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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托洛茨基、他的亲属及其盟友

——布鲁耶著《托洛茨基传》摘译——
周仁生 译



  彼得格勒曾是造就托洛茨基辉煌岁月的城市。但毕竟他在彼得格勒的生活是淡泊的。1918年到1927年之间,即在对他的政治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岁月里,他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他在莫斯科一共逗留了十年,像这样的十年,在他此后的生活中,或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是未曾经历到的。
  以前,他在莫斯科,只仅仅熟悉布提基(Boutyrki)监狱,这是他在尼古拉也夫经过一段时期的积极活动之后,在那里度过的,而且当启程前往流放地之前,还在那里结了婚。革命后,不是出于迷信观念,苏维埃政府决定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下列这个问题,这就是苏维埃政府把沙皇的故居——克林姆林宫,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宅。托洛茨基一家人就住在克林姆林宫城楼的侧翼。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道:“我们在克林姆林宫内有一所沙皇时期高级官员使用过的住宅,有好几个房间一个连着一个。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室,全部用卡雷尔(Carelie)的木材建造的,镀上一层金色,闪闪发光。当我带着孩子到达时,列夫·达维多维奇出来迎接,大家都被这样的装饰逗乐了。”她以幽默的口吻说道:毕竟这是一座美好的住宅啊!
  城楼侧翼的这一套房间,直接通向人民委员的餐厅,有时政治局会议,就在这餐厅内举行。初时,列宁跟他是近邻,后来迁到另一个较远的住宅去了。斯大林原先也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正好面对托洛茨基的那套房间。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叶努基泽、加里宁住在同一条走廊上。他与斯大林曾有过冲突,因为斯大林不尊重夜间十点钟以后禁止车辆在这里往来的规定。后来,他要求调到专为博物馆保留着的一套房间去了。
  夏天,一家人离开克林姆宫的四个大房间,前往乡村去——这是夏天仅有的事——这乡村坐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们住的房子原属于一个富有的莫斯科人。这建筑物底层的大客厅,已辟为公共博物馆。房子靠近森林;二楼只有两个房间可以住人,要经过一条梯子才可走上楼去,房子里的水管早已冻裂了,迄今还没有修理过,但托洛茨基笑着向罗斯默解释说,对苏维埃的新主人来说,这房子已是够好的了!
  内战结束以来,托洛茨基的生活更有规律了,他的爱好和要求也同样是有规律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道:“列夫·达维多维奇工作起来,有条不紊。凡他要做的事,他总尽到最大的努力而不知疲倦、劳累。打从年轻时起,他培养起来的习惯是:一丝不苟、专心致志、遵守时刻,因此他要求周围的人也要这样做。不论开会、约会,他不许迟到。他最憎恶的是:发长篇大论而言之无物、自由散漫、工作随随便便。他能自然而然地、毫不费劲地把真诚积极的合作者团聚在自己的周围,因此,曾在秩序比较混乱的一段时期内,军事人民委员、军事最高人民委员会、他领导下的其他部门,以及他的私人秘书,都作出了卓越的榜样。凡在莫斯科曾亲眼目睹这种情况的人,不论是交口称赞的,或者是怀有敌意的人,都对此有过好评。”
  托洛茨基每天近七点半起床,然后前往办公室,于九点钟准时到达。在大多数情况下,下午一点半钟时便在克林姆林宫用膳,并让自己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休息了三刻钟,与他们在一起,可以使自己精神放松一下。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女儿们——那时,他们也住在莫斯科——会来克林姆林宫看望他。他们曾强烈地向父亲提出抗议,为什么在此时刻、在此环境,拒绝讨论政治问题。按照娜塔丽娅的证明。实际上,他从没有时间去谈论过去的航程、或他所看过的一切。但他喜欢谈的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崇高品质,却不谈他们的缺点。
