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在俄共（布）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俄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

布哈林

（1924年5月27日）
汪长庾 译 谷中泉 校


　　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第3期。


　　同志们！我要做的是我们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总结报告。我准备从分析世界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谈起。我不打算详细谈诸如战争的影响和有关一般形势的一系列问题，这在上一年度的总结报告中已经讲过了。差不多对所有的问题。我都要从这一报告年度内所发生的变化来分析，并力求把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些变化联系起来，并力求对过去一年的事件和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时所应得出的结论作出一个完整的说明。

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变化


　　请允许我先谈谈国际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那些变化。我认为，一共有三个主要变化：第一、北美利坚合众国经济繁荣情况的结束；第二、在欧洲中部和整个欧洲出现的经济情况的好转，诚然，这种好转相对地讲并不很大，然而却是很明显的；第三、我们在分析国际经济时必须注意到的最后一个现象，是农业危机和随之而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剪刀差”。我认为，虽然一些经济研究专家对这一现象还在争论不休，但世界性的“剪刀差”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则大体上可以说，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但这方面无论是从个别国家，还是从不同的生产领域来看，都还有很大的差别。在个别国家之中，美国的产量的增长最为显著。
　　如果按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农业的增长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最大、最重要的部门的生产数字已经超过了战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其实也是在任何一种发展着的生产中占最大比重的那些部门，即重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数字。
　　比如以采矿业为例，把1909年至1913年期间的平均年产量和1923年的年产量比较一下，那么，在生铁和钢这两个最大的生产部门可以见到以下的数字：生铁，战前为七千八百万吨，现在为六千五百万吨。钢，1909年至1913年每年为七千五百万吨，去年为七千三百万吨。至于运输工具，尤其是是海运工具的发展对判断世界贸易的现状很有意义，而世界贸易又能表明世界经济总的发展情况。这方面的比较数字是：1909年至1913年期间每年造船总吨位为三百三十万吨，去年，1923年为一百六十四万三千吨。还有一个能表明资本主义经济整个结构变化的部门，就是建筑业，它通常是估计某种逐渐形成的形势稳定程度的最可靠的晴雨表。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也都熟知这一点。我们这里经济刚一开始活跃，就立即在城市建筑和修缮等方面有了反映。可以说现在几乎整个欧洲的建筑业都和战前水平相等。在美国却完全不同。1923年和1921年，特别是到北美合众国经济形势发生转折的4月份，我们看到了绝无仅有的建筑业的作用。1923年，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铁路建设、船坞、仓库和房屋等等的建筑发展之快，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瞭乱的程度。
　　为了说明世界工业总的情况，我想举出有关世界失业情况的典型数字。如果我们看看新旧大陆许多大国的失业人数：北美合众国的、英国的、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失业人数和我们掌握的1921年1月1日前的数字差不多。1921年1月1日前有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人，1924年有五百二十六万一千人。这个数字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没有包括把失业降低到最小限度的欧洲国家－德国，但总的说来，我们看到的情况说明资本主义内部关系有某种程度的稳定，而且一个地区的各种起伏变化能被其它地区的另一些起伏变化所抵消而达到均衡。总的形势就是这样。

北美合众国的经济状况


　　至于我们应该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即美利坚合众国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束；说明情况的统计资料还没有总结出来。但是许多单项统计资料和事实，已能说明从1923年4月起，美国的繁荣情况开始走下坡了。这在钢铁托拉斯的生产上看得最清楚。它在4月份比3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局外企业”（他们这样称呼不属于托拉斯的企业）的钢铁生产也相应地降低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同样我们看到失业人数有了某些增加。尽管增加得不多，并且主要是非熟练工人。

中欧经济状况的好转


　　在转到说明第二个变化，即欧洲经济状况的某种好转时，我首先要请你们注意的是英国。如我们以其重工业为例，注意考查高炉的数量，就会得出以下数字：战前，1913年，三百三十七座；1922年（这是下降最多的一年，而且与一些大罢工有关），一百三十三座，1923年，二百座；有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同期的有色金属矿石的开采量是：1913年，一千零二十六万吨；1922年，四百九十万零二千吨；1923年，七百四十三万九千吨。1922年危机后的增长是十分明显的。再看看钢的产量：1922年下降最多，五百八十八万一千吨；1923年，八百四十八万三千吨。
　　如以近期的失业情况为例，则展示出下列数字：1922年，一百九十二万六千人，即将近二百万。1923年已减少到一百四十九万三千人。而到1924年1月1日前就降到一百三十七万一千人了。（会场上有人问道：“是百万吗？”）是的。我以干计算，而千乘千等于百万。这是算术公式，这里头没有什么派别争论。（笑声）
　　德国经济的上升也很典型，煤炭生产1924年3月已达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六；炼铁工业达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但失业数字却更有意思，更能说明问题。如果以1924年失业人数为例，并逐月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数字在有规律地、急剧地下降。1924年1月1日前为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人；截至一月底为一百四十四万人；截至二月底为一百六十七万二千人；截至三月底为七十万零二千人，截至四月十四日为四十八万人。如以半失业工人，即非整日工为例，我们发现1924年头三个月减少的情况是：1月1日以前为八十四万八千人，截至一月底为三十六万二千人，截至二月底为十五万一千四百人，即是说，德国的失业人数，毫无疑问是在减少。如果举出去年十月前后的失业人数，你们就会看见，政治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失败与德国经济出现某些新的上升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止发生在德国。
　　谈到失业，那么法国的失业现象早已消除了。据法国劳工部的资料我们知道，1923年甚至有十一万二千名意大利工人移居到了法国。
　　现在转到另一个范畴的问题，即货币问题和财政问题。我们必须指出，报告总结的这一年度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年度。我们发现奥地利、波兰和德国的货币贬值，接着又有了某些稳定。最近，即3月以来，应当肯定在货币比值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好转。
　　我举出的数字当然完全不足以证明经济已有极大的发展。但在衰落的总周期内，我们无疑地也看到了某种缓慢地、曲线地上升着的情况。

国际范围的“剪刀差”


