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1922）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1]

布哈林

1922

　　第一次发表于1922年。中译文来自1981版《布哈林文选》第一卷。

　　1．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2．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3．反对封建贵族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4．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领袖。5．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的行政干部问题。6．文化的提高和蜕化的危险。
　　要透彻地了解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它的所有特殊性方面去了解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人们“从一般的观点”来讨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满足于皮相的类比方法，满足于运用极其庸俗的（似乎 “理论的”）陈词滥调、刻板公式和成规旧套，而这些东西的特点，除去令人厌烦的千篇一律以外，还有一个本原的属性，它们全都毫无用处。考茨基、列维、马尔托夫这般老爷以及所有这一帮胆小的倒霉的“老婆娘”愈多地运用类比和历史对照的方法，社会民主党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姑且不谈实践上）的完全无能，就显得愈加清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从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上砍下来的一种内容贫乏、被歪曲、被糟蹋、同时又加以粉饰的断简残篇。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驳倒陈词滥调，并且指出——哪怕是极其概括地——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特殊性，因为牡会民主党的理论所依据的首先是陈词滥调，是极为无知的陈词滥调。但是，陈词滥调的危害并不因此变得小一些——成为阶级斗争史中最大背叛行为的社会民主党的实践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来，革命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成熟性的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关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是一一内容完全相同的——在旧的社会生产和政治外壳内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成熟问题。对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已“成熟”或者还没有“成熟”乃是哪怕只在口头上参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政党、集团和组织所必须断然答复的一个问题。在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是这些战争表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党的、库诺夫的、考茨基-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却以否定的态度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来了个逻辑大翻个，使得美国最高明的魔术师都会感到羡慕。实际上，只提一下“老太婆”考茨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对革命的态度连续不断地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战前。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我们进入了危机时期。我们正在走向战争。应该利用战争来进行革命变革。暂时别着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色塞尔宣言）
　　2．战争时期。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它在战时不能活动。不必着急。应该等待和平的到来，那时我们再让国际发挥作用。胜利自然会属于我们（考茨基的战时论文）
　　3．战后和平时期。娜里还能考虑革命呢？难道可以吗？在遭到如此破坏的情况下难道能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吗？不要着急。需要等待。上帝看得见，胜利将属于我们。
　　这种不起作用的、毫无价值的絮聒，将会作为一种独特的“三段式”没完没了地重复下去，它充分说明了社会民主党谎言大师们的逻辑和伟大精神的特点。

　　从前有个婆娘，
　　住在山顶槲树旁，
　　帯着自己的好朋友
　　—起走向洗澡房。
　　瞧这个婆娘多么聪明有主张，
　　顺手还拿上一束丝瓜瓤
　　这首歌，真无聊，
　　请你从头唱。
　　从前有个婆娘……

