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世界原料市场与购买原料条件的变化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怎样使商品的价值愈来愈难以实现，因而迫使各“民族”集团的统治阶级实行扩张政策。但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限于销售阶段。在再生产公式M-C……P……C’-M’，只是在后面这部分（C’-M’）表示产品价格的实现。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是强调C’-M’过程即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争夺销售市场的竞争，特别是工业危机，促使经济学家去分析处于C’-M’阶段的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实际情况是，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这个领域里也引起了日益增多的困难。

大家知道，M-C这一活动包括两个部分：M-L与M-MP，在这里，L表示劳动力，MP表示生产资料，因此，公式M-C的展开形式应该是M-C（L-MP），现在我们就分别考察这个公式的两个部分。

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引起了社会结构与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这一过程的表现是：社会的各种对抗变得非常尖锐，有组织的对立阶级的力量彼此针锋相对。在这里，表面上的均衡状态包含着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之间施加的极大压力。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引起增加劳动强度的趋向，另方面寻求廉价劳动力并且延长劳动时间。而且后者也是通过殖民政策实现的。[①]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

我们所要讲的是，工业的发展与制造业提供原料的农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制造业需要日益增多的原料，如木材（造纸业、建筑业、家具制造业、铁路建筑等），畜产品（皮革、羊毛、猪鬃、马尾、毛皮、骨头、肠、各种动物脂肪、作为食品制造业原料的肉类等），纺织业原料（棉花、亚麻、大麻等），最后还有诸如橡胶（它在工业生产的各阶段都起巨大作用）之类的商品，等等。但是，农业的发展不能同工业的发展并驾齐驱。因此，出现了下述基本情况：农产品的高昂价格已成为一种极重要的的国际现象，特别在最近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中更是如此，由于工业进展得十分迅速，甚至连大洋彼岸的农业生产也不能满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农产品的世界价格在下跌之后，又迅速上涨，关于商品的价格上涨情况，下表可以提供一个概念：

                  每普特的卢布价格

在1903—1913年十年里，黄麻价格上涨128%，棉花价格上涨13%，牛皮—55%，小牛皮—25%，咸猪肉—31%。[③]

诚然，在任何环境中——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样——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侧重于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并不以为着社会生产力分配的不均衡。相反，如果对原料的“需求”同原料的“供给”增长得一样快，那么，这个发展过程就会是顺利的、协调的。问题并不在于整个工业的相对增长，而在于各部门增长的不均衡。另一方面，决不应象马尔萨斯及其公开的与隐蔽的追随者所描述的那样，把这个发展过程看成是阻碍生产发展的“绝对的”或“自然的”规律的表现。这里，主要的障碍在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范畴——土地占有的垄断。

马克思在论绝对地租的一章里写道：“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经营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他不能增加或减少这个就业场所的绝对量，但能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的土地量。所以，正如傅立叶曾指出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是无人耕种”。[④]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来没有耕种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属于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就是说，由于土地质量的不同而获得的地租。——布哈林注）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会被人耕种，从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是使这个最坏土地的耕种者得到他的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布哈林注）。[⑤]

农业与制造业的差异是：当工业制造品的价格上涨时，通常会引起需求的缩减，因而需求曲线随着价格的涨落而迅速变动，而在农产品的分配领域中，需求却是比较稳定的（不应忘记，制造业所需原料的生产，在许多情况中是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例如皮革、肠衣、部分的羊毛等的生产是与肉食品加工工业联系着的。）因此，在农业里，尽管按严格意义理解的垄断组织很不发达，但是竞争所起的作用是小得多的。大量生产的规律、资本的加速积累规律等，对于农业远不如工业适用。

可见，出去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各部门的不均衡之外（这种不均衡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无政府状态产生的，尽管发生了卡特尔化或托拉斯化过程，它仍然继续存在），还有工业和农业之间特殊的、日益扩大的不均衡。近年来，这种工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极为明显，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最近十年来生产力有了蓬勃的发展，在大洋彼岸的国家，其中首先是美国，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工业，因而对于农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其他农业国也发生了同样情况，例如奥匈帝国在很短时间就成为小麦、面粉等面包原料输入超过输出的国家。近几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提高，大大改变了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以致数量上的变化以达到即将发生质变的程度。因此，农产品的缺乏，各地农产品的价格普遍上涨，就成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一种现象。原料价格的上涨，又直接影响到利润率。这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升降和原料价格的涨落是成反比例的，所以，各个“国民经济“的资本家要求扩大原料市场的倾向愈加强烈。但是，既然原料的市场过去与现在都主要是作为销售制成品的“国外”市场的国家，即欠发达国家（包括殖民地），那么，造成销售市场大大缩小的过程，也同样地影响了原料市场。在这里，各列强国家资本家在争夺原料方面的利害冲突，与在销售方面的竞争同样激烈。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需要重视这个循环链条M-C……P……C’-M’中的最后阶段即销售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而且需要重视在M-L·阶段，即购买生产资料的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不仅是买主，而且也是卖主。他不是单纯的卖主兼买主，而是资本主义卖主，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买主。他的购买与售卖行为都包括在资本循环的公式里，都是这个公式的构成部分。因此很明显，弗朗兹·奥本海默提出的关于买者之间的竞争具有“和平的性质”而卖者之间则是敌对关系的理论，完全是杜撰的。[⑥]他的论点是从下述命题出发：卖者通常只把一种商品带进市场，他的命运只寄生于这一种商品，即寄于该商品的价格，但是，奥本海默说，“买主关心的是很多种商品和它们的价格，而他对那些商品中每一种商品的注意却比较小，因为一种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却下降”等等。奥本海默没有认识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现代的买主主要是资本主义买主，在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上，个人的消费与生产性消费比起来，是落在后面的。但是，为了从事生产，需要大量购买比较少数几种商品，通常是购买大宗的主要原料品，而往往一种商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棉花对纺织工业的重要性）。[⑦]

可见，没有任何理由象奥本海默要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认为争夺原料的斗争比较缓和。由于兼并那些拥有煤、铁、铜、石油等矿藏的领土的倾向，因而在争夺原料方面的竞争大大加强了，并已成为具有愈益重大意义的事实。那些依赖于自然条件并起重大作用的工业部门都的很容易被垄断的，而一旦这些部门落入几个“民族集团”手里，就不能再有其他人占有了。当然，如果竞争舞台上出现一个以“占领”为手段的“民族集团”，那末在农业生产方面也是如此。英国在埃及的政策——把整个埃及转变为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原料的巨大的棉花种植园——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在原料领域里的冲突也尖锐起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愈迅速，经济生活的工业化与农村的都是化进程愈强有力，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不均衡就愈严重，工业发达国为占有落后国而进行的竞争也愈激烈，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它们之间的公开冲突。

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条“出路”。这些矛盾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政策的决定性时刻——战争。

到现在，我们已经分析了世界商品流通条件下所发生的那些促使“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极度尖锐化的变化，也分析了因此产生的侵略性政策。但是，表明我们时代特点的变化，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还产生了其他形式的国际经济关系。我要讲的是资本价值的国际流动，现在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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