　　最后，第三个变化是农业危机和我们早已领教过的“剪刀差”问题。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全面地研究过，我也不敢在这儿对这种“剪刀差”产生的原因作全面的论述。
　　但我看，我们也不是没兴趣了解这方面的某些事实的。因为，尽管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我们的垄断制、托拉斯、辛迪加都和资本主义的有着原则的区别，可是我们在此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却无疑和资本主义有着相似的征状。我认为，首先不能否认世界性“剪刀差”的事实。在德国杂志《经济与统计》最近一期（第八期）中，有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综合报导，它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

各国小麦与煤炭、生铁的比价
一吨小麦可购买（以1913年为100吨计算）
国家年份煤 生铁
德国1913100 100
　1922123 107
　192359 60
英国1913100 100
　192279 98
　192364 72
法国1914（7月）100 100
　192274 97
　192380 65
比利时1914—— 100
　1922—— 96
　1923—— 68
瑞士1913100 100
　192282 83
　192377 86
捷克斯洛伐克1914（7月）100 100
　192245 69
　192349 88
波兰1914（1月）100 100
　1922172 87
　1923105 72
美国1913100 100
　192261 81
　192380 73

　　不管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数字，或者说个别数字并不符合一般的规律性，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看到了世界性扩大“剪刀差”。令人感兴趣的是，最近一个月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书刊都在谈农业危机，并且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连沙文主义的也在谈。由鲁道夫·希法亭编辑的《社会》杂志最近一期，有他的一篇专谈农业危机的文章。正如我们由于“剪刀差”问题而必定对农村市场问题感兴趣一样，资本主义大国也不得不提出这个经济问题，因为它是到处存在的。有趣的是，甚至在具体说法上，或者在比较方法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在采用我们讨论“剪刀差”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了。比如，《经济与统计》杂志上就用非常具体和我们非常熟悉的结合方法列举了工农业产品的比价。那里是这样报导的：1913年一张犁相当于6.6公担燕麦，而1923年1月相当于11公担燕麦；1923年10月一张犁的价格等于它在1913年所能换取的马铃薯数量的四倍。这是在德国，我专门举了德国的例子，因为它是我们注意的中心。如果以燕麦和机器对比，1913年为100：100，则1924年2月的对比数字是61:100.如果以燕麦和肥料作相应的对比－－而肥料在农业市场的地位很重要——那么我们得出的相应对比数是84：100。
　　总之，我以为，“剪刀差”在世界范围存在的事实本身是毋庸置疑的。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既涉及到了美国，也涉及到了英国。这就是促使广大农民群众起来革命的经济基础。农业危机和“剪刀差”问题是有它们自己政治策略上的等价物的。在此经济基础上，广大农民闹起了革命；农业小资产阶级在摆脱大资产阶级的控制。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分析，对这种现象是不能估计过低的。
　　比如，老经济学家丘普罗夫的儿子丘普罗夫教授在《农民俄罗斯》第四卷中就谈到了英国这个从农民所占的比例来看并不突出的国家。他说：“在这样的条件下，贷款问题就自然被提到日程上来了。把遇到困难的账全记到了似乎没有给庄稼人以足够支援的银行头上，尤其是记到了有大股份的银行头上。农业主们异口同声地责怪他们竟使危机达到如此尖锐的程度，责任都在他们身上。”
　　我有意在这一场合引用了一个对夸大农业危机的政治后果不感兴趣的人的话，有意举出一个这问题在那里没有根本意义的国家，而甚至就在这个国家，如你们所知，农业危机和与此有关的“剪刀差”问题也在农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风潮。从我所引用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下的风潮是针对股份银行的，即针对金融资本的垄断方式的。由此可见小农生产者正在脱离资产阶级。最近席卷美国的危机扩大了，据统计，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农场主现在变成了佃农。早在1922年那儿就有将近二百万农场主失去了农场。不错，同时又有将近八十万原农场主买回了农场。遗憾的是，我没有掌握最近这一时期的数字。人们一般引用的数字，1923年为三百万，但这一数字我没能核对。1923年底农场主的负债额达一千五百万美元，数目相当可观。遗憾的是，对这个数字如何评价要随一系列的因素而改变，所以它本身就不很说明问题。毫无疑问，尽管我谈到过，资本主义经济处于某种稳定，但在一系列危机中又增添了一个农业危机，因而可能在相当程度上给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突然的打击。这种现象同样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正把它和一系列其它的现象联系起来，也必然要联系起来，这一系列现象已经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领域，并决定着我们的策略任务和策略指示。

国际政治的变化


　　现在我要从分析报告总结年度的经济方面转到分析国际政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促使资产阶级政界进行了重大的改组。由上述情况我们发现，现已存在着某种缓慢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最近在欧洲国家首先出现的经济有限好转，是靠剥夺中产阶级和部分农民，也是靠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而换取来的。

目前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


　　如果我们自问，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缓慢危机究竟有了什么变化？那我认为，这方面最明显的是以下事实：由于世界经济长期分割成几部分，由于苏联经济长期被排斥在世界经济周转之外，由于使苏联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实体——北美合众国继续处于隔绝状态，危机的势头已潜入了战胜国。这一点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目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而不是一般的、有规律的资本主义工业危机。这种危机经常出现，而且有时其整个不平衡从各个方面都反映出来。在许多国家出现经济上升的情况是无疑的，但是这个缓慢的危机正在渗透到它们的政治机体中去。产生这种特殊的现象本身绝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经济原因，不过这还是应该特别指出来的。

