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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伊里奇

尼·布哈林

王亚瑾 张超群 译；郑庭佐 王潢 校



　　原文原载于1925年1月21日《真理报》第17号。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3辑。


　　出席中央全会的有很多人，其中很多都是新人，认识和熟悉的人很少。新的力量成长起来，而伊里奇却不在了。你想念起他，并且知道：不，我们的天才再也来不成了。过去很多生动的情景，似乎一下子都展现出来。瞧！众所尊敬的人，微微驼着背，似乎对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仿佛想避开许多哪伯是对他表示敬爱的目光，以急速的歩伐走来，几乎是在跑着，他看着地面，缩着脖子，用皮大衣的领子或者用手把头捂起来。他是这样的纯朴和这样的坚强，眼角上带着那样慈祥的皱纹——又是那样的刚毅，那样不引人注目——又是那样的英明。他悄悄坐到角落里的一个地方，用手指扶着耳朵侧向讲台上的扩音器，以便听得更清楚些；用锐利的眼睛斜视着，并且只要有应听的话，就要捕捉住每一个字。然后从角落里走出来，竭力避开热烈的欢呼、雷鸣般的掌声、愉快的目光以及招呼、感叹、狂喜等等，然后开始讲话。于是人们便豁然开朗了，似乎伊里奇一来，就把所有的空隙，所有弯曲的通道和僻静的角落都照亮了。怎么以前我们就不理解这一点呢？
　　而现在，伊里奇不在了。有时候脑子里想，我们毫无意义地进行争论，不正是由于对某种事物没有领悟吗？可能是这样，因为伊里奇跟我们不在一起了……
　　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见到伊里奇。当时我在克拉科夫的一条狭窄肮脏的小街上要寻找乌里扬诺夫家的住宅。一边走着，一边沿着窗户察看。忽然看见一个大头颅，一个不同寻常的脑袋。噢！这无疑就是“老头”了！
　　记得，克拉科夫的住宅是两居室。厨房，也就是客厅。这里有一张简易的擦得很干净的白厨桌。伊里奇又切面包，又沏茶水，招呼就坐，问长向短。他是多么机敏而又平凡！多么专注而又朴实啊！你走出来，就知道：对于你，老兄，他一切都了如指掌。在这个伟大人物的面前，没有任何紧张，没有任何窘迫！记得我像着了魔似的离开伊里奇的家，我似乎长了翅膀，飞回了家，视野开阔了，新领域展现出来了。
　　我不由得把这个老头同普列汉诺夫作了比较。普列汉诺夫有这样一些特点：傲慢的姿态，拿破仑式交叉的双臂，演剧似地转动的脑袋，做作的手势，绝妙的俏皮话，“有距离的热情”：先生，你靠近不能超过一公里！不论是民主党人，雅各宾分子，还是共产主义者，一律如此。虽然他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奠基人，但他是自由主义的贵族老爷，“骄傲的顶峰”，不，普列汉诺夫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营垒的领袖。

