的懊丧和恐惧心情呢?查理十世说要坚决依靠武力,这便吓得资产阶级脸色发白。大多数人公开不赞成二百二十一位议员所采取的革命的过激行为。最大胆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只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拒绝交纳的沉重捐税上和几乎全都乐意起特别刑事法庭作用的法院支持上面[7]。保王党人之所以表现得如此有信心和决心,他们的敌人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恐和惧不安,这就是因为保王党人和他们的敌人都把人民看作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并且期待他们在战斗中保持中立。因此,经过五年笔战和票球战[8]之后,一方面是依赖贵族、僧侣和大资产者的政府,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他们准备诉诸武力,而人民,十五年来始终保持沉默则被认为是已经退休了的人。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战斗开始了。命令公布了,警察捣毁了报纸印刷机。公民们,我不必向你们谈我们这些在枷锁下战栗并终于在长年沉睡中苏醒过来的睡狮——人民的欢乐心情。7月26日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而那些资产阶级呢!从来没有过一次政治危机使他们表现出如此恐惧和惊慌失措。他们听到第一批枪声就好似听到哨兵对准他们一个一个发射的第一枪,变得脸色苍白和狂乱了。议员们在星期一、二、三的行径在你们的脑际是记忆犹新的。资产阶级把在恐惧中所剩下的一点机智和才能,都用来阻止和停止战斗;他们被自己的怯懦所支配,不愿意看到人民的胜利,而宁可在查理十世的屠刀下战栗。但是,星期四局势发生了变化。人民成了胜利者。因此,另一种更加深沉和压倒一切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他们的宪章、合法性、君主立宪、资产阶级专政统治的美梦统统完蛋了!查理十世,这个无能的魔影消失了。资产阶级透过废墟、火焰和烟雾,看见人民高举着三色旗在君主制的尸体上象巨人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吓得目瞪口呆。啊!就在这时候,他们惋惜7月26日那天没有国民自卫军,他们责怪查理十世没有预见和缺乏理性,他自己摧毁了他的救命支柱。后悔已经太晚了。你们看到在人民当权的日子里,资产阶级是如何摇摆于两种恐惧之间,首先是怕查理十世,其次是怕工人。那些在马尔斯广场阅兵时戴着高高的帽缨的威武的军人今天该扮演多么崇高而光荣的角色呵!
  公民们,群众如此突然地显示了惊人的力量,为什么结果竟落得一场空呢?难道真是命里注定由人民单独进行的、应该标志资产阶级专权制度结束的、应该标志人民利益和人民力量实现的这场革命,结果只能以建立中产阶级的专权统治,加深工人和农民的贫困,使法国在泥坑中越陷越深而告终呢?唉!人民,象那位古人[9]一样,善于胜利,但不善于利用胜利。但过错并不完全在人民身上。战斗如此短暂,以致在战斗中自然产生的领袖,也就是那些善于巩固胜利的人还来不及从群众中产生出来。人民不得不联合在议会斗争中反对波旁王朝的资产阶级的领袖。其次,他们对中产阶级五年来反对他们敌人的小小斗争颇为感激,你们曾看到人民在战斗后在街上遇见穿礼服的中产阶级时,对他们表示多么善意,我甚至可以说表示多么尊敬!“宪章万岁”的口号就是一个人民和这些中产阶级结盟的团结口号,但中产阶级背信弃义地滥用了这一口号。是不是人民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刚才对资产阶级做了极为不利的事,他们以胜利者宽大为怀的姿态主动地向他们未来的敌人提出和平和友谊呢?不管怎样,群众没有正式表示过任何积极的政治愿望。鼓动群众采取行动,使他们走上广场的,只是对波旁王朝的仇恨和推翻它们的决心。他们希望从街垒中产生出来的政府既有波拿巴主义,又有共和国。
  你们知道,人民信任他们所承认的领袖,把这些过去曾反对过查理十世的领袖看作和人民一样,都是波旁家族不共戴天的敌人,以及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怎样退出了广场。那时,资产阶级走出了地窖,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到战斗人员撤退后显得空荡荡的大街上。谁都记得巴黎街头的景象发生了不可思议的突变,就象剧场中换布景一样,穿短装的人转瞬间都改穿了礼服,仿佛仙女的魔棒使一些人消失了,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出现了。这是因为子弹不再呼啸了。现在不再是怕被子弹击中,而是收拾战利品的问题了。各人有各人扮演的角色:工厂的工人撤走了,掌柜的出头露面了。
  因此,这些坐享胜利果实的小人,在企图使查理十世重新登上王位,但又感到这样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而且又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冒这种背叛的风险之后,就只好进行一次危险性较小的出卖行为;于是波旁王室的一员被宣布为国王;一万到一万五千名资产阶级来到新的宫廷,他们在受国王金钱收买的代理人的指挥下,一连数天,以热情的呼声向他们的主子表示敬意。至于人民,他们没有年金也没有金钱能在宫廷的窗下游荡,他们呆在自己的工厂里。但是他们不是这次无耻篡夺政权的同谋者;如果人民中有了能够领导他们进行愤怒的复仇斗争的人的话,这一阴谋本来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被领导人所出卖,被各派别所抛弃的人民,就象在1815年那样默默地积聚自己的力量。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上星期六,一个拉我的双轮马车的车夫向我叙述了他如何参加三天的战斗情景,接着又向我说:“我在到下议院去的路上遇见了一群到市政厅去的议员。我便跟着他们走,看看他们做些什么。那时,我看到拉斐德(Lafayette)和路易·菲力浦一起出现在阳台上,拉斐德说:‘法国人,这就是你们的国王’。先生,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如同挨了一刀。我不能再往下看,立刻便走开了。”这个人就是人民。
