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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9日）
同志们！我首先想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捉几点粗浅的意见。我要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结合起来加以分析，因为注意到托洛茨基同志说过，季诺维也夫同志“非常好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的荒谬性。
首先说一下形式性质的小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过，他并不打算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他仅仅是希望维护自己的“思想”。但是，在这些思想上，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分歧；这些分歧有很大一部分已被我们党解决了。
现在维护自己的思想就是意味着用把我们党的决议置之度外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思想。
当然，托洛茨基同志形式上有权这样做，但是，用德国话和用一切其他国家的话来说，这就叫作
上诉
。
至千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情况，第五次代表大会邀请过托洛茨基同志发言，既然他没有讲，那这一沉默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谴责"。但是，这一次全会及其主席团没有邀请托洛茨基同志。这样一来，从形式上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既然托洛茨基同志一般地提到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那他最好不要对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是对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保待沉默。托洛茨基同志以第五次代表大会为借口，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第二个意见是涉及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声称，在列宁同其他同志的一切重要分歧中，列宁始终都是原则正确的。这是对的。我们认为，不断革命论也是属于这样一些带有分歧的问题，列宁在这里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今天的发言里说他看到不断革命论仅仅有某种“缺陷”。他说他过去没有发现不断革命论中的这些不足之处。说客气一点，这相当不明确。如果您说的仅仅是实际正确的理论的某些“缺陷”和某些“不足”，那就是说似乎整个理论是不可更动的。托洛茨基同志说，诚然，正象经验已证明的那样，它有某些缺陷。但这仅仅是缺陷，不过如此。可以说，托洛茨基同志知道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种承认还远远不够。托洛茨基同志在评价这整个理论时，从未声明它是不正确的。这类声明我们过去未听说过，而且在托洛茨基同志今天的发言里我们也没有听说过。这是第二个意见。
我的第三个意见带有非常粗浅的性质。托洛茨基同志在这里说没有必要查考一些同志的履历。可是他刚说完这句话，就拼命地查考起曼努伊尔斯基和佩珀同志的股历来。至于说佩珀同志的履历，特别是从他鼓吹把门罗的理论应用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上看，托洛茨基同志自然在这里指的就不光是佩珀同志，而且还包括其他同志。但是，如果我们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范围内能象美因在“门罗主义”的条件下生活得一样好（从资本主义的角度看），那也不算坏。不过那样我们就得为我们的扩张而操心了。
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履历、生平和事业，他顺便插了一句话，说他在美国坚持了一条同列宁一样的路线，甚至几乎胜于这一路线。这是不对的，可以说我是一个活的证据，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托洛茨基同志在美国曾是
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激烈反对者
，我想他不会否认这一点。他曾多次以讽刺的口吻问我：你们是否在北极也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大家知道，尽管美国不在北极）。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立场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托洛茨基同志在美国反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而如今又把这一点叫作“实行列宁的政策”。还是说客气一点，这是因为说了大话而“稍檄偏离了真理”。
现在谈谈关于
发展的不平衡性
问题。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我们这里也有世界经济的均衡化和发展的过程等等。二乘三等与四，这是最起码的真理。谁也不会去争论这个。托洛茨基同志接着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报告里完全
忽视了
均衡的趋势。这是不对的。谁也不会这样认为。
托洛茨基同志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过于轻率，过于简单化，他在评价我们苏联的状况时，还是采取过分简单化的解释问题的态度。他在这里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我们越是发展，我们就越是要依赖世界经济。他讲到此为止。这仅仅是一半真理，因此是不正确的。为什么？由于世界市场的关系，我们的发展的这一过程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我们对世界经济有
越来越大的依赖性
，而另一方面，尽管听起来很离奇，我们越来越独立，通过我们同资本主义的国外联系，我们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巩固。这里是辩证的矛盾。不能只看到过程的这一半，而完全忘掉了另一半。这是一种不正确的问题提法。如果我们只抓住托洛茨基同志关于苏联状况的论断的一半，那我们会得出怎样的前途呢？
这个前途就是变苏联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附庸。
（插话：“对！”）
如此而已。可是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同志的逻辑体系中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当然，绝对正确，过去的俄国依赖过国外资本——二二得四！我们进口过各种机器——二二得四！我们出口过粮食——二二得四！ 托洛茨基同志的话听起来使人非常开心，但是他讲的那些话的严肃性，则完全不可信。
然而，托洛茨基同志还援引了另一个论据。他说，不应该践踏我们的全部经济史。一个革命者是否能够肯定这些东西呢？在十月，我们相当用力地“践踏了我们的经济史”。（笑声。）这种说法有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在经济发展中不会有任何一定的“飞跃”，发展的方向不会有什么改变。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使历史“抽象化”。因为我们是以我们的过去为起点前进的。但是如果把我们“引向”这样的论断，即说什么我们“不应该践踏我们的经济史”，那也未免有点“过分”，这是不对的，这是否定革命的转折，这是回到已经走过的历史阶段。这样提问题过分简单化．因而是不正确的。