　　由于这的确是一首极其“无聊的歌”，同时它的意思又很明显，所以就不必再多去谈它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很少注意。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为了证明尚未成熟这一论点就同资产阶级革命作类比，他们说，在那里，事情确实巳经成功。在那里，资本主义确实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成熱了。在那里，革命确实已成为客观上进步的因素，挣脱了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只要“撤掉首脑”，进行某种清洗，运走某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垃圾，便足以开辟整个社会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
　　如此说来，革命轻而易举，而且代价比较小，可是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代价却大得多，这种情况就被机会主义者中作以下二事的证据：第一，证明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第二，证明俄国革命绝对不能妄想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称号。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同我们的对手展开全面争论。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的庸俗的陈词滥调。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们风闻新的关系是在旧的外壳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要懂得这些关系是怎样成长的，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他们无休止地、令人厌烦地、糊里糊涂地重复着必须具备成熟性等等的说法——他们沉湎于这样干，甚至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了。可是要看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内部成长的特殊性，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无论在那里或者在这里，都需要“成熟性”。机会主主义者的思想越不出这种公式化的提法。
　　然而，新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成熟过程是如此不同，如此各具特点，以致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差别。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的怀抱中发展成熟的呢？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在对抗封建领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城市而发展成熱的。资本主义从城市向农村伸出千百万只触角，瓦解自然经济，冲刷旧关系，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在这种新关系成长类型中，有什么是应该指出来的呢？这里的特点是，新的关系是整个地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的。在“封建主义怀抱”中成长的，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骨架、它的物质机构和它的技术，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的最本质部分，而且还有这一切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一切等级制度，活生生的人们的整个阶梯，从壮工到工业中的低级领班，直到高级指挥人员和私有者寡头，所有这一切，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已经以现成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在地主制度范围内发展成熟的，不仅有新的技术，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现存的人的社会机构。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社会民主党的学究们会篡改我们的这些论点，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照我们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已经完全发展成熟，已经达到自巳的最高形式，达到它的最大的社会规模，以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但是，把这种“思想”强加于我们是不成的。我们只断定一点：资本主义的组织，现存的机构是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整个地，即同它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 如果把这个时代同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关系的比重当然不很大。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已经一下子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极：有了资产阶级，也有了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怀抱中成熟的类型是不是这样呢？
　　成熟的类型实际上能不能这样呢？
　　这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立即清楚，成熟的类型本身应是不同的，不可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代中的类型一个样。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中“整个地”，即同生产机构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即使在资本高度积聚和集中、有庞大的无产阶级等等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可以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另外一个使它能在那里“独立”发展的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处于上层而无产阶级居于其下的城市，是在对抗封建领地、大地产和地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是居于土地贵族之下，而是同他们平起平坐，并且是反对他们的。
　　社会主义在它与资产阶级工业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却完全不同于城市在它与封建领地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社会主义就是在城市这可恶的监狱里，在资产阶级之下并在没有自己的生产行政上层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种行政上层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行政上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而这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下，资产者已能在城市中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他们能够成为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成了这样的垄断者。相反地，无产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不可能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因为否则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了，这一点甚至任何一头两条腿的驴子也都能明白。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即同自己的行政上层一起成长起来；社会主义在旧社会中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特殊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的成长情况不一样的。
