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卡尔·拉狄克：错综复杂的作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勃鲁埃 -> 1917—1923年德国革命

　　卡尔·拉狄克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独特的人物，任何一个想要研究共产国际早期历史的人，都绕不开这个关键人物。尽管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如今已经几乎被遗忘了，可是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年里，他是共产国际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从他走出德国的监狱，到共产国际二大召开前的几个月里，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书记。此外，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他都是德共的导师，共产国际执委会指派他负责“德国问题”，就像它指派托洛茨基负责“法国问题”一样。H·舒勒（H.Schurer）与沃伦·勒纳^[1]最近的研究成果，也许开启了研究拉狄克的道路；大量的“拉狄克”文件藏在东德和苏联，不许我们查阅，我们现在只能期盼，这些文件有朝一日能够向我们开放。

　　对拉狄克最好的描写，无疑出自一九二〇年的德国记者威廉·赫尔佐格笔下：

　　卡尔·拉狄克……已经当选为第三共产国际的书记。他那活跃的、甚至可以说是活跃过头的头脑狂热地投入了工作。他的大脑充满了德国浪漫主义（加上一点波兰犹太教义），富有讽刺与能量。他每天都要为《真理报》和《消息报》各写一篇社论，往往还要另写一篇文章，供克里斯蒂安尼亚^[2]的广播电台播送。他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个代表。他向他们提出建议和指导。他主持第三国际的大小会议，还要参加执行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与许多部门的各种会议。他要在工人大学讲课，还要给红军指挥员上课。他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的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发言。所有这些工作都不是草率了事，而是经过精心的准备，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非常严肃认真，但绝不缺少机智。他能把握问题，充分理解问题，对问题进行剖析与解释。听他讲话简直如沐春风。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主意，对于各种人物和事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理解。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的每一天、每一个领袖，甚至是每一个有点重要性的人物，他都一清二楚。因此，他具有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非常了解。

　　他具有闪耀迷人的风度。虽然他的俄语水平不如母语好，但他的文章脉络清晰，比喻活灵活现，令人钦佩不已。对于人类生活中有关政治和知识的一切方面，都能在他的头脑中唤起敏捷的反应。简单来说，他具有卓越的才智，是一个天生的宣传家和鼓动家，谁也无法压制和阻止他的宣传鼓动。在用世界革命的思想来影响、感染和渗透这个敌对的、或仍是冷漠的世界这个问题上，他从不知妥协为何物。他与布哈林、奥辛斯基^[3]等人属于布尔什维克（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年轻一代。这个阶级战争的卓越战略家，这个令人心惊胆颤的恐怖主义者，热爱德语文学；他熟悉歌德、海涅、克莱斯特^[4]、弗里德里希·冯·根茨^[5]与浪漫主义作家比希纳^[6]、格拉贝^[7]，他热爱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8]，并能引用施特凡·格奥尔格^[9]与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10]的诗篇^[11]。

　　这段描写充满了恭维和赞美，不过仍不失真实可信，但是，也许还应该做一点小小的补充：拉狄克其貌不扬，不修边幅。凯斯勒^[12]伯爵曾这样形容拉狄克：“介于巴克^[13]和狼之间的某种东西，又有点像街头的阿拉伯人……梅菲斯特”。英国间谍兼外交官布鲁斯·洛克哈特^[14]写道：“〔拉狄克〕半是教授，半是土匪”。他的魅力源自他的智慧，源自他的机智善辩，源自他时刻不忘使用的狡黠的幽默感，源自他渊博的学识和对知识的广泛的好奇心，简单地说，他的魅力源自他的优雅、敏锐与无可辩驳的文弱，尽管他讲起话来咄咄逼人。

　　最重要的是，拉狄克是一个独行侠。当他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时候，他有自己独特的人格。其实，早在德国党的领袖对革命还毫无经验，仅在书中读过一些对巴黎公社或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描写时，拉狄克就已经有了一些革命经验。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流亡国外，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开始时，他又回到了波兰，接替了列奥·约吉希斯，担任了波兰社会民主党报刊的主编。然后他体验了坐牢的滋味。出狱后他定居德国，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在《新时代》上抨击了考茨基，因此赢得了辩论家与理论家的名声。他专门研究帝国主义，并全力揭示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会导致世界大战。他以这个观点为基础，发展出了他的世界革命理论——这个课题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很熟悉，但对德国社民党的党员来说却很生疏。他的才智使他成了一个有名的记者，但他在德国仍是孤单的，在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里，由于他支持以华沙党委为首的反对派，反对卢森堡与约吉希斯，他遭到了进一步的孤立。

