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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目前形势

尼·布哈林

1927年6月30日
肖秀荣 黄宗良 译 林英 校


  原文载于1927年6月30日《真理报》。中译文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43期。


  中国革命正在经历着自己发展的最困难的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用逐步分裂武汉军队的办法使自己越来越强大起来,把锋芒指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指向工人和农民,指向拿起伟大的土地革命斧头并同城乡“显贵的”、“有名望的”、“文明的”打手们展开激烈战斗的“贱民”。各种政治派别,私人间的冲突,将军们的阴谋,政府和军队的外交活动,庄重的宣言和同样庄重的刽子手们检阅之混合,关于“三项原则”的甜言蜜语和套在脖子上的绞索,什么“中国的礼节”和同时发布的枪决命令,-这一切,构成了使人眼花缭乱而又变幻莫测的美妙画面,就在这一片混杂多样的喧嚣声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残酷的阶级搏斗的钢一般的铿锵声,而许多人对这一搏斗的强大威力 还不能 完全看得清楚。
  蒋冯联盟表明国内的阶级力量正在进一步分化。这一局势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三种社会阶级阵营(如果就形势的粗略轮廓来说)各自组织了国家中心。诚然,像拉狄克这类急于下结论的研究家“悖理智逆自然”地断言,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诚然,他们 正是用这种“分析”作为根据下了自己的结论。诚然,拉狄克的反对派伙伴只字未提到拉狄克的错误,(而这种“分析”还被称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以图谋爬上新皇帝宝座的张作霖为首的“亲日派”,是封建主义反对派的阵营,是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的阵营,是除了给“元帅”加冕建立新皇朝这一唯一改变外,对其他任何“改革”都不感兴趣的阵营。现在,这一阵营显然已在走下坡路。
  第二个阵营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阵营。
  当前局势的特点还在于,在中国事态当前发展阶段,这一阵营暂时还是胜利者,并且在阶级斗争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将军们所发动的反人民政变的阶级基础已经相当清楚,这就是自由资产阶级转向反革命。也许在这里应该补充一下:使自由资产者魂不附体和怒火中烧的、正在高涨的中国农民的土地革命,也带有纯中国的特点。如果说在俄国,夺取土地这一行动起初能把几乎一切农民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并能调动整个农民群众去反对明显区别于农民的俄国“大地主贵族”,那么在中国,由于土地很少,大地主也很少,但有和富农融合在一起的小地主,所以,农村中的内战更为激烈,成为土地革命对象的阶层更为广泛得多,其结果是,广泛地牵连到城市的自由资产阶级。
  阶级分化产生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叛变又导致冯玉祥的叛变,而后者的叛变还肯定会引起其他将军的叛变,因而使武汉受到极大的威胁。蒋介石加上冯玉祥,再加上其他将军和(可能)左翼“奉系”——这就是在军事上的资产阶级联盟。现在,这个联盟在相互斗争的各个阵营中暂时是最强大的,它的力量在近期内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增长。
  必须十分清楚地估量形势,如果轻视已成为工农刽子手的敌人的势力,那是最没有远见的。
  这一自由反革命阵营的力量在于:首先,它的武装部队在数量方面占优势;其次,他的政治立场区别于封建主义阵营的政治立场。在这里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其次”。
  我们不止一次地写道:资产阶级阵营已经在枪杀工人和农民,但还没有同封建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它有这种趋势,当工农起义对它造成的威胁越大,这种趋势表现得就越明显。但是,它现在还没有同流合污,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从表面上看这一独立性更大一些。这一点使它在国内的政治力量得到补充。
  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这一点可以在资产阶级反革命首领的纲领性声明中明显地看到;从内战“实践”来看,这一点又可以从它同奉天的战役中明显地看到。
  蒋介石宣言(南京政府的“行动纲领”)的第十项称:

  “在中国面前有三条道路:
  (1)屈服于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
  (2)走共产主义道路;
  (3)切切实实地实现国民党的三项原则并建立强大的政府。”

  自由派异常巧妙地利用这一立场。他们以中国的真正的解放者自居,似乎和共产党人完全不同,他们蔑视后者,借用彭加勒、张伯伦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精心炮制的谎言,说共产党人是“俄国”的代理人。上述宣言第四项的一点把这一内容用伪善、狡猾和巧妙的(从蒙骗群众角度来看)方法综合为:

  “国民党(当然是蒋介石及其一伙的右派。——尼·布·)主张各民族有自决权,并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世界革命(可不要开玩笑!——尼·布·),而共产党人宁肯听从于俄国的奸计。”

