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布哈林
对现在革命形势的估计及我们现在的任务
布哈林
1928年6月29日
这是布哈林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中的第五部分。按《党的生活》第三期刊印，并按原件校核。原件未注明日期。这个讲话时间是六大会议日志所列时间。
现在我说到在许多同志的讲演中所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就是对于中国革命现状之估计的问题。但是我又有一点普遍性质的话是首先要声明的，就是所有出来说话的同志，或者是许多出来说话的同志，在讨论中都没有走向正确的道路。这种不正确的道路，在中国同志中间可以时常发现的，就在于过量来分析字面。在这里我们发生了什么争论呢？我报告时说过，我们现在是站在两个革命浪潮之中。你们争论的是什么呢？你们争论的是：有没有低落，高涨，波浪，高潮……等等。有没有浪潮波浪，高涨与低落有什么区别？浪潮是什么新名词呢？还是照旧日一样的了解。照我的意见，你们对于这些争论，结果只是一塌糊涂。以后我又看见一个同志找出了一个新的定义——“革命的高潮”。我们要问：波浪或者浪潮与高潮有什么区别？浪潮又与高涨又有什么区别？或者我们还可想出几千个名词，来找他彼此的区别，我们可以说，除了浪潮以外，我们可以想出许多的名词，到那时候我们有——浪潮，波浪，高潮，浪花，高涨……等等。结果，我们的分析一定要走到那个地步，什么是浪潮，什么是高潮，什么是高涨等等，这对于诗人或者是很好的东西，但不是对于政治家有用的，因为这些字仅能表示着一种半艺术的意义，而不能确定出正确的政治内容来。不应该由分析字面分析名词来出发，这样只是自寻烦恼而不能找着真理。那个对于浪潮这些字分析得最好，让他去分析罢！这并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现在的事是要分析在中国发生的是什么，这才是主要的。现在中国发生的是什么？当你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去分析字面，而要去分析实际的事实，应当由分析这些事实出发，然后对于所有在中国所发生的事，而给他一个共同的总括的估计。在这里讨论的中心，一方面是转在讨论字面上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失败是口头上的，而在事实上是高涨的。还有一个人，我不记得是谁了，他也说失败只是口头上的，他简直说：“表面上是失败的，而事实上我们一切事件，都是很顺利的”。但是事实上现在中国的情形是：失败是事实上的，而高涨是口头上的，这句话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事实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应当说的，有一个很大的成见，就是以为好革命家一定要说他那个国家的革命再过五秒钟就可以成功。这是绝对的妄谈。其实好革命家的任务，完全不在这里。关于这一点，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向你们说明。
革命最激烈的形式，不是国内战争吗？这是对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国内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之最激烈的形式，党就是指导国内战争的力量，是一个进行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的组织。
假使现在正是国内战争，正是革命暴动的时候，假使在你们面前有一大支军队，你们要指导这种军队来进行国内战争，假使有一个指导这一支军队的将军，他时常向兵士说：不必顾及任何条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进攻，不必看敌人有好多枪械，不必看敌人的军队是怎样布置等等。你们可否说这个将军是很好的？他时常都说，敌人样样都没有，我们件件都好，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将军？他说：无论什么时候，都应当进攻而决不退却，这是不是好的将军？他说：我们常都应该上战场上去，不要计算敌人的力量，不要停止，不要补充预备队，不要在后方动员群众来帮助自己的军队，他在失败后，剩了五个人的时候，还在向这五个人说：“我们尚在活着，我们还要进攻”。这样的人，我们是否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将军呢？我想，我们对于这样的将军总不会说他是一个拿破仑，而要替他找一个另外比较更普通的名字罢，这是绝对明显的事。