　　在所谓的“拉狄克事件”中，他为自己的名气与孤立付出了代价。他曾鲁莽地抨击过社民党的机关与南方的修正主义者。在一九一二年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次年，在波兰人的支持下，他被德国党和波兰党开除，理由是他的某些个人行为。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为了能更好地为自己辩护，他果断前往柏林，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发表了自辩书。为此而成立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即“巴黎委员会”）洗清了他的冤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赢得了列宁、李卜克内西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的支持。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的案件得不到应得的重审，这样一来，他就像舒勒所写的那样，“在大多数德国社会党人眼中仍是个有污点的人”^[15]。

　　一九一四年，他在德国已无容身之地，德国的国际主义派的核心成员都是他最难对付的劲敌。他在极度消沉之中流亡到了瑞士，这让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托洛茨基十分失望：

　　我曾希望他能成为我的同志。……但我在谈话中惊讶地发现，他不相信战争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近期内根本没有可能。他回答说：“不行，对此来说，人类生产力还不够发达。”^[16]

　　不过拉狄克很快就在流亡的国际主义者的圈子里重新振作起来，并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列宁希望能通过他同德国国际主义者建立联系。列宁劝说他参加一份国际刊物的工作，列宁希望这份刊物能够成为重整国际的出发点。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拉狄克属于少数派；但德国代表拒绝同拉狄克一起在宣言上签字。在伯尔尼，当蔡特金发现拉狄克也来出席昆塔尔会议时，她勃然大怒^[17]。他显然仍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尽管拉狄克同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但他却与列宁保持距离，列宁曾用很重的话批评拉狄克“耍阴谋”，甚至还骂他“卑鄙下流”。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他同列宁发生过争论，他还谴责过一九一六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18]。同时，在德国问题上，他坚决要求革命派同社会民主党决裂，建立独立的组织。通过拉狄克发表在《工人政治》上的文章，德国的极左派才接触到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工人贵族的背叛、关于必须与社会民主党决裂、关于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的主张。在独立党成立大会上，一位斯巴达克斯派代表引用了拉狄克的话，并在听众当中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在一定程度上，拉狄克仍是德国运动中的一个在逃犯，但他周围的坚冰正在逐渐消融。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急剧地改变了他的立场。他跟列宁乘上了同一列火车，却被俄国当局拒绝入境。于是他便在斯德哥尔摩逗留了下来，帮布尔什维克组织国际联络工作，并领导了对德宣传。在起义的第二天，他抵达了彼得格勒，并立刻被当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副外交人民委员任上，他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外交官及将领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并在战俘中间开展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还在前线组织了两军士兵之间的亲善活动。他始终关注着德国，在德国政府拒绝让他以苏维埃政权的官方代表的身份入境后，他偷越国境，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初以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的身份抵达了柏林。

　　拉狄克的反应受俄国经验影响极大，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他在德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采取了什么样的立场。在这一阶段，他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旁观者，他深信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具有其优越性。在他被捕之后的几周里，他曾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但在审讯中他的立场是坚定的。然后情况改变了；他成了一个特殊囚犯，他的牢房成了政治沙龙，政治家、将军、商业巨头都跑来求见他这个俄国政府的半官方代表，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或是去影响他。这个波西米亚法外狂徒表现出了优秀外交家的才干，同他谈话的人无不为他倾倒，或是对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开始讨论起高层的外交政策，探寻结盟的可能性，并把他当成了一位全权的特派大员。

　　尽管如此，拉狄克一刻也没有忽视德共的各种问题，在短短几天里，他已经目睹了这个党的诞生，也目睹了它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作用。他在列维身上做了大量工作，试图说服列维接受这些观点：一定要争取群众、避免“左”派幼稚病、在工会当中开展工作、并利用选举和议会讲坛提供的各种机会。从一九一九年起，他就在撰文反对“左”派幼稚病，他在论战中提出的各种论点，几乎都为列宁全盘接受。拉狄克赞同列维提出的总体前景，也赞同列维提交给海德尔堡代表大会的提纲的路线（他可能帮助列维起草了这个提纲），但他却不信任列维，他还尖锐地批判过列维，因为列维在新党内搞分裂，还抨击过匈牙利与巴伐利亚的共产党人，而他认为这种抨击是出于机会主义立场的。