　　当一切都要被推翻的时候，
　　那伟大的平民和神圣的坏蛋，
　　急急忙忙地想追求永垂不朽，
　　都飞奔前去，不惜冒着霰弹。


　　普列汉诺夫是不会永垂不朽的。而列宁却成了千百万人的旗帜，他的名字和马克思的名字融为一体了……
　　有时候，人们把伊里奇想象为冰冷的计算机，巨大的测量器，冷静头脑和冷酷意志的化身。这是不对的。伊里奇具有使他勇猛地经受一切考验的宏伟气质。但他又用自己毫不留情的意志的铁钳控制着自己的这种热情。他能经受严峻的痛苦。但我想，不能“怜惜”他：因为那就意味着会惹他生气，而他的愤怒犹如汽锤的重击一样会加在你的身上。因为对外部来说，伊里奇当时应当是代表统一意志、统一决议、统一思想的统帅。噢，“他什么时候也不向战场示馁”。他从不在自己的活动的面部表情上显示出有什么怀疑：他像意志和必胜信念的岩石屹立在所有人的中间。我还记得罗曼·马林诺夫斯基[1]来到波罗宁那个可恶的时候，第一夜我睡在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睡得很不踏实，不时醒来：那当然啦！因为岀了我们杜马党团领袖的奸细事件啊！而我清楚地听到：伊里奇在楼下走来走去。他没有睡。他出去到凉台上，冲泡我猜是非常浓烈的茶，在凉台来回踱步。他走着走着，停下来，又继续走。就这样消磨了一个夜晚。我的困倦的脑袋不时被无力 的半睡的迷雾所笼罩，但只要稍一觉醒，耳朵马上就听到来自楼下的均匀的脚步声。
　　早上，我走出房间。伊里奇穿得整整齐齐，眼圈发黄，面带病容。但他愉快地哈哈大笑，打着习惯的坚定的手势：“噢！怎么样？睡好了吧？嘿——嘿——嘿，是——的。想喝茶吗？想吃面包吗？我们散步去吧!”简直若无其事似的。好像不曾有过这么一个折磨人的夜晚，也不曾有过苦恼、疑惑、大绞脑汁和紧张的思维活动。不，因为伊里奇穿着自己的钢铁意志的盔甲。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打碎它吗？……
　　现在回忆起战争的头几个月。这是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我们这些分散到在帝国主义大炮的第一次打击下完全发狂的国家的革命者，每个人都流出了愤怒和仇恨的眼泪：统一的解放各民族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破产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我们那些德国的、法国的、比利时的和其他的“朋友们”原来是怎样的一群无赖！
　　这时，伊里奇从奥地利出狱后终于来到瑞士。他的全部精神力量——天才的智慧、意志、热情——集中为一个反对这些爱国主义无赖的拳头。伊里奇紧张地工作着。他以大无畏的气概扠起社会民主党人这堆狗屎，无情地把它抛在一边。共产主义开始了自己的征途。
　　记得，伊里奇像猎人追逐狼一样追逐普列汉诺夫。后者躲躲闪闪，逃避战斗，敷衍搪塞。最后伊里奇在洛桑附近一间大木板房里“逮住”了正在那里作报告的普列汉诺夫[2]。所有的人们都紧张到了极点。心都乱跳，手都乱抖。伊里奇自己也非常激动，脸绷得犹如石膏塑像似的。当他开始斥责社会爱国主义者，当他在爱国主义的躍龊、下流货色之中开始严厉的愤怒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时，我们感到一阵轻松，激动得心都抽搐了。就像我看见的：“阿布拉姆”（尼·瓦·克雷连柯[3]）坐着，全身抖动，流着泪水。终于，我们把反对叛徒的剑重新握在手里！坏蛋，我们的时代来到了！在伯尔尼的一个小房间里，“向往着”未来。这是人们开伊里奇的玩笑，说他要统帅真正的军队。而伊里奇——这是在1915年——已庄严地提出了国内战争的口号，看到了革命暴风雨必然会到来。
　　暴风雨果然到来了。伊里奇这个流亡者、“狂热者”、"幻想家”——而实际上是学问渊博的学者和天生的群众领袖——随着暴风雨开始日益成长，并变成革命的巨人，他的形象就像我们英雄时代的永久纪念碑与世长存。在冲击的时刻，伊里奇曾经是很出色的。而在敌人的刀子离我们很近很近的危险时刻，他也是很出色的。
　　在记忆中，浮现出布列斯特的那些日子。我们，“青年派”，“左派”，阻挠马上签订和约，已经犯了错误，并继续坚持错误。这时，伊里奇跑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他像一头巨大的狮子，被一伙顽童关在笼子里。他被激怒了，在房子里快步来回走着，肌肉都紧缩起来的脸上表现出严峻的决心。“我一秒钟也不再忍受了。戏演够了！一秒钟也不再忍受了！”他的“一秒钟也不再忍受了！”是以某种坚决而严厉的、同时是透过牙齿缝迸发出的深深激怒的声音宣布的——这是伊里奇的“暴怒”情绪所特有的标志。于是，伊里奇提出了最后通牒。于是，伊里奇粉碎了原来的决议[4]。于是，伊里奇这位强有力的、凛然可畏的、钢铁般的、洞察一切的人物，从革命的空话和革命的姿态这些可怕的敌人那里挽救了革命，而革命空话和姿态这些可怕的敌人差点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德国刽子手……
　　邓尼金，高尔察克，饥饿……苏维埃国家边界的极度缩小，内部的阴谋，革命的停滞不前，眼看这一切都要压到头上来了。伊里奇盘算着，沉着地盘算着，看到有失败的可能性。他诙谐地用法语把这称为“Culbutage”（“栽跟头”）。为了防备万一，他吩咐釆取这样那样的措施，来重新开始地下工作。毫无疑问，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会牺牲的，所有这些就是“Culbutage”可是他走到党的队伍旁边，发出他那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的声音：“把张惶失措的人枪毙! ”于是每一个人都感到，我们将会胜利：真见鬼，难道和伊里奇一起战斗还能失败吗？
