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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布哈林

1919年



　　写于1919年。译自《进攻》文集，莫斯科1924年俄文版第89-114页。
　　俄文版原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1919年版）
　　参考阅读：列宁《国家与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index.htm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


　　“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社会科学是推动一切的看得见的动力，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原理表现得特别鲜明。
　　然而，理论要推动群众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理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理论。而理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满足某些共同的“方法论上”的要求。
　　历史性的要求就是对社会理论学说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这就是说，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必须按照它，并且只有它所特有的那些特点来理解；昏头昏脑地重弹“永恒的真理”，絮聒那些自由主义的有学问的笨牛们才说得出的令人作呕的谰言是同真正社会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第二国际“活尸”中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者，都不能理解这种实质上是深刻的、革命的辩证观点。考茨基就是他们的样板。
　　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始，历史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任务：第一，理解发展的新周期；第二，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时，考茨基终于惊慌失措了，而他那可怜的嘟嚷，他那撒向德国无产阶级的纯真的（同时也是有毒的）美妙的圣水，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卖，而在实践上则导致彻底的背叛。考茨基完全不理解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质。他只把帝国主义看成历史的偶然现象，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罪孽”和病态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可以用仲裁法庭和裁军的符咒和公式，即从贫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那里租来的公式治好的。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用“敌人的入侵”来恐吓工人，并赞扬谢德曼之流的政策－“保卫”资产阶级强盗祖国的卑鄙政策。
　　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来到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直上升的曲线，开始急剧下降了。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来临了，紧接着这个时代而来的，将是在内战的苦难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使胆怯的卑鄙的灵魂感到更加“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在这个时期，布利丹[1]的驴子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无立足之地。在这里，需要的是选择和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期间一直舔（虽然是文质彬彬地舔）将军们的皮靴的、鼓吹“小心谨慎”的考茨基，现在竟然操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向苏维埃共和国泼污水的崇高事业，为此，大受上司的赞扬。如果从逻辑方面来研究他的“观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能力对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完全没有能力不从泛泛空谈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最辉煌的战果，应当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看作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不管唐恩[2]、克伦斯基、考茨基和谢德曼这班老爷们愿意不愿意，它是必然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
　　但是，要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像德国人所说那样，首先来“讨论讨论”一般国家问题。

一、国家的一般理论


　　即使看看纯理论评价方面，也可以发现，大战期间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领域后退了多大的一步。从前理应视为无耻的空谈的东西，现在却被奉为当代战斗的“科学”交易所中的宝贝。成年人说的话也像两岁小孩那样含糊不清。现在各国谢德曼分子和唐恩分子发出的嘟嘟嚷嚷的声音，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因此，如果我们首先提起某些“已被遗忘的言论”，请读者们不要对我们抱怨。
　　关于国家的各种各样“定义”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姑且不谈把国家视为某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超理性的本源”、“道德观念的现实”等等的形形色色理论。我们对法学家的大量理论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形式的法律的说教这种狭隘观点来看问题，老是在通过法律给国家下定义或通过国家给法律下定义这个循环论方法上兜圈子。这样的理论不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知识，因为他们缺少社会学的基础，是空中楼阁。只能把国家理解为社会现象。所以，需要有社会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扩大对被奴役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既然我们谈的是阶级）也是统治、政权、奴役的关系。诚然，公元前2500年，在著名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载明：“执政者的目的就是在国内保障法律，消灭邪恶，使强者不致损害弱者。”[3]蠢话的主要精神大加吹捧。[4]这个“真理”和企业主同盟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工资的说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既然存在国家政权的自觉调节组织，因而，可以一般地谈到目的的安排（以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为前提），那么，这些目的就应该由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只能由这些利益来决定。所谓“公益的职能”，只不过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像任何一个辛迪加组织的目的（我们强调的正是问题这一方面：组织的目的）决不在于为自身生产，而在于谋取利润和超额利润，虽然人类社会没有生产就不能存在。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公益”职能，就是对被压迫阶级，首先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最长期、最有效的剥削的条件。这些职能的演变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指挥阶级的直接利益（没有铁路，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因此，就修建铁路；民族的过分退化使国家失去它所需要的兵源，因此，就采取保健措施，等等）；第二，出于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战略考虑（在下层压力下所作的所谓“让步”），在这里对上层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那个为剥削过程创造最有利条件的“节约力量的原则”在起作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调节国家政权行为的原则，只不过是这些利益打着“民族”、“整体”、“人民”等等的虚假利益作幌子罢了。无论在哪里，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5]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它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分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而决不像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奥本海默）所断定的那样，是外国征服者集团赤裸裸的暴力的简单产物，其实，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只是拾臭名昭著的杜林的牙慧。请看弗兰茨·奥本海默是怎样给“历史国家”下定义的：