  当他在西班牙过着流亡生活时,他是吸过烟的。无疑地自从回国参加革命以来,他不再吸烟了。他反对别人吸烟——他的好友拉柯夫斯基就是一个积习很深的吸烟者——他反对吸烟会招来一身龌龊、烟灰满衣裳,到处乱扔灭了的或未灭的烟蒂,吸烟者从来不关心会给人留下难堪的形象。他只在特殊场合下,或为了尊重主人盛情,才饮一点酒。不论聚会或工作,他一天的生活,总在深夜和凌晨两点钟之间才告结束。他与领导同志之间,是一种同志式的、推心置腹的诚恳关系,而不是世俗关系:如相互拜访、相互应酬。还在1938年时,有一次他愤慨地谈到了在加米涅夫家举行的一次招待会。那是在1920年,在“白色走廊”上庆祝圣诞节或元旦,那次庆祝会,在他看来,简直是发展到新生资产阶级所遵奉的惯例的顶峰。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就退场了。他富于幽默感,但憎恨庸俗习气——例如,拉狄克讲的故事,常常含有不堪入耳的下流话——恰当地说来,托洛茨基体现在他的语言间和举止上,是带点腼腆性的。他对人的个性、犹如对女性的美一样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他还使用修辞手段加以表现。在歌颂温雅绮丽的拉莉莎·雷斯纳(Larissa Reissneur)便使用了以下的形容词:“她是革命的帕拉斯(帕拉斯是希腊的女神—译者注),这美丽年轻的女性,使不少男人为之倾倒”,“她像流星曳光一样的耀眼灼人”以及“奥林匹斯女神”。有关这个问题,马克斯·伊斯特曼于1925年时,有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托洛茨基一生中,有足够多的田园诗般的恋爱史,这些恋爱诗本应该占据着多年来出版的,撰写认真的传记篇幅。但看来,由于在男女关系中所独具的放荡性,粗野性,使人们逐渐地失去了对这种隐秘性猜测的兴趣——或者人们认为男女之间表达无法抵御的诱惑力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根据在年轻时便认识他的那些人来判断,那些人的思想里还保留着托洛茨基的声音、形象,那么定会认为在这个重要的情爱领域里,他应该属于恩格斯派,而不是属于马克思派。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是托洛茨基最好的、也是最亲密的伴侣,他终身伴随着他。他也是他两个儿子的母亲……但,如果我们重提在现代人所写的传记中所没有提到的许多事,那么,亚历山德拉·洛沃芙娜 ,也同样是他的伴侣。”
  我承认对于托洛茨基生活的这一方面,未曾深究过,而这方面的生活曾一度规定着他的一般态度。我同意范(Van)所谈到的,他与克莱尔·谢里丹(Clare Sheridan)之间的关系,有过调情的成分,这是不列颠艺术家回忆录中有记载的,但我宁愿指出是西龙(Silone)说的一段话,他说:“他对意大利所知不多,仅仅是路过这个国度,但每当他回忆这段情景时,就会兴高采烈起来,因为这段情景使他记起了她,正像他对我说的,‘这是一种美好的友情’。单从他说的这几个仅识的意大利文字,实际上就说明了他的潇洒自如,也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初衷。”
  随着内战的结束,托洛茨基发现钓鱼和狩猎,将是业余生活中唯一的娱乐,也是消遣和休息的唯一手段。引导他爱好打猎的是穆拉洛夫,而他的真正主人,却是他一向尊敬的技术员伊凡·瓦西里也夫·柴采夫,他住在科洛切诺村,沿着杜布纳河和富于野禽的沼泽地。他还把时间消磨在钓鱼上。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道:“黎明时,在一片白茫茫的河面上,在芦苇丛中,人们可以发现他由一位年迈的猎人陪同着,或者在伺候着野鸭、或者张开渔网;有时从撒满冰碛的、雄伟壮丽的冰冻密林中,攀上山坡,而以捕到一只小熊罴而告终;这才是真正的娱乐,也是与大地、水流、风雪的直接接触,确能振奋精神;这也是一种战斗生活,一种深入思考的时刻。”
  人们知道托洛茨基在扎布洛底埃沼泽地狩猎时,曾于1923-1924年,浸染上了被称为沼泽热的疟疾病。关于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是他生命力旺盛的一个最大的秘密,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提出了见证,而这见证是少被人知的:“列夫·达维多维奇的工作能力,向来是十分充沛的。人们可能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工作能力。他的生活是极度紧张的,同一时间内能干许多事,如搜集材料进行研究,论述文学、经济学以及国内外政治。因此,他的健康开始令人惊讶地恶化;他患过恶性高烧,身体逐渐衰弱下去,经常迫使他卧床不起,或者逼使他躲到高加索疗养院去休养。医师们,特别是我们的朋友热蒂埃医师,诊断他所患的病是一种变性疟疾,但仍提不出更全面的诊断,显然,困难是无法掩盖的。看来,尽管他本来神经高度敏感,感受力很强,但列夫·达维多维奇在患高血压病期间——不顾他的意志力多强——却显示出智力的衰退。先前,在参加会议的前夕,胃病常常发作。他的恶性高烧从未治愈过,这使他在斗争中更加累垮了身体。即使因病卧床时,他仍然继续写作、阅读、记笔记,甚至还要口授讲稿。”
