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序 言



  一九七零年,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主要城市之一——莫斯科的工艺技术博物馆里,在大讲堂里正在上一堂历史课,这一课讲的是俄国革命,它开辟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讲课的教授刚刚向听众介绍了苏维埃政权刚成立的那段时间里,斗争的状况是多么的困难,而俄国的农业性和落后性、以及俄国革命初期的孤立又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他解释说:

  “如果西方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这种情形就可能会引起俄国发动一场进攻性的、反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战争,这场战争会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场战争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这是由于它自身的内部发展所决定的。[1]

  在长时间的双重政权状态——这种状态在德国特别明显——之后,工人苏维埃在几个工业中心夺取了政权,这标志着一场艰苦的内战的开始,德国工人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但他们的胜利,立刻招来了法国和波兰资产阶级政府的进攻。苏联红军对此作出了响应,他们汇入了德国革命的火焰中,与此同时,在革命的宣传攻势面前,帝国主义军队被成团成团地从内部瓦解了。现在轮到法国工人和波兰工人站出来了。欧洲革命胜利了,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成立了。讲师总结说:

  “新生的苏维埃欧洲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篇章。德国的工业技术同俄国的农业结合在了一起,在欧洲大地上开始了高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巩固、统一的新型经济机制,显示出了巨大的可能性,还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曾经在政治上超过了欧洲的苏维埃俄国,现在也随之谦虚地退居到经济落后国家的地位上,居于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工业国家后面。[2]

  在一九二二年,年轻的共产党领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设想过,在半个世纪之后,该怎样去教育新一代人,让这代人了解这场最后的斗争是怎么开展的,让这代人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那一代人曾经历过的最初一段岁月。在那时,这仍只是以文学幻想的形式描绘出来的未来图景。但是,一年之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领导之一——共产国际主席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在俄国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即将到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写到:

  “德国的事态,正在按照无情的命运发展着。俄国革命花了十二年时间——从一九零六年到一九一七年——所走过的路,德国革命将只用五年——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就能走完。在最近几天中事态发展得甚至更加迅速。首先,是‘联合政府’,然后是‘大联合政府’[3],接着是科尔尼洛夫[4]事件,专家名人的内阁,而现在又是某种类似‘大联合政府’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像走马灯似地上台又下台,换来换去换个没完。这就是‘上面’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下面’呢,群众正兴奋地沸腾着、骚动着,不久,一场战斗,一场即将决定德国未来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敲着德国的大门;你们也许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即将发生的事件,将具有世界性的和历史性的意义。要不了多久,每个人都将看见,一九二三年秋天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不但将是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也将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正颤抖着手,翻过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关键一页。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历史,就要写下新的篇章了。[5]

  共产国际主席补充说道:

  “问题的关键在于,德国革命将拥有强大的工业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列宁的话仍是正确的,他说过:‘在西欧,首先是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要比在俄国困难得多,但继续进行和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则要比在俄国容易得多。’……德国无产阶级不会再在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去冒险夺取政权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早就已经成熟了……德国革命将拥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它将得到俄国经验的全面帮助,并不会重复俄国革命曾犯过的错误……两千万坚定的、受过教育的、有组织的德国无产者,将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最后斗争中展示出他们强大的能量,对于他们的能量,我们甚至还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6]

  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同志们领导了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仅仅是先头部队的一场前哨战,而主要的战斗还没有打响,俄国的先头部队仍然被孤立着。德国革命——当时一切革命的关键阶段——经过了五年的起伏之后,最终失败了。

  从那时起,已经有过很多评论家对此作出过结论,这些结论都是符合他们的思想或政治活动的;有些人看到了俄国人民——新弥赛亚[7]——的卓越的革命性;有些人发现了德国人民心灵深层的民主情绪——有些人的发现则刚好相反,他们发现德国人民天生具有军国主义思想;而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一个幻想:即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能够移植到西方国家——先进社会的心脏地带里,他们都指出:这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在他的著作里,对失败的德国革命下了一个判决,他认为德国革命“不过是一段混乱时期,造成这种混乱时期的原因,可以从焦虑失衡的临时性危机中去找,这种危机是由战争导致的物质匮乏、以及德意志帝国的战败与解体导致的现实崩溃造成的。[8]”其他人曾企图用“围城中的群体性精神病”来解释巴黎公社。但这位显然倾向于民主思想的作者对德国革命的失败,给出了更细致具体的政治上的解释:

  “有组织的德国工人很快就明白了德国和俄国的根本区别,并觉察到了——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拥有科学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如果突然把已经在俄国建立起来的那种纯种的共产主义在德国建立起来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9]