政治的斗争也是这样，假使我们要遇着了这样的将军，我们一定要骂他是一个混蛋。假使有这样的将军，他只是说进攻而不计算敌人的力量，虽然他将要自命为顶坚决的，顶勇敢的，很“左”倾的，但是我们将要向他说：你也不是能干，也不是“左”倾，而是一个简单的混蛋莽汉！我们一定这样来告诉他。在军队中是这样，难道在政治上不是这样吗？当然也是这样的。聪明的将军并不是要他时常很“左”的，并不是要他今天也暴动，明天也暴动，后天也暴动，过四天五天也是要暴动，聪明的将军乃是要他时常能估计到敌人的力量。假使这种将军，他今天也在说暴动，明天也在说暴动，只是说敌人很弱，没有力量，我们很强，这种将军有什么用处呢？只说我是口头上失败了，事实上虽然我的面目打到不成样子，但我仍是胜利了，这简直是笑话，是绝对不能这样说的。因此，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在于他时时刻刻都要喊叫暴动，今天要暴动，明天要暴动，后天也要暴动。假使有人说，我们没有枪械，没有武装，没有群众，怎样能暴动呢？今天我面上还有血，怎样能暴动？让我将血洗干净了再说。于是就要骂他：这是没有胆子的东西。就是有个人很委曲婉转的说了这一番话，那末，立刻要骂他：哎哟！你这狗头，你这机会主义者！哎！你这取消派等等。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党中大概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了。现在中国的状况是这样，工人阶级被打倒了，这应当承认的。有句很好的俗话说：“败军善于学习”，列宁时常重复这句话，假使你们的将军已经打败了，而你们妄自高大的不承认。你们反要说，我们战胜了一切，破坏了一切，不承认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于补充自己的力量，不愿意去学习，则你们会有第二次的失败，以至于最后的将你们的运动完全消灭，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决议案的意义。这时候我们转身过来了，我知道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唉！共产国际开始变更自己的政策，放弃自己从前的态度了，以前他告诉我们：暴动，暴动；而现在却说：收集力量，补充预备军，寻找工人来添补自己的队伍，在这种群众组织中工作，注意一切小的问题以扩大我们的工作等等。这样，共产国际已经变更了自己的态度”。这种见解，只有那些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可以说出来的。这些小姑娘们——中国的也罢，俄国的也罢——她看见说了另外的几句话，便说共产国际已经变更了他的态度。每一个比较聪明的人都不应当有这种见解。
在失败之后，我们身上现在还有数十百个创伤，现在若仍要暴动，简直是以革命为儿戏，这是绝对不正确的。假使那个拿出这种观点来，不管他自命为“左”派，右派，或是其他什么派，都表示着他是一个很简单的蠢汉。在这里我应该要说的，工人同志有时是了解得很好的。在你们大会上有许多工人同志都说了话的。一个工人说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有一次的罢工，工人很勇敢的出来反对厂主，结果，使工资加了五个铜板，此后，工人又出来很勇敢的反对厂主，结果，加了一百，罢工胜利了。事过之后，党部书记又叫举行新的罢工，但工人知道再多是不能得着什么的。他叫工人再去干，工人反对，但是结果仍然干了，干而失败了；失败后，将共产党员都由工厂中赶出去。并且在这件事之后，工人再不信任他们了，这就叫做不会指导斗争。在这个情形中是工人预先看见必要失败的。暴动的事也是这样。大家都暴动过了，暴动失败后的第二天，又有人去叫他们明天再暴动，他们不愿意暴动，于是用力量号召他们，命令他们，压迫他们，用各种方法去恐怖他们。结果，使这些人又去暴动一次，又去受一次更严重的失败。同志们，这样的政策是要不得的。我再重复的说一遍：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受了严重的失败，只有瞎子没有看见这件事。南昌暴动是失败了，广州暴动又是被压迫下去了，还有数十百个其他的农民暴动，都是失败了，我们好几万党员都被他们枪杀了。在这种状况之下，不可以不明了需要改编自己的队伍，补充他，巩固他，然后再去冲锋。只有那些不以这为预备进攻的，以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再干了的人，才是右派，变节者，机会主义者，不中用的东西……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我们由直接暴动转变到集聚力量，并不是为的不再暴动。我们之所以将我们的路线转向夺取群众，正是为的预备更有成就的真正的群众的暴动。我们总要这样，即使有人说我们是抛弃了从前的路线，不错，暂时我们是抛弃了的。从前我们的政策是说明天暴动，而现在我们说，明天在全国范围内还不能暴动，我们要开始准备我们的力量，到了我们力量准备好了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再暴动。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各处都不能有个别的暴动，并不是这样。