  紧接着七月革命之后,各阶层的情况就是如此。上层阶级被打垮了。在战斗期间躲藏起来,不赞成战斗的中产阶级,他们表现得极为机灵,正如他们在战斗期间表现得极为慎重一样,骗取了没有他们参加而取得的胜利果实。人民创造了一切,但仍象从前一样一贫如洗。不过已经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就是人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了政治舞台,虽然他们几乎立刻被赶下舞台,却做了主人翁应该做的事,然后他们引退了。从此,中产阶级和人民之间将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不再是在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因为资产阶级要求他们从前的敌人给予他们一臂之助,以便更好地来抵抗人民。事实上,资产阶级不久暴露出了他们对人民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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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政府的行动,就会发现它的政策的进程和发展是同代表其利益和感情的资产阶级的仇恨和暴力的进程和发展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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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期,当街垒的石块还堆满街道的时候,执政者只大谈其市政厅[10]的政纲和共和的制度;他们逢人握手,发表迎合群众的宣言,到处滥用自由、独立和民族光荣这些伟大的字眼。其后,在当局能支配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时,他们的野心就扩大了,他们引用并实施了复辟时代的一切法律和条例。以后,开始封闭报纸,对七月起义者进行审判,用刺刀和枪托屠杀和追捕人民,增加捐税及其征收之重是复辟王朝时代前所未闻的;所有这些暴力的使用和这种暴政的表现,都暴露出了政府的仇恨和恐惧心理。但政府也感到人民会用仇恨来回报他们的,他们知道只靠资产阶级的支持还不够强大,所以他们力图团结上层阶级分子,使他们站到政府一边从而在两种力量的基础上更有成效地抵抗无产阶级进攻的威胁。政府在十八个月来所实行的一整套措施,都是与贵族和解有关系,这就是他们政策的关键所在。而上层阶级几乎完全是由保王党分子组成。为了争取上层阶级,政府必然尽可能地与复辟王朝相似,重弹它的老调,保存它的制度。政府也就是这样办的。除了国王的名字改换了之外,其他一切依然如旧。他们否认和践踏了人民的主权,朝廷为外国皇帝披麻戴孝,处处模仿正统王朝。保王党人保持了他们的原有职位,那些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被迫引退的人从新找到了更有油水的职位;官员都被留用,从而使全部行政权都掌握在忠于波旁王朝的人手中。
  在外省,例如在南方,爱国者和保王党的人数几乎相等。每当这两派对峙时,政府由于偏心和叛卖行为,始终是反对爱国者,帮助正统党徒的。今天,他们终于不再掩盖他们对爱国者的仇恨和对正统党徒的偏爱了。贵族怎能拒绝如此柔情的献媚呢?
  因此上层阶级中最腐败的一部分人,也就是首先追求黄金和享乐的那部分人,他们不惜同意维护公共秩序。但上层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为了避免说“可敬”一词,我称他们为腐化程度较浅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保持自尊心,信仰自己的主张,崇拜自己的旗帜和历史,厌恶地拒绝中庸之道者对他们的贿赂。在他们背后有着绝大多数南部和西部的人民;所有这些旺代和布里塔尼的农民,他们置身于文明潮流之外,对天主教有着强烈的信念,他们在崇拜中很有理由把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混淆起来,因为天主教和正统王朝是两个同生共死的东西。你们相信这些善良而虔诚信教的人容易受银行家诱惑吗?不,公民们!人民,虽然有时由于无知而受宗教狂热所煽动,有时比较清醒,而为热情洋溢的自由所鼓舞,但人民永远是伟大而豪迈的:他们从不向卑鄙的金钱利益低头,而只服从于高尚的心灵热情和高尚的道德观念。是的!布里塔尼和旺代,无论人们对它们怎样温柔和尊重,它们一听到:“上帝和国王”的号召就会立即起来行动,用它们的天主教和保王党军队来威胁政府,并且一和政府交锋就会把政府打垮。不仅如此,上层阶级中那部分同中庸之道者有联系的人,一有机会就会离开政府。他们所答应做的,只是不帮助推翻政府;至于对政府的忠诚,你们知道这些利欲薰心的人哪会有一点儿。我再进一步说,绝大部分资产阶级由于仇视他们所害怕的人民,由于想象战争会夺去他们的金钱而害怕战争,才聚集在政府的周围。他们并不太爱当前的秩序,他们感到这种秩序是没有能力保护他们的:一旦白旗举了起来,只要白旗保证他们能压迫人民和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他们立刻会准备放弃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因为他们非常后悔自己由于自尊心的缘故暗中破坏了波旁政权并且导致了它的垮台。他们会把他们那部分的权力放弃给贵族,心甘情愿地用奴隶地位来换取安宁。
  因为路易·菲力浦政府并不能使他们放心。不管政府怎样模仿复辟王朝,怎样迫害爱国者,怎样想抹去起义的痕迹,因为在拥护公共秩序的人看来:起义玷污了政府。但是对这触目惊心的三天的回忆老是纠缠着政府,控制着政府;十八个月的反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抵不上一次人民的胜利。战场还是由人民控制着,而已成为历史的人民胜利就象达摩克利的剑[11]一样悬挂在当权者的头上;人人都提心吊胆地瞧着这条悬挂剑的马鬃不久是否会折断。
