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以及因此促成的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的体系的发展，有两种情况。国际联系在范围上的扩大，伸展到过去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生活旋涡的地区，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在广度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经济联系向纵深发展，愈来愈频繁，可以说形成一个愈益紧密的罗网，这种情况是世界经济在深度上的发展。在实际历史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同时并进，在广度上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列强实行兼并政策完成的。[①]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这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空前提高的结果。这一情况的直接表现是技术的进步。最近十年中最重要的技术成就，是以各种方法生产电力和远距离输变电能。远距离输变电能使生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受生产电能地点的限制。这样利用电能在不久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首先关系到应用水力来发电。于是所谓“白煤”现在同“黑煤”相并列，成为技术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水力涡轮机的出现，提供了前所未闻的巨大能量。电气技术对于蒸汽涡轮机的改进也发生了极巨大的影响。还应当特别提到的是电灯、冶金工业中电气技术的应用等。此外，内燃机也对经济生活发生很大影响。由于可以经济地利用鼓风炉的气体，大大促进了燃气机的发展。液态燃料（主要是煤油和汽油）现在也起着供应能源的作用；柴油机已普遍使用，显示出有取代旧式的蒸汽机的趋势，使蒸汽机成为过时。[②]高热蒸汽的利用、应用化学特别是印染工艺的许多发明、运输工具的全面变革（利用电力及汽车运输）、无线电报、电话等，这些就是极其迅速的技术进步的全部概貌。科学与工业的结合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巨大的成就。生产过程的合理化采取了抽象知识与实践活动互相紧密协作的形式。在大工厂中建立起专门的实验室；一种特殊行业——“发明家”（如爱迪生）的行业正在发展；千百个在专门领域里推进调研工作的科学机构正在组成。

申请发明专利权的数字可以作为表明技术进步的指标。下面是授予发明专利权的数字增长情况：

随着技术的进步，原料开采量和工业制品量都增长了。这方面最能表明问题的是关于所谓重工业的数字。因为在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同时，社会生产力还以不变资本的生产特别是不变资本的基础部分的生产占优势的方式，不断地进行重新组合。社会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劳动的愈益增大的部分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种预备的作业。与此相反，消费资料的生产在整个社会的劳动中则被限于相对缩小着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在实物形态上有巨大幅度的增长。在经济方面，这个过程的表现是：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愈益增高，即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以及利润率下降。但是，如果把资本划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不变资本继续增长的情况下，不变资本价值的各构成因素的增长幅度是不同。如果把不变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可变资本一般来说属于流动资本），我们就会看出，固定资本有愈益扩大的倾向。实质上，这就是预备性的生产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在社会能量中吸收愈益增大的部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前提下）这个规律的表现。[⑦]

采矿业和冶金工业有巨大的增长，原因就在这里，如果说，一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可以当作该国经济进展（工业国或农业国）的一般指标，那末工业化的国家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就可以当作该国经济增长的一项指标。所以，重工业的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增长的最鲜明的表现。

                                        世界重工业生产增长情况      

可见，在从1850年起的六十多年稍多的时期里，煤炭生产增长了十三倍多（1320%），铁矿砂生产增长了十一倍多（1113%），铸铁生产增长了十二倍多（1266%），铜的生产增长了十八倍多（1834%），黄金生产增长了十二倍多（1218%）^·。[⑩]

如果我们再看看其他产品，主要是为市场生产的消费品，这些产品的生产增长如下：

在大约三十年的期间里（1881-1889年到1914年），小麦的生产增加了0.6倍，（67%），棉花的生产（1884-1890年到1914-1915年）增加了1.2倍（127%），糖（包括蔗糖和甜菜糖）的生产（1880年到1914-1915年），增加了2.5倍以上（261%）等。