　　“从形式上看来，它（国家）是胜利的集团强加于战败集团的一部法典。它的内容是有计划地剥削（Bewirtschaftung）被统治的集团。”[6]——这位作者写道。
　　“阶级是依靠政治手段建立的，并且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建立。”[7]

　　因此，在奥本海默看来，阶级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变了形的集团，而根本不是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儿。阶级的出现纯粹是同“非经济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关于“阶级起源”和国家的理论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这就是：具体的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的历史。但是，问题决不到此为止，因为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存在和产生的足够基础，那么无论是“法律设施”，还是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够产生和存在下去。对于作为基本的社会范畴的阶级的出现和巩固来说，这个基础就是因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分化。[8]
　　阶级的形成在逻辑上决不是以征服为前提的，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不经过任何“征服”而形成阶级的实例。在北美洲，国家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诚然，人们对于北美洲封建主义和土地贵族统治的萌芽往往估计不足[9]。但是，按照“纯征服论”的观点，美洲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化就全然不可理解了。
　　这一类理论结构似乎很激进，但推其根源却在于进行辩护，因为这里攻击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即私有制，而仅仅是私有制的垄断形式，仿佛这种垄断的变形不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的继续。其实，正像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10]
　　如果认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普遍组织，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是历史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正如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物，并非生产资料本身，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一样，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它的技术行政作用，而是由行政技术的外衣掩盖起来的统治关系。[11]但是，由于这种统治关系是社会阶级结构的表现，因而，国家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由此可见，国家不但有它的历史的起点，而且也有它的历史终点。马克思写道：“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在揭露自己同时代人的狭隘观点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而是在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去寻找，他们要用别种国家形式来代替这种国家形式。”[12]恩格斯说得更坚决，他肯定地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力（Autoritat）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13]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国家应当“消亡”（absterben）。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把国家放到未来社会古物陈列馆，“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4]以上引文（当然，还可以增加）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恰恰相反。这里显示了马克思方法的特点，它并不把社会现象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范畴，而看作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和消失的暂时现象。由此可见，这不像某些批评家所想描绘的那样是术语上的争论，正如关于野蛮人的棍子是资本或不过是棍子的辩论完全不是术语上的争论一样。[15]在马克思看来，区分的标准即逻辑分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而不是被偶像化地歪曲了的“表面现象”。把社会发展理解为这些类型（“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的任务。他正是以这种方法来考察国家问题的，即把国家问题看成广泛的社会经济范畴——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表现。正如抱着静止不动的、非历史的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特殊观点一样，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观点。例如，龚普洛维奇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对国家有新的相当正确的理解。”但是……“社会主义严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相信：仿佛国家将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东西。”[16]“激进的”龚普洛维奇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其他的同行们由于自身地位已经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了[17]。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这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可是，如果共产主义否定国家，那么，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的工人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下面回答这一问题。