　　一些特别“细心的”批评家可能在这里对我们提出大致如下的反对意见。
　　你们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必须先有两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阶级的剥削关系；在这里谈得上机构的“上层”，因为上层”是一个阶级的用语。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关于上层的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剥削的关系。因此不应提出等级的问题，因而也不应提出“上层”的问题。
　　这种论据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有许多理由。
　　第一，并不是任何“上层”都属于阶级的范畴。
　　工人阶级，就其成份、就其成员和组成部分的文化程度、政治成熟性、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说，并不完全相同。
　　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用“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会议”，用数以百万计的人手去管理［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经济生活方面它必然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通过自己的行政干部，通过自己的领导者去进行管理。但是，这种行政干部并不属于阶级的范畴。
　　第二，并不是任何阶级关系都是剥削关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说它是靠剥削，譬如说，靠剥削隶属于它的工程技术人员而生存的。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所有制关系。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处于社会的上层的。
　　于是，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事情的本质，按照工人革命的特性，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成长起来：它不能这样地成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不能有无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进行阶级的集体垄断的余地；它不能这样地成长，还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在整个生产上的指挥权，特别是它这个阶级的经挤行政管理干部的指挥权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第一，新经济的物质骨架，已经积聚和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技术上可能的劳动调节过程。第二，无产阶级，它犹如一种最充分地体现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共同劳动的生产关系体系。第三，熟练的组织工作、行政工作、“指挥”工作人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第四，在无产阶级专攻下将能成为未来行政机构的骨干的工人组织。
　　技术知识分子是所谓中间的上层指挥人员。但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技术知识分子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教育技术知识分子养成新的精神，——而且正在这样教育他们，但是这样做，已经是资本主义联系瓦解时期的事了。在过渡时期，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劳动联系）在破裂，这是革命过程付出巨大耗费的最大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们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因此，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成熟”进行“简单的”类比，却不去看这种成熟的类型之间的巨大区别，是荒谬的，这是一点。
　　由于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人们惯于“轻率地”把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关系中的矛盾同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类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推翻地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于是，大功告成。
　　然而，按照事情的本质来说，在这里使用类比是极其冒险的。因为这两种关系在这里完全不同，这两种“矛盾”毫无相似之处。并且，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种关系是不是经济剥削关系呢？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是不是被剥削阶级呢？这种事说起来可笑。正因为资本主义在封建杜会中是同自己的上层一起成长起来，正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和地主在土地上的专权同时并存的，正因为资产阶级关系的两极已形成，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进行着剩余劳动的瓜分。封建主掌握着国家政权，能够用不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创造剩余产品的不是资产阶级，处于被剥削阶级地位的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享受不到全部权利。它由于封建主的经济政策而遭受损失。它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分给封建主。但是，它是作坊和工厂的指挥者，它是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是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
　　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之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关系。这首先是经济剥削关系。
　　有人说，这是老生常谈，是尽人皆知的，为什么还要多费唇舌呢？
　　让我们假定，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这样就更加突出地表明，进行无批判的类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个“尽人皆知”的区别当中，除去产生所有的人或每一个人都确实知道的那些特点以外，还产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这些特点总起来就造成了不同的事变进程、不同的革命耗费和不同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放在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已经能够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资本的积累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就已经开始了。早在“旧制度”遭到革命摧毁以前，“财富”就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积累起来。并且，这些财富是以货帀的形式、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积景起来的。大家知道，用叮当作响的金属是什么都弄得到手的。