  理所当然,群众对这一谎言日益看得清楚:自由派“解放者们”越来越多地用钢枪和铅弹同中国工农打交道,这就是对谎言的最好揭露;“世界革命”的如此奇特的拥护者们,用无情的镇压来对付土地革命和大多数中国人民,这也是对谎言的最好揭露。就是我们的反对派的腐朽言论,对这一谎言也是无济于事的,不管他们怎样气急败坏地诽谤我们党的政策,把它说成是“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的表现,并用这种言论助长反对苏联革命影响的、公开敌人的气焰。(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派是正确的,那么蒋介石说什么“俄国的奸计”也是正确的了)可是,还应当承认,在实际斗争中与北方的配合和利用传统的民族解放斗争形式,这些因素一般还是构成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它暂时还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利息。
  我们不再谈南京“纲领”的其它各点,如:巧妙地利用武汉的失业现象(由于资本家逃跑,工厂关闭),许诺“将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在这里我们只想强调一下自由派反革命的另一个长处,这就是他们在第三阵营即武汉阵营里有代理人,而相反的情况却不存在。
  现在来谈谈第三阵营,即武汉阵营。它的弱点何在?
  首先在于这个阵营和国家中心没有足够可靠的武装力量。它的军队正在消失。由于冯玉祥的叛变,它失去了最精锐的(在军事方面)部队。剩下的以唐生智为首的部队也不可靠,不能指望蒋唐之间的私仇。阶级的“血统”强于私仇,阶级斗争逻辑强于私人冲突的逻辑。少量的确实可靠的军队显然太弱了。其次,武汉的弱点在于,在这个阵营里(无论在国民党中央还是在政府里)有蒋介石的暗探,也有在危机关头肯定会跟着自由派走的、卑鄙的、动摇不定的、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客。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本能的恐惧使他们浑身颤栗,并极力阻挠这一革命,这种恐惧心理到危机关头可能使他们投入到自由派蒋介石辈的怀抱里。如果回想起连身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员还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那就不难理解,同下层人民完全矛盾的武汉政治领导的软弱无力和各自为政,这正是武汉阵营的最薄弱之处。
  假如共产国际的指示确实被执行了;假如土地革命事业不被阻挠;假如武装工农的工作坚定地做下去:假如忠实的军队建立起来;假如有一条为群众所明了的政治路线;假如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被认真贯彻了的话……那么,局势对武汉说来就不会那样危险了。国民党的上层同它的党员群众之间、领导和实际运动之间的不适应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已构成矛盾,——这是武汉阵营最主要的缺陷。
  第三阵营的力量,总的说来在于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革命将抛弃无所适从的空谈家和敌人的奸细,抛弃那些动摇的、吓破了胆的“领袖们”。经过严重考验的筛选,革命将对他们作出抉择。群众运动的规模如此巨大,参加到运动中来的阶层如此广泛,奋起参加的人如此之多,以至这种强大的人民即“贱民”的自发势力终将冲破一切阻力。
  各阶级的基本力量的部署就是这样的。
  现在,不难看出,“目前时局”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两条道路的问题——即我们一开始就提出过的理论问题。与“灰色的理论”相比,生活总是显得更丰富、更重要、更全面、更“巧妙”。但是,提出这个理论问题的实际价值是完全被证明了的。
  无论这是多么反常,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暂时还在反对封建主义,并部分地反对帝国主义(尽管趋于调和、妥协等等)。资产阶级以自己“工作”的这个方面继续勉强保留着解放斗争传统的遗痕,同时,它又疯狂地反对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变成了他们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从而成为最凶恶的反革命刽子手(这就是以勾销其它的一切)。
  然而,这就是两条道路问题在阶级力量和阶级斗争上的具体表现:第一条道路是——自由主义的,妥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在“牢固的”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借助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保护(后者做出适当让步)、与国内封建主义妥协,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第二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即“贱民”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办法——坚决铲除一切封建主义残余,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建立工人阶级农民的专政,继而开拓未来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换另一种说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要开展与自由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为争取中国革命发展的“贱民”道路和自由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这就是当前阶级搏斗的内容
  当前的形势愈危险,第三阵营就应当愈坚决支持、动员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在这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的伟大历史决战中,“贱民”应当组织和行动起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同时”枪杀和绞死工人和农民,烧毁农村和工人区,异口同声地掀起反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恐怖”活动的大合唱。
  共产国际的政策非常明显: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开展工人运动,坚决同叛徒、卖国贼作斗争。最主要的口号之一是:“工人和农民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吧!不要信任将军和军官!组织起自己的武装队伍!”现在,斗争已在全线展开,所需要的是:明确无疑的政策;极其坚决地回击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半奸细的任何妥协倾向;采取把这些动摇不定的分子从国民党上层清洗出去的方针;把那些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和失败,都能斗争到底的真正雅各宾的“贱民”干部团结起来。冯玉祥已倒向人民革命敌人的阵营,应当同他进行无情的斗争
  如果以为共产党人、工人、农民现在还能同冯玉祥之流妥协,那就太天真了!这种策略的依据,只能是对土地革命和中国发展的贱民道路的绝对取消主义态度