二、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先说一点小意见。从考茨基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写的一本专门小册子（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前社会主义者的叛徒行径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我们在这个被抛弃的思想的“作品”中，顺便发现了这样一个绝妙之处：“在这里（即为了替自己的专政辩护。——尼·布·），人们（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18]在考茨基看来，被马克思本人看作是革命理论的基础的整个专政的学说，竟然变成了偶然在“一封信中”无意说出的空空洞洞的一个“词儿”！无怪乎考茨基把专政的理论看作“新”理论。
　　但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新”理论。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临时国家组织，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专政，因为他看到了这是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这个历史阶段将有其专门特点，使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又不同于没有国家的合理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时期。
　　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考虑到资产阶级将会通过各种形式继续反抗。正是为了制服这种反抗，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牢固的、无所不包的也就是国家的组织。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具体现实提出来的这一问题要抽象得多。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所选用的是“纯粹”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不掺杂任何旧的生产关系残余、任何“民族”特点等等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马克思在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时，也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工人阶级专政问题，作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纯粹形态的专政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上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提出最广泛的专政的代数公式的话，那就根本无法提出问题。
　　现在，社会斗争的经验使得我们能够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化。首先，这一经验指出了工人群众必须建立最坚决的、真正铁一般的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即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的暴力变革，并不是指挥棒一挥就会立即在所有国家中实现的。生活本身要比“灰色的理论”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的外壳不是在各地同时破裂的，而是首先在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最脆弱的地方绽开的。在那里，摆在已经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打退外来敌人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整个发展进程必然要驱使它去破坏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
　　列宁同志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首先在整个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问题。[19]
　　同时，这也是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显然，宏伟的世界变革，将包含着已经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防御战争和进攻战争：防御战争是为了打退进攻的帝国主义者；进攻战争是为了彻底击溃退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动仍在受压迫的民族起义，为了解放殖民地，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成果。
　　现代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但是，这个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有组织的整体，而是一个用一切手段互相角逐的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无政府主义体系。[20]然而，它是一个世界性体系，它的各个部分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如此，欧洲战争变成了世界大战。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世界经济的相对分散性加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同状况，使得世界大战不是一下子发生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逐渐被卷入战争的过程。意大利、罗马尼亚和美国的参战时间要晚得多。但是，正是美国的参战使得这场战争变成了遍及两半球的战争，即世界大战。
　　世界革命的发展也有相似之处。资本主义衰落和无产阶级起义是一国接一国发生的过程。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因素：帝国主义战争，民族独立起义，国内战争，最后还有组织成为国家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和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阶级战争，都离奇地交织在一起。
　　但是，事件越发展，阶级战争的因素就越尖锐地突出到首要地位上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谈论不休的著名的“人民同盟”，所有这些“国际联盟”和社会叛徒集团口里吐出来的其他废话，事实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共同扼杀社会主义起义而建立神圣同盟的尝试[21]。马克思曾正确地指出，革命的政党使反革命的政党联合起来。这一论点用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上也是正确的：世界革命的进程，或者像现在完全有权名之为“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东西，使国际资本的力量联合起来了。