现在谈谈对托洛茨基同志发言的最后一个意见。托洛茨基同志对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用自身的力量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论点进行了驳斥。他在这里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战胜了我国资产阶级。在托洛茨基同志的这一说法里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说他忽略了“经济上”这个词。斯大林同志讲的不是政治上战胜，不是推翻资产阶级一一这我们己做到了，在十月就已不顾某些同志的某种反对这样做了，而且得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帮助。要证明这种情况，同样没有什么新奇。二二得四。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要用我们自身的力量在经济上战胜资产阶级。这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工业中，在我们的批发和零售商业中，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把资产阶级挤掉。甚至不仅如此，这还意味着我们要制止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上不断产生的资本主义倾向的不断发展。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任务，难道这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吗？否则这会意味着什么呢？托洛茨基同志的“小错误”，一个“小小错误”，就是忽略了“经济上”这个词。而这个词恰恰是一个决定性的词。斯大林同志关于在我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或者说，用自己本身的力量战胜我国资产阶级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我国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也就是关于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的表述。总之，斯大林同志在这里是完全正确的。
在托洛茨基同志的反对意见里还有另一个错误。他讲了关于国家的消亡，把国家已不再存在这种情况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其实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已经完全实现了的共产主义。但是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这样一些“色调”和“细节”，我不准备讲，尽管托洛茨基同志也该好好去“分析”它们。
例如，如果我们纯理论地设想我们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的国家已处在消亡阶段；如果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出现这样的形势，因而不得不拥有军队，那么，这支军队自然就会是一支非常独特的军队，是一支没有阶级基础的军队。这支军队的职能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义务，而不是国家的工具。这是“武装的人民”，而不是国家的军队。
这就是我认为有必要对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提出的几点意见，因为他谈“自己的”题目，而没有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话加以发挥。下面我要结合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对他在一些问胞上的主要论据具休地予以答复，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争论的那些课题。
现在谈谈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其中要涉及到托洛茨基同志发言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我还是要提几个形式性质的意见。
很遗憾，我象其他同志一样，没能把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速记记录通读一遍，尽管同志们乔到，季诺维也夫同志念完了自己的发言稿，因而稿子是现成的。但是手稿被留下来，看来目的就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这个发言和准备回答这个发言。这可以说是一种表现在小事情上的虚伪态度。但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上也表现了出来。
季诺维也夫同志以及托洛茨基同志说他们不“申诉”。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们在这里引证了俄共中央的决议。但是决议里白纸黑字分明是说，我们的中央认为这种发言是一种申诉，尽管这些同志自然在形式上有权发言。实际上是在申诉，可是“形式上”却在声明：“我们不是申诉”。这不是什么“端正的”态度。
现在谈谈发言的政治方面。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我不进行派别斗争”。但实际上情况怎样呢？在全会上的这次发言不是意味着别的，而是意味着国际规模的派别斗争的继续。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开场白里告诉我们说，他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话，是因为许多年来他都是共产国际的主席，他如果沉默不语，未免有点不得体。好吧，就算这是一个“论据”。而托洛茨基同志则是以关于托洛茨基主义问题“很迫切”作为自已发言的理由的。加米涅夫同志也报名要发言，这是不是因为他是国内商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呢？
准备发言的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派的同志。现在总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可以说这些同志已经写好了一个完整的反对派政纲。第一部分已由季诺维也夫同志按照打印好了的稿子作了宣读。第二部分是由托洛茨基同志宣讲的。第三部分可能由加米涅夫同志宣读或者宣讲。而另外的人还将作一些各种各样的“补充”。这种发言所抱的目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并不是无的放矢。在共产国际里，最有力量的反对派除了我们党内的反对派，就数德国党内的反对派了。它明显地证明了自己对意识形态产品的完全无能，它需要国际上的支持。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没有“联共（布）反对派方面的国家援助＂（笑声），没有这一帮助，德国党内的反对派就“注定要完蛋”，无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和非布尔什维主义阶层的代表人物在那里就要灭亡。在这一点七不断革命论也胜利了。“表面上”，这些同志说他们不是进行派别斗争,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准备新的、尖锐的、更大规模的派别斗争。这一斗争能否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在这里是作了这样的尝试的，对这一点不应有任何怀疑。