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再说。但是在我们党的整个口号方面说，暴动由直接行动的口号变为宣传的口号；这就是说，要根据日常的生活状况，每日向工人去说明，去宣传，告诉他若要希望你们的生活能够改良，只有你能明白暴动的必要。我再重复去说一遍：暴动的口号是现在向群众宣传的口号，现在不是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要向工人这样宣传，不要像一个小孩子，而定要像一个真正的指导者一样。这没有一点什么羞耻惭愧，或不正确的地方。假使你们做一个结论：哎哟！算了罢！做不到的，一切都完了，不要干了，离开党，避开工人阶级，这便更坏了。应当一千倍的勇敢些，到工人中间去，去夺取他们的信仰，要整理与改造自己的队伍，这就是去预备真正的斗争，真正的暴动。问题就是这样。现在，你们所说的波浪与高潮以及其他的东西，都是些字面上的，要这些东西做什么，而他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他或者对于诗人是有意义，而对于政治家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当很肯定的说：在现在失败以后，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新的高涨的，这是事实。无论在那里，当着高涨的时候，绝不会有这种情形。如像许多工人同志在这里说的，工人疲倦了；北方的工人甚至于希望张作霖；在上海、广州等大业中心中，工人的组织都被破坏了；从前我们在那里有几百几千人的地方，现在只剩了二三十个，有的甚至二三十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昨天我们由湖北得来的消息，那里仅仅有中央最近才派去的一两个同志，因为那里在这以前一个人也没有，我们的组织同样被破坏了。同志们，那些以为现在还可以叫工人举行暴动的人，只是表示着他脑中仍有国民党遗传下来的残余，可以下命令叫工人去暴动。大家都要知道，群众暴动只有当着群众自己相信的时候，当着群众已经沸腾得如水一样的时候，才能举行。到那时候，你才能指导他。若群众不愿意暴动，而你勉强叫他暴动，则结果无论如何去暴动，也不能得着胜利，这就叫没有直接革命的高涨。应当一万个记着，让你们怎样来称呼现在的形势－高潮也罢，高涨也罢，其他什么鬼东西也罢－但是，我们应当要说，在许多严重的失败及大破坏以后，现在并没有强大的直接的群众运动。因此，提出直接暴动的口号，便是糊涂。因此，任务的重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放着。谁不明了这个，结果他一定会倒台。
同志们，关于盲动主义说了很多，并且也可讨论关于盲动主义之来源的问题：是否由于党中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贯的理论呢？还是由于不断的革命论呢？提出这些问题都是很好的，我想对于这些问题都给以圆满的答复。我的观点之不同，仅在于这里，就是不能将这一个解释与那一个解释对立着。譬如有的同志出来说，盲动主义是由于某种理论而发生的；另外一个同志说，不是的，盲动并不是由于某种理论而产生的，乃是由于我们党内之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产生的。我们来争：由某种理论呢，还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呢？亲爱的同志们，不能这样提议问题的，因为这一个就是那一个的表现。举例来说：正确的革命策略是由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决定呢？还是由于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使他成为最革命的阶级呢？怎样能这样提出问题呢？事实是这样：无产阶级是因为他的社会实质的关系，使他成为最革命的阶级，因此，他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多，则他施行的政策也更为正确。我们说机会主义的来源是一样，说他社会基础是一件事，同时，机会主义可以表现于某种理论或某几种尚未综合而能综合的理论上。在这里对于盲动主义，我以为首先要握取他的最主要的地方。盲动主义之最主要的基础就在于他想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来进行暴动。今天有了四支手枪，十个人，便以为可以暴动了，这什么暴动也不是，只是简单的阴谋，说不上什么群众的暴动。盲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没有群众而举行暴动，这就是盲动的实质。盲动主义并不在于他举行暴动；暴动在某个时候是应该举行的，应该勇敢的坚决的彻底的向前进攻，这并不是盲动主义；这种行动，假使是群众做的，我们指导群众，我们是暴动群众的领袖，此之谓真正暴动。假使只是几个人，后面没有群众，发出暴动的口号，参加的只有几十个普通人和两个兵士，再没有什么了，这就是盲动。