　　瞧，这时我们的伊里奇不是在政治局，也不是在人民委员会，而是在他自己住的哥尔克村。穿着一件蓝色的有些地方褪成淡青色的衬衫，没有系腰带，带着慈祥的面容，在各种语言和方言的书报堆里翻找。出去打猎，悄悄爬近野鸭，等待得嗓子嘶嘶作响，全神贯注，只有伊里奇才能这样着迷。瞧，他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伊里奇不知怎么忽然忙乱起来，开始要园艺剪刀，然后跑向紫丁香灌木丛，在旁边摆弄着。我们走近了，伊里奇指着被谁那野蛮的手折断的枝条说：“看到了吧？要知道，瞧着真痛心啊!” 接着伊里奇发出了亲切的歉意的微笑；严厉的列宁瞧着被损坏的花朵感到痛心。
　　列宁是否知道自己的价值？他是否明确自己的全部作用？我一点也不怀疑，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他从不在历史镜子里照自己。他太朴实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太伟大了。伊里奇的性格特点是：他常常貌似对某事一无所知，其实他早就了如指掌。他往往需要从谈话者那里了解有关问题的某种补充情况，也可能是有关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其他的解决办法和其他的解释；同时也需要考察谈话者，需要在自己的大脑皮层的某个地方留下有关他的坚实的印象。对于伊里奇来说，重要的是事业，即与他血肉相联、成为他生活的主要需要的事业。这样，当讲到事业、事业、还是事业的时候，何必要有某种虚伪和卖弄呢？
　　此外，高度的文化素养可能是伊里奇谦虚的原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全世界小市民的哈巴狗才不能理解，为什么伊里奇能有那么多贡献。而他之所以能有那么多贡献，因为他吸取了资本主义世界所给予的全部有价值的知识，并且运用了这些知识，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丰富了这些知识，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他把所有这一切都拿来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他知晓的东西极多。而正因为如此，他懂得，如以别的规模来衡量，这还是很少的。要知道，伊里奇是以数百万来计算，以数千年来计算的啊……所以列宁越少注意他个人，他个人就变得越伟大、越庄严。难道有谁会怀疑 “老头”有个人偏私吗？难道有谁会设想，伊里奇除了伟大事业的利益还考虑别的什么吗？任何人都永远不会这样怀疑和设想，也许完全不可救药的人例外。所以，当惊人的列宁辩证法的致命锋芒击中“目标”时，当列宁进行雷鸣电闪的抨击时，大家同他（当然是在我们党的队伍里）进行过斗争，但又总是听从了他的论证。这样，伊里奇改造了很多很多的人，使他们永远悦服他的学说，说服了他们并把他们从错误的道路上挽救过来。他曾经多么忙于说服和争取人们，以各种方法关心他认为是珍贵的“党的财富”的那些同志的身体健康和思想纯洁！……
　　敬爱的导师！现在回忆起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那次发言[5]。伊里奇已经经受到了一次打击，他确实是从死亡的病床上起来。用贪婪的双手，抓住自己的日常工作机器的杠杆，非常焦急：不知能否继续工作。他把自己的发言，看作是一次考试。
　　当伊里奇走上讲台时，我们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我们大家都看到，对伊里奇来说，这次发言需要作出多么大的努力。他终于结束了发言。我跑到他跟前，拥抱了穿着皮大衣的他：他累得浑身是汗——衬衣都湿透了；额头上垂下了汗珠，眼睛马上凹下去了，但闪耀着愉快的光芒：伊里奇的强大精神在自己的眼睛里显示出生命力，在自己的眼睛里唱出了工作之歌。
　　蔡特金含着喜泪，极其高兴地奔向伊里奇，吻了老头的手。发窘而激动的伊里奇，不自然地开始回吻她的手。而任何人，任何人都不知道，疾病已摧残了伊里奇的脑髓，可怕的悲惨结局已经临近。
　　我以为，伊里奇看到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他比亲人们、同志们和朋友们、比医生们和教授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结局。于是，当第二次打击落到他身上时，他开始口授自己的政治遗嘱，在坟墓的边缘上写了将在此后数十年决定我们党的政策的那些著作。一次，再一次，最后一次，伊里奇向全党讲了最后的有预见性的话。
　　之后，开始了非人所能忍受的、我们仅能加以推测的悲剧。坚强的意志竟被瘫痪所束缚。嘴唇永远闭上了。思维徒劳地活动， ——但它不能表达出来。这比受折磨还糟。同志们，关于这点很难描写出来！在整个历史上，我从不知道有比这更痛苦更深沉的悲剧了……在一个宁静的冬天夜晩，伊里奇在哥尔克村逝世了。还在几天以前，一切曾趋于好转。亲人们高兴了，朋友们高兴了。而突然，死亡的过程很快表现出来了……
　　当我跑进摆满药品，挤满医生的伊里奇的房间时，伊里奇正咽最后一口气。他的脸向后仰去，脸色白得吓人，喉咙发出嘶哑声， 两手下垂——伊里奇，伊里奇长眠了。
　　时间仿佛凝固了。大家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刹那间，历史似乎停止了飞驶，全世界似乎发出了悲痛的声音。亲爱的，永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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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离开列宁已经生存了一年。注定了党要离开活着的他而生存。我们是否能够哪怕少许接近伊里奇的英明呢？如果我们不断地向他学习，我们就能够。我们是否能够接近伊里奇的公正、接近杜绝政治上的一切个人打算呢？如果我们学习他，我们就能够。我们是否能够按照他的精神领导党，同党一起并通过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呢？如果我们学习列宁，学习我们的导师和同志，学他从不计较身边琐事，学他勇敢、果断和谨慎，我们就能够。我们应该能够，因为，这是列宁同志为之献出自己整个一生的工人阶级的期望。