　　但是，此种“国外”局势不能不具有巨大的“国内”意义。如果不存在外部帝国主义力量，那么在公开的阶级冲突中被推翻、被击败的本国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指望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的阶级瓦解过程就会快一些，与此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专门镇压机关，无产阶级的国家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就会随之消失。
　　然而，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某一个国家中或者在某两三个国家中已被推翻和被击败的资产阶级，还有着外国资本作为强大的后备军。因此资产阶级的反抗将旷日持久。俄国革命的经验就光辉地证实了这一点。进行怠工，搞阴谋诡计，煽动叛乱，组织富农暴动，成立以旧日的将军为首的匪帮，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冒险，建立靠外国人的刺刀和钱袋支持的无数边区“政府”，最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向苏俄发动的讨伐和进攻－这一切都属于同一类的现象。
　　从历史事件这种完全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中可以而且应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我们面临的是整整一个你死我活的极端残酷的斗争时期；第二，为了尽快地渡过这一时期，就必须有一个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制度。在这里，策略法则是从有一切根据的科学预测中得出来的。
　　当然，世上的一切都是可以争论的。有一些可怜的诡辩家，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说一些烦琐的没完没了的无聊废话。考茨基恰好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现在，他不能理解下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含义。这位“工人”领袖写道：“我期待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采取和资产阶级革命全然不同的特殊形式；同资产阶级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民主制已经扎根的一切地方用经济的、立法的和合乎道德的‘和平’手段进行斗争。”[22]
　　当然，很难同叛徒们进行争辩，他们学识渊博，以致把塔夫脱的骑兵长统靴都看成民主制。
　　但是，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民主制确实在那里“扎了根”的真正民主制国家的例子，这就是芬兰。而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的例子证明，在比较“文明的”国家中内战必然会更加残酷、更加无情、更加排除使用“和平的”和“立法的”（！！）方法的任何基础。
　　考茨基企图确定，马克思所指的专政其实不是专政，而完全是别的什么东西，他说，因为“专政”一词只能用于个人，而不能用于阶级。但是，恩格斯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只要引一下恩格斯的意见，便可以知道考茨基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多么远了。恩格斯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时写道：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23]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未来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透彻。现在，当这种观点已在我们面前得到经验的证实时，还谈“和平”和“立法”的道路，简直太可笑了。
　　已经开始的革命时代要求采取相应的方针。如果这个时代是正在发展成阶级战争的前所未闻的阶级搏斗的时代，那么，工人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便应当具有特殊的军事性质，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在这里，正如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社员所说的那样，具有“冲天”精神的阶级必须有一个新的政权形式，即专政政权的形式。
　　考茨基认为，马克思写到专政的时候，他写的并不是“政体”（Regierungsform），而是“实际状态”（einemZustande）。事实上，马克思所写的大大超出了“政体”范围。他写的是新的非常特殊的国家类型。在考茨基“批驳”本书作者所写的关于专政的提纲[24]的那一页上，他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而完全不是偶然的“状态”。
　　总之，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形式的国家政权。在这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在使自身消亡之前，应当镇压自己的一切敌人，改造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三、民主制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制”和工人专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具有最重大实践意义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按照纯理性的方式臆造出“管理形式”的。他们抓住了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使自己的目标符合这种趋势。对于专政问题应当也只能抱这样的态度。
　　同时，必须记住：政治形式是一定的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它反映了各个阶级之间的一定关系；政治外壳如果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找不到自己的基础的话，它就必然会化为灰烬。
　　我们在上面对这个开始来到的时代作出了总的评价。这是越来越激烈的正在转化为有组织的阶级战争的内战时代。因此，我们应当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内战同民主制形式符合不符合的问题。