　　黄金说：“一切我都买。”
　　宝剑说：“一切我都拿。”
　　黄金说：“滚开！”
　　宝剑说，“我就走！”

　　因此，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过程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主体和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在和它敌对的制度的范围内也几乎能够毫无阻碍地成长起来。封建主义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教育的垄断者。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自己的文化，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入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手里。经济关系的新（同农奴制相比）制度的阶级体现者——资产阶级, 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成为生产资科的垄断者，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教育的垄断者。贵族的、“骑士的”学校，迅速让位于工商业学校。正是后一种学校得到了发展的保证，因为金钱已经成为可以左右一切的社会力量。而金钱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在对比不同的阶级文化和讨论关于一般文化的问題时，可以把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某种文化所特有的、独特的标志和“原则”，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风格”，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向和方法等；第二，关于该趋向、方法和原则的研究深度问题，即关于该文化的集约问题；第三，关于这些意识形态和素养所掌握的人的范围问题，即关于掌握的广度、关于该文化的粗放领域问题。
　　现在让我们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转折点和分界线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贵族文化的关系。
　　方法和原则。十分明显，在封建主义范围内，资产阶级文化在它的结构方面就已经高于农奴制的文化。静的观点为动的（进化的）观点所代替，经院式的思辨哲学为自然科学经验的原则所代替，封建束缚社会的敎条主义为"有思维能力的个人”的批判主义所代替。如果从文化的实际作用方面，即从文化帮助控制自然力达到何等程度（正应该这样提问题）方面寻找评判文化“高度”的标准，那么，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目前在资产阶级的合唱队中意识形态的领唱人竭力吹捧中世纪的思想家、特别是神秘论者，那么，这只是资产阶级没落的征兆，而决不是像头脑有病的现代没落分子所竭力描绘的那样，找到了失去的“最高原则”。
　　文化的集约性。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拿托马斯·阿奎那来说吧——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完整的”体系。但是，如果我们回忆一下，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的大《百科全书》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那大概就不会怀疑：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原则的研究的深度并不比相对说来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受到限制的文化所进行的研究为差。（为了回答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不妨顺便提一下：如果说，把 “中世纪”看成一种历史上的失败这一旧观念是不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推动“中世纪”前迸的正是新的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关系。）
　　文化的粗放。由于我们把封建文化理解为高水平的意识形态和素养，所以封建文化就具有表现得很露骨的等级性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国王的愚昧无知以及学者的寺院气和教会气。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不能不更加广泛一些。所谓的“知识民主化”实际上还是在封建主义制度崩溃以前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开始了。因此，早在土地贵族这一国家的栋梁被推翻以前，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就已经高于土地贵族了。
　　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比较一下。
　　首先应该叙述一下必然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存在从而也决定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总的背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经济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剥削的主要源泉，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榨取的能量的供应者。无产阶级的生活费用，是使无产阶级作为人的体力能够再生产出来并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资料。
　　无产阶级的技能，是执行体力劳动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技能。整个说来，社会结构的这一部分在其资本主义的外壳之下也只是照这样再生产出来。应该正视事情的真相。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本身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对于组织的、指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新的等级，所以就划分出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新的“中间”阶级，所谓技术知识分子，“新的中间等级”；而且只有人数较少的工人贵族阶层才略为接近这一类型。这与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也随着技术的提高而整个获得提高的情况毫不矛盾，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及其技术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相对的文化水平。
　　“人人都应该安分守己”这句农奴主的口头禅也完全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再生产物质价值，而且再生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再生产过程的纯经济方面可归结为对收入的资本主义分配，那么，这一过程的文化方面就归结为教育的差异。对教育的垄断完全符合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教育的垄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给以足够的估计。
　　教育的过程是生产熟练的“活机器”的过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从事情的特殊方面来说，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正在成长的一代进入不同的学校实验室受教育；上帝的归上帝，帝王的归帝王。税吏得到税吏应得之份，指挥的阶级把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和中等学校，这种学校，无产阶级是无法进入的，正如他们无法垄断生产场料或占有剩余价值一样。
　　有人认为，技术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作为一定的社会范畴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渐渐地消失，这种观点（相当流行）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如果在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本身，至少是自己的各大阶层，就已经转变为技术知识分子，同技术知识分子融合为一体，从而在文化上成熟到可以胜任管理生产的职能，这会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下，新的制度就会整个地成熟起来。这时，只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者的寄生的、渺小的、可鄙的、无能的、徒具统治之名的上层，就大功吿成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嘴里就能长出蘑菇来……

　　但是，可惜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
　　不错，正如经济上不太内行的魏劳赫教授所说的：“到处都由机器代替了人的位置，而机器的管理却掌握在人的手里。机器在工作，而人在管理它”^[2]
　　但是，工人对于机器或机器零件的管理活动，绝对没有推翻工人对于人和整个生产过程并无管理活动的情况。这种组织和指挥的职能，是留给另外一些集团和阶级的，留绐非寄生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史汀纳斯、巴林、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大托拉斯组织者，经济上的头号首领）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我们在不越出物质生产的范围内，毕竟应该承认，一个技术知识分子甚至只从数字方面来看也代表着相当大的力量。例如，1906年，在德国一些最大的企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如下：

　　冶金业和矿业……职员1人工人30—26人
　　针织厂.......... 职员1人工人18—25人

　　纺织厂......... 职员1人工人12-10人
　　造船厂......... 职员1人工人16-8人
　　机器制造厂..... 职员1人工人12-4人
　　煤气工厂...... 职员1人工人9-4人
　　化工厂........ 职员1人工人7-6人^[3]