这又是虚伪，而且是政治上的虚伪。这是一种外交手腕，这不是公开的政治路线。
在其他方面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我说过；几乎在讨论 一个稍微大一些的问题时，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模棱两可，这种闪烁其词是一贯的。不妨以稳定问题为例：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向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他在自己的一次讲话中同时谈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他“承认”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他又“不承认”它。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也不止一次地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这让我们怎样理解呢？这种游戏是什么用意呢？其用意在于：真实情况出发，反对派不能不承认局部的稳定，但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左派”，又不能不否认它。最后随着情况的复杂化，季诺维也夫同志将会说：“我早就说过没有任何稳定。”或者说：“我早就说过存在资本主义的稳定。”或者说：“我们曾正确地预言过。”如此等等。这很巧妙，但是过分露骨。可见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也在搞一些政治虚伪举动。
我现在谈谈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有名的间题。托洛茨基同志，包括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几乎象在一切其他问题上一样，极其努力地贯彻着某种既定的战略。这种战略在于改变问题本身的提法，在于他们提出争论的不是主要的和根本的分歧问题，而是争论以外的一些问题。做得巧妙得“可怕＂。我认为我自己有责任揭露这种手法，并且指出，我们对待任务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坚强的信念和一定的路线，而我们的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也在玩弄模棱两可的游戏。我将从一段引文里指出这一点，我想我会受到全会成员的感激，因为全部报告只局限于一段引文，而且这段引文是来自季诺维也夫同志。
这种偷换问题的做法表现在哪里呢？这正是我们所要谈的。
第一，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俄国革命的国际性，这一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在我们党内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季诺维也夫同志，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同志，硬说我们持有完全对立的观点。这是他们耍弄的一个花招。其实，这是一个起码的真理。我们的革命是，而且一定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这个情况就象二二得四一样，是一个定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他们把我们完全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们。这是对我们全党的诽谤。
第二，我们还承认另一条定理，就是说，杜会主义在我国最终的实际胜利没有其他国家和世界革命的援助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革命才能解决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根本矛盾。这是 一个起码的真理。说我们持相反的观点－—这又是对我们全党的诽谤。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同反对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但是为什么他们硬说我们持相反的观点呢？是为了把同志们的注意力从根本的争论问题上转移到其他的根本不存在任何争论的问题上来。在这场游戏中，他们打出了引文这张王牌。引文——是个好东西，特别是当引得正确的时候。（笑声。）这一点同样应该指出。引文——本身好得很，但是遗憾的是，引文被用来证明我们谁也不否认的东西。反对派说，列宁主张把我们的建设同国际革命联系起来，列宁认为没有世界革命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列宁持国际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很漂亮，很了不起一一我们完全同意其中的每一个原理和来自列宁的全部引文。但是不幸的是这里讲的完全不是这些。为了弄明白这里讲的是什么，我试加分别分析，首先尽可能把问题提明确，提清楚。为了弄清问题，需要辨明三个主要问题：
（1）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干涉或战争。
（2）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经济和苏联。
（3）苏联由于内部矛盾产生的内部困难。
我想把问题分成这三部分来分析，大家会相信我们是正确的。现在谈武装斗争、战争、干涉问题。我已经说过，在我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原则性的矛盾。虽然我们处在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依赖地位，但是我们一天天地变得更加独立。社会主义在我们这里将一天比一天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同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则矛盾也将更加尖锐。我们的革命正在为世界革命打下基础。但是，我们的国家和经济（由于它是由我们管理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结晶点。世界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是整整一个时代。当然，我希望而且知道，这个时代会大大短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但是应当记住，英国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末，而一系列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得还要晚，更不用说在各地中海意大利共和国和西班牙等国资本主义还刚刚处在萌芽状态。我们的革命时代将短得多。然而，即使在革命过程加快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望革命会在许多国家立即和同时发生。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会在某一个或某一组国家先开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将会有斗争、战争等等。