这些数字比文字更能有力地说明问题。大量产品离开了生产过程，进入流通渠道。从前的市场每年吸收的产品还不到现今世界市场吸收量的1%。按照严格的意义来说的世界市场，不仅仅以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生产为前提，而且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是世界市场存在的物质条件之一。交通运输愈发达，商品的流转愈迅速、愈频繁，单个的、地方的和“民族的”市场结合起来的进程就愈快，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的生产机体的发展也就愈迅速。这就是使用蒸气和电力的运输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十九世纪中叶（1850年）铁路的长度是38，600公里，到1880年增至372，000公里。[15]从那时起，铁路长度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

在1890-1911年20年里，铁路长度增加了71%。

商船运输的发展也是一样。应当指出，海洋运输有其独具的作用，因为只有海洋运输才能把商品从一个洲运到另一个洲（“远洋贸易”），而且它的作用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运费比较低廉，即使就欧洲说，拿黑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商品运输来比较也是如此。下列数字可以说明海洋运输的增长情况。

近年来，全世界建造商船的增长如下：

据哈尔姆斯计算，全世界商船吨数仅在1899-1909年期间就增加了55.6%。[19]海洋运输的巨大发展，使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使世界上最落后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但是，商品流通的加速不仅由于上述原因。实际上，资本主义机制的全部运动要复杂得多，因为商品流通和资本的周转并不一定需要以商品所在场所的变化为前提。

“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交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商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20]

在现代，同样的过程也在大规模地进行着，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最抽象的形态的发展，由于资本的愈益增强的非人格性质，由于我们时代特有的作为所有权形式一种表现的股票和债券的大量增加，一句话，这是由于“股票”资本主义（利夫曼语）或者“金融”资本主义（希法亭语）发展的结果。商品价格以及股票与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都是靠电讯完成的（这是商品交易所与股票交易所的业务）。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联接各大洲的海底电缆长度的增长，到1913年底已经有了2，547条海底电缆（现增至2，583条）。这里电缆的总长度为515，578公里，[21]相当于全世界铁路长度（在1911年为1，057，809公里）的一半。于是，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互相依赖的，如果一个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立即影响到全体。

我们已经考察了世界经济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必要条件。现在我们再来考察这个过程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经济的体系里，经济上互相依赖关系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交换。世界价格这一范畴表现出全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个现象的外部表现是国际商品流通，即“国际贸易”。下面所引用的数字虽然不绝对准确，但还是能正确反映出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的趋向。

可见，在从1903年到1911年的八年中，国际贸易增长了50%。这是一个大幅度的增长。经济生活的脉搏愈快，生产力增长愈迅速。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就愈广阔、愈深入。因此，威·桑巴特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降低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23]早在大战之前，这个荒谬绝伦的现代经济学家就歌颂那种力图走向经济上“自给自足”，以求建立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统一体的帝国主义思想。[24]他的所谓“理论”是以德国制成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比输出增长得快这一现象加以笼统的概括。正是根据这一现象，桑巴特得出了关于整个对外贸易的重要性趋于降低的谬误结论。但是，如哈尔姆斯所正确指出的，[25]即使假定制成品的销售愈益注重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是桑巴特仅仅从分析德国的资料得出的结论），那也不应忽视另一方面，即原料与食品输出的增长，而这些输入的原料与食品是制成品国内贸易或国内销售的必要条件。因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输入，国家才能免于把生产力耗费在原料和食品的生产上。只有在分析了国际交换的两个方面之后，分析了社会生产所有各部门生产力的分配之后，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现代发展的趋向大大推进了国际交换关系（以及其他与之并随的各种关系）的发展。这是由于农业国和半农业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工业化，这些国家产生了对于国外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是卡特尔极力推行倾销政策的结果。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迅速扩展着，使世界经济各部分紧密结合起来，使世界市场的联系在迅速扩展着，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