  克莱尔·谢里丹于1920年10月间,雕塑了托洛茨基的半身像,在革命前,她并不认识托洛茨基,但她大胆地提出一项艺术改革,勾画出一幅令人注目的心理分析半身塑像,他写道:“现在,他终于像他自己了,而且不自觉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个性强烈的人。他的风采,悠然自得的神情,象征着一个生来便享有崇高地位的人物。他已成为国家的、政府的领导人。纵使托洛茨基不是托洛茨基其人,纵使世人从来未听到过他的演说,世人也会欣赏他那光彩夺目的智慧。我为什么感到雕塑他的半身像,比我预先估计的要困难得多,其理由在于他具有三重各不相同的品格。他是一位才智过人、深有教养的学者;是一位富有政治热忱、豪情奔放的政治家;他在学生时代又是一个爱开玩笑、逗人欢喜的孩子,脸颊上深藏着一只酒窝。这三重各不相同的品格,我已经先后觉察到,并使之在我的塑像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同样是积极工作、辛勤劳动的,她在国民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能可靠地领导历史文物及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在这一领域内的工作,她是胜任愉快的。
  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女孩,现在都已是成年妇女,成为家庭中的年轻母亲,齐娜达(又名齐娜、齐努什卡),十七岁时领导彼得格勒的共产主义青年报,二十岁出头,是莫斯科的一名教师。齐娜第一次婚姻的丈夫是扎哈洛夫,生下一个小女孩。离婚后,与另一名教师P·T·沃尔科夫结婚,夫妇俩在1926年养下一个小男孩——弗西埃沃洛德(Vsievolod),然后启程前往克里米去教书。尼娜同样是年纪轻轻的时候便结了婚的,她的大儿子列夫,出生于1920年,那时她只不过十八岁。她的丈夫曼·纳维尔,年龄比她大得多。但他的渊博学识和出众的毅力,使他有着美好前途的远景。1917年,他还是中学生时,已经参加了党,1918年参加红军,并飞速地攀登上通向人民委员的等级台阶:1920年攻进波兰时,他已担任红军第五军的政治部主任。同年年底,从部队复员归来后,他又重新开始学术研究,后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这对夫妇曾生育过第二个孩子。但我们不知道,究竟从那一天开始,姐妹俩年纪轻轻的染上了可怕的痼疾,过早地夺走了年轻夫妇的生育能力:姐妹俩患的是结核病。
  这样看来,在托洛茨基最后两个儿子长大成人之前,他已经做了外祖父了。……与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结婚之后,他有了两个儿子,他们是以母亲的姓为姓的。长子名叫列夫或里昂,像他父亲的名,但通常大家称呼他里沃瓦。幼子名叫谢尔盖,大家称呼他西里奥泽。一家人和睦相爱,两个儿子占居一座很大房子,但因他们的父亲长期不在家,而母亲负有专业工作的职责,让两个儿子享有很大的自由,因而充分发挥了独创性。
  里沃瓦为了争取提早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把年龄多报了一岁。在共产主义青年团中,他开始与制面包工人接触。未满14岁,便已有多次机会、获准陪父亲前往前线;他被分配在波兰战线一侧,穿上皮外套。当他还不满16岁时,他不肯乘坐父亲办公用的汽车,表明他不愿做一个享受特权的人。后来,他离开了克林姆林宫内的大房子,住在无产者学生的家里,继而住在“城市平民”的家中,这是那个时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独特风格。中学毕业以后,里沃瓦进入莫斯科高等科技学院学习,他既迷恋于纯理论数学,又酷爱工程师的职业。他自愿参加所有的义务劳动:如“共产主义者星期六”、扫盲运动、为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志们补习功课等等。他富有政治激情,于1923年时,便投身反对派活动;他跟一位女同志尼娜·沃洛芙斯卡娅(Nina Vorsvskaia)一起,他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活动家。里沃瓦与尼娜结婚时,年纪还很轻,尼娜是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莫斯科女工,年轻的夫妇于1936年养了一个男孩,取名为列夫,跟孩子的父亲、祖父以及堂兄弟所取的名字一样。
  西里奥泽,即谢尔盖,得天独厚,他智力过人,具有非凡的气质。打从童年时代起,他偏爱音乐和文学;到了青年时代,他转向数学和技术,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之前,他一直热爱体育活动,并且离开了家庭,在马戏团里生活并工作。他从来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更不必说入党了。他不谈政治问题,毅然决然的不参加政治活动,然而在个人方面,他发自内心是同父亲团结一致的。