　　无论如何，这些“枯燥的”数字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指挥、组织和运用高级技术知识的经验在这里积累起来并且是工人阶级所无法得到的。^[4]即使有个别工种的工人，在熟练程度上接近于技术员，那也是人数很少的阶层（例如，电机工业的装配工）但是，马克思早巳指出的另一种趋向却表现得很突出，而且丝毫也没有被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所打消。“如果以前受过多方面训练的手艺人能完成生产工厂制成品所必需的全部工作，那么机器，特别是'专用机器'，就要求进一步分工。因此，机器创造了现代的熟练工人, 并且容许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5]最近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在这里（在更加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方面。——尼·布·）战争首先显示出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战争的动员和延续不断，需要日益增长地用少年和妇女的未曾受过训练的劳动来代替越来越少的熟练劳动力。为了使这样做成为可能，必须把生产进程划分得尽可能细一些，并且通过这个办法简化各个生产过程。这样一来，由于进一步分工，在成批生产的时候就有可能由未曾受过训练的工人的手制造出许多东西……第五等级（这四个字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形成了。”^[6]
　　“健全的国民经济的主要条件，是要使每个人都满意自己的地位。”^[7]“职业学校中所进行的训练，应该尽量简单，只包括属于职业知识的东西”^[8]“一个受过多方面训练的工人永远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地位，因此远不会感到满意。”^[9]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的资本主义训练标准，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阶级这个文化低而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
　　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商品流通的过程（比如说银行）中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内，无产阶级在熟练程度上所占的比重就更小了。如果说，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毕竟跟劳动过程中的工程师还有共同之点，那么，在教授老爷给学生老爷们写公式的时候把粉笔递给教授老爷的堂役，就已经是完全置身于劳动的专门逻辑之外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学校、科学和艺术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专家"，他们的劳动在这些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其巨大的。
　　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
　　但是，主要由于工人组织有了发展以及投靠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人数增多这两种情况，工人阶级终于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萌芽以及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我们现在应该按照我们在比较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时所根据的三个基本方面，把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同资产阶级文化作一对比。
　　方法和原则。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就其结构以及方法和原则来说，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由于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的关系在生产中联令起来的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推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共同观点下的联合。无产阶级提出这个原则是要反对这样的分工，这种分工把文化完全分割成各个不同的部门，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抹杀它们的联系，妨碍这些不同部门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则是资产阶级白白努力寻找而始终不能我到的。其次，无产阶级指出一切“文化珍品”的实际意义，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信奉的盲目崇拜。无产阶级用社会技术的合乎目的原则代替了各式各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理想”。无产阶级把进化的观点扩大为革命的观点，消除了资产阶级对动力学原则的限制，并且充实了它的内容。不言而喻，无产阶级继续了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和依靠经验的倾向，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这种倾向已为神秘主义、神智学、通灵术和宗教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代用品所代替。
　　文化的集约。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是较高一筹的，那么，它的集约性——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远远不如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没有担任指挥生产的职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者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是在牡会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因此，无产阶级首先发展的这个方面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这里无产阶级建立起自身文化的基础，而马克思的最有天才的学说就是这方面的最优秀典范。然而，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建筑师、地质学家、生产组织者、熟练的专业发明家、数学家、诗人、法学家、银行家、演员以及诸如此类的干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不能像它在社会理论和实际政治方面那样提出同样多的自己的东西。无产阶级在它的存在中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条件；它只能极端概括地指出日后解决这些任务的办法——仅此而已。同资产阶级拥有的东西比较起来，这实在少得可怜。仅仅在社会科学方面，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相匹敌（这里说的是文化的集约性），另外，在实际政治方面，无产阶级还可以创造出在熟练程度上相等的，有时甚至较为优越的干部力量（例如，凯塞林伯爵说，苏俄拥有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领袖，这是不无原因的）。但是，总的说来，无产阶级落后很多。