注释：

[1] 罗曼·瓦茨拉沃维奇·马林诺夫斯基（1876—1918）—受沙皇暗探局的派遣，打入布尔什锥克党内的奸细，1912年混入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党团。1914年因害怕奸细身份败露，私自辞去杜马职务，潜逃国外。1917年，他的奸细身份终于被揭露。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1918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译者注

[2] 1914年10月11日普列汉诺夫在瑞士洛桑的国民公所（Maison du Peuple）这个木板房礼堂，对孟什维克听众作宣扬社会护国主义的讲演。列宁赶赴会场，即席发言给予驳斥。三天后，布尔什维克在同一会所组织报告会，列宁作了长篇演说。——译者注

[3]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克雷连柯（1885—1938) ——苏联军事和政治活动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陆海军人民委员，最高总司令。1918年起, 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革命法庭庭长、俄罗斯联邦副检察长、检察长、司法人民委员。1936年起，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译者注

[4] 指1918年2月23日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有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五名政府领导人参加）。议题是紧急讨论德国刚送达的最后通牒会上，列宁表态说，如果与会者继续坚持革命空谈政策，反对签订和约，他就退出政府和党中央。会议表决结果。列宁的关于无条件接受德国新条件的提案被通过（七票赞成，四票反对，四票弃权）。——译者注 

[5] 1922年11月13日，列宁用德语向大会作《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长篇演说，阐明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共产国际从这一政策中所成得出的实际结论。

感谢 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