  此时,托洛茨基身旁已没有了父、母亲。人们定会记得,在流亡维也纳的那个时期里,他母亲亡故了。他跟父亲重新见面,是在内战开始的时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道:“只当我们住进克林姆林宫的时候,托洛茨基的父亲才来到莫斯科。这位老人,那时已经七十岁了。由于革命的爆发,突然间倾家荡产,只得离开雅诺夫卡村,在赫尔松与敖德萨之间,徒步长途跋涉了两百公里,还要穿过极其危险的地区。好几次在路途中,他受到一批批游击队的盘问,差点儿逃不出去了。红军只知道托洛茨基名字,而这位老人却是资产阶级身份的农民,即富农。父子俩重逢时,彼此间都怀有深情的爱。老人给我们诉述往事时说,他一切都明白了,而且还说,他自愿把所有的财产放弃,献给了革命:土地、建筑物、马匹、牲口。他思想里的平等观念,驱使他赞同人民事业。或许老人对儿子所肩负的使命引以为豪,可他没有流露出来。我们发现他的眼神里闪过一线似开玩笑式的亮光。只听他说道:‘父辈们劳动着,不断地劳动着,无非想在晚年过个宽裕、悠闲的日子;而后来呢,儿辈们都去搞革命……’。老人在国有化了的农业开垦区工作,那里的工作他是力能胜任的。1922年,他在劳动岗位上去世,还不到七十五岁。”
  这里还需要补充一位家庭成员。这就是维克多·塞尔日称她做“祖母”的那个人、亚历山德拉·洛沃芙娜·索柯洛夫斯卡娅,她是托洛茨基的第一位妻子,齐娜达与尼娜的母亲,也是女儿四个小孩的祖母,出于母爱,她深情地爱抚着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所生的两个男孩。通常,她住在列宁格勒,但总算住得很近的;因此,难道她不会去照看那些个小婴孩吗?
  看来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家庭成员都算进去了:奥尔加是托洛茨基的胞妹,比他年轻四岁,与L·B·加米涅夫结了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特别接近。其他兄弟、姐妹、表兄弟、表姐妹,几乎都没有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提到,只有提到了斯潘泽,他曾派遣伊斯特曼去向斯潘泽收集青、少年时期的资料。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起二十年代后期,在莫斯科所接近的人,她写道:“人们常常责备列夫·达维多维奇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事实是:他没有亲近任何人,我们既没有外出拜访,也不接待来访的客人——首先是缺乏时间——他也很少到剧院去,我们私人关系的圈子是十分狭窄的,主要是受工作和政治斗争的条件所限制。”
  事实上,新的政治生活节奏,斗争力量的变化,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现在是第一次不再以独自一人出现在政治上。当然,这决不像党与国家机关所一再狂热攻击的、存在着所谓“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托洛茨基的周围,确有忠实的拥护者朋友、年老或年轻的同志。
  在所有的朋友中,年纪最大而交情最深的,无疑是克里斯廷·格·拉柯夫斯基。从他当时工作的地理位置来说,他与托洛茨基的相隔距离最远。自从1903年以来,拉柯夫斯基便结识了托洛茨基;自大战前夕以及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当托洛茨基逗留在罗马尼亚时,两人便成了好友。拉柯夫斯基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原是富家地主的儿子,却在童年时期便参加了革命。在战前各国社会党内——也包括法国社会党——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齐默瓦尔得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之后,他与“我们的话”杂志合作,并且提供了经费上的资助,这是很可贵的。他被罗马尼亚反动政府投入监狱,因俄国发生革命而获得自由。后来他在红军政治部里指挥作战,并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作为首批革命领导人之一,拉柯夫斯基首先起来反对由斯大林推行的,在少数民族中实行俄罗斯化的政策。1923年,他以驻英大使名称,派驻伦敦,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流放形式,当权派藉此来切断他与反对派的联系,并削弱他在乌克兰曾留下的巨大影响。
  1925年,拉柯夫斯基被派驻巴黎,但他在巴黎期间的私人朋友中,也有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罗斯默夫妇就是其中的领头人。在这个时期内,人们可能猜想,托洛茨基与他是否会有会面的机会呢?说来也奇,早在这个时期之前,拉柯夫斯基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对先进的航空技术设备深感兴趣,他毫不迟疑地利用这种先进技术,乘坐飞机到莫斯科作一次短暂旅行,但在莫斯科,他没有会到他的朋友,这真是完全出于意料之外,而且也很难设想的。后来,托洛茨基偶然一次提到了拉柯夫斯基和L·N·斯米诺夫曾于1924年春天,乘坐一架飞机前往苏呼米去拜访托洛茨基——这是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的帮助,才使这次旅行成为可能。我们还知道,1927年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逗留巴黎时,从3月到10月就住在拉柯夫斯基的寓所里,并同他们一起在法国旅游,后来还在布尔布勒城养病。