　　但是，先说一点小意见。我们的对手，其中包括考茨基，他们把民主制说成是某种现存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明显的谎言。现在并不存在民主制国家。现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存在的是金融资本专政。这正是发展的起点。
　　因此，应当这样提出问题：在国内战争时代能不能按照到处已被金融资本吞噬了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形式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
　　民主制这个词既然指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它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一种最精巧的形式。民主制度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许许多多被巧妙地用来长期愚弄群众的虚构的东西。全民意志、“民族”、“整体”观念，就是这种虚构的东西中的主要一种。整个民主设施的体系是建筑在“全民性”的基础上的。“全民性”准则的阶级含义是不难理解的。谁都知道，的确存在一些有着对立的、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谁都知道，实际上根本谈不上什么能把工人和资本家联合在一起的“全民意志”。但是，资产阶级需要，而且必须有虚构出来的“全民族的”东西。资产阶级是当权的少数派。但是，正因为它是少数派，为了使群众俯首听命，必须以“全民族”的名义说话，因为它不能公开地代表一小撮人说话。所以，就编造出了全民意志这类谎话，资产阶级出来代表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的国家组织则出来代表全体人民的“祖国”。
　　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对国内和平的破坏，它是一场国内战争。正是国内战争暴露了分裂成阶级的社会的真面目。那种所谓全民族的虚构的东西，恰恰就在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而不同的阶级都手执武器分别站在革命街垒的两边。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一切贴着“全民族”标签的形式、机关和设施，都必然土崩瓦解，这是毫不奇怪的。不管个别人、个别集团、甚至某些中间阶级愿意不愿意，这仍然是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绝对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国内战争有它自己的逻辑，一旦发生内战，那么也就会出现资产阶级以代表全社会作幌子进行统治的旧形式土崩瓦解的过程。
　　某些同志还在十月革命前就提出来的这些观点，现在又一次得到经验的证实。不管拿哪一个领域来说，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全民族的、“普遍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设想的，在目前的力量对比下是不可能的。
　　我们拿任何国家政权的主要组成部分军队来说吧。任何一个非空想主义者都明白，全民族的军队在现在是不可设想的。无产阶级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自己的军队，而苏维埃共和国正在立工农红军。让强迫征募来的工农参加军队，这对资产阶级来说越来越危险了，所以它不得不建立白卫军。在试图建立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为首的“全民族”军事机构（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白卫力量的“国民军”）的那些地方，这个机构必然要四分五裂，陷于灭亡，因为它的结构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在一切地方，直到经济领域都同样如此：在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有资产者和无产者“两个阶级之间”的共处；共同的“住宅委员会”正在瓦解，由贫民的住宅委员会取而代之；共同的村民会议日趋解体，由贫农委员会取而代之；在市政局内，那些手执武器在街头交战的人，不可能坐在一起，它要由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各部门来取而代之；由于同一种原因，立宪会议不可能存在；旧议会连同形形色色的全民宪法都被炸得粉碎。
　　当然，可以说在所有这些议论中存在着一个逻辑错误，这一切不过是窃取前提罢了，在这里，不是对布尔什维克行为的合理性加以论证，而只是记述这些行为。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的敌人，即“杜马”和“立宪会议”的狂热拥护者们，仅仅是在口头上拥护普遍民主的公式。要知道，代替立宪会议的只是一个右的，也就是阶级的部门，而在各级杜马以及西伯利亚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中，都曾庄严宣布，他们那里有普选权，但反国家政党的代表即布尔什维克，从而也是工人阶级没有存在之余地。
　　如果以为这一切不过是偶然的、“病态”的现象，那就未免可笑了。事实上，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能联结在一起的那些东西正在这里土崩瓦解－使这些东西联结在一起的唯一条件是：无产阶级还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麻醉之下；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把自己看作是不能改变的整体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胜利，完全和最终胜利，它的世界胜利，终将在新的基础上，在整个社会失去阶级性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统一。那时，完全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才会实现。然而，在这个时期到来之前，必须经历一场除专政之外不能容忍任何别的形式的激烈斗争：如果工人阶级获胜，就将建立工人专政；如果资产阶级获胜，就将建立资产阶级及其将军们的专政。
　　可以从略微不同的观点上来观察问题，虽然实际上在这里谈的是同一回事。可以挑出基本的阶级力量，看一看谁能执掌政权。考茨基在1905—1906年写道，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种“特殊的”革命，现在却在俄国金融资本形成12年之后，把百倍成熟的十月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如果历史的发展也像考茨基本人的发展一样是向后倒退的话，那当然应由资产阶级来执掌政权了。但是，资产阶级想要建立的却是无产阶级决不想要的将军们的军事专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等是不能掌权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起码常识。农民现在在分化——我们农村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可是，农民的任何一个阶层都不能起独立的作用。剩下的只是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政权不但把大资产阶级，而且也把“中间等级”送上拷问架。不过，无产阶级强大得足以领导贫民来粉碎自己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有别的出路。