比方说，社会主义在中非确立之前．在社会主义因家和各大资本主义盟国之间将发生长期的战争。过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将占整整一个人的历史时代。但是历史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是；谁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世界要么属于我们，要么属于资产阶级。这是呆起码的一点，这意味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等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诵立。只能这样提出问题，只能这样。资产阶级将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每一个苏维埃国家，反对每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什么保证得了我们能在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平静地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呢？不言而喻，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永久共处也同样是空想。这种共处是暂时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我们的前景上看，我们和资本家之间的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断然声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胜利，或者至少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实力的一切决定性的中心的胜利。我们要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明确；没有世界革命，没有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决定性的中心的胜利，要谈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苏联。这是一个特殊问题，一个另一种形式的问题。我们的国民经济和我们的国营工业是不是处在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某种依赖地位呢？当然是处在这样的地位。这种依赖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在进出口方面，即在商品交换方面。第二，在信贷关系方面。第三，在租让方面。这就是我们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依赖关系的三个最主要的渠道。这对我们国内状况是否有影响呢？当然有影响。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必须与在第一种惰况下有所不同。试看，如果苏联经济完全孤立，即我们的经济被全面封锁，那时会怎样。在我看来，在实践中，这种全面封锁，如没有反对我们的战争，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假定有这样的在实践中不可想象的例子，即不带有战争的全面封锁的例子。我倒希望反对派的同志对这个问题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在 存在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呢？我们是否站得住4呢？我们是不是肯定要毁灭呢？我们的力量够不够呢？在这种情况下困难是否不可克服呢？
在存在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不可避免地要毁灭呢？对这个问题反对派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但是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我看来，即使在这祥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毁灭。最好反对派能在这个讲坛上公开向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这样做就有助于弄清问题。但是这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运用了这样的说法: "我们永远都应小心谨慎”等等。我们是永远应该“小心谨慎”，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基本属性。但是这里绝不应该“过火”。季诺维也夫同志描绘的那种危险的、我国情况复杂化的和困难增加的前景，并不能作为我们认识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的钥匙。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毁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呢？
当然，我们是要遇到很大的困难。
无疑地，我们的发展速度将会减慢。但是我远不相信，即使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不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更快。托洛茨基同志涉及了这个问题，但他忽略了一些情况。在没有封锁和孤立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发展速度一般会更快，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的发展速度作个比较。把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对比一下，那情况就不同了。所以说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也会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快。无论如何绝不能排除这一点。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专政，因为我们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计划经济。我们这里形成了不同的城乡关系。