  拉柯夫斯基是托洛茨基最称心、最得意的朋友。他出类拔萃、知识渊博、吸引力强、多才多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他心情愉快、冷静沉着、勇气百倍,这一切都经得起考验。他在当时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这是毋庸争议的。也正因此,所有反共分子对他刻骨仇恨,无法调和,到了1927年,终于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这就不足为奇了。
  拉柯夫斯基始终是一位清廉纯洁的人。当他启程回国时,坐同一辆马车一个农民的儿子名叫P·伊斯特拉帝的惊讶地发现,在他的大礼服里面,穿的是早已破烂不堪的缀满补丁的衬衣。对托洛茨基来说,“拉柯”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他的忠诚朋友。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穆拉洛夫,是一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这位农学专家是农民的儿子。他的身材引人注目,特别是留着一脸大胡子,更给人以深刻印象。他在1903年入党,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1905年,他手持武器,从人群中冲出一条活路,这股人群是因反犹太暴力组织黑色百人团的挑动而激发起来的。他虽然被捕入狱,却因此使平民招待所——即教育中心,受到很大鼓舞。他曾是莫斯科苏维埃士兵团指挥官,也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到了1921年,他再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第十二军团担任东线司令员时,同时兼任红军总检察长。自1918年以来,他同托洛茨基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1923年夏天,他是四十六人宣言书的签名者之一。穆拉洛夫与托洛茨基,在性格上是很不相同的,他大声说笑,有时还骂人,讲粗话,由于他那爽直欢快的表情,与托洛茨基的刻板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恰好因为这一差异,穆拉洛夫为了朋友的身心健康,便拉托洛茨基一起参加狩猎、钓鱼等活动。
  伊凡·尼基提奇·斯米尔诺夫,与穆拉洛夫是年龄相仿的同一代革命家。他也是农民的儿子,当过铁道工人、工厂工人以及精密机械修配工。一生中有过多年坐牢和流放的经历。特别在促使苏维埃远东、参加苏维埃联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使他受人注目。从1920年起,他为自己赢得了“西伯利亚列宁”的光荣称号。他在喀山之前,即在斯维亚耶斯克(Sviajsk)时,他便结识了托洛茨基。众所周知,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是惊人的恶劣,但他从容沉着:严格要求自己、公正客观、头脑清醒,使他获得了“党的良心”的称号。拉里沙·赖斯纳,是一个不轻易发表感想的人,但他在写到斯米尔诺夫时,也说过这样的评语,他说:“在极端艰难的时刻,斯米尔诺夫表现得最坚强,毫不畏惧。”他在喀山时期之前,就被人们尊称为“代表着最高道德标准和共产主义良心。”维克多·塞尔日在很久以后概括地谈到他的品格时写道:“他无需装出姿态,也无需用话语表达,他本来就是理想主义的具体化身。”1926年他开始担任邮电人民委员,直到1927年。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回忆斯米尔诺夫时写道:“他身材瘦长,有一副精明机智的相貌,戴着眼镜,黄金色的头发,仁慈、宽厚、勤劳。”1924年,他与拉柯夫斯基一起,悄悄地坐飞机到苏呼米作短暂逗留。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到A·A·越飞时,她说:“越飞跟拉柯夫斯基一样,都是托洛茨基在大战前的朋友,一个看不出有威严外表的显要人物,他的相貌像是古代亚述人,富于独立思考力,具有廉正不阿的作风。”他和托洛茨基是在维也纳时认识的,他不仅是托洛茨基的朋友,而且还是事业的支持者,是托洛茨基与俄罗斯《真理报》之间保持联系的联络员。正是越飞为托洛茨基打开通向“精神分析研究”维也纳世界的大门——即阿尔弗雷德、赖莎·阿德勒的家。他曾是革命俄罗斯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担任过驻德国、中国及奥地利大使。在那几年中,他很少在莫斯科,但一旦当他留在莫斯科时,他就同年轻的妻子玛丽·米海洛芙娜一起,去会见托洛茨基,会见的时间总是相当地长。托洛茨基经常向他提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向他学习。从1925年起,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更加接近起来,那时,他在租让委员会中担任托洛茨基的助手。