  看来,回忆一下这些评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德国革命被反革命颠覆之后,过了十几年,这个反革命就顶着“希特勒主义”这个名字,向全世界发动了一场野蛮的攻击,这场攻击是如此的野蛮,使我们不得不问:还有什么“灾难”——甚至是有组织的工人所造成的“灾难”能比得上它?在本书中,我们将会遇到一些反革命的名字:曾经欺骗了士兵苏维埃派出的代表的总参谋部军官法乌佩尔[10],二十年后在西班牙指挥了“秃鹰军团”[11];卡纳里斯,一个曾经帮助杀害罗莎·卢森堡的凶手逃跑的海军军官,二十年后负责指挥“阿布维尔”机关[12];库尔特·冯·施莱赫尔[13]少校,他是那些比他更出名的将军们背后的真正主使,在一九三二年当了一阵子总理;还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赫尔曼·戈林[14],克虏伯公司[15]、蒂森公司[16]和I.G.法本公司[17]。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间在德国进行的这场战斗,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当然,也对我们的现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也影响了我们的未来。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三年,当革命在德国进行时,它的战斗并不是每天都以街头武斗和进攻街垒的形式进行的;它不是只通过机枪、迫击炮和火焰喷射器来进行的。在工厂、矿山、社区中心、工会、政党中、在公众集会和各种委员会中、在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中、在游行示威、辩论和理论争辩中进行的各种隐蔽的斗争,同样是战斗,而且是最重要的战斗。这就是阶级斗争,而它首先是工人阶级内部的斗争;在德国,在全世界,建设一个坚定不移地要去改造世界的革命党,已经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是艰苦曲折的,就连认识到这一点都是很不容易的。在“极左主义[18]”和“机会主义”之间、在“宗派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在“行动主义”和“消极被动”之间,德国革命者来回奔波,忙忙碌碌,想找到通往未来的出路,想找到能确保德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他们有时候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反面教训来寻找,有时候是通过俄国同志的成功榜样来寻找。),最终却没有成功。

  为了描写他们所进行过的尝试,我们需要许多关键的文件,但能入手的却很少:出于政治需要,这些文件暂时被迫静静地躺在那些不让我们进入的档案馆里。在描写一个“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流产中所提出的问题时,共产国际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俄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内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




[1] 叶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From NEP to Socialism),伦敦,1973年,第99页。

[2] 同上,第123页。

[3] “联合政府”和“大联合政府”是指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时期里成立的两届联合政府。——中译者注

[4] 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科尔尼洛夫(Лав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рнилов,1870年8月30日——1918年4月13日),沙俄步兵上将。出身于土尔克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哥萨克家庭。1885年入读军校。日俄战争期间任步兵第1旅参谋长,战后于1907年至1911年间任俄国驻中国武官。1911年后历任步兵第8团团长、西伯利亚步兵第9师师长。一战爆发时被任命为步兵第48师师长。1915年4月被奥军俘虏,1916年7月逃回俄国。1917年3月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6月任临时政府武装力量最高统帅。8月底,反革命势力企图推举科尔尼洛夫为首发动政变,推翻临时政府,但政变刚一开始就被工人阶级粉碎了。十月革命后,科尔尼洛夫继续组织白匪军负隅顽抗,最终于1918年4月13日在库班被红军击毙。
  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请参阅列·达·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第九章: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40.htm ——中译者注

[5] 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 ),《德国革命问题》(Probleme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汉堡,1923年,第1-2页。

[6] 同上,第7-11页。

[7] 弥赛亚(Messiah)是基督教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为“救世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俄国人民由于深受东正教影响,其民族性格中具有“弥赛亚”情结,深信自己是被选中的、注定将要去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正是由于这种“弥赛亚”情结,才使得俄罗斯人民具有较强的革命性。——中译者注

[8] 昂利·利希藤贝格尔(Henri Lichtenberger),《新德国》(L'Allemagne nouvelle),1936年,第12页。

[9] 同上,第11-12页。

[10] 威廉·弗莱赫尔·冯·法乌佩尔(Wilhelm Freiherr von Faupel,1873——1945),一战中在德军总参谋部任职,1919年至1921年间曾任右翼军事组织“自由军团”(Freikorps)领导,后来曾在阿根廷和秘鲁担任军事顾问,1936年至1937年间曾任德国驻弗朗哥政府代表。1939年晋升为中将。1945年5月1日于柏林自杀。——中译者注

[11] 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国空军为了干涉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哥叛军,派出部队组成“秃鹰军团”赴西班牙参战。秃鹰军团人数最多时约有5500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航空联队的规模。书中的说法有误,秃鹰军团的指挥官是胡戈·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将,法乌佩尔并未直接指挥过秃鹰军团。——中译者注

[12] 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Wilhelm Franz Canaris,1887年1月1日——1945年4月9日),1905年参加德国海军,一战中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十一月革命后,任陆军部长副官,参加过自由军团。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乱。1935年1月1日起任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阿布维尔”(Abwehr)首脑。1944年初被希特勒解除了阿布维尔机关首脑的职务。1944年7月20日,部分德军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并发动政变,事败之后,卡纳里斯因涉嫌此事被逮捕,并于1945年4月9日被处决。——中译者注

[13] 库尔特·冯·施莱赫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年4月7日——1934年6月30日),1900年参加德国陆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魏玛共和国国防军中步步高升,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曾任魏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中,施莱赫尔被纳粹党暗杀。——中译者注

[14]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中译者注

[15] 克虏伯(Krupp)集团是德国著名的军工产业集团。——中译者注

[16] 蒂森(Thyssen)集团是德国著名钢铁与机械企业,1999年蒂森集团与克虏伯集团合并为蒂森-克虏伯集团。——中译者注

[17] I.G.法本公司(I.G.Farben AG),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成立于1925年,它是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集团之一。——中译者注

[18] “极左主义”(ultra-leftism)是指包括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在内的各种左派共产主义(left communism)流派。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等人。——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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