在现在这种阶级斗争非常严重的条件之下，我们的党又是这么样的薄弱，盲动主义可以使我们的党逐渐的完全破坏，一点也不存留，我们的干部被拔去了，我们党的中坚分子被枪杀了，暴动之最好的干才，被敌人处死了，情形就会是这样。不仅你们党中，在许多党中，在所有共产国际中都有这样的病态。这个同志觉得愈是“左”愈是好，另一个觉得愈是右愈是正确。但是真正的真理，也不在“左”，也不在右，也不在高，也不在低，也不是任何其他的空间名词所能形容得出来的。真理乃在于当时的政策是否适合对于敌人力量及所有环境的正确的估计。我又要说我前面已经说过的例子，在我前面一道沟，我现在应当渡到对面岸上去，最“左”的策略是跳过去；假使我有很好的腿，我又会跳，自然我就可以跳过去，我也应当跳过去，因为这样我便可以很快的过到沟的对岸。但是我的敌人已经将我的腿子打伤了，而我的左面的朋友却喊着说：跳！快跳！左脚先跳！自然，我是跳不过的，我只有跌到沟中去的可能，那时候，他还要笑我了。在这时候我应当找梯子，甚至于找十层梯子，将腿紧系一下，扶着梯子做十步走，无论如何，我终要渡过这道深沟。假使我差一只腿而硬要勉强的跳，那末，只是将自己的性命丢了。我不跳，你要说：“哎，你一点也不‘左’，太右了，你连跳一下都不愿意！”让你去说罢，欢喜怎样说，你便怎样去说，只不过表示你蠢罢了。
同志们，正因为由这种观点出发，国际执委第九次会才叫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他的政策。自然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几个同志不能明了的，站在进行斗争之正确的战略观点上，在这许多严重失败以后，我们应当集聚新的力量，退后一步，而补充自己的预备队，整理自己的干部组织，采取正确的政治路线，以预备新的力量去进攻。那一个反对这种观点，应当向他解释，告诉他，说服他，指出他的错误，在这种新的态度上去争取群众，这就是第九次执委会决议的意思。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同志们问：所谓不断的革命论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无论对于什么样的党，特别对于年幼的党，不应当故意由西方搬一肚子的新问题新名词过去，这样，仅只是将脑袋弄得一塌糊涂，而又要费很长的时间，象我这样的来慢慢的解释；但是在另一方面说：我也应当给以简单的解释，为什么不断的革命理论是不正确的呢？因为这种理论只是指出了革命的向上的路线；现在对于中国党之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中国党不看见许多失败以后的低落。这种低落将要延长几个月呢，还是一年呢？我不知道，这要看你们的工作做得怎样，看你们怎样去缩短这个期限。许多同志由这种不断的理论而又造出了新的理论，以为失败只是口头上的，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很大的胜利，他不管我们有许多同志的头都被人割去了。假使由这一个观点出发，说革命是无间断的，这就是说革命的发展是向上的，是前进的；由这种观点出发，则他就使人不能看见现在革命正是间断的；我说革命现在是间断的，并不是说完全死了，乃是说革命已经受了那样的失败，使着我们现在不能进攻。什么时候有新的高涨，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很快的。但是在目前没有什么革命的直接高涨，并且也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一只腿被打坏了，我们只有一只腿是不能进攻的。假使是无间断的，假使我们的腿没有打坏，则我们便不用什么梯子，便可以跳过去，也用不着一点迟疑了。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错误，他的错误在于他观察事件，只是站在一个抽象的名词的观点上，并不因为“不断”这个字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不好，乃是因为这种理论不适合于我们应当认得很清的具体事实。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之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很正确的认识环境，不要夸大了危险，也不要看小了；有时候我们同志看小了危险，有时候相反。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曾说过：我们这里还不好，那里也还不好，敌人这里还好，因此，现在不要暴动；过了几天，他又说：固然我们那里还不好，但是这里好了，重要的城市中心在我们手中了，群众跟着我们了，应当开始暴动，无论如何再不能迟缓了；列宁当时完全是对的。但是到了布列斯特和约（一九一八年，德国向苏俄进攻，苏俄向德国订的和约－译者注）的时候，当时我也是耀武扬威的说：我们要进攻德国帝国主义！但是列宁说：你是个糊涂虫，你不看见军队破坏了，农民饥饿着，农民不愿开战，工人也饿着，应当先用力量使他们兴奋起来，以后再进攻。