  以上谈到的这几个人,组成了托洛茨基周围最亲密的,但范围不大的朋友群。他们都是先在流亡时代,后在内战时期结成的朋友。除此之外,他还有圈子较大的朋友群,包括其他一些人,这些人就严格意义说来,不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但仍然是在亲密的同志之列。他们与托洛茨基或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保持着深情亲切的关系。
  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17年时年仅31岁,但他已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1905年入党,参加过莫斯科起义。他在西伯利亚有过多年监禁和流放的历史,并于1917年参加乌拉尔战斗活动,后来转到莫斯科《真理报》工作。1918年是左派共产党人,1920-21年担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23年发表四十六人宣言时,及在第13次党代表大会上,他都是反对派的代言人。此后,他专门研究经济学问题。他同样是一位热心的业余狩猎者,时常与托洛茨基一道,在打野鸭活动中分享短暂的休闲的娱乐。他写过学术性很高的研究论文,也写过较浅近易懂的通俗读本。他的伴侣波丽娜·S·维诺格拉茨卡娅,是一位社会学家兼妇女问题专家,她本人与托洛茨基夫妇之间,同样保持着亲切的关系。
  L·S·索斯诺夫斯基,1917年时约27岁。13岁时,他便开始散发《火星报》。1905年后,他移居国外,并在亚眠市协助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宪章。他多次被关进监狱,但平时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位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新闻工作者。他曾为《真理报》工作,被公认为那个时期的优秀苏维埃记者,受到了尊敬。当革命政府成立时,他那支锋利的笔,深入揭露新权贵们气焰嚣张的事实,评论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指出本质问题,痛斥官僚主义。好多年中,他担任农民报《贫民》的主编,他从来不迁就或放过富农分子。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对他的精神气概深加赞扬。
  在托洛茨基所亲近的人中,还有内战时期最困难时刻的红军老前辈。 L·K·伊凡诺维奇,是一位服过苦役,而且是斯维亚耶斯克的资深革命家。这位190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是第五军政治委员,后来但任师司令员。有这些年中,他领导过空军学校,培养出一批红色空军干部;与此同时,他主持过前政治犯协会,并任协会的执行书记。他的妻子雷薇卡·阿什克娜兹也是一位活动分子,与托洛茨基夫妇有密切联系。
  V·D·卡斯帕洛娃,出生于迪法杜夫卡(Djvadovka),是鞑靼族血统的共产党员。她于1904年、19岁时入了党。在内战时期,她先是红军政治委员,后来担任全俄红军组织局书记,有这个称号的人,是军事人民委员会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内战结束之后,她调到共产国际工作,领导国际妇女书记处“东方支部”,成为东方“妇女问题”的专家。
  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在托洛茨基的亲密、真诚的关系中,也提到L·P·塞里勃里雅柯夫。他是一位老工人,曾任党书记,在群从中具有和解精神的人。N·V·克里斯廷斯基也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党书记。斯大林为了调虎离山,那时派他出任驻柏林大使;他的妻子是一位老活动分子。V·A·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早在1923年时,已被撤掉了红军政治部领导人的职务,随后派他到外交界工作。他是《我们的话》杂志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反对与季诺维也夫结盟。另一位是作家兼批评家A·K·沃隆斯基,他曾任《红色新闻》杂志社社长。
  现在应当谈一谈拉狄克。拉狄克的思想,有时闪耀着智慧之光,有时令人迷惑不解。托洛茨基并不是一贯地喜欢他,但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欣赏他掌握具体问题的艺术,欣赏他能提出解答问题的最佳方案。他在新闻记者的宣传推广方面的能力,是十分出色的。从1925年起,他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与拉里莎·赖斯纳生活在一起。拉里莎曾是伏尔加河舰队的政治委员。人们曾有一种流传说法,说拉狄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拉里莎的欢心,是因为他能使她确信:托洛茨基祝愿他们两人能生育一个好孩子,拉里莎是最美丽的,而拉狄克是最聪明的……