如果说国际商品流通是世界社会经济有机体中“物质交换”的表现，那末，国际人口移动就主要是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劳动力再分配的表现。在“国民经济”的范围里，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分配受着同一水平的工资率的调节，同样，在世界经济的范围里，不同工资率的均等化是通过移民来调节的。资本主义新世界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吸收了欧亚两洲的“过剩人口”，从被驱逐出农业的贫困破产的农民起，直到各城市中失业的“后备军”为止。这就在世界范围内按照资本的需要造成对“劳动人手”的供给和需求的一致。为了这个过程有一个数量上的概念，我们引用如下数字：

在1912年，意大利移出711，446人，英国和爱尔兰移出467，762人，西班牙（1911年）移出175，567人，俄国移出127，747人，等等，[28]除了这些永久性的移民，即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寻找新国家的工人而外，还有大批暂时的季节性移民。例如意大利的移民大部分就是暂时性的；移入德国干农活的俄国工人和波兰工人（所谓“萨克森州的短工”等）也是如此。劳动力移动浪潮的起伏消长已成为世界劳动力市场上重要现象之一。

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劳动力移动是受工资均等化规律的调节，同样，在资本移动中也发生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资本的移动（从输出资本的国家来看，通常称为资本输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如萨尔托里乌斯·冯·瓦尔特斯豪森）把现代资本主义叫做输出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章总加以探讨，现在我们只指出国际资本移动的主要形式与大致的规模。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资本输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产生利润的资本输出，另一类是产生利息的资本输出。

在这个分类下，还可以再分为若干小类和形式。第一是国家公债和城市公债。由于一般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加以全部“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造成了国家预算的巨额增长，这就需要在国外贷款来支付经常的开支。另一方面，大城市的发展需要兴办许许多多建设工程（如电车、电灯、下水道与自来水、铺设道路、暖气供应站、电话与电报、屠宰场等等）。这些工程需要大量款项，这笔钱也往往以国外贷款的形式取得。这二种资本输出的形式是“参与制”，即甲国的一家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或银行）持有乙国一家企业的股票或债券。第三种形式是对国外企业投资，为特定的用途提供资本。例如一个银行为它自己或其他机构所设立的国外企业提供资本；一个工业企业对其以独立公司名义设立的分支企业提供资本；或者投资银行对国外的企业投资。[29]第四种形式，是一国的大银行向另一国的银行提供的未规定用途的信贷。最后，第五种形式，是以控制为目的而收购外国股票（可以同发行的业务对比一下），等等。（以上列举的最后一种形式与其他形式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建立持久的共同利益。）

这样，通过各种途径，资本从一个“国家的”领域渗入别的国家；各“民族资本”交织起来；资本“国际化”了。资本流入国外的工厂、矿山、种植园、铁路、轮船公司和银行；资本的数量增长着；它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带回“国内”，在国内进行独立的流通，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积累；资本反复不断地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使得国际上相互依赖的罗网更加紧密起来。我们可以从下表所列数字得到一个概念：

1902年法国的国外投资

据勒华·勃厄里计算，1902年法国资本对国外企业的投资及贷款共为340亿法郎[32]，到1905年增至400亿法郎。1904年巴黎的股票交易所销售的股票与债券总值如下：法国的有价证券639亿9千万法郎，外国有价证券661亿8千万法郎。1913年上述数字分别为641亿4百万法郎及707亿6钱1百万法郎。[33]

根据劳合·乔治的报告，1915年初英国对国外（包括英属殖民地）投资额达四十亿英镑。

1911年英国的国外投资（单位：千英镑）* ^*

* 原书表中缺“阿根廷”，另“秘鲁”与“其他欧洲国家”两项数字有误，经核对资料来源，订正。——中译译者

至于德国，它的股票交易所关于国外有价证券的销售数字和报价数字，表明后者在减少（根据《1913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签认的有价证券面值1910年为22亿4千2百万马克，1911年为12亿8百万马克，1912年为8亿3千5百万马克）。不过，资本输出的这种表面上的下降，其原因—则是德国银行在外国交易所特别是在伦敦、巴黎、安特卫普的布鲁塞尔的交易所购买有价证券的数量愈益增加，再则是为了备战而实行“资本的财政动员”。德国国外投资总额约达350亿马克。