我不可能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独立问题。但是我敢肯定而且每分钟都能证明，我们城乡间形成的崭新关系是同较快的发展速度联系着的。我们的工业化不是使我国农业破产的手段，而相反，它是使之繁荣的手段。正是这种情况产生了城乡间的完全不同的互助关系。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们知道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是因为那里的封建制度不发达，那里的工资比较高，因为那里的城乡关系完全不同于旧日的欧洲，所以说那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我国，由于有社会主义专政，有崭新的社会关系，工业化不是使农业破产，而是使之繁荣，它不是意味着农业市场的缩小，而相反，是意味着这个市场的扩大，因此，发展速度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由于有崭新的城乡关系，我国的农业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决定着更快发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我们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在被封锁的情况下，我们的生产机构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办法来建立，我们将很难摆脱所谓商品荒。这一切都完全正确。还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困难。我同意这一点，但尽管如此，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季诺维也夫同志企图引用我的《共产主义ABC》但是他引得不正确。《ABC》中发挥了三个至今我们仍然维护的思想：（1）国际革命是防止战争和于涉的保证（2）国际革命有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没有它，建设将非常困难，但这些困难井不是不可克服的，（3）在国内具备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提出指责，说我忘记了《共产主义ABC》，我将十分高兴地把这句恭维话奉还给季诺维也夫同志。
还有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到我们这儿来说：你们在干些什么？你们把世界市场这样的重要事实也否定了！马克思早已说过，国内市场价格决定于世界市场，等等，等等。
季诺维也夫同志竞有勇气说，对马克思的这些话应该通过在现实中的运用原原本本地进行理解。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点。季诺维也夫同志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对外贸易垄断制。我应当提醒您，马克思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即存在着自由竞争，只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志同道合者即主张废除对外贸易垄断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还没有打破这种竞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前提也就不存在。我要再一次地强调指出：即使在存在对外贸易垄断的 情况下，我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对这一点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如果在现实情况同既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旧的自由竞争时代之间划上等号，那就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死记硬背，仅此而已。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不清现实形式的特殊性，就象他在这里“阐明的”下面的政治问题上表现的情形一样。季诺维也夫同志援引了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在某个时候说过没有英国革命的欧洲革命是“杯水风浪＂。您这是断言我国革命以及例如德国革命都是杯水风浪吗？在这种场合，我们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记得马克思写 这句话的时候是在1849年。从那时起已过去很多年了。我们固然不应更改马克思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新的形势，那我们就会按照季诺维也夫的办法去援引马克思的话，说什么马克思说过大陆的革命是“杯水风浪”。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欧洲大陆的革命在那时还很不发达。他忘记了那时是英国垄断世界市场，而现在它已丧失这种垄断。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那时在俄国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季诺维也夫同志忘记了那时资本主义是在上升，而现在它已处在衰落阶段。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来都是“鸡毛蒜皮”，所以他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即在以世界经济为一方和以我们苏联经济为另一方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在存在极其尖锐的冲突（封锁、孤立）的情况下，我们也绝不是一定要毁灭的。我们将会遭受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造成巨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O至于说资本家对我们发动全面战争，那我们还保证不了我们一定能站得住。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倾覆和炸毁将首先提供这样的保证。
第三个问题从实质上说是整个争论的重心。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概括：在这样的国内条件下，可能还是不可能在国内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或者说，由于我国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毁灭。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否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没有，提得非常消楚。按照我的提法，这是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或者按斯大林同志的提法，这是关于在经济上战胜我们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问题。能说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吗？不能。在第十四次党的代表会议前夕，加米涅夫同志说过，由于我国技术落后，我们注定要毁灭。斯米尔加同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也说，由于我们自己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没有西欧国家的帮助，我们注定要灭亡。在托洛茨基同志的不断革命论里（托洛茨基同志至今仍在鼓吹这种理论），问样在说，由于我们经济落后，没有世界革命，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毁灭。于是就出现了“在一条街”、“在一栋房子里”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议论，臭气薰天的议论。这是迎合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试间：我们实际上存在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这里出现了一些客观物质性质的问题（关于建设的经济基础，这种基础对 这一建设够不够的问题），以及关于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各种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和各阶级的现存相互关系之间存在着联系。