  L·G·皮达柯夫,几乎是同代布尔什维克党人中最年轻的一个——至少年轻11岁——也是党内最精明、最富有才华者之一,是列宁遗嘱中特别提到的6名中央委员中的一名。皮达柯夫作为一名战士,既冷静沉着,又富有胆识,是乌克兰内战时期的英雄。1923年,他以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人的身份,化名阿维德与拉狄克一起,动身前往德国,组织“德国委员会”。同年,在开展“新方针”讨论过程中,他代表反对派到各支部去,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人所共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敦促托洛茨基改变“性格”,要表现“更能合群些”,以免引起旁人指责他孤高傲慢。但托洛茨基不知道要怎样才能达到他的要求,也没有认识到“改变”这有什么必要。在往后几年中,皮达柯夫变得更加悲观了,他留在反对派阵营中,只因为是表示个人的坚贞和忠诚。
  老工人A·G·贝洛鲍罗多夫,于1918年由于他忠诚地执行党的决议,处死了沙皇及其一家人。他担任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部长,受到托洛茨基特别赏识。他妻子法伊娜·维克托洛芙娜·雅布隆斯卡娅,是新闻学院俄国史教授,而且与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之间结成了私交甚深的友谊。1927年,当托洛茨基夫妇仓促地被抛出了克林姆林宫时,去迎接他们的就是贝洛鲍罗多夫夫妇。我们还应当谈一谈S·V·穆拉契科夫斯基。1903年时,他已是布尔什维克,后来任反科尔察纵队指挥,内战后任乌拉尔区军事司令员。1927年任反对派秘书。他妻子纳捷达·奥斯特洛芙斯卡娅是前肃反队员。此外还有B·M·埃尔津,他是乌拉尔地区的老活动分子,也是著名的《政治辞典》的编者,他的儿子维克多·鲍里索维奇,是托洛茨基的秘书之一。
  所有以上提到的人,都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知名人物。然而,在这批关系亲密的人当中,也还有一些尽管知名度稍低,却在日常生活中与托洛茨基比较接近,感情上也比较深厚,只因年龄差距大,在联系上疏远了一点。这些人自1917、1928年以来,都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他对这些人深表关切。在托洛茨基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E·M·斯克良斯基怀有特殊的感情,而且特别尊重他。斯克良斯基是一位年轻的军医,未满30岁已成为托洛茨基的军事副手。托洛茨基称他为“苏维埃的卡诺”(卡诺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略家,胜利的后勤组织者。——译者注)1924年两人分手时,他被任命为纺织工业部部长。他与托洛茨基最后一次相见,正是他赴美之行的前夜。在此过程中,他出人意外地淹死在出发地附近的湖泊中。党书记处拒不同意把他的骨灰盒放在克林姆林宫墙内,而是送往市郊的公墓里去。后来,当托洛茨基忆及这种报复手段时,曾回想起《真理报》拒绝刊登格拉兹曼所写的悼词。
  雅·格·布洛姆金,是前社会革命党人,格别乌官员,1918年他是刺杀德国大使的凶手。逮捕监禁中,由于托洛茨基的说服,转而成为布尔什维克,参加秘书处工作,后来成为出色的苏维埃情报专家之一。罗斯默会见托洛茨基时,托氏已不在国内了,尽管他们相见的机会不多,但一直保持着忠实的友情。内战时期的同志、“专列上的随从人员”G·V·布托夫、N·M·塞尔穆克斯、I·M·波茨南斯基以及N·V·尼察耶夫,也是经常与托洛茨基在一起的。塞尔穆克斯甚至在1926年,带着格别乌的任务,陪同他前往德国,并在他住院治病期间,保护他的安全。
  一代新人也出现在托洛茨基的身旁。维克多·鲍里索维奇·埃尔津于1917年入党时,还是一名中学生,出任过红军师级政治委员。朗茨纳(Lentsner)叛变后,他已从“红色教授学院”毕业了,便接任《劳动报》编辑。托洛茨基还找到了其他年轻的合作者、老革命家和青年“红色教授”。他们当中有E·B·索尔恩采夫,是一位历史学家兼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当他接受商业使命期内,便被流放了——因为当权派怀疑他属于反对派——另一位是哥里高里·斯托帕洛夫,一个地下的老活动分子,20岁时参加反邓尼金斗争,后来成为红色教授及《劳动报》的积极合作者。
  我们手上保存着这几个人的照片,这是从哈佛图书馆文献中找到的。还保存着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以及其他人对他们所描述的小传:“塞尔穆克斯生有一头金发,长相喜人、笑容可掬”;波茨南斯基“身材坚实,发色棕黄、优美,他酷爱音乐和国际象棋”;布托夫“身材矮小,脸色苍白,有一对灰色的眼睛”。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除去工作中与他们相处之外,平常几乎很少跟他们见面,而他们直到生命结束,始终忠诚于托洛茨基,而托洛茨基也同样地尊重他们,热爱他们。