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列宁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的进攻是对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的退守也是对的。在我们这里当时也有过那样的聪明人，他说：哎哟！在十月时候的进攻，以后又退守，你们看啊！他的政策也被自己改变了。但是，列宁是一个真正的好将军，他答复说：不错，昨天我们进攻了，今天我们要退守；只有糊涂虫，他每天都要进攻，或者每天都退守，或者每天都暴动，这是些鬼话。这样的字，我们可以将来写出来，堆一箱子，但是对于实际革命的行动，是没有一点帮助的。
因此，我们由上面的分析，一定要做出结论说：现在的工作中心应当夺取群众。你们脑中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观点，我在这里并不想骂你们那一个，这对于年幼的党是完全不奇怪的。一个同志说，来到莫斯科之后，他看见共产国际执委并不想分析一下每个人的头脑，不错，我们是不想分析的。我说到你们党内问题的时候，我再说你们每个人是在想彼此将你我的头脑分析一下，关于这个我以后再说。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呢？你们中间曾造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张国焘说：“我当时想暴动是很危险的，但我不敢说”。他并不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小姑娘，你看他也是这样高这样大的人，为什么怕说呢？因为说了就有机会主义的嫌疑。我对于他是很明了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实在是怕说，并要注意他以前是犯了一些过错的。他要是乱叫，自然可以说他是机会主义，不守纪律，而将他开除出党籍了。在现在中国共产党中不要乱说什么机会主义者，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假使一个不愿去枪毙女人，你们也要说他是机会主义，关于这我以后再说。要说到那许多名词区别的时候，如说什么波浪呵，浪潮呵，以及其他许多许多航海学上的名词，他们彼此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中国离海很近，或者你们对于这些是知道得更清楚些。但是由这中间决不能找出什么聪明的政策。要知道许多严重失败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革命的高潮，群众还没有起来，城市的工人还在消沉着，农民运动在有几个区域中固然是发展的，但是他还不成为一个普遍于全中国的运动，因此，我们政策之最重要的地方，要像我在上面所说的夺取群众，不要口头上的，而要事实上真正的去反对机会主义，要知道机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一个同志说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在某地方枪毙了一个女同志，仅仅为的她是地主的女儿，虽然她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被命去枪毙的同志说：我不愿意枪毙她，因为没有原因，于是就有人说他：哎哟！你不想枪毙她，你害怕，你是机会主义。这个人说我不愿意枪毙她，因为没有原因，于是他就被认为机会主义了。这简直是用字面来开玩笑，这种盲目的乱用名词去开玩笑，乃是真正的严肃的政治家所不容许的。这是应当老实说的。照我的意见，为这样的事不能枪毙的，需要打一顿屁股（这句话应当从艺术上精神上去了解他，而不是说的肉体）。这样不能造出党内之任何意见，这样不能进行斗争的。我们现在是要预备暴动，我们要认清时期，到了我们预备好了的时候，到了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到那时候，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在此之前，我们是要用尽所有的方法来组织群众。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某几种条件之下，也不能拒绝个别的行动。关于这几种条件，我下面便说。