　　回到俄国后，他担任了共产国际书记，主要负责德国事务。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在是否邀请共工党参加大会的问题上，他支持德共（斯），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俄国党，显示出了他的独立性。此举（他认为自己要向共产国际负责，而不是向他自己的党负责）导致他被俄国党免去了书记职位。与此同时，在一九二〇年夏季，仅有极少数共产党领袖不赞同列宁对于波兰和德国的革命前景的乐观看法，拉狄克就是其中之一。列宁后来说过：“拉狄克预见到了事情的结局。他警告了我们，我当时对他很恼火，骂他‘失败主义’。但是他大体上是正确的^[19]。”

　　在德国问题上，拉狄克对于德共领袖有着不少的保留意见。在卡普暴动之后，他是对德共中央局的态度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之一，他极力谴责“忠诚反对派”的声明，在那一年剩下的时间里，他要么直接、要么通过弗勒利希同列维论战。他起先反对同独立党左派建立密切联系，但后来又转变了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列维。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在搞阴谋，企图在独立党左派领袖（而不是在德共中央局）当中寻找支持者，或者是在寻找他认为能够抗衡列维的有害影响的人物。在合并大会上，他反对列维，但又与列维一同起草了《公开信》，为此他遭到了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与库恩的抨击，然后他通过阐述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理论，发展出了他对极左主义的批判。

　　要搞清楚拉狄克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以后的政治目的，就不太容易了。他强烈反对左派，强烈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在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分裂意大利社会党的企图，但是，当列维辞去党主席的职务，给最糟糕的左派对手大开方便之门后，此举又让他大为惊讶。在三月行动发动前，他从莫斯科发出指令，要求“推动”党，但是，当他得知这种“推动”是怎么进行的（三月行动在库恩推动下发动了）之后，他马上就对三月行动进行了谨慎的批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俄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领导层陷入了混战，拉狄克似乎选择了同俄国党的左派站在一起（为此他遭到了列宁的批评），但他的立场又比季诺维也夫要右一些，季诺维也夫为此指责他违反了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同列宁与托洛茨基达成的妥协——但是列宁后来又批评他过于“左”倾。在俄国党代表大会与共产国际三大之间，他表现得犹疑不定，最终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他的行为促使塔尔海默与特拉奇尼提交了修正案，发起了左派的反攻。