  但是,这种想法毫无根据。即使在被敌军围困的武汉失陷的情况下,斗争仍将在新形式下继续发展。用军队来占领人民和工农整个中国,完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湖北省,5—6月间已有三千多农民被杀害,可见,斗争已经达到何等紧张的程度。而在国民政府的管辖区内,地主武装已枪杀了近二千名农会工作者。
  然而,无论军官和贵族的走狗们多么猖獗,甚至庞大的军队也没有能力占领将要燃起农民起义熊熊烈火的广大地区。枪杀成千上万的农民也丝毫解决不了革命提出的现实的客观存在的任务。自由反革命派连土地与农民问题的一半也不能解决,这就使得他们无论对革命人民取得多么响亮的局部胜利,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失败。
  这里,下述情况的出现也将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群众的战争越残酷,资产阶级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就越快,因为它有求于帝国主义。但是,资产阶级耗费自己残余的政治资本越快,它也就越快地走向自己的失败;在中国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点也就越明显。
  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即苏维埃国家的政策问题。试问:苏维埃国家应不应当断绝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关系?
  对这个问题,当然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只有很没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很“幼稚”的人们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在于不和包围着它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任何联系。与此相反,保持一定的联系是我们的愿望,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为了所谓原则的“纯洁”而“取消”苏维埃外交和外贸部门本身。如果苏维埃国家在西方和东方的资产阶级国家有自己的代表,如果她与张作霖元帅的封建主义国家建立联系,如果她在墨索里尼先生的法西斯“天堂”有自己的代表,那末,就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与南京政府建立联系。这种通常的联系形式应当保持。不仅如此,如果苏维埃外交机关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考虑区别帝国主义列强的不同利益,那末,她就更加需要考虑到,要求统一中国的自由派竞争者同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后者不论所使用的统治形式如何,终究还是要把中国洗劫一空的。
  共产国际和苏维埃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区别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认为,我们对它的解释,甚至对张伯伦来说也是足够通俗的。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绝对不是从“赞同”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主义剥削者的政策出发的。而共产国际与“其他列强”既不进行贸易,也不进行外交谈判,她只是直接组织革命
  回过来谈共产国际的政策问题。我们的多变的反对派,总是“愤怒”、“抗议”、“愤慨”,仿佛人们制造谣言把退出国民党的口号妄加到他们身上,可是,现在他们却公开声明: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试问:这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动摇吗?难道国民党内的群众是“役畜”吗?从什么时候起,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取决于它的最“高”上层人物的所作所为?
  现在,所有的自由反革命派都致力于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赶出去,孤立和包围他们,所有的反动派都在随声附和。大家知道,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正在不断增长,大家知道,国民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基层组织,就其社会阶级构成而言,是处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大家知道,蒋介石集团所以进攻武汉,是因为他们把国民党左派当成共产的“代理人”。最后,大家知道,蒋介石的口号就是:逮捕和处死鲍罗廷,把共产党员从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驱逐出去。
  在这种时刻,我们自己应当从似乎“革命的”观点出发来满足这些老爷们的要求吗?
  决不能实行这样的策略。应当在国民党中反复地加强工作,把资产阶级走卒和形形色色的叛徒清除出国民党。然而,正是在敌人营垒提出这种要求的时候,他们自己却要退出国民党,这真是奇怪的策略!
  在徐州会议上,蒋介石与冯玉祥会面时,大致通过了以下的行动纲领:1. 武汉承认自己的“错误”;2. 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开除出去;3. 解除鲍罗廷的职务;4. “缔约双方”协同联合进军北京。
  “奸细们”准备接受这个计划(不是指汪精卫,他比别人表现得坚决一些)。而我们的“反对派”简直是主动迎合这个《行动纲领》。
  不要这样幼稚,而要去巩固自己在国民党里的阵地。在国民政府里要在揭发和清洗奸细的同时,尽可能坚持住,坚持到最后一分力量。在搬掉这些绊脚石后要把上层的“真正的左派”组织起来,并为自己的旗帜而战斗到底。
  可是如果不成功呢?如果敌人的力量优势现在过于强大呢?这点是可能的。或许,武汉将被打败;或许,政府中心将被内部矛盾炸毁,因为真正的雅各宾“左派”,即某种武汉“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不起来。但是,仍应当为争取实现我们的目标而斗争。由于国民党内的基本群众还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所以更必须为掌握和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阵地而斗争。如果国民党不开展土地革命,它就必将灭亡。共产党感兴趣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并使之迅速扩大,同时就其基础来看,把它变成一个强大的工农政党,变成一个“贱民”革命的民主组织,这是可能的。现在拒绝利用这种可能性,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让那些气馁的怀疑派为叛徒们的一时成功而忧郁地报丧吧!马列主义者确信,无论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筑起什么样的堤坝,无论封建反动派使用哪种处决的方法,也无论外国占领者向中国的城市发射什么样的炮弹,觉醒了的中国革命民众的自发努力都应当继续沿着通向胜利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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