　　社会主义的叛徒们最怕的是“不安宁”。考茨基就是这样。当资本主义在战场上杀害了几千万人的时候，他却在鼓吹“和平的”资本主义。现在，为了阻止无产阶级起义反对资本，他鼓吹“和平革命”。他一本正经地写道，“安全和安宁”是革命建设的需要，所以就拼命反对“最可怕的”国内战争。这个按其叛卖性来说达到骇人听闻程度的批评，其前提就是小市民渴望安宁的心理。民主制这种最有效地防止无产阶级暴动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就是他的终极理想。
　　这一点，哪怕从一点见解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争夺……政治权利的斗争中，现代民主制出现了，无产阶级成熟起来了；随之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因素：保护国家中的少数派，反对派。民主制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它同样也意味着对少数人的保护。”[25]因此，考茨基认为，现在需要民主制。
　　只要看一看这一妙不可言的议论，就会看出考茨基对于当前的事态真是一无所知。难道可以劝告俄国无产阶级去保护被善良的考茨基轻松地叫做“反对派”的反革命的权利吗？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沙皇暗探、将军、投机倒把分子、神父以及手执炸弹和手枪反对无产阶级的那一切人的权利吗？－这样做不是傻瓜，就是政治骗子。但是，在这个迟钝的庸人看来却必须这样做，他力图使各阶级和解，并且不明白他所支持的大资产阶级在镇压了无产阶级之后，就会把他这个自己的帮手也一起干掉[26]。
　　任何国家都是暴力的工具。在尖锐的阶级搏斗中这个工具应当发挥特别强大的作用。因此，在国内战争时代，国家政权的类型必然是专政的类型。但是，这个定义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重要的是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既然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之手，那么，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国家政权就不可避免地应当具有专政的性质[27]。无产阶级不但不给资产阶级以任何“自由”，还要对它采取最严厉的镇压手段：查封它的报刊和它的各种团体，用武力粉碎它的暗中破坏活动，等等，等等，正像资产阶级当时对地主—沙皇政权的代理人所做过的那样。然而，无产阶级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给予劳动人民群众以最广泛的自由。
　　这一点需要予以特别强调。一切“民主自由”都带有形式上的、纯宣言的性质。例如，民主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如此。这种“平等”很好地体现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之间的形式上的平等。这是一种掩盖着真正奴役的虚伪的平等。在这里，宣告了平等，但就事情的本质而论，实际上的不平等把形式上的平等变成一纸空文。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的出版、新闻等自由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方面也宣告了“自由”，但工人却不能实现这种自由：资本家阶级对纸张、印刷厂和机器等等的实际垄断几乎使工人阶级的出版自由化为乌有。这就像美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做法一样：它常常不是简单地查禁工人的报纸，而“总共只不过”是禁止邮局发行这些报纸，由此可见，形式上的“出版自由”，结果就是完全扼杀这种自由。
　　工人集会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给予工人以集会的“权利”，但是不给工人提供集会的场所，而街头集会则在维护“交通自由”的借口下予以取缔。
　　工人阶级专政消灭了各阶级的形式上的平等，但是却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不受奴役。“契约自由”随“贸易自由”一起消失。但对资本家阶级“自由”的这种侵犯，乃是对劳动群众真正自由的保障。
　　重心正是转移到这些保障上来了。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工人有集会自由，而是为工人集会和工人阶级的组织等等提供了各城市里的一切最好的大厅、所有的宫殿和剧院。苏维埃政权不是简单地宣布工人有出版自由，而是把从原先的资本家手里征用和没收来的所有纸张、所有印刷机和所有印刷厂都交给工人组织使用。工人和农民组织——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工会组织、工厂组织、俱乐部组织、文化教育组织、文艺组织等等——占用的房舍数量之多真是史无前例，对这一点简单地进行一下统计便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为劳动人民群众的真正自由和真正解放办了多少事。
　　批评我们的论点的考茨基，恰恰在能够说明对工人阶级的自由提供这些保障的地方狡猾地中断了引文，这是很说明问题的。考茨基之所以抛弃这最本质的东西，为的是想再一次欺骗无产阶级。
　　在这里，我们还要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从前赞成资产阶级民主，而现在却反对这种民主。
　　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这点是不难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定一切和任何绝对的东西的。它持历史的观点。因此，运动的具体口号和目的，完全取决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必须在那里活动的时代的性质，这本来就是非常清楚的。
　　过去的时代是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时代。现在的时代则是革命的时代。从这种根本的差别中也就产生了运动的具体口号和目的上的重大差别。
　　从前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民主，是因为它还不能够实际考虑专政的问题。那时它需要的是工人的新闻自由、工人集会自由和工人结社自由，等等。那时候，资本主义报刊、黑色的资本家同盟和同盟歇业的业主会议对它都是有害的。但是无产阶级没有力量提出解散这些资产阶级组织的要求，要这样做它就需要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制之所以可贵，就是因为它帮助了无产阶级把自己的觉悟提高一步。但是，无产阶级那时不得不使自己的阶级要求带有“普遍民主”的形式，－它只好不要求工人集会的自由，而要求一般集会自由（因此，也是反革命集会的自由），一般的新闻自由（因此，也是黑帮新闻的自由），等等。但是，无钱难行善。现在，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堡垒和镇压剥削者的时代已经来临，只有有生理缺陷的庸人才会满足于“保护少数”的议论[28]。