　　共产国际三大结束后，在莫斯科有一些人想要重新向中派开战，拉狄克似乎就是其中之一，他公开抨击了蔡特金，并为此遭到了列宁的批评。他先向列维、然后向弗里斯兰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所使用的词句同柏林左派使用的词句很像。其实，从一九二一年二月开始，他的政治性格、他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他对世界革命进展速度的悲观情绪，都是与他的态度相矛盾的。他先是坚决地反对左派，但又突然参加了左派，可他对左派的支持又不够彻底。在写给中央局的信中，他将这种转变解释为爆炸性的国际局势所引发的焦虑，以及他认为的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但这能解释得了这种转变吗？他是否只是想避免同明显获得了列宁的无限支持的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他是否认为，可以利用当时的形势，方便地搞掉被他认为已经不可靠的列维，但又不抛弃列维的路线呢？我们目前只好承认，我们还弄不清当时的这个谜团，拉狄克在当时的表现，使他遭到了“左右摇摆”的指责，如果不说他是“投机分子”的话。无论如何，我们都很难认同舒勒提出的在一九二一年底出现了一个“新拉狄克”的观点。出现的只是旧拉狄克的重生，经过六个月的困惑之后，他又重拾了早先的看法，认为西欧的革命进展速度是缓慢的，必须通过耐心地争取群众来建设一个党，必须围绕着经济要求与“过渡”口号，不断地进行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他作为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外交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同冯·塞克特将军和外交官冯·马尔赞^[20]举行了会谈，促成了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拉狄克其实是克里姆林宫在德国的非正式代表，在某些方面，他代表着共产国际不一定赞成的外交政策。在共产国际内，有一些人致力于在工人统一战线战略的框架内，寻找革命的“新道路”，拉狄克就是这些人之一；他就算不是工人政府之类的过渡口号的父亲，至少也是教父。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没有引起季诺维也夫的注意，却引起了拉狄克的极大关注，他从中得出结论，并在一九二三年将这些结论公开发表；历史在这一时期提出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回野蛮”的问题的现代翻版，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无产阶级具体应该怎么做？拉狄克的结论对此作了回答。舒勒认为，拉狄克在一九二三年提出的观点，抛弃了他以前的关于工人贵族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分析，事实并非如此。在拉狄克看来，正是因为在那一年，德国的经济危机摧毁了工人贵族赖以生存的基础，把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都拉低到了相同的水平，整个阶级才有可能重新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我们已经指出过对拉狄克的“施拉格特路线”的传统解释错误何在。对这条路线的传统解释认为，这是企图复活“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舒勒甚至认为这是“对于作为一种有潜力的革命因素的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新兴趣”的证据^[21]。拉狄克认为，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他是针对小资产阶级而提出“施拉格特路线”的，这个阶级已经被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民族耻辱给逼得发狂了，“施拉格特路线”就是为了不让反革命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获得群众基础。施拉格特虽然站在反革命一边战斗，但他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值得革命者钦佩，不过，正如拉狄克所说的，他只是一个“走入虚无的浪游者”，而走向未来的钥匙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然而，在整个一九二三年里，拉狄克的政治表现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正当非正式罢工撼动了库诺政府时，他坚决反对任何急躁行为，反对德共内部的任何极左冲动，当七月二十九日的街头示威被禁止时，他几乎是单独承担了不对禁令进行抵抗的全部责任。然后，他似乎没有经过讨论，就转而支持托洛茨基的必须准备起义的意见，他本人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可是，关于这一点，由于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够充分，我们还不能给出准确的回答。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力，是否足以让拉狄克相信，由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做出转变？鉴于他以前的经验，他是否当即同意改变他当时尚未成型的观点？他在一九二一年没有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克制了自己的冲动，会不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或保证，或者正好相反，他是因为投机心理作祟，想追随当时高层中的主流观点？那么，他这次是不是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才做出急剧转变的？舒勒猜测，拉狄克知道自己的看法才是对的，但他的言行都是与他真实看法相反的，这是真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德国党的领袖（特别是布兰德勒）的态度是跟拉狄克相似的，他们心里都充满了疑虑，但都没有说出口，有时甚至还积极助长同志们的幻想。拉狄克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指出，关键问题在于：德共是“一个优秀的工人党”，但还不是共产党，八月的转折进行得太晚了，德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明白，社会民主党的垮台使工人阶级群众陷入了何等严重的消极状态之中，此时他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德共决定撤销起义时，拉狄克不在开姆尼茨。但他后来批准了这个决定，当布兰德勒要求他承担全部责任时，他同意了布兰德勒的要求。这次他没有回避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其他委员及俄国党的领袖发生冲突，相反，他主动发起了冲突。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面临着千夫所指，他极其坚定地、一步步地为自己辩护。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是到了最后一刻，出于对传统的尊重，他才做出了让步，支持了那个决议，让他和布兰德勒充当了一九二三年的失败的替罪羊。

　　拉狄克的聪明才智是无可置疑的，在面对统治阶级时，在坐牢或潜入地下时，他的勇气同样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他自己的党内，他的政治勇气就就不那么可靠了。当政治路线明确的时候，当他通过党内的普遍赞成，或是通过他的听众的可靠意见，从而清楚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的时候，他就能表现得才华横溢、高效能干、坚定果决；但是，每当共产国际或俄国党的领导层的内部冲突加剧的时候，或是在艰难的政治斗争中出现了某种新情况的时候，他只要一觉得自己脚下根基不稳，就会变得优柔寡断、瞻前顾后、见风使舵。他在解释和阐述问题时（也可以说是在推广普及思想时）无比睿智，在评论别人的政治思想时可谓妙笔生花，但是，每当需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承担起指引方向（特别是在需要纠正方向的时候）的责任时，他就会显得犹豫不决。他能够机智地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政治路线，在没有尖锐的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也能够“通过代理人”成功地领导德国党，但在危机时期，在需要一个全面的领袖来承担一切责任（包括在自己的党内，为了捍卫自己认为的正确路线而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十五年后，在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拉狄克上演了一出令人吃惊的戏剧：他在检察官维辛斯基^[22]面前，指控了一些人犯有罪行，同时又承认自己是这些人的共谋，托洛茨基为此对拉狄克做出了很严厉的评价。不过，这个评价，正好可以与赫尔佐格的恭维互补：