在英国发行的国外有价证券

（国有铁路、矿山公债及各种公司债券，单位：百万英镑）

还应该简单谈下比利时资本。它的国外投资额达27亿5千万法郎，在各国分布如下。（见26页表）

美国一方面输入大量资本，同时也对中美和南美、特别是对墨西哥、古巴和加拿大书输出巨额资本。

“古巴的金融制度最吸引美国资本家的注意。美国人在古巴拥有广大的种植园。美国人的企业在其邻国——墨西哥的开发事业中，特别是对墨西哥铁路的敷设和经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所以很自然，墨西哥的利息5%和4%的公债（总额达1亿5千万美元）是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菲律宾群岛的利息4%的公债也是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美国在加拿大的投资达5亿9千万美元以上，在墨西哥的投资达7亿美元以上，等等。”[35]

德国在国外的货币资本（证券）（单位：百万马克*）

比利时的国外投资（单位：百万法郎）**

甚至如意大利、日本、智利等国也在这资本的大外流中起积极的作用。当然，资本流动的总方向要看利润率（或利息率）的差别而定：国家愈发达，利润率就愈低，“过剩”资本就愈多，因而对资本的需求就愈减少，资本的外流倾向就愈猛烈。反之，利润率愈高，资本的有机构成愈低，对资本的要求就愈强，对资本的吸引力就愈大。

国际商品流通使地方的和“国家的”价格形成同一的世界价格水平，雇佣工人的移动使各国的不同工资趋于一个水平，同样，资本的流动方式也使各国的利润率趋于一个水平。这种趋向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普遍的规律之一在世界范围的表现罢了。

现在我们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谈表现为对国外企业的“参与”和给以“财务支持”
这种资本输出的形式。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所表现出的组织形式，同“国民经济”领域里所表现的组织形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更明显地表现出下述趋势：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正是在组成对垄断组织的过程中，参与制和财务支持起了极重大作用。如果我们对“参与”的各不同阶段（按取得的股份数来划分）加以研究，就可以了解参与制是怎样逐渐地发展为完全合并。只要持有少量股份，便可以参加股东会议；持有较多的股份，便可以同该企业建立密切关系（例如分享新的生产方法或专利权，磋商划分市场等等），从而建立一定的共同利益；而如果持有50%以上的股份，这种情况的参与实际上就等于完全合并了。设立在名义上独立的分公司，而其资金由“母亲”公司掌握，也是很广泛采用的办法[37]。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中是屡见不鲜的。为了避免“外国的”法律障碍，为了能够在新的“祖国”里利用其本国工业家所享用的特权，在那些国家里正在建立伪装成独立公司的分支机构。

这样的，曼海姆的瓦尔道夫纤维厂在佩尔诺夫拥有（现在应该说曾经拥有）一个俄国分厂；“纽伦堡的青铜工艺品制造厂——卡尔·施兰克公司在美国有一个“女儿公司”，瓦尔金勒造纸厂也是一样，它有一个美国分厂叫做汉墨维尔造纸公司；欧洲大陆最大的电缆公司——威斯特伐利亚电线制造厂在里加也设有女儿公司，等等。反过来，外国公司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也设有分公司。例如瑞士肯普特尔的马记公司在德国的柏林和辛根设有分公司，在巴黎也设有分公司（马记卫生饮料公司）。1913年匹兹堡的美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在英国曼彻斯特附近设立了一个分公司；1902年美国钻石火柴公司通过对利物浦一家企业逐步增加参与股份的办法，最后吞并了这家企业，使它成为美国总厂的一个分厂。[38]此外许多瑞士的巧克力糖厂和纺织公司，英国的肥皂厂、机器制造厂和麻纺厂，美国的缝纫机厂、机器制造厂等，也都是如此。