四、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旷日持久的内战的长期性，不仅仅要求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而且也要求有相应的国家组织。我们只能把这种组织看作专政。即最尖锐地反映出这一政权的阶级镇压性质的一种政权形式。
　　现在，我们需要阐明作为崭新的国家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
　　无论是马克思，无论是恩格斯，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有新型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是持夺取资产阶级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制，公民考茨基！）的观点，而是持炸毁（Sprengung）和打碎（Zerbrechen）国家机器的观点。他们极端鄙视受到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关心的“国家的废物”，“人民国家”[29]。
　　新型国家的特点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它们取决于两个原因：
　　第一，无产阶级国家是国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任何别的专政则是一小撮人的专政[30]；第二，以前的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目的都在于维护和巩固剥削的过程。相反地，很清楚，大多数人不能靠一小撮人生活，无产阶级不能剥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在社会经济的领域内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和建立新的关系，是对私有权的“专政的侵犯”（马克思语）。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经济变革的杠杆。
　　如果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经济革命的杠杆，那么很清楚，“经济”和“政治”在这里应该融合为一个整体。在具有典型的完备形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金融资本专政下就存在着这种融合。但是，无产阶级专政把旧世界的一切关系都颠倒过来了，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专政也必然应当是它的经济专政。
　　上述一切首先产生了苏维埃政权的那种特征：这是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群众性组织的政权。在考茨基如此心爱的“民主制”中，工人和贫农参加国家生活无非是每四年一次到投票箱前投进一张选票，然后回家睡大觉。在这里，我们又清清楚楚地看到资产阶级通过长期往群众的头脑里灌输各种各样幻想的办法来欺骗群众。表面上工人参加管理国家，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参加管理。资产阶级是不允许工人参加管理国家的，但是它在一定条件下必需造成工人参加的假象。任何少数人的管理形式，不论它是封建地主国家、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或金融资本主义国家，都必然是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原因就在这里。这种管理形式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脱离群众的，而群众也是脱离它的。
　　我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看到的就迥然不同了。苏维埃是直接的阶级组织。它不是个铁定的机构，因为有撤回每一个代表的权利：它就是以选出来的人为代表的，以工人、士兵和农民为代表的群众本身。
　　但是，问题不单在于组成所谓整个国家机构的上层的苏维埃。不，所有工人组织都成为政权机构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群众组织同时不是政权机关的。工会是经济专政的最重要机关，它管理生产和分配，规定劳动条件，在经济专政的中央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领导着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工厂委员会是实行国家调节的基层组织；贫农委员会是地方政权、同时也是国家分配机构的最重要机关之一；工人合作社同样也是国家分配机构的基层组织。所有这一切组织都参加制定各种各样的草案、决议和决定，然后，这些草案、决议和决定通过中央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付诸实行。
　　列宁同志在他最光辉的小册子之一[31]中写道，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就是使得甚至每一个厨妇都学会管理国家。而这并非奇谈怪论。群众过去对自己的政权连想也不敢想，现在通过城市无产者和贫农的组织，也就是通过这些越来越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的组织，开始作为这一政权的机关来工作。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接近群众。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群众本身的巨大组织。
　　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问题的另外一面，这不仅仅是一个以工人为主的组织，而且也是一个进行工作的组织。在“民主共和国”最高机关是“议会”，译成俄文就是“清谈馆”。政权分为立法和行政两部分。通过把工人选出的议员派往议会去（每四年一次）的办法，又造成了工人参加国家工作的假象。事实上，连议员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光说不做。一切事务都交给一个专门的官僚阶层去处理。
　　苏维埃共和国集立法权与行政权于一身。它的一切机关，从最高机关直到基层机关，都是进行工作的委员会，它们同群众组织保持联系，依靠群众组织，并且通过这些组织吸引全体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因此，一切工人组织都成为进行管理的组织。它们的职能在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工人阶级成为局势的主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工人组织，在这一个时期内，情况不能不是这样。
　　只有那些愚蠢到不可救药程度的我国的孟什维克或考茨基才会反对把苏维埃变成政权机关。他们的“理论”无非是一套没完没了的陈词滥调：让苏维埃成为反对执政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在苏维埃获得胜利后怎么办？那就让它们解散，不再成为政权机关，然后为了不敢去夺取胜利而重新开始“斗争”。
　　但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会成为“官方”机关等等的议论，也有其另一种用意。无论是考茨基，无论是孟什维克，都不愿群众组织管理国家，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因此，不管他们说些什么，他们所主张的是“清谈馆”加脱离群众的官僚制度的组合体。他们的眼光没有越出这堆旧废物的框框。
　　由此可见，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是群众的自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任何一个劳动人民的组织都是整个机构的组成部分。组织的线路从政权的中央各委员会朝四面八方通到地方组织，又从地方组织直接通到群众中去。这种联系，这种组织线路是永远不会中断的。它们是苏维埃生活的“正常现象”。这是使苏维埃共和国根本区别于一切国家生活形式的主要之处。
　　政治和经济之间、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之间的联系，不仅表现在群众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最紧密的合作上，而且甚至表现在苏维埃的选举上，这种选举不是按照人为地划分的选区，而是按各生产单位如工厂、矿山、村庄等，在工作和斗争的场所进行的。因此，全体代表，“工人议员”同选派他们的那些人即群众（他们被共同的劳动团结在一起，被大生产的技术本身集中在一起）取得了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群众的主动精神，是苏维埃政权的整个建设的基本原则。看一看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在组织红军的工作中起多大的作用－他们以极端的热情向前方输送了成千上万改造了军队并使它恢复元气的同志、组织者、鼓动员和战士，或者看一看工人们，他们已经大大成长，并在苏维埃的各种经济机关的实际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只要看看这一切，就足以了解俄国自十月革命胜利以来已向前跨出了多么巨大的一步。[32]
　　未来属于苏维埃——这一点连它们的敌人也不能否认。但是，如果这些敌人认为，国外的苏维埃只配干些仆役的差使，只能站在资本家老爷的马车的脚凳上，那他们便大错而特错了。苏维埃，这是俄国革命开创的一种完备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既然这样——并且毫无疑问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正处在资产阶级旧强盗国家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的前夜。人们谈得很多和写得很多的第三国际一定要来到。这将是国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注释：