关于我们主要任务的问题，我已经给了完全正确的答复。我的答复是：暴动由一个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变为宣传性质的口号。我们要宣传，为着实现工农所要的权利，赶走封建地主，统一中国等等，必要工人与农民争取政权，必要武装暴动；暴动是一定要宣传的，暴动在今天是不能成为直接行动的口号的。但我又说过了，在几个例外的特别的情形之下，党可以发出直接行动的口号或者可以帮助暴动，当什么时候呢？是当着在比较大的区域中，群众已经沸腾到自己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站到斗争之中，我们不能放弃群众而不去指导，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当指导这种个别的暴动，使他成为更有计划的更有组织的，使他尽可能的与其他的口号发生联系，使他尽可能的不致于失败而得着胜利，使他能消费很少的力量以得着胜利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他有许多偏僻的地方是正式军队一时不能走到的，我们只拿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验便可以知道。我不能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无论在那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该有总暴动。我要特别指示出这是有条件的，中国党大会也该这样指出来。我今天说了，你们不要说浪潮、浪花等等的名词，但我恐怕过了今天以后，那个提了浪潮这个字，他又被骂为机会主义者。我今天说了你们不要乱用“机会主义”这个字，但我又恐怕你们因此而做个结论：无论谁无论怎样都不要说他是机会主义了。政治家知道一切话中要怎样去了解，什么不能做，在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用不着，什么时候有利，什么时候有害，每一种结论，都是在一个相当程度以内是对的，应当知道到了另一个条件的时候，则他或者成为不正确的了。或者在有其他条件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完全不正确的，但是他一半的力量已经消失，另一半力量仍然存在。应当估计到注意到这些各种不同的变动。当着我说你们不要乱用机会主义这个字的时候，你们不要由这个话做出结论，说从此不要与机会主义奋斗了。假使还要与机会主义奋斗，那么，便应当武装自己，便应当自己明了究竟什么是机会主义。当着我说直接暴动是可以发生而且应当指导的，我又很怕中国同志一定要问我说：你又这样说，又那样说，说得一塌糊涂；你们一定要问我：“老实说，干呢，还是不干？”我答复说：“照一般的道理说，不能干；在有几种例外的情形下面，可以干。”因为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滑头，所以我还要说一遍，假使你们将这个例外当成了道理规则，那么，你们便要离开了共产国际；我怕你们根据这种例外而又曲解了党的正确路线，将例外当成真理。假使我们对于群众自己举发的暴动而不加以帮助，这又是离开了正确的共产党人的路线。生活不是个赤裸裸的圆球，生活更不像个人一样，将裤子脱了便把大腿看得清清白白，圆的光的滑的等等。
生活并不是这样一个赤裸裸的圆球，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有各种的倾向，各种的条件，各种完全不同的种类，因此很多的时候发生各种的例外。我再重复的说，假使我们遇着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有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当着群众喊叫着道：开始暴动呵！在这时候，我们不能站在旁边，我们应指导这种暴动。但不能说暴动就是我们目前的直接任务。我们根本的任务是在于夺取群众，只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行暴动，同样也是要夺取暴动中的领导权。我已经说到，我们一般的政治路线，主要的策略是将我们直接行动的暴动口号取消；暴动的政策，在宣传暴动及预备暴动的意义上说，仍然存在。这是已经很明了的，这不
明白还要怎样可以明白呢？这是很明显的了。因此，现在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将要这样说：我们在失败之后，应当停止说暴动这句话，用不着暴动，这都是空的，工人阶级不能由暴动得着什么的，我们跑得太向前了等等，这才是机会主义的路线。我们的路线乃是说，我们失败之很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只走在尾巴上，我们没有指导群众，这是我们共产党之重要的错误。在失败之后，假使我们不看见失败的结果，不去计算他，当作没有失败一样，这便是同样的错误。相反的，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集聚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预备军，尽量的去组织群众，要在这些工作做了之后，再来根据过去我们所得的经验，根据我们脑中所有的计划，根据我们在这个时期所可以学得的一切政治知识，根据我们所预备革命高潮时期的组织，根据已经巩固了的群众——根据这些东西，要下我们的总攻击令。
感谢 佐仓绫奈 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