但是，不应当认为，对国外企业的参与仅限于上述形式。实际上，参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参与程度也各有不同。从只拥有比较少量的股份起（特别在某一工商企业或银行同时“参与”几家企业时是如此），直到几乎拥有全部股份为止。“参与”的手法是：某家公司为了购买其他企业的证券而发行自己的股票和债券。利夫曼把这种“证券替换”按照各“替换公司”所持的目的区分为三种形式：

（1）“投资托拉斯”——这种“证券替换”的目的，是为了从更有利可图、更带冒险性的企业取得股息。

（2）“投资公司”——其目的是为一些企业推销证券，那些企业由于法律上或物质上的困难而不能把自己的股票和债券直接销售到公众手里。

（3）“控股公司”——它收购各企业的有价证券，使这些证券退出流通，而以控股公司的证券取而代之。这样就无需花费自己的资本而取得了左右这些企业的权力，其目的当然是施加影响或者进行“控制”，即取得对于该企业的实际支配权。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是以要替换的证券已经存在为条件。在发行证券的时候，需要有金融业务，我们知道，这项业务可以由银行、工商企业来办理，也可以由专门的“信贷公司”来办理。如果由工业企业来提供财务支持，通常是与建立国外分支机构相关联，因为新的证券是在国外分支机构发行的。

这些金融企业拥有广阔的活动范围。例如奥连斯坦·柯派尔——阿瑟·柯派尔机械公司建立了十个“女儿公司”，其中最大的设在俄国、巴黎、马德里、维也纳和约翰内斯堡（南非）；汉诺威的高尔丁兄弟公司在奥地利、匈牙利、法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阿根廷设有分公司；德国许多水泥制造厂在美国有“女儿公司”；德国的化工厂在俄国、法国和英国有分厂；挪威的硝酸盐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资本。挪威、法国和加拿大的资本家组成了诺斯克水力发电公司（亦名挪威氮气与水力发电公司），这家公司又设立了有德国资本参与的两个公司。生产的国际化在电气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程度。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在挪威、瑞典、南非和意大利有自己的营业机构，在俄国、英国和奥地利有分公司。著名的德国电气总公司（简称A-E-G）在伦敦、彼得格勒、巴黎、热那亚、斯德哥尔摩、布鲁塞尔、维也纳、米兰、马德里、柏林和美洲的一些城市设有女儿公司。汤姆生-霍斯东公司、继承汤姆生-霍斯东公司的通用电气公司、胜家缝纫机公司、邓禄普轮胎公司等都有同样的活力[39]

在对国外企业给以财务支持方面，大银行显然起极大作用。只要考察一下这些机构的业务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些“民族的”组织的国际性联系已经发展到了多么巩固的程度。比利时总公司在1913年的报告中说，它的“国内的”有价证券总值为108，322，425亿法郎，而国外有价证券总值为77，899，237亿法郎。后者是对诸如阿根廷、奥地利、加拿大、中国、刚果、埃及、西班牙、美国、法国、摩洛哥、新喀里多尼亚、俄国等国的企业与公债投资。[40]关于德国银行的业务活动现在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资料，请看下面我们引用的有关作为德国银行业代表的德国几家大银行的实况。

德意志银行：（1）建立了德意志海外银行，这家银行拥有23个分支行：在阿根廷7个、秘鲁4个、玻利维亚2个、里约热内卢1个；（2）同德勒斯顿银行一起，建立了安纳托利亚托曼铁路公司；（3）同威诺尔银行一起，收买了东方铁路运输公司的股票；（4）建立了德意志信托公司，在美国营业；（5）参与上海的德华银行；（6）参与苏黎士的东方铁路银行；（7）参与米兰的意大利商业银行；（8）参与德意志-大西洋、东欧、德意志-荷兰电信公司；北德海底电缆厂及德意志-南美电信公司；（9）参与山东矿业公司和山东铁路公司；（10）同土耳其、奥地利、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的一些公司一起，参与奥托曼帝国的巴格达铁路公司；（11）建立了东非公司；（12）参与德意志-东非银行；（13）同瑞士和德国的公司一起，参与中美洲银行（后来该名海外建筑企业股份公司）（14）参与维也纳的格林布克、赫尔维茨公司所设银行；（15）参与柏林的阿特·哥尔茨公司（这家公司在约翰内斯堡经营采矿业）。