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声称：在存在象俄国那样的前提下，即在工业不发达和农民经济在经济中占优势的情况下，谁要认为在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那他就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个乌托邦分子。因此，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发生了革命．那客观发展规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资本主义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际中出现井加强。难道这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反对派能十分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在我国是否可能胜利地建设杜会主义呢？这就是争论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我们的革命是“民族的＂，或者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上面争论完全是多余的。只有假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反对把我国革命视为国际革命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希望对我们的问题有一个回答，而且是明确的回答，可是反对派不给我们明确的回答。
正是我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列宁布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清楚的，绝对清楚的。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用了列宁的两段引文：第一，说是在我国，我们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一切”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不被干涉和战争所扼杀，我们就一定会取得经济斗争的胜利，列宁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反对派断言，这样割裂问题是不可以的，这是“烦琐哲学”。反对派的同志们，如果说这是烦琐哲学，那就请你们去找列宁，是他说的“如果”（如果我们不被扼杀），即公然“割裂了”问题。这如何解释呢？在反对派同志当中，谁都只字不提列宁这些决定性的引文。
我明白，引证导师的言论（“导师说”）还不是充分的论据。列宁有时也“犯过错误＂，正象托洛茨基同志为了原谅自己的错误而发现的那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中间立场是没有的。由于我们的技术和经济落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是否面临着灭亡和蜕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建设社会主义，那就请你们向我们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由可能到变成不可能的界线和起点。如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已经有了前提、起点、足够的基础和甚至相当的成就，那又到了哪一点上一切都要开始“反过来”？这样的界线是没有的。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里指出，这个问题“未讨论过”？如此等等。但是这是不对的。我们正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讨论过，而且相应的决议，即按照我们的精神起草的决议，由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在内的全体同志所一致通过。
但这还仅仅是开始，厉害的还在后面。我要给大家援引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引了列宁的话之后所讲的一段原话是这样：
“非常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如果我们能保证不受国际于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甚至只靠合作化的帮助，也可能完全建成社会主义”。（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第237页）
这就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论述。这里还提出了关于稳定的问题。任何一个好的领导都应是一个好的预言家。所以他们预言一切可能的事情，列出全部“赞成”和“反对”全部“半赞成”和“半反对”，因为他们早就相信，不管你怎样扭转，“可能性”之一总归是一定要实现的。等到过了多少年以后，人们会走过来说：我正确地预言了关于稳定的问题，我“曾经”预见到在一国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等等。于是，人们就提出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是各种在意思上完全相反的说法，以便后来好引证。个他们总是“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绝对免不了再过多少年以后，总有一天季诺维也夫同志会走到我们面前说:“我总是这么说的。是不是愿意再看一看我的这段引文！”
执行主席提醒布哈林同志注意他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我尽量快点把这个问题讲完。
如果我们的反对派在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所鼓吹的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是正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关于我们蜕化的不可避免性的理论也是正确的。如果要建成社会主义，我们的力量还太弱，而国际革命又不能及时发生，那我们就不能不作出越来越大的让步。先是一个让步，然后是第二个让步，再往后又是第三个让步；我们将被迫节节后退，可是这总不能无止无休地继续下去。量变迟早会转化为质变。最后终于出现了蜕化的时刻。这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理论基础。
季诺维也夫同志援引了我在《进攻》文集中关于蜕化的文章。我现在仍然确认这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出自我手。但是这是同这个问题无关的。我在那里谈的是完全另外的问题，不仅谈了我们蜕化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谈了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倾向，其中任何一个革命所包含的危险。我们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事情真妙！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都出来讲话了，明天也许加米涅夫同志也会出来补充，而他们所有的人都闭口不谈他们从前的立场是怎样的。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诚实的。对“热月”一一默不作声，对“富农政策"-—默不作声；对“人民群众的利益问我们的政策间的分歧”——默不作声。面我们在这里需要的是明确的回答。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我们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也试图对此避而不谈。其实我同他们那时就争论过。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许还没有忘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他在这里不作任何回答呢？显然我们的反对派又有不可告人的苦衷。