英国和法国政治困难的剧增


　　就英国和法国而论，虽然经济情况有好转，然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尤其是政治上的困难在总数量上还是增加了。例如我们看到，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加紧防止它的殖民地及自治领地的离心倾向。我们知道，在希土战争期间，英国历史上头一次发生了这样的现象：几个英国的自治领对劳合·乔治直接邀请他们准备参战加以拒绝。我们完全清楚，英帝国最强大的自治领之一——加拿大同美国达成了特别政治协议，从而明显的表现出了它的离心倾向。我们知道，在刚刚结束的所有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表都参加的大不列颠帝国会议上全英帝国政府未能制订出任何一项积极的共同纲领。关税政策、税率和其他等等问题都没有作出积极的决定。英国人认为，这种不一致的立场即可表明，不该做什么，而不是该共同做什么。在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经过暂时的低潮以后，最近一年又看到高潮的到来，它的发展前景无疑将是顺利的。我们知道，英国在对外政策上关系很紧张。它和法国的矛盾如此尖锐，甚至像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这样温和的人都宣称：英国的目的不是和法国协同一致，而是要征服它。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劳合·乔治在美国演讲时说，“必须重新为林肯原则而战斗的时期正在到来。一旦这一时期到来，美国和大不列颠就将成为这场斗争的混合据点。”在这些演说中，不能不使人感到，在对外关系中，新的政治危机正在加剧。
　　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阶级斗争中势必也要遇到大量困难，因为替麦克唐纳上台准备了条件的工党的影响在增长，而以往不被人注意的共产党人的力量也增强了。
　　我们或以另一个强国——法国为例。如果极简单地看问题，其资本的巩固是靠经济上的成就来解决的，而这成就表现在提高生产和减少失业等方面。如果我们纵观全部社会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是另一个样了。总之，我们看到、国家债务猛增，法郎惨跌（顺便说一声，这暂停），税收增加百分之二十、物价上升百分之三十，中产阶级破产，实际工资下降等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外交上和英国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因占领鲁尔而耗费极大，诸如此类，等等。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和生产上出现某种上升的局面，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它们在去年没有解决的一系列困难。也可以说，情势之奇特，正在于此。如果把我这次讲到的有关政治情况作个总结，那末，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表述：危机的中心正相对地、有条件地向西方推移，这就是现在国际局势中形成的奇特情况。

资产阶级需要喘息


　　如果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待这些现象并提出问题：就我们以上所作的分析而言，什么是其中奇特的，什么是其中新的东西呢？那么，我认为，从资产阶级政治来看大致可以这样概括形势：现在资产阶级需要喘息。它之所以需要喘息，是企图拯救它的经济。而为此，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无论如何要努力使美国加入世界经济周转；第二、无论如何要让我们苏联加入经济周转。
　　的确，在这些问题上还有许多动摇，的确在这些问题上也没有任何共同的经济“理智”可言。甚至在纯经济范围内，资产阶级也常常动摇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之间。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复苏的一种客观要求，让美国及我们苏联加入周转的趋势已是十分明朗的了。同时为恢复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稳定群众，必须造成资产阶级和部分群众之间哪怕是虚有其表的共同行动的印象。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承认苏联的口号对资产阶级也同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社会阶级的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作别的表述，即可以说，资产阶级现在无论如何是需要有它自己的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可以说有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旨：资产阶级的宗旨是恢复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消灭资本主义。现在的时刻是争取中间阶层——农民和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伟大斗争的时刻。如果共产党人为达此目标正在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那么，同样地资产阶级也必然要以它那一方面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
　　我认为，这个统一战线策略是为了把工人中的动摇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吸引到自己一边来的灵活政策。它也通过我们熟悉的两种主要形式表现出来：一种是和社会党人的联合：另一种是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和与社会党人的联合


　　法西斯主义和与社会党人的联合，即左翼联盟策略和法西斯主义策略，从这个观点看有着同样的意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就是单纯的暴力罢了，而是在极大程度上必须以加入联盟为前提，并把人民群众的相当部分拉上钩的一种方式。可见，在法多西斯主义的这一特殊性质中，就像在左翼联盟策略中一样，也同样表现出资产阶级为了进一步恢复资本主义事业而争取群众的客观要求。那个特殊的妥协主义或称“和平主义”的阶段，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它是那么典型。它是整个国际政治形势中某种新的情况。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加自由工党政策。
　　请看英国自由党人在大选前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口号吧：和美国合作，尽快调停赔款问题以及所谓和苏联全面恢复关系。法国也是一样：妥善解决赔款问题，承认或半承认苏联。日本鉴于过去发生过的运动，在组织新内阁时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美国虽不那么明显，但大体上也在按同一条路子行事。正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新“第三”党或许也要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提到。
　　在时局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对新的形形色色的形势作出估计时根本不可能墨守成规。1918—1919年我们差不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模式设想各国事态发展的进程的。比如以为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再活上两年，就会有共产党来取代他们的。然而，国际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后备力量，有相当多的应变办法。难道可以把最近一年掀起的种种事件，诸如麦克唐纳政府的成立、法国的“左翼联盟”等等都限定在俄国式的模式里吗？我看，这不是克伦斯基模式，也不是诺斯克模式，这是由目前十分特殊的情况产生的一种特殊模式。还有，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某种共同的规律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说了，资产阶级现在必定要实行它独特的统一战线策略，而这个策略又以在法西斯主义和新的左翼联盟为目标的形式中表现出来。非常明显，这里存在某种规律性，那就是这个联盟策略在那些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和斗争比较激烈的国家里，便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形式；相反，在那些战争破坏不严重、阶级斗争也不太尖锐的国家里，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对这个统一战线策略采取了以左翼联盟为目标的形式。这一策略是某些比较稳定的集团所一贯采取的，他们只是现在才开始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时期。
　　这就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总的说来，如果我们对时局的两部分，即经济和国际政治两方面都立即作出评价，那么我们绝不能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经济危机问题已经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我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经济好转的话，那么这种好转则是以其他领域的一系列尖锐摩擦为代价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靠广大群众的贫困化而恢复元气