　　文化的粗放。从阶级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阶级的尺度来看，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条件，在这里也是注定非常落后的。要为这种思想举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只须提一下这样的事实就够了，即“资产阶级偏见”犹如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头上，然而资产阶级却很少有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偏见”而遭受痛苦。有人会说，不过，在这方面过错在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学校和教会等等。一点不错！资产阶级制度的这些机构俘虏了整个无产阶级大军。如果我们认为谢德曼、诺斯克、托姆・肖和龚帕斯等人是叛徒的话（在实际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文化，被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全部总和从工人中间培育出来的可怜的产物。但是，除去（在上层）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受资产阶级控制以外，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在技术、教育、政治等方面极其“缺乏训练”的情况。总结：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培养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的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额外耗费，此类耗费，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
　　但是，这里不由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虽然不可避免地落后，可是无产阶级用怎样的方式创造出比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基础呢？无产阶级又用怎样的方式终于产生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家干部和领导者干部呢？
　　我们在这里要转入关于阶级.政党和阶级的其他组织以及关于所谓领袖的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仍然使用比较的方法，也就是要这样看待上述几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观察它们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观察它们在无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因为，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在这里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对无产阶级握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不知道的问题，并且使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危险。
　　但是，我们需要先谈一下总的意见。
　　任何一个阶级的组织都是出于加强该阶级实力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切组织的实质都在于，从组织这里得到的力量就其大小来说要比单纯用算术把各个组成部分的力量加在一起的总和大。同时，阶级的组织并不包括阶级的一切成员在内，组织和阶级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阶级就其整体的成分面言并非是单一的。
　　阶级在同一个组织的成员的社会技术熟练程度（例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阶级类型的纯洁性，政治成熟性等等方面都不是单一的。由于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最高的”、最根本的斗争形式，所以，十分自然，一个阶级的政党或者政党的变形（例如，雅各宾俱乐部），是最成熟的阶级分子的联合，阶级可以通过这些分子最正确地表达自巳的利益，因此，把政党和阶级对立起来是极端荒谬的。.
　　由于组织（其中包括政党）的成员不是单一的，就产生了建立领导者（领袖）集团的客观必要性，政党（或是该组织全体）通过这种集团表达自己的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为止，下文我们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谈关于领袖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还要预先指出一点。各个组织一方面给阶级增加补充的力量，一方面为阶级发犀自己的文化和选出自己的领导者创造补充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虽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却以它的生存的另一方面（在它的文化修养仍然不可避免地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在不大的地区上的集中和积聚，工作的集体性等）显示出了它在团结自己的队伍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方量。这个阶级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和它的群众性，以及这个阶级的劳动的集体性，是使组织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因素，这使得至压迫受摧残的情况能局部地得到补偿。
　　这种受压迫的情况，除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的以外，还具体反映在两个特殊的现象中。
　　第一，资产阶级不需要敌对阶级出身的领袖，可是，无产阶级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
　　这是从上述全部分析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能获得文化上的出色发展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最“高级的”思想家干部（哲学家和学者等）以及自己的政治领导者。当然,这里面也有从其他阶级投靠来的人，但是，“本阶级的“出身纯正的”人，相对说来占很高的百分比。而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把其他阶级、首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作自己的最高领导者（领袖、思想家）。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的最有概括性的和最正确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所制定的。
　　直到现在，我们在理论和高级意识形态环节领域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不错，经过一段时期，后来在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组织中也培养出所谓“工人官僚”，即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一整个阶层。但是，知识分子仍然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就拿英国和英国的工会来说吧。在复杂的“工人"干部系统之上的是一批费边社社员，他们也正是思想的供应者。由行政管理人员出身的工会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对于政治或其他“高级物质”等基本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考虑这一点，有韦伯或某某教授替我们考虑。”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造就了大量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会和党的官僚干部。但是，居于最高一级的，是修正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的知识分子集团，《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发展出来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再举一个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它的基本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可以认为确定无疑的是，知识分子流入机会主义工人组织队伍中的人数特别众多。