我们现在继续讲。我们的反对派用来反对党中央的最有力的论据是什么呢（我指的是1925年的秋季）？当时他们说：矛盾在异乎寻常地发展，而党中央却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还说：手中集中了几乎全部余粮的富农对我们组织“粮食罢工”。所以粮食收购情况不佳。所有这一切，大家都听见过。有人写文章谈了“富农的粮食罢工”；加米涅夫同志讲了富农如何按照自己的利益“调节”我们的计划，并把这一点视为主要的危险。反对派认为一切其他现象都仅仅是这一主要现象的政治表现。接着这些同志纷纷出来说：富农更强大了，危险更加深了。同志们，如果第一种和第二种论断是正确的，那在今年我们这里就会发生更强有力的反对无产阶级的“富农罢工”。可是在实际上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十月份的粮食收购数字比去年的数字高，十一月份的数字比去年同期超过了5000万普特；收购总数已比去年增加了35%,这是在经济领域里的一个毋庸置疑的成就。而按照反对派的说法，一切都应相反。反对派污蔑说我们帮助富农发展经济，我们连连让步，我们帮助富农组织粮食罢工，而实际结果却证明相反。也许他们会说这是奇迹。的确，“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难道不也是奇迹的时代吗？
可见错了的不是我们，而是反对派。他们对阶级力量、对经济力量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们在这里也失算了，就象他们在“飞机仪表厂”失算了一样。反对派主要经济理论的基础本身垮台了。反对派的假意识形态和主要风浪在这个领域里也完全被粉碎了。
现在谈一谈关于“热月”问题。在反对派对我国发展的这种看法中隐藏着反革命思想的萌芽。我说得很尖锐，但这是事实，并且我说得十分谨慎：“萌芽”．第二，坚持这种论调的同志自然完全避而不谈他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原理。而这仍然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关系的。关于“热月”稍说几句。马尔托夫早在1921年就在谈论这一问题，而我们忘记了世上的一切马尔托夫分子！但是反对派重新谈起这一点，可能是因为马尔托夫已经死掉，按照通常的说法，他需要“接班人”。我们来从实质上分析一下问题。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取得了胜利呢？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之所以取得了胜利，而且一定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最大的经济王牌掌握在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手中，它是大生产的代表者，而雅各宾党人专政维护的是小生产的利益。于是小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政治作用和它的小生产理想之间的这个矛盾不可避免地必定导致大资产阶级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当时还不发达，还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和领导的革命力量出现。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怎样呢？那些高谈“热月”的同志，请给我说明说明这个问题。请给我解释解释，最进步的经济原则支持哪一方？在我们这里谈论“热月”，那是绝对荒谬和在经济上的无知。只要对法国革命和我们的历史有最起码的知识．就足以看出，在我们这里谈论热月是十分荒谬的，这证明其肤浅、庸俗化和地道的无知。另外一个问题是富农危险问题，据说富农会把我们推翻，等等。不用说，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是，我想请求指责我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给我解释解释下述情况：大工业生产学握在我们手中；中等生产的一些不大的孤岛掌握在私营者手中，在商业方面，批发商业掌握在我们手中，而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的是一部分零售商业。苏维埃经济，合作社的主要杠杆，经济命脉掌握在我们手中。想知道一下，谈论小生产者在我国战胜大生产的危险可能性（仿佛是必然性）的同志们根据的是什么立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些同志（例如季诺维也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同我进行争论的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例如，我说过，如果富衣把自己的钱存入我们的储蓄银行，这对我们并不是一种危险，因为我们将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使用他的钱。而这些同志说，这种“长入理论”是修正主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富农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我们，等等。但是，同志们，请回想一下所谓的“资本民主化”的理论吧。这个理论的创造者是伯恩施坦，现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到处宣扬这个理论。伯恩施坦说过，既然女厨娘将把自己的积蓄存入资本家的银行或者用这些积蓄购买股票，那么资本将民主化？换句话说，下层人民将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资本，并削弱大资本而和平地掌握经济。
大工业掌握在我们手中，我国的全部银行已经社会化。现在无产阶级掌握着大生产。请给我解释解释，我们的反对派分子是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资本民主化”的理论呢？只有在他们那里，不是弱小的人反对资本家，而是民主富农和小商人“渗进”无产阶级的大生产。在我看来，就是在这里，胜利也将归于大生产一边。集中起来的力量必定要取得胜利。另外的看法完全是根据修正主义的前提得出的。在这个反对派的问题提法中没有一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成分。我们胜利的信心根源于马克思关于大生产的优越性的学说。此外，我们有资本主义世界所没有的而且也办不到的工业计划管理。这就是我们坚信我们的立场正确的根据。
可见，至于谈到所有这些论调的理论基础，那么，这个基础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活，而且渗进了伯恩施坦主义的因素，所以，只要把镜子递给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他们就会看到真正的修正主义在哪里。