  公民们,有两个原则把法国一分为二,一个是正统的原则,另一个是人民主权的原则。正统的原则就是过去的旧组织,社会在这些组织中存在了四百年,一部分人出于自己的安全本能地要求保存这些组织,而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迅速地被新的组织所取代,随着旧组织解体而来的便是无政府状态。人民主权的原则团结着所有争取未来的人民群众,他们受尽剥削的折磨,所以要求打倒这些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框框。没有第三面旗帜,没有中间路线。折衷主义是一个愚蠢的东西,是一个装出一副只会令人发笑的正统姿态的非法产生的政府。因此,完全了解这种情况的保王党人利用力图拉拢他们的政府当局对他们的关心和殷勤,以便更积极地从事消灭政府。保王党人的许多报纸每天都在表示只有正统才能建立秩序,中庸之道是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并且说离开了正统原则只会发生革命,一旦离开了第一个原则,就必然会滚入第二个原则中去。因此,将会发生什么呢?上层阶级只是等待重新举起白旗的时刻。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分子只要柜台和保险柜,不要祖国,他们为了在一匹布上多赚两个银币或在商业回扣上多得百分之四的利润而心甘情愿做俄国人、普鲁士人和英国人,他们这样一些人必然站在白旗下面;只要听到战争和人民主权的字眼,他们就会胆战心惊。这个阶级中的少数人,是由热爱象征法国独立和自由的三色旗的知识分子和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他们是赞成人民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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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大祸很快就要来临。你们看到上议院、法官和大多数公务人员公开地嘲笑折衷主义,图谋使亨利五世复位,正统派报纸不再掩盖他们反革命的希望和计划了。保王党人在巴黎和外省聚集了力量,把旺代,他们的布里搭尼,和法国南部组织起来,并骄傲地树起了他们的旗帜。他们高声说资产阶级支持他们,他们并没有搞错。他们只等待外国的一个信号就要重新举起白旗。因为没有外国支持,他们将会被人民打垮。他们明白这一点,而我们却认为,即使他们得到外国人的支持也将被消灭。
  公民们,你们可以相信,外国是不会不给他们这种支持的。这是我们和欧洲列强关系上值得注意的地方。你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对外形势是和政府的对内政策的进展而平行发展的。对外丧权辱国同国内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广大群众的贫困成正比例地加深。
  欧洲的国王们一听到我们革命的消息,便惊慌失措,而当起义火焰迅速地燃烧到比利时、波兰和意大利时,他们当真以为他们已临近末日。在那时怎能想到这次革命会不是一次革命,驱逐了波旁王室实际上又没有把波旁王室赶掉,推翻了复辟王朝而又出现一个新的复辟王朝呢?最丧失理性的人也决不会有这些想法。各国政府当局把这革命的三天看成是法兰西人民的觉醒,看成是人民向压迫者复仇的开始。各族人民的看法也和各国政府的看法一样。但是,曾几何时,我们朋友和敌人都显然看出法国落到一些无耻商人的手中去了,这些商人一心以最可能高的代价来出卖独立、光荣和自由。正当外国国王在等待我们宣战的时候,收到了法国政府恳求饶恕它的过错的信件。新的主人为它身不由己地参加了起义而请求饶恕,声明它是清白无辜和仇恨革命的;如果他的好友,国王们,能够答应保护它,在神圣同盟里给它一个小小的席位,它将成为这个同盟的一个忠实的奴仆,并答应去遏制革命,镇压革命和粉碎革命。
  外国政府当局懂得人民并不是法国政府这次卖国行为的同谋者,而且人民将很快惩罚这个卖国政府。因此,外国政府拿定了主意,扑灭在欧洲各处已爆发的起义,当一切进入正常秩序之后,他们再集中全力去反对法国,并在巴黎就地扼杀革命和摧毁革命的精神。这个计划是被坚定不移地、非常巧妙地实行的。不能操之过急,因为受到不久前的胜利所鼓舞的七月人民,可能会对直接威胁有所警觉,从而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而且,必须给折衷主义以时间来削弱革命热情,消磨革命者的勇气,并在国内制造猜疑和不和。但也不可以行动太慢,因为群众会对国内压在他们身上的奴役和贫困感到忍无可忍而在外国采取行动之前,再一次打碎枷锁。
  所有这些暗礁都被绕过了。奥地利人侵略了意大利,统治我们的资产阶级高喊“好啊!”,并向奥地利鞠躬致敬,俄国人消灭了波兰,我们的政府高呼“太好了!”并且拜倒在帝俄的脚下。在此期间,伦敦会议在讨论保证比利时独立的议定书上故弄玄虚。因为,比利时的复辟可能会擦亮法国的眼睛,那时法国会采取维护他们事业的措施。现在,国王们向前走了一大步。他们不再要比利时独立,他们主张使荷兰国王在比利时复辟。北方的三个宫廷摘下了假面具,拒绝批准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开会讨论通过的著名条约[12]
  好吧!折衷主义者会以宣战来回击这次横蛮的侵略吗?战争!上帝啊!这个词把资产阶级吓得脸无人色。请听他们怎样说吧:战争,就是破产;战争,就是成立共和国!只能用人民的鲜血来进行战争,而资产阶级是不会参与战争的。因此,必须以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名义,来呼吁人民为自己的利益、情感而作战!必须把国家重新交给人民,因为只有人民才能拯救国家。宁愿俄国人占领巴黎一百次,也不愿激起乱民的热情。俄国人至少是秩序的朋友,他们在华沙重新恢复了秩序[13]……这就是折衷主义者的打算和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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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王党人会作好准备,来年春天,俄国人一越过国境就会找到为他们准备好的直到巴黎的住处。因为你们可以相信,即使在那时刻,资产阶级也不会下决心宣战的。被他们叛卖了的人民的愤怒使他们感到恐惧,增加了他们对战争的恐怖,你们会看到商人们佩起白色帽章,把敌人当作恩人来欢迎,因为他们恐惧哥萨克人的程度还不如恐惧穿短装的贱民……
  如果人民还不拿出力量来惩罚这些卖国贼,这就是在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但是,公民们,没有一种伟大的动力,人民是不会进行革命的。为了使人民站起来,必须要有一根有力的杠杆;人民只是到了危险迫在眉睫之际才会起义的。我以沉痛的心情说,没有广大群众的行动,比利时就会复辟。但是,如果外国人胆敢越过我们的国境,我坚信人民不会束手就擒的,这时我们的敌人就该倒霉了!……
  法国还有十四个军团可以对付国王的欧洲,而人民的欧洲则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1] 见布朗基手稿,国家图书馆NAF9591—1号,314页以下。