但是，也决不能否认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所起的领导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资产阶级领袖和资本主义的普通资产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别比较起来并不特别大，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却要大得多。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资本主义的资产者在他们的社会生产制度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受到高等教育，至少是中等教育的训练。他们的收入保证他们有享受“文化生活”的基础。他们在生产、流通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所担任的角色，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训练、素养、知识和经验等，也就是说提高了他们的熟蘇程度。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精神气质”、职务的类型都同执行领袖职能的人相似，并且相当接近。无产阶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领柚，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院士”），往往受过很多的智力训练、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然而，阶级的普通成员却和这个水平有着极大的距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甚至“工人官僚”，往往都没有无产阶级因守在“机床旁边”而特有的那种本能的和自发的集体主义情绪。所以在这里心理上的差别就比在资产阶级那里的相应情况下所具有的差别大。
　　总之，我们可以确定，早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也就是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其他环境出身的领袖干部的领导之下。
　　现在，我们越过残酷的公开斗争阶段，转入新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也就是转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社会平衡状态的时期。
　　夺得政权的阶级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任务。它成了社会的组织者阶级，成了当前历史基础上的社会领导者，它的斗争的范围扩大了，它的职能极端丰富起来。现在所必需做的，已经不仅是领导一个阶级，而且要以社会的规模从事分为无数部门和专业的有组织的“积极性工作”。为此，需要一些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干部。
　　于是在这里，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我们上文分析过的那些现象的继续和后果：资产阶级大体上具有它自己的管理国家的行政领导干部，或者具有就一般文化训练而言几乎巳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物，而无产阶级却必须长期地在经验中学习，因此他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与它敌对的力量。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其全部范围内对文化力量的需求是很大的，让我们想一下，工人革命为自己提出了多么巨大的组织任务！因此毫不奇怪，吸收“老牌的”文化力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认为没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能对付过去的观念，是非常可笑和绝对幼稚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队伍中绝对不容许这种幻想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不能否认这种情况隐藏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个极大的危险，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危险。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
　　不能根据资产阶级比地主文化高这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谈论资产阶级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的执政的领导党（或各党的联合，或俱乐部等等）的蜕化。相反地，无产阶级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却正是因为工人阶级虽然具有原则上最高的文化形式，但是工人阶级就其文化水平来说毕竟比资产阶级要低得多。
　　人们常常重复人所共知的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说得确切些，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例子的内容是当一个胜利的野蛮民族定居在文化较高的部落中的时候，过了一段时期实际上便成了战败者，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战败”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甚至语言。较高的文化、灵巧机警、熟练的技能、技术上的优势、实际的训练、确定方向的能力等，这一切，通过无数的途径，通过微小的分子运动，使胜利的民族所习惯了的生活内容和社会联系瓦解、蜕化、变形、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民族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投降。
　　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同这种野蛮民族很相似。它的文化“在原则上”比较高，这是不够的！在这里解决问题的不是这种原则上的高度，而是这种或那种文化的活生生的、起作用的代表和体现者的数量和质量。这才是重要的。这在任何历史争端包括劳动和资本之向的重大争端中，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文化力量的显著优势不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更不是在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边。不应忘记，被迫同无产阶级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其中那些自愿参加工作的力量，虽然带来极其必需的好处，毕竟只有（我们强调指出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文化的经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力量在心里不相信计划经济、劳动的社会调节、社会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优越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健康的、奇怪的不正常现象，是必然要消除而且是将会被消除的。在他们心目中不存在作为调节工作的原则的社会主义。而且在他们的经验中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的东西。任何不可避免的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他们都表示欢迎。并且，他们将以同样高兴的心情欢迎每一个轻率的、完全多余的，然而是“健全的资本主义的”步骤。可以概括地把这个问题这样解释一下。我们假定，任何技术上的或是经济上的任务[задача](我们现在所喜欢说的是“заданиe”），用旧的方法和新的方法都能解决。关于新的方法，从理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可以解决任务的。但是，没有实际经验，没有实际工作者，没有执行任务的人，没有“粗胳膊的人”。然而，“粗胳膊的人”却不习惯于这样干，而习惯于自己的一套办法。