　　同志们，如果资本主义还能作为一个经济体系而支持下来，那么它首先是靠广大群众的贫穷破产而恢复元气的。我来举几个能说明这个过程的很典型的数字吧。以德国为例，那里失业现象在很快地减少，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也是一个完全无可怀疑的事实。如果看看1924年3月份的工资变动情况，我们就会发现，与1923年相比，工资下降情况分别为：化学工业中手工业者下降百分之三十，这个部门的工人下降百分之十八，国营企业中熟练工人下降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四，非熟练工人下降百分之二十三。
　　如果我们看看那个正在复苏的德国的反面情况，即工作日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表明该国工作日延长的数字。如以周工时为例，则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字：西北部地区1923年为四十八小时，现在为五十七点五小时（均指1924年头几个月）；柏林1923年为四十八小时，现在为五十四小时；汉堡1923年为四十八小时，现在为五十四小时；布勒斯劳1923年为四十八小时，现在为五十四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十月事件以后这几个月来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的等速发展情况无疑是与工人阶级的失败有关的。
　　在资本主义很发达的英国，生产正在上升，但就是那里的许多生产部门（如煤矿业），到1924年前，工人的实际工资也降至战前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八十。
　　如你们所知，在法国，失业现象明显地减少了，工业在发展，工人的工资，如纺织工人的工资增加了千分之一，而同时食品和其他的工人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同志们，我不想再谈其他那许多国家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像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这是资本家依靠对工人阶级尽可能做到的、非常残酷的剥削来实现资本主义关系的某种改善的最好的实际例证。用心观察一下另一个过程，即剥削农民的过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里没有任何比较准确的统计材料可作为判断的根据。然而，所有研究这个问题，并根据一系列间接材料来估计形势的经济学家们，却断定这个过程的存在。瓦尔加同志对此指出一个有趣的论点，他说，应当弄明白，在一个国家里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是有区别的。可是目前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国家财富却在减少，因为这种资本积累是靠剥夺已有的财富进行的。一个人数不多的、千方百计剥削他人的资本家集团正在积累资本，而此刻整个国家正在变得贫穷。这个过程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中最典型的。

阶级斗争的激化


　　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背景上，我们看到，虽然资本主义正在复苏，然而阶级斗争却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这使人对生产是否真正改善产生了怀疑。我们亲眼看见，1922年许多最大生产部门的工人运动是何等壮大。我们也掌握着一系列有意义的规律性，现在不妨把它们指出来。尽管世界经济目前分割为好几部分，而且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经济形势，但这些不同的国家却发生着许多类似的情况。其所以类似，是因为这些国家经历了同样的动荡，其中个别国家还经历了革命。资本加紧剥削的过程是雷同的。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当它刚露头时，我们已经指出过。现在呢，资本的这一攻势导致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降低，导致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剥夺和对农民日益变本加厉的剥削。所有这些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滥发纸币。最后一种方式在法国尤其突击。在那里货币贬值和同时提高赋税使资产阶级有可能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
　　资本主义的复苏既以压榨工人阶级为其开端，据此即得出对估计整个形势有典型意义的基本结论：资本主义的复苏首先正是从工人阶级的秋季失败开始的。另一方面，在加紧对工人阶级压榨的时候也激化了阶级斗争的脉动，这是不足为奇的。工人阶级的几次猛烈冲击都差不多发生在同一阶段。去年秋季发动的好几次突破资产阶级阵线的尝试，如法国事件、波兰前件、保加利亚事件和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挪威罢工都绝非偶然。那时德国的财政危机、工业危机、外交危机、阶级危机都一齐加剧了。而在波兰又正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物价飞涨了二倍；由于大量发行纸币，原流通的货币贬值。1921年底的七千三百万美元到1923年底贬值为一千三百万美元；金属加工工人的工资只达战前的百分之五十五。因此连无产阶级中最保守的一些阶层，如铁路员工和国家雇员都开始大声疾呼了。比如，同志们告诉我们，说事情甚至发展到连军事部门的国家官员们都作出了罢工的决议。这一切绝非偶然。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克拉科夫起义，以及是和这个起义有关的一切事件。在保加利亚，十月份发生了我党领导的工农起义。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和挪威危机之所以集中发生在同一时间，是因为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对于这些事件的评价我只好在联系别的问题时再详谈，而叙述这些事实我看就不必了吧，因为你们从报纸上对一切都很了解。

我们的失败


　　你们也很清楚，我们在许多国家遭受了挫折。共产党人在德国、波兰和保加利亚遭到了失败，只是在挪威没有失败，那儿的斗争在顽强地进行着。从1923年开始的罢工已经席卷了很多生产部门，2月有四万工人参加罢工，而现在有六万，不多不少正是挪威产业工人的一半。这场斗争已经持续了七个月，而依我看，说它会失败是没有根据的，相反有一切理由认为，它将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在其他三个国家我们遭到了失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同志们；现在我要转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它应当引起我们代表大会的注意，因为它已经直接涉及到党的领导和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所以我们必须予以解决。

党的危机及其原因


　　在十月事件失败以后，我们曾面临一系列的危机，我们的敌人称之为共产国际的危机。我认为，我们俄国党内的危机不可能脱离这一总链条的上下环节。我党的危机是许多党的内部危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它主要是由于各个战线的失利而松开的链条上的一环。因为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队伍中产生的一系列重要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关，所以请允许我把它讲得稍许详细些。
　　同志们：对于这些党内危机我首先是从它们共同的原因来看待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又有着相同的实质，只是形式不同。这取决于我们是就西欧党而论呢，还是就我们俄国党而论。
　　在西方那些党内还有相当的旧残余和不良现象的反映，相当的旧传统的尾巴已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这些党面临着和小资产阶级以及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部分工人直接结合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我们斗争的整个进程决定的。究竟什么叫统一战线策略呢？这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要和工人阶级中那样一些阶层结合，这些阶层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又才开始脱离小资产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的政党要想成为群众性的，战无不胜的党，就必须引导它们跟自己走。
　　统一战线的问题就是和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以及和小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执行和运用统一战线的主体就必然会小资产阶级化。我们那些有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党，必须与沾染了小资产阶级影响的阶层相结合，或直接与小资产阶级相结合，这种情况就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一种危险。当然，这不能成为反对统一战线的理由，但的确是我们这些党在作战略转移时要遭到的危险。
　　就俄国党来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同样的情况，只是形式不同，社会内容不同，我们党内情况不同而已。首先，我们把还没有改造好的人吸收入党，这是其一：其次，同小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是存在的，确实，有形式上的不同。我们必须引导小资产阶级跟自己走，然而目的和西方党有所不同。那些党应当引导小资产阶级跟自己走是为了破坏资本主义，在我们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但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数学符号不一样。我认为这就是共同的前提。这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但这是共同的前提。它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一定的原因是可以实现的，能成为事实的。我以为，我们可以从共产党人的十月失败中看到这一真正的原因。当然，在苏联，由于我们遭受了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变得极端复杂。而且由于对轰动一时的德国革命所抱的希望的破灭和德国无产阶级的退却，且是不战而退所造成的沮丧心理，不消说，对我们党的队伍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社会的观点看问题，则需要修正与小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问题，而若以党内斗争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则将是继承列宁传统的观点与脱离这些传统的某种倾向之间的斗争。正是这种情况使我们党内的争论也就扩大到了所有其它的党。不可能不是这样。如果所有其他的党都是按完全不同的音叉定调的，而我们这里又发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声音，这些党也就不会成为很灵敏的接受器了。这一切又绝不是偶然的。在一系列的失败以后，自然会在很多同志中间出现很悲观的调子。这是整个局势的特点，对于如何看待这场危机是有典型意义的。重复一下，这就是我们党内的争论扩大到了其他党的原因。这场争论被抬得太高了，以致各国党就开始异常激烈地讨论起我们党内的种种问题来了。