关于我们蜕化的危险性问题，我不想多谈。据我看来，我们蜕化的危险性同我们国家经济机构的各种官僚化现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而提高价格的政策只是促进了这种官僚化罢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决不是这种提高价格政策的拥护者。但是，皮达可夫同志坚决主张提高价格，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支持他。要知道，他们是个联盟：如果他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不是一致的，那就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是，他们不敢说出这一点，不愿让人知道联盟是在重重困难中建立的。
对于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玩弄列宁的引文问题，我不准备多谈。这里只讲儿句。例如，战争初期，列宁曾写过我们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则硬说列宁主张民主共和国，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从那时起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在暗暗维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所犯的十月的错误，如此而已。
（座上喊声：“完全正确。”）
如果你们这样想，那么由于国家落后而蜕化的理论不外是以新的形式重犯这些错误。
我快要讲完了，尽管我本应涉及其他各种问题，例如，对农民的态度问题，等等。
季诺维也夫同志涉及了若干专门性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他提醒说， “左派”遭受排挤，右派却受到“赏识”。我想就这一点讲两句。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否真的同意过致德国党的“公开信”呢？他有一次说过，“公开信”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文件之一。“公开信”（我也属于此信的作者之一）中难道没有说过所谓“极左”分子在其对苏联的态度上反映了“面向西方”的资产阶级方针？当时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这一点完全正确，而且无比恰当。
现在我要问你们：德国资产阶级西方方针的这种露骨的倾向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呢？无疑是加强了。而其表现呢？无疑地，它也加强了。不难理解由此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结论就是1 所谓极左倾向从前在我们党的范围内是可以容许的而现在则已经成为不能容许的了。我指的是科尔施，我指的是施瓦尔茨和那些同他们站在一起的人一一从前那些相当“体面的”领袖人物。如果看不到这些变化，,那是愚蠢的。情况就是这样，即只好去谈论反苏的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集团。我们相信，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一切力量的结晶点。我们对这些极左倾向的严厉态度也就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说：科尔施分子，半科尔施分子在无产阶级一共产党内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这里，“左的”倾向正在变成真正的反革命。（掌声。）
至于说右的倾向，那么我要问你们，真能指责说我们对右的倾向抱容忍态度吗？我们最尖锐地批评了波兰党，比季诺维也夫同志要更尖锐些。我们批评了英国党的某些错误，而英国党也承认了这些错误。我们成功地摆脱了纠纷和说服了同志，这样好还是不好呢？不言而喻，这样非常好。即使象路特·费舍这样的人，如杲她真心诚意地及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本来是不会把她开除的。但是她过去和现在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她不承认错误，同样，德国的所谓极左派领袖也不承认错误，所以我们也开除了他们。路特·费舍等人在继续推行自己的“路线”，他们在向科尔施方向发展这是事实。我们批评了所有右的倾向，并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季诺维也夫同志对苏瓦林这个右倾叛徒的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说道我只是“建议不要把苏瓦林派到英国，而要把他派到中国。”孩子虽小，但不能否认他的存在。比方说，季诺维也夫同志为何不建议我们把考茨基派到爪哇去呢？在爪哇正在举行起义。说不定考茨基先生能够纠正爪哇共产党人的错误呢？现在有人建议派苏瓦林去中国。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成了派出地点了呢？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中国面临若全部世界革命问题，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全会上都这样认为。应当把最革命、最能干、最忠于共产国际的同志派到中国去。（掌声。）而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我建议过派苏瓦林同志不是去英国，而是去中国。敬谢建议！
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在败坏和滥用自己的仁慈。
最后我想说几句。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我们党内的反对派同志本来是可以在这里讲话的——自然，他们是想“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共产国际主席职一事”发表一个声明。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全部重心在于反对派同志要努力把经过周密研究的纲领推荐给包括被开除者在内的整个反对派。这正是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发言的目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回答，我想执行委员会定会作出这样的回答。这一回答将被写进决议。各国党现在已经成熟、布尔什维克化了，它们不是信心不足，而是坚定地相伯苏联革命运动的可能性，它们已经团结起来，决不容忍共产国际内部的派别袭击。同志们，应该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能使共产国际沿者国际革命的道路前进。
我们的目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如此。这一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革命的方针，一直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暴风雨般的掌声。）
原载《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速记记录）》
莫斯科一列宁格勒1927年俄文版第2卷第106一121页。
选自《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杜1981年版中册第175——197页。
感谢 佐仓绫奈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