　　拉狄克……只是个记者。他拥有这一行的卓越才干，也拥有这一行的全部缺点。拉狄克受过的教育，也许形容为“极为广博”是最恰当的。他对波兰运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他长期参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对世界各国报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报刊，有着深入而仔细的研究，这些因素都拓宽了他的思想境界，使他的头脑极具灵活性，并给他的头脑提供了无数的事例、对比，还有分析与轶事。然而，拉狄克缺乏费迪南德·拉萨尔所谓的“头脑的坚韧力量”。在各种各样的政治集团当中，拉狄克与其说是关键的参与者，倒不如说是过客。他的头脑过于冲动，过分滑头，不适合系统的工作。他的文章也许能给人提供大量的信息；他提出的反论能使人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拉狄克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23]。

　　简单来说，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共产国际让拉狄克担任德共的导师，交给了他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在德国锻造出一个革命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要由那些能够给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找到正确方向的人组成，但是，他却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无法把自己并不具备的东西传授给德共的干部，这些东西就是：充分的政治自信，这种自信是以在变化莫测的形势中久经考验的分析为基础的；行为的一贯性；坚定地捍卫自己的信念；坚守原则而又不堕入教条主义。在他的羽翼下，尽管他自觉地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却还是不能成熟起来。

^[1] 沃伦·勒纳（Warren Lerner，1929年7月16日——2007年12月2日），美国历史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1952年获波士顿大学学士学位，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6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1961年任罗斯福大学历史系助教，1961—1965年任杜克大学助教，1965—1972年任副教授，1972—2002年任教授，1985—1990年任杜克大学历史系主任，2002年获杜克大学荣誉教授称号。主要研究俄国与东欧历史。——中译者注

^[2] 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是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的旧称。——中译者注

^[3] 尼古拉·奥辛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中译者注

^[4] 可能是指埃瓦尔德·克里斯蒂安·冯·克莱斯特（Ewald Christian von Kleist，1715—1759），德国诗人；也可能是指弗兰茨·亚历山大·冯·克莱斯特（Franz Alexander von Kleist，1769—1797），德国诗人；或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诗人、作家。——中译者注

^[5]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1764年5月2日——1832年6月9日），德国出版商、国务活动家。——中译者注

^[6] 卡尔·格奥尔格·比希纳（Karl Georg Büchner，1813年10月17日——1837年2月19日），德国剧作家、革命家。——中译者注

^[7] 克里斯蒂安·迪特里希·格拉贝（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年12月11日——1836年9月12日），德国剧作家。——中译者注

^[8] 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年10月11日——1898年11月28日），瑞士诗人、小说家。——中译者注

^[9] 施特凡·安东·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1868年7月12日——1933年12月4日），德国诗人。——中译者注

^[10] 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年2月1日——1929年7月15日），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中译者注

^[11] 威·赫尔佐格，《俄国札记》（Russisches Notizbuch），《论坛》（Das Forum），第11期，1920年8月，第805—807页。

^[12] 哈里·克莱门特·乌尔里希·凯斯勒（Harry Clément Ulrich Kessler，1868年5月23日——1937年11月30日），德国作家、收藏家、外交官，曾于1918年11月18日——12月15日出任德国驻华沙大使。——中译者注

^[13] 巴克（Puck）是英国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精灵，身材矮小，毛发浓密，喜好恶作剧，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里就有一个巴克出场。——中译者注

^[14] 罗伯特·汉米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Hamilton Bruce Lockhart，1887年9月2日——1970年2月27日），英国记者、作家、间谍与外交官。二月革命时任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十月革命后组织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间谍活动，并卷入了刺杀列宁的案件。——中译者注

^[15] 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1部分，《概览》（Survey），第53期，1964年10月，第62页。

^[16] 列·达·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208页。此处引文与英译文略有出入。——中译者注

^[17] 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63页。

^[18] 1916年复活节期间，爱尔兰人民于4月24日发动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由于寡不敌众，起义在经过六天血战之后惨遭英军镇压。——中译者注

^[19] 蔡特金，《回忆列宁》，纽约，1934年，第18页。这一段在中文版中被删去了，故按照英文版译出。——中译者注

^[20] 阿道夫·格奥尔格·冯·马尔赞（Adolf Georg von Maltzan，1877年7月31日——1927年9月23日），德国外交官，曾在促成拉巴洛条约的谈判中发挥过重大作用。——中译者注

^[21] H·舒勒，《拉狄克与德国革命》，第2部分，《概览》，第55期，1965年4月，第135页。

^[22]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23] 列·达·托洛茨基，《新的莫斯科阴谋》（A New Moscow Amalgam），《列昂·托洛茨基文集1936—1937》（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6-37》，纽约，1978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