[1] 法国14世纪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写得一篇寓言，讲到一匹驴看到两捆外形和质量完全相同的甘草，因不知道选择哪捆是好，结果活活饿死。——编者注

[2] 唐恩，费·依·（1871—1947）——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被驱逐出境。——编者注

[3] 龚普洛维茨：《国家理论史》，因斯布鲁克1905年版第8页。

[4] 参见《国家科学袖珍辞典》中劳宁的《国家》条目，维戈京茨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等，或新书这一，雅尔塞列姆：《从社会学角度看战争》第61页。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2页。］“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同上书，第173页］“政治无非是巩固财产的方法和保存以及增加财产的工具。”（阿·洛立亚：《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巴黎1903年第2版第362页）

[6] F.奥本海默：《国家与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另见他的《国家》。他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论述见他的《纯经济与政治经济的理论》，柏林1911年第2版。

[7] 《国家与社会》第115页；《国家论》第9页。

[8] 见G.施穆勒（年鉴，1890年，第72页）：《分工的本质和社会阶级的形成》。施穆勒在这里批判了龚普洛维茨，但是，对历史真实情景过于“轻描淡写”了；还可参见他的《分工的事实》，1889年版。一般理论观点见杜尔克海姆：《论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

[9] 这一点可参见迈尔的《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

[10]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0页］。无论是奥本海默的实践要求“体系”也好，还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也好，都证明了奥本海默的理论的产生有着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那种社会背景。奥本海默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退回到“按劳动”“公平”买卖的简单商品经济上去。

[11] 顺便提一提，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代表人物伦纳先生，在他载于《斗争》杂志上的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中，也许打破了伪造马克思学说的一切纪录。他论证“护国”口号的理由是：照马克思说来，资本是社会同样需要的两极，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伦纳只忘掉了一件小事，即马克思从来想都没有想过要使这些关系永世长存，而且更没有想要在被该国家的范围所限定的关于这些关系的定义中使这种关系永世长存。

[12] 马克思：《批判性的边注》，遗著第2卷第50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

[13] 恩格斯：《论权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2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4页。－编者注

[15] 阿道尔夫·瓦格纳在《从国民经济观点看国家》中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国家的所有“最高级”的特征，因为现代国家的阶级色彩是“破坏社会秩序”和“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胡言乱语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构中都是一模一样的（柏姆—巴维克、克拉克及其一伙）；在他们看来，资本不是统治关系，而仅仅是生产资料；“非法行为”（例如，放高利贷）根本不重要；在未来的社会中也会有资本和利润，等等。

[16] 龚普洛维茨，前引书第1卷第373页。

[17] 例如参见耶利涅克：《关于国家的一般学说》，柏林1914年第3版第89、194、195等页等页。他有趣地承认，“暴力理论”“Machttheorie”引起“疯狂和灾祸”，因为“它开辟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第span>196页，以及“暴力理论的实际结果不是建立、而是破坏国家”（第195页）。

[18]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60页。“在这里，人们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

[19] 参见大战期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共产党人》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的文章。这些文章也转载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季诺维也夫和列宁合著的《反潮流》一书。

[20] 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分析，见拙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圣彼得堡“波涛”出版社版。

[21] 美国的第一流帝国主义分子，同时又是和平主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塔夫脱先生，就曾经公开地谈到这一点。他所指的“和平”首先就是国内和平，因此，他准备把和平的破坏者即工人淹没在血泊之中。

[22]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18页。

[23] 恩格斯：《论权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227页］。俄文的译文引自列宁同志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由于这本书里非常详细地选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我们认为在这里再摘录引文是多余的，请读者们去读伊里奇的著作。

[24]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在俄国专政时期的任务的提纲》，苏黎世自由青年出版社版，本书也译成波兰、芬兰等国文字。

[25]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15页。

[26] 考茨基如此强烈地渴望社会和平，以致把布尔什维克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内战“解释成”不是由于阶级和集团的差别，而是由于“策略方法”的差异所引起的。按照他的看法，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都愿意实现同一件事情”。这使人想起老牌自由主义者的议论，他们硬要别人相信，他们也是在追求“人类的幸福的”，只是道路不同……

[27] 不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镇压剥削者的这种必要性。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我们将废除普选制，如果革命要求这样做的话。也是这个普列汉诺夫赞成在一定条件下采取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反对给予被推翻的阶级以任何自由。参见他的小册子《大革命一百周年》。每一个同志都不妨去读一读这本书。

[28] 参看上文。

[29] 列宁同志的《国家与革命》对问题的这个极端重要的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30] 被孟什维克造谣者大力改造过的考茨基，说出了大量的各种各样地地道道的谬论，当然，这些谬论都是不值一驳的。

[31]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32] 一窍一窍不通的考茨基，竟然说什么“群众的”可怕的“冷淡”是苏维埃专政必然的结果。但是，人们早就知道：无知不是论据。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