贴现公司：（1）参与太平洋岛屿贸易种植园公司及新几内亚公司；（2）同北德意志银行一起，建立了布拉悉尔银行和5个分行；（3）同其他几家银行一切，参与德华银行；（4）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厄奈斯托·托恩基斯公司，并且参与安特卫普的阿尔伯特-巴利公司（这家公司和厄奈斯托·托恩基斯公司有密切关系）；（5）参与意大利商业银行；（6）同北德意志银行一起，建立了拥有八个分行的智利-德意志银行；（7）同布莱希洛德公司一起，建立了布加勒斯特的罗曼总银行（现有六个分行）；（8）同许多公司一起，参与布鲁塞尔的国际银行；（9）参与山东铁路公司、山东矿业公司，并且参与许多电信企业；（10）建立了非洲的奥塔维-米朗铁路公司；（11）建立了东非铁路公司；（12）参与德意志东非银行；（13）同布莱希洛德银行（保加利亚的一个银行）及北德意志银行一起，建立了索非亚信贷银行；（14）同汉堡的瓦尔曼银行一起，建立了德意志-非洲银行（15）参与伦敦的通用矿业和金融股份有限公司；（16）同其他几家公司一起，建立了喀麦隆铁路公司；（17）1900年在伦敦开设一个；（18）同克虏伯公司一起，对大委内瑞拉公司投资；（19）作为路特希尔银行托拉斯的一个成员，参与奥匈帝国、芬兰、俄国和罗马利亚的国家铁路建设、贷款和工业企业等。[①]

德国的其他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达姆斯塔德银行、柏林商务公司、沙福豪森联合银行及德意志国民银行——也有同样活动，它们在世界各国拥有许多共同的女儿公司。[①]

当然，在国外加紧进行活动的，不仅限于德国银行。如果拿数字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英国和法国是领先的。1906年初德国设在国外的银行不过13家（共有1亿马克资本，70个分行），而英国在1910年底已经有36个在伦敦有分行殖民地银行，它们在殖民地有3358个地方机构，另外还有36家银行在外国设有2091个分行。法国在1904-1905有18家殖民地银行和国外银行，这些银行拥有104个分行；荷兰有16个国外银行，68个分行。法国有的银行还表明它们对殖民地和外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例如1911年里里昂信贷公司在国外有16个分行，在阿尔及利亚有5个分行；国民贴现银行在外国有12个分行，在突尼斯和马达加斯加有11个分行；总公司和工业信贷银行只在伦敦设有分行，但另方面在国外却有许多女儿公司。[①]

[①]雅各布·里谢尔博士：《德国的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1912年第4版，第354页。

[①]里谢尔：同上，第371页及往下各页。

“参与制”、以及作为进一步参与的“财务支持”，表明工业正在日益形成一个有组织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织最集中、最近代的形式，如托拉斯，只不过是“控股公司”或“信贷公司”的形式之一罢了。这类组织在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中享有不同程度的垄断性所有权，从证券流通的观点来看，应当把它们归类为现代资本主义所有权的具体表现。

这样，我们就看到，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不仅扩大并加深着整个资本主义相互关系，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

在“国民”经济领域里工业发展所特有的组织过程的开端，在世界经济关系的背景中也表现的愈益明显。正像在“国民”经济领域里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国内的卡特尔和托拉斯一样，在世界经济范围里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各国资本家集团——从最简单的形式到国际托拉斯的集中形式——之间更迫切需要订立国际性协定。在下面一章，我们将研究这些国际性组织的形成问题。

[①]里谢尔：《德国的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1912年第4版，第375页。德国银行的迅速成长是应该特别注意的。它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只有4家银行；1903年有6家银行，32个分行；1906年有13家银行，70个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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