共产国际的极右分子支持我们的反对派


　　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提出各国党内的分歧问题来，那么一般地说，共产国际的极右分子无疑是支持我们的反对派的。我不想在这儿或是去激化，或是非常草率地去谈论属于这方面的所有问题，可是当我们结束对党内生活发展的状况和阶段的评价时，我看还是应当作出某些结论的。在共产国际范围内，我们党内的危机曾牵涉到很多党。不过，只在一个国家——挪威——事情发展到了分裂的地步。那里划清界线的问题搞得如此尖锐，以致闹到了分裂。现在那里有两派，情况很特殊，内部矛盾非常尖锐。从逻辑论证来看，脱离党的那派——特兰美尔派完全拥护我们的反对派。他们附和我们的反对派提出的那些组织措施方面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特兰美尔亲自写了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声称支持我们的反对派的立场，说什么共产国际的队伍者按这种模式组织，那它就表示欢迎。
　　我们可以把党内矛盾最尖锐的党排排队，排头的是遭到分裂的挪威党，接着是法国党，瑞士党等依次而下。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不是正统布尔什维克的派系，在策略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特兰美尔派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地影响了挪威工人的大规模斗争）。再重复一下，我们发现所有排列于此的这些党、其右翼都是支持我们的反对派的。如果说我们的事情经常由于许多棘手的问题而变得很复杂。如果说我们常常因此而缺乏，或者看来一种足以用来看清道路通向何方，即反对派的道路通向何方的试金石，那么我看，检查一下我们党内的分裂，把它同所有其他党内的分裂对比一下，就能够说明，真理在谁一边。这种分裂是明显的，是无可争议的。

各国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化过程


　　贯穿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研究这一切危机——俄国党的也好，共产国际其他党的也好——都是些什么问题，那么我看可以这样解释：这些危机是与各国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化过程同时发生，并由此而引起的。正如在我们这里起先广大党员被党内开展起来的争论弄得可以说是晕头转向，后来，当问题愈来愈带有明显的政治原则性，当一切个人的和其他的因素在群众的意识中逐渐被摒弃，并退居次要地位时，就明显地出现了政治分裂和各种派别的现象。西欧党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就是我们这些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化的过程。在遭到失败以后，西欧党内不够坚定的分子动摇了，因为他们受了贯彻统一战线策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我们目前把那些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来看未经严格考验的分子吸收入党而产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们到看见各国党的布尔什维主义化过程正在坚持进行。

德国共产党内的分歧


　　我看现在可以谈谈带有局部性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在许多国家都主要是围绕着组织内部问题进行的，那么，比如在德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德国处于我们注意的中心——则这些分歧（在我们俄国党内也有过）包括了涉及共产党的一整套战略、策略和组织各种问题。同志们，我不想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因为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上讲得已经够多的了，会议记录你们当然也看了。为了使你们回忆起这些事件和分歧，我只举出三个问题：关于萨克森试验和加入萨克森政府；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关于在德国共产党内应支持哪一派、依靠哪一派和应骑德国共产党内的哪匹“马”。这是当时争论最激烈、最主要的问题。在我们之间，在我们代表团内部、共产国际内部、同时也在德国共产党内部对这些问题都有过一系列本质的分歧。同志们，我只想提一下，我们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者说代表团的多数，也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曾受到攻击的那些方面，即在整个俄国对外、对内政策上受到了攻击。就像有的同志指责中央委员会那样，说它把一个国家引向了毁灭；就像有些人声称的那样，说在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领导下的代表团及其多数，分裂并危害了德国党；说我们代表团因此倒不是把这个国家（因为德国还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而是几乎把共产党相当大的一部分连同无产阶级一道引到了毁灭的边缘。然而，也正像我们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经过了几个月以后并没有濒于毁灭的边缘一样，我们不仅没有看到德国共产党由于“无力的，毫不中用的领导”而引起分裂，与此相反，现在却出现了比以往任何发展时期都更为团结的领导班子。如果说以前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必须去反对能量极大的、牢固结合的党内派别组织时，在党不断地经受着领导危机时，我们常常看见德国党内斗争采取极端的形式，那么我们现在却看到一个相反的局面：这个党行动非常团结一致（当然，这也是相对的），非常齐心协力，绝没有垮台；并且正如最近选举经验所表明的，它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跟自己走。因此从做总结的角度看，再说一遍，这里有着类似我国的情况。尽管有不详的征兆，事实却证明我们国家是完全稳定的，证明德国党现时也顺利地对付过去了。我们既没有毁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更没有损害共产主义运动。原则上所有的分歧都围绕着三个问题而又相互牵连着：关于萨克森试验；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关于我们领导班子内对德国共产党所持的立场。