于是，问题经常用旧的办法解决，因为不这样，就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另外有一套旧的方法并没有害处，而且在缺乏社会主义实际工作者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这样。但是，大家知道，“量”有转变为“质”的狡猾性质。在直接生产的领域内，情况是这样。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文化上的差别，“新”与“旧”的斗争，应该说是更加激烈的；大家知道，意识形态决不是没有力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们的社会功能对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梯，一直到诗歌、到抽象哲学，并不是毫不关心的。在本阶级的具有经得住考验的和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对世界的感受（因为感情的领域也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干部不够的情况下, 在这里甚至不管“不完全是我们的"专家干部的自觉愿望如何，也可能搞垮新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灾变和一次解决的变革等，而是极其微小的、往往是无限小的运动，这些运动在联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就形成一条非常明确的发展路线，即使不是真正的倒退，无论如何也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趋向一种新形式的旧的阶级社会。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工人群众本身的文化落后性，尤其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即当分给行政管理和领导干部的消费资料（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般必须大大超过分绐普通中等工人的数量的时候，甚至那部分由工人群众从自已队伍中推举出来的干部人员，也会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
　　诉诸工人出身和无产阶级美德本身并不能成为消除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论据。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并且懂得，在像我们时代这样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一般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 而且在原则上绝对没有排除旧阶级的某些部分完全变形，并从其中形成新阶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干部人员能够（但不是必然这样，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被他们的文化较高的担任指挥职务的同事所同化，并和他们一起变成新统治阶级的萌芽。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和不利的外部环境，对资本主义作出重大让步，并且不阻挠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心和与之相应的人们的集团的增长（例如，正像俄国在其完全不可避免的“新经挤政策”制度下所曾发生的情况一样），产生这和悲惨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在这里，不论新阶级是在其处女般纯洁的状态中组织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的，还是这个阶级本身将会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寡头，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成长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将与我们的后代有关，而在目前我们将会让他们去解决一些适当的任务，至于我们的任务则在于，根本不容许这样“进化地”恢复剥削关系。
　　上述危险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俄国革命中巳经实实在在地显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像俄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就足够让那些名叫马尔托夫、考茨基、列维或其他什么的社会民主党坏蛋们写一些证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必定要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书、小册子和文章的了。当然，这些老爷们在遇到任何危险和斗争的情况下立刻会想起各式各样的念头.他们预言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就会彻底垮台。他们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同协约国的斗争中灭亡，他们在发生危险时卑鄙地随风转舵。当饥荒的黑翼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忘却了饿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现在，当无产阶级即将承担新的任务，虽然不是直接战斗的、军事含义下的“突击”任务、却也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这些勇士们又在预言另一种灭亡，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斗争。但是，如果说，在某种新的牡会平衡确立以前，这是多多少少公开斗争的一种形式，那么，在以后的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个斗争就在文化战线上、在较量技术的灵巧和能力、组织经验和素养的战线上以及在社会上层建筑各个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线上具有小冲突、但就其整体来说是大冲突的形式。由于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人们的一定的技能中固定下来的，而且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取决于人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斗争首先是争取行政管理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干部的斗争。只有那个能够从本阶级推举出足够数量的管理人员、组织者和思想家来引导社会按照确定的阶级路线前进的阶级，才能享有（用 “隆重的文体”来说）统治社会并领导社会的历史权利。因此，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争取干部的斗争不但从“一般”建设事业来看，而且从今后社会阶级的前途来看，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下文我们将指出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任务，以及他们应当怎样克服上述的危险。

^[1] 本文是作者淮备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原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2年第7—8期。

^[2] 罗伯特·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顿域的关系》德意志出版杜，斯图加特和柏林1922年德文版第34页。

^[3] 前引书，第43页

^[4] "企业”采用“科学的组织”只是加强了这种趋向。“这里揭开了工程师职业中的崭新一页，他不仅是物的设计者，并且还是人的塑造者……”（威利·赫尔帕赫：《经济的精神力量》，《技术与经济》，第14年度，第1期，第10页。

^[5] 罗伯特·魏劳赫：前引书，第36页

^[6] 罗伯特·魏劳赫：前引书，第38页

^[7] 古斯塔夫·弗伦茨：《对泰勒制的批判》，柏林尤利乌斯·施普林格书店1920年版第104页

^[8] 前引书，第112页

^[9] 前引书，第109页

感谢1905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