[2] 拿破仑失败之后,路易十八不得不批准宪法或宪章(1814年6月4日)、宪章把法国变成了君主立宪国,在君主立宪国里,国王的权力受到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限制,这两院都是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于选举资格受到高额纳税条件的限制,以致只有十万多人享有选举权,一万五千人到一万六千人享有被选举权。

[3] 这里指“百日”后,法国路易十八政府所实行的白色恐怖。

[4] 博里和贝通:贝通将军和烧炭党人于1832年2月24日密谋推翻波旁王朝,结果政变遭到镇压,贝通和其他几个烧炭党人被处死。

[5] 维勒尔:激进保王党分子,1821—1828年任内阁首相。

[6] 指议院内的二百二十一位反对派议员。他们为了回击1830年3月2日查理十世的演说,拟了一份请愿书,在请愿书里,他们抗议政府不重视“人民愿望”的一系列行动。

[7] 这是采取简易程序的特别法庭,建立于1815年,专门审判政治性的犯罪行为。

[8] 指议员投入票柜内用以计票的球。

[9] 这里指的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公元前274—183年)。

[10] 指共和国时代的政府。——译者

[11] 达摩克利的剑,这一典故出自希腊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作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象征。——译者

[12] 1831年伦敦条约规定由列强保证比利时的自主和中立地位。直到1839年4月19日比荷媾和条约正式签字后,欧洲各国才承认比利时王国的“永久中立不受侵犯”的地位。——译者

[13] 布朗基在这里讽刺沙皇军队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后,在华沙建立的所谓“秩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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