萨克森试验


　　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关于萨克森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代表团的大多数和我们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主要是从共产党内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残余的角度，从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集团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的角度，来分析萨克森试验的失败的。问题完全不在于我们仿佛坚持过必胜的观点，甚至也不在于我们责怪同志们，说他们没有在萨克森进行必胜的决战。我们只责备当时以布兰德勒同志为首的德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团把有关加入萨克森政府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纳入错误的轨道。像布兰德勒同志等最著名的工作者，没有充分利用所赢得的全部时间去建立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没有竭尽全力去武装群众，并成为日益发展的运动的传播者，以便从他们占据的高高的讲台上来进一步掀起和推动这场群众运动。他们反而从某种与议会相配合的观点来看待整个有关萨克森政府的试验，反而想借助资产阶级的民主手段和方法，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然后再平稳地过渡到最高阶段。

统一战线策略


　　成为参加萨克森政府问题的真正原因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我看，我们对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清楚明确的提法。这一提法后来在中央政治局的有关决议中已确切地表达出来。我们认为统一战线策略是鼓动群众，宣传群众和使工人阶级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一定手段。但那些坚持德国共产党右翼立场的、并得到我们的反对派支持的同志，炮制了一整套理论。在他们看来，统一战线策略就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真正联盟，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一个阶段。他们把这一阶段的统一战线看成不是鼓动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不是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手段，而是某种政治上的友好合作，是一种联盟。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种倾向早在莱比锡会议上就出现过。布兰德勒同志曾为这个论点作过辩护（我认为后来就变成了行动）。当时提出一套套有关的论点：我们的任务就是借助这种联盟来使用（当时就这样写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因此，这一目标就不是要使群众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引导他们向资产阶级进攻，从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只要看起来可行和做起来适宜就行。因为据说这样做困难较少。说什么只要民主党进行一定的合作，和他们一道组阁，利用我们掌握到手的现成机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了。从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看，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该策略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他们把组织这种过渡性的工党政府的可能性，设想为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一道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机器的全部手段的一个完整可靠的阶段。

党内问题


　　与这两个问题有关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党内组织方面的问题。事情在于，德国共产党老早就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充满了内部矛盾了。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德国共产党的极左分子早就流露出了左的危险苗头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以整个共产国际的威望支持过右翼集团。后来，右翼在我已分析过的上述两个问题上表现出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残余之后，在十月事件的许多反面教训都和右的方针有关联的这一事实变得十分明显之后，初步发现的问题是，我们或许需要改变一下党内的方针。当然，这会引起一系列从原来的关系看来是令人苦恼的事件、争论、辩论等等。但是很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能不回答的。我们不顾许多同志的反对，一直在讲，左翼说的话很多都是对的，我们早就说，中央委员会最大的错误之一可能就是不善于、不能够、也没有力量把左翼中最优秀的革命工人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发动他们，发挥他们在党内的作用。我们很早就认为，左翼的话要比德国党中央委员会正式代表讲的话有力得多。但不久以前还有人对我们说这是无稽之谈，说我们不了解相互关系，说实际上左翼甚至是在胡谄，他们在党内占三分之一还多一点，等等。但是，同志们，当开始对我们在十月和十月以前所经历的事件作出评价，当得出的许多反面教训已十分清楚都应归咎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的时候，党内的方针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依靠党内中间派和左翼的联合。甚至预先就估计到，由于许多左翼领袖智力过人，这些极左分子就将起到按德国人的话说“обер-ханч”，即领导作用了。我们应当这样做，并且已不顾那些反对这个党内方针的同志的意见而这样做了。终于在这个问题上也得到了生活的检验。在最近一次德国党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因为极右集团在所有的选举中都被彻底击败了，他们连一个有表决权的代表也没有，全部拥有表决权的代表都是中间派和极左派。因此，那些自以为在党内占绝大多数的同志实际上是得了零票。他们彻底失败了，得到了和我们的反对派在本次党代表大会上大致相同的结局。
　　当然，也有替反对派的论点辩护的人，如法国的苏瓦林同志在不久前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新方针》所写的序言中说：他据可靠消息得识，反对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和整个地说来都拥有党内的多数。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右翼的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坚信（我想他们确是坚信的）他们是多数。然而他们仍然得了零票。这说明，他们同应当由他们率领的党的、非党的群众的联系和接触是多么不牢靠。现实从各方面证明了我们在这一最尖锐的问题上是完全正确的。尽管遭到了失败，尽管德国无产阶级退却了，但是德国工人阶级现在却走上了宽阔的大道，它的党也在日益成为更坚强、战斗的革命政党。

过去一年事件的主要教训


　　同志们，我看现在可以谈谈从我们报告所总结的年度期间发生的事件中应吸取的一些主要教训了。不言而喻，这首先要涉及共产国际所面临的那个基本策略问题。这一基本策略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困难的策略问题，即有关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最近以来，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去改变，或者也可以说应该在某一方面去影响许多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经常犯大错误的党。德国共产党人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对它进行了修正，而且是很大的修正。在十月事件以前，德国共产党人采用最正统的统一战线形式，即他们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他们既通过和社会民主党上层就某些共同行动进行谈判，同时又利用有社会民主党工人参加的大会，在下层宣传共同行动这一思想的必要性。这方面十月事件划清了整个形势的一定界线，也在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上划清了一定界线。首先，已经十分清楚，对于我们来说，最危险的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摇不定的、模棱两可的，因而在客观上也就是最大的叛变行为。他们在十月事件的那些日子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紧地抓住了他们的右翼同志，由此而渐渐地滑下去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些事件中参与了镇压工人阶级的一切行动的勾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适当地改变策略
　　甚至即使发生同样的事件，然而只要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力量对比没有改变，没有出现群众脱离社会民主党而转向日益成长的共产党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无需改变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人既已注意到这种条件，本来就应当在那些地方改变一下统一战线策略，把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战斗口号放到首位，即把同基层组织及工人群众本身的统一战线的战斗口号放在首位。共产党人向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准备同他们进行谈判，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和他们的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伙伴们决裂。
　　统一战线策略的这种改变，旨在适应德国事件的具体过程，而绝不是要取消整个统一战线策略；同时也绝不意味着要把这种改变生搬硬套到别的国家去。我再重复一下，它只适用于德国由最近一年事态发展的具体过程所形成的具体情况。