  难道所有这些人,竟会像斯大林及他的一伙,捕风捉影般地到处指控他们,说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派别”、一个党内的非法集团,并且规定了自己的派别纪律吗?这个问题,跟大部分警探类的问题一样,是荒唐无稽的。所有我们在这里一一列举过的人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战斗一生中,或者这一时,或者那一时,与托洛茨基有过联系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被认定同托洛茨基的政见一致。如果说不是在“工会问题”上,那至少也在“新方针”的讨论中是一致的。或者同发表“四十六人宣言”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柯夫,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拉狄克,当托洛茨基不在场时,他们在第13次党代表会议前夕的辩论中,成为1923年反对派的代言人。在有关党风民主、策略等问题上所有这些人无疑地都是与托洛茨基的意见基本一致,虽然在态度上略有不同。他们支持托洛茨基的分析,根据他的观点来考察现实。但只有受书记处特权阶层所控制的、那些党内深感不安分子,才会把这批杰出的人物,他们的朋友以及支持托洛茨基分析的社会同情网——自然以托洛茨基为中心——叫做“派别”或“集团”。不论“派别”或“集团”所表达的政治问题,是1923年争论中并未得到解决的,因此他们就不断地提出来,而提出的措词也不断地加剧。
  然而,想要拒不承认托洛茨基这批朋友在政治上的存在,那就再也不可能了。已经提到的上述这些人,或者是托洛茨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友人,或者是亲密的同志,他们早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中有红军中的老布尔什维克,高层政府官员、生产管理领袖,还有年轻的红色教授和工厂工人。所有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并无共同的私人利益,因此无法建成一个集团。他们所共有的,只不过是对政治的一致分析,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思潮,或党内一个倾向。然而,当权派却把党内纪律强加到他们头上:要他们把会面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在组织外的聚会也要减到最少,如果在党组织内发现他们搞“派别分裂”活动时,就要受到严历的纪律处分。人们不无理由地根据这一点就可以作出结论:这就必然的会导致,并形成带倾向性的思潮,形成派别分裂的倾向,只要有人担心可能出现所谓“第二党”时,应该肯定这在历史上闻名的“党内分裂”,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机关的新的统治者,强加给党的种种镇压措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然而,历史学家们应当强调指出,团聚在托洛茨基周围的这批人的固有本质。这批人的固有本质都是资深的革命活动分子——因为在这支队伍中,有不少人是老资格的年长者;按严格的意义来说,他们不是“老布尔什维克”,正像托洛茨基本人及拉柯夫斯基那样,他们是老革命家——总的说来他们是具有知识分子素质和高尚道德的人,他们不是政府机关里的行政官员,而是广大群众中的活动分子。他们熟悉地下秘密活动生活,有过坐牢的体验,长期流亡国外,具有远大的国际运动的视野。他们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群众领袖;不是行政管理者,而是平民演说家和鼓动家;不是一般的通知起草人,而是著作家。他们曾经掌握着政权,但早已估计到、并深加警惕的是,政权有腐化堕落的危险。他们坚信世界革命,坚信全人类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相信,理想即力量,有对抗才有生命力,信念来自战斗。他们对党充满信心,愿意重振党的机关,赋予党以革命斗争年代的那种纯洁性。
  像曼努伊尔斯基这样的人,一方面作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典范,把双手紧贴着裤缝,自称是“严守纪律的战士,执行一切决议”,另一方面又把“托洛茨基主义”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概念……这些人高傲地自命“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却否认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存在,结果是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对待,遭到了与托洛茨基分子一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