保加利亚党


　　共产国际不得不在保加利亚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上进行非常坚决的干预。这个问题在那里已经不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互相关系问题，而是被当作共产党和农民党之间的关系，当作党对工人阶级和农民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另一种说法而提出来的。你们都很清楚，这是怎么引起的。你们也很清楚，在应当和“农民联盟”，即同特殊的保加利亚型的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共同斗争时，保加利亚党犯有一定的教条主义错误。那时“农民联盟”在某方面采取了反对城市资产阶级的立场。正是在应该反击整个科尔尼洛夫叛变的时刻，这个党由于害怕陷于农民的倾向，以纯阶级性的口号为掩护，宣布中立，结果大资产阶级毫不费力地来了个大转变，随后就镇压共产党，镇压工人阶级、镇压偶然自发起义的农民。最后在10月份共产党领导了起义，但由于时机已经错过，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毫无疑问，保加利亚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不完全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这表现在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错误理解上，这导致犯了在一定时期内无法挽救的错误。必须纠正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路线，而我们也满意地指出，不仅实践完全证明了我们上述的话是正确的，而且在保加利亚党内最有威信的，曾采取过错误立场的同志，后来也完全转到我们代表团所维护的立场上来了。
　　我们同样必须再审查一下称为工党的年轻的美国党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立场。

美国党


　　在美国，统一战线方面出现的问题简直就离奇了。顺便说说，统一战线策略的所有这些阶段及其运用的不同背景，都说明了目前各国情况千差万别、纷繁复杂、我们应当非常重，切不可采取千篇一律的模式。
　　在美国，情况发展得非常离奇。统一战线问题在那里成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同题，但形式极为新奇独特。基本原因是我曾提到的那个农业危机。由于这场农业危机造成了农场主的大动荡，因为他们在生活上颠沛流离，失去了农场，并且背上了大银行家和大资本家苛刻的债务。
　　说到这里，必须提起一种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在世界范围发展着的、有意义的情况。这就是农业机械化力量、农业的电气化在空前地发展。美国在经济上升时期在这方面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革。马匹在北美合众国的城市中已经绝迹，而代之以各种形式的汽车牵引。在农业方面同样的情况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农业的这种进步当然首先是从最富裕的农场主阶层那儿开始的。由此而进一步加剧竞争，也出现明显的排挤农场主的趋势。所以，这些原因的综合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广泛的，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运动。这个运动使大资产阶级十分不安，它还处在发展之中，并正赶上美国两个最大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分化垮台的时候。在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背景上，美国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这种处境。就在这种政治经济一片混乱的背景上，明显地呈现出标志着美国资产阶级力重新改组的轮廓。于是资产阶级也同样面临着统一战线问题。显然，它应当走的不是法西斯道路，而是左翼联盟的道路。以拉福列特为首的新的第三党的崛起，正是世界资产阶级客观上的必然要求。他们以一些进步党员和资产阶级商人为首，开始着手帮助农场主。
　　共产党作出了采取工人统一战线策略的决定。首先，它必须支持自己的一切；其次，它还应当在农场主工党中，在现有的组织中做工作；再次，它应当支持所有这些阶层中崛起的、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工农联合的强大的劳动党的运动；最后，它应当利用与资产阶级商人之一——拉福列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广泛运动。我认为，他现在执行的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政策，并且从他的角度来说也在想利用这个强大的运动。共产党已作出应当和这个集团达成协议的决定。于是在美国形成了这样的局面：一是，有共产党存在，然后是农场主工人组织，然后是广大的劳动党（工人党）；最后还有以拉福列特的第三党为靠山的并与之保持组织联系的广泛的运动。
　　同志们，我不准备涉及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细节，也不准备涉及美国这些党的内部派别。但必须指出，我提出的问题当然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它牵涉到战后时期的当今发展方面的一些事实和结论，也牵涉到由我们的政治观点很难得出的一些结论。然而此刻，同志们，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不得不把共产党引向左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分歧。美国共产党人十分坚决地把党引向左转了。共产党光荣地摆脱了困境。同时我们的代表团强烈地、坚决地反对对统一战线策略作如下解释：共产党应当支持的，从客观上说，正是那个试图以冲锋式的勇猛来率领重新发展着的大资本家的派别。

英国党


　　我忘记指出，共产国际也正是这样把英国共产党引向左转的。这个党在麦克唐纳政府执政以后，采取了对英国工党过分恭维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英国党的策略不得不作某种程度的改变，给它来了个左转舵。可见，我们主要的策略问题是围绕着最近的十月事件，而且也将长期地围绕着如何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我们从目睹的事件中应当汲取的主要教训。

工人运动在向前发展


　　从上述情况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绝不能像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那样得意洋洋地说，一切危机都已克服，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稳步上升的大道上。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事、你就再夸大二、三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如果你们不单从经济基础看问题，而且也看看社会现象的总和，看看资本主义关系的整个体系，如果不单从经济基础去看，而作全面的了解，那么，这个问题就一清二楚了。我首先要举德国这个例子。
　　1月初柏林有十五万金属加工工人罢工，在莱茵省有六万；1月中旬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代利亚参加罢工的扩大到了五十万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2月初运输工人在布勒斯劳举行罢工，2月下半月金属加工工业有五十三个企业罢工。在各港口城市有五万多造船工人罢工；3月有三万六千农业工人在不来梅罢工；3月底到5月在莫德温沙斯坚有二万化学工业工人持续罢工。4月初在汉诺威有一万多金属加工工人罢工；4月中旬发生了纺织工人罢工，参加的有四万工人：在鲁尔六万工人坚持罢工。5月份在萨克森和巴伐利亚都是以罢工开始的，在巴伐利亚发动罢工的有二万多当雇工的农民，同时在东普鲁士二万多农业工人的罢工也更加激烈了，等等。
　　总之，如果读一读罢工一览表，你们就可以看到，尽管有十月事件的失败，但工人阶级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声势浩大。当你们那里罢工浪潮日益汹涌澎湃的时候，难道可以把这称为真正和平的局面吗？
　　应当指出，连续不断的工人罢工运动并不总是发生经济萧条时期，它也可以出现在经济上升时期。我们战前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就和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这点不大的工业增长绝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人运动不会有发展。资本主义将照样再三再四地压榨工人阶级。归根结蒂，最大的危机是可能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形成一道鸿沟。但同时事态的进程却表明，工人运动丝毫也没有减弱，而是在向前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共产党的一系列成绩就变到可以理解了。

我们各国党的成绩


　　德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极大的胜利。共产党在新的领导下，和新的中央委员会一道，在议会竞选中获得了大量选票。如果说1920年1月共产党得了四十四万二千张票，则今年5月份它得了三百七十一万五千票。当然，不能说所有投共产党票的人都将要拿起武器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不难理解，大量的工人中间阶层能够投票赞成共产党，这已是大大地脱离了社会民主党。但要能够很快奋起为工人政权而斗争，并脱离社会民主党的程度还很不够。这是无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决不应该现在就敲“定音鼓”。然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共产党空前地开展了它的工作，从而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政党。如果我们将这些情况和社会民主党发生的情况相比较，就会发现，社会民主党正在迅速地失去群众，而我们却在很快地赢得这部分群众。在十月事件那些日子里和在十月事件前后，我们错误地估计了事态发展的速度，但共产国际为其发展所确定的路子本身还是全然正确的。
　　同志们，关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切胜利和失利的情况，我就不打算详谈了。在法国，尽管有左翼联盟，那几的社会党人还是完全倒向了为资产阶级效劳。而资产阶级也向社会主义伸出了手。但共产党人还是参加了议会选举。其结果是绝不会使我们懊丧的，尤其是在各个大城市。比如，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在巴黎得了特别多的选票：靠巴黎百分之二十五的无产阶级选民投票，获得了五十六个席位中的十四席。共产党总共获得近九十万张选票。在意大利最近的选举中，共产党也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席位，过去是十五席，现在却获得了十九席，而且这还是在法西斯恐怖手段猖獗、党处于半合法的情况下取得的。与此同时，社会党人却失去了一半选票。
　　在保加利亚，经过失败和大流血以后，由于现行策略正确，共产党人和“农民联盟”在联合进行的选举中，也获得了大量的选票（三分之一的农民选票）。而且，这个党在日程上没有放弃夺取政权和组织工农政府的目标，它正在大踏步前进。

共产国际和农民组织


　　同志们，我还要谈一下在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农民组织问题。在我们历次代表大会上，很少从共产国际活动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这或许正是我们在整个国际形势的政治方面和社会经济方面所发现的最新问题。这个新问题不能不影响到农民的一定阶层转向共产党：他们一方面脱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组织，一方面摒弃旧有的组织，常常帮助共产党人，而共产党人实际上也是能够领导他们的。以德国为例，这个国家总的说来不是农业国，而是工业国。我给你们举几个事实：1923年10月28日在魏玛举行了农民代表会议，参加的有代表着约一百二十万名小农的各个农民协会的成员：“帝国移民、佃农协会”、“巴顿佃农协会”、“农业劳动者协会”和其他许多组织。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全俄农业展览会和莫斯科国际农民会议的报告，表示拥护国际农民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且还提出了为建立工农政府而奋斗的口号。魏玛会议为德国的“农民、小佃农和移民劳动友好团体”奠定了基础。参加这个团体的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
　　这虽不是具有那么伟大的世界意义的事件，但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从前在这方面的情况，以及为把共产党引导到这个方向上来曾费了多大气力，如果再从经济结构看看德国是什么样的国家，那么一定会说，这件事还是非常有分量的。
　　还有许多也说明农民转向共产党的发展过程的现象。可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例，这是一个典型的由社会革命党主宰的国家。我应当说，遗憾的是我们很少研究，或几乎没有研究像保加利亚“农民联盟”这样的组织，没有研究斯坦鲍利斯基政府、捷克政府等等。我们对他们的咒骂多于分析，然而这些现象是我们应当深思的。这里有许多有趣的、新奇的东西，也不能一律把它们按社会革命党对待。为了不致在这样的策略问题上犯错误，必须分析和了解一系列的因素。
　　捷克斯洛伐克曾有一个取得很大成绩的农业党。但现在从它内部已分化出约两千个激进的农民小组，称为“独立的莫维纳”，这些农民小组也都倾向共产党。这个组织正在发展。
　　在波兰，从富农地主的维托斯党分裂出几个左派激进农民集团，他们提出无偿地没收土地以及工农联合斗争的口号。
　　在农民占百分之八十的喀尔巴阡山麓的露西共产党人获得了绝对多数票。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投共产党的票，我们确确实实是击败了所有的党。在那些遥远的国度，如日本，也有我们的左派农民组织，早在1922年4月，那里就组织了日本农民同盟，它要求土地国有化。1923年2月那里就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日本农民联合会”。同志们，我就不谈如印度民族运动等这样的现象了。现在我们暂且把一系列可视为农民问题一部分的殖民地问题放在一边。
　　总之，我们看到，只要共产国际在发展统一战线策略中实行的政策运用得正确，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尽管有十月事件的失败，但现在我们确实感到共产主义脉搏在各国正常地跳动着。我们这些党毕竟是有根基的，有基础的。我们不大费力地克服了那一危机（我们的敌人称之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危机）。
　　分析各国党的内部关系时、共产国际某些支部的某些同志，有的甚至是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央委员会，比如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度发生了动播，顾向于同我们的反对派和解发好。后来，我们苏联那些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了，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核心也亮出了几张王牌：国际上对苏联的承认，国内经济生活的改善、币制改革、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情况已变得十分清楚，我们的党绝不是即将全面崩溃，它能够也善于正确地估计形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仍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坚如磐石，它能够、善于也必将领导我们的党。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到，所有的共产国际支部，无一例外地、一个接着一个地、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我党多数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
　　因此，同志们，当我们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我们充满了信心，这次大会绝不是我们的敌人所断言的什么共产国际的分裂大会，而如同我们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样，将是检阅我们的力量，并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大会。（鼓掌）


感谢 雨宫花凛 收集、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