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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在清党大会上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11月21日）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8卷，№06492
尼·伊·布哈林：
同志们，尽管现在我应当报告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业务工作，但因为这是清党大会，我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有义务在报告纯业务工作之前先讲讲纯政治部分作为引子，——至于原因嘛，我想在座的同志都清楚。
问题在于，不管是从技术方面讲，还是从科学方面讲，或是从两者相结合方面讲，根本不可能把工作同我们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分开。从这个角度说，审查任何一项工作，哪怕是审查具有极狭窄的专业性质的工作，只有在这项工作中自始至终真心实意地切实贯彻我党领导人确定的政治方针并将其转化成专业语言时，才能认为这样的审查是党的工作。可见，这里指的不是领导纯科学，也不是领导纯技术，而是要把这些因素看做有助于为按照我们党和政府的主要指示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进程服务的因素。
我应当说，我作为两个部门的领导人数年来一直把必须切实捍卫党的总路线作为出发点。很清楚，5年前在我们中央政治局核心中以我为首的集团，就是布哈林集团、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多年以前我是这个集团的思想家，很清楚，该集团的产生是许多重大的理论政治错误必然导致的结果。它不懂得我国的富农在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在富农进行疯狂的阶级斗争，斗争激化到了发生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它认为无所谓，会过去的。它不懂得我国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尖锐化。不懂得必须迅速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基础，对我国集体化的进程根本估计不足。它不懂得外部的政治力量、外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不懂得无论从国内力量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防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奠定工业建设基础和相应的技术装备。总之，它的表现实质上从理论上可表述为害怕展开社会主义进攻，而这一进攻却是事物发展的整个逻辑和我国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所引起的。这是从逻辑上看。如果从政治实践上看。它则成了所有反对开展社会主义进攻的力量的喉舌。由于反抗这一冲击的主要社会力量，反抗冲击变成了疯狂的反攻，严重激化了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这是历史地完全不可避免的，这一点现在看得很清楚，很自然，相应的实践和理论表述的代言人，即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代言人（我作这种理论上的表述），成了后来党的决定极其正确地称之为富农［进攻］的第一个回合。
从我们党的角度来说，无疑这恰恰在党的这个阶段[1]会涣散党的队伍，在这个阶段上党必须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中保持步调一致，所谓步调一致，就是要求我国的基本领导力中思想和行动的绝对统一。这就是右倾危险在我国成为主要的富农危险的原因。
党的领导，如果从领导的组成人员上讲，列宁的领导之后是斯大林的领导，其最大的功绩是，它历史性地成长起来，不是靠什么组织手腕得到锻炼，而是靠极有原则的路线得到锻炼、成长起来并赢得了历史地位。当时，大约是28~29年吧，问题是要制定［总路线］，因为那时处于我们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所以很自然，当时处于制定这一路线的过程。我们是在特定阶段从特定意义上，从继承和发扬全部列宁主义传统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路线的。总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那批形成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的同志，他们历史性地取得了成为我国基本力量的资格。当前历史阶段党的总路线的制定及其积极贯彻，为［其］贯彻创造党内先决条件，即从组织思想上和思想组织上粉碎所有反对派并动员群众。如果从我国建设的宏大规模来看，这是我党领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功绩。
体制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外发生的所有争论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争论也掺杂了对最杰出、最著名的我党领导人的个人攻击等等，这实质上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在组织上的反映。应当记住，围绕我党党章第一条发生的争论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截然不同和革命进程的发展而引发的，早在那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对手就对阶级斗争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们不知道这一斗争将有多么残酷，多么激烈。正因为如此，要进行这种斗争就必须在国内有这样一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军队的组织，党应当是一支力量，而不应是争论俱乐部，不应是棋局，不应是议会党，不应是选举机器。而恰恰应是能够以铁的手腕领导群众并带领群众去战斗以夺取胜利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从国际角度来看整个形势，特别是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注意到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将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斗争的激化，那难道还不明白什么是马尼洛夫习气，什么是自由主义空话吗？那就是认为可以把重大的历史性事业交给一个没有铁的纪律、不是钢铁般坚强的党。这就是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体制、关于破坏民主等等的争吵的原因，这些争吵的目的在于涣散党的队伍，客观上帮助了党的敌人。这里领导的历史功绩就在于粉碎了所有派别并为真正胜利的进攻创造了党内前提，事实上正是如此。
我不准备讲当时我的错误的一些理论前提。这只能在另一个场合借另一个机会讲。但我要说，如果从逻辑方面讲，错误的根源在于机械唯物主义及由此而来的若千理论体系，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我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一大批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虽脱离了我的领导，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于我的过错即我向他们大谈民主而滑到了很糟糕的地步，这大家是知道的[2]。我早已同这一切划清了界线，想起这一切我就很不愉快，——我同这一切划清了界线并且可以说，多年来我一直是按照另一种方针——按照真正捍卫党的总路线的方针来工作的。
党的这条路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大工业国，我们把分散的小农业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农业。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我们有时没有充分理解一个农业结构酷似中国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国这一事实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巨大的革命步伐，是重大的农业革命，这一革命连同我国的工业化确实把我们国家变成了有强大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成，新的劳动刺激因素在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整个战线已经开始起作用。大家知道，动员了群众来从事这项事业，党团结起来，我国的国防工作有了保障。而这后一个事实无比重要，因为世界上一切都发展到了全新的高水平。我们正进入新的世界历史时期，这时我们在国内拥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多种成分的不断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外我们将面临一大批国家的极强大的对抗。
一切都在走向巨大的冲突，因而我们大家，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明白，一个统一的党，一个意志集中、空前集中的党，因为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其规模来说甚至超过了过去曾经完成的任务，一个意志统一集中的党，一个能从理论上正确指明道路的党，这是我们未来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一先决条件会带来更大的胜利。
我认为，在我们的工作中，为了正确地领导工作，首先必须制定某种行为规范即这一或那一部门的工作方式。这绝不是一个纯学院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协助解决那些问题，以便把党的解决办法转化成我遵照党的意志应当从事的工作的专业语言。
我是怎样认识这项事业的（我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正在对党员进行清洗的机关的领导人来谈我自己的），我己经表露了并对整个工作作了指示。
因此，如果撇开克服我个人现在有时仍然犯的理论错误不谈，我必须在科学领域的两条路线进行斗争。而且这绝不是官方报纸杜撰的战线，这确实来自实质本身。
在我国的学者当中，在分布比例不同的老学者和年轻学者当中，还有两种特别倾向的残余（而数年［前］要多得多，［而且这些残余］相当严重和危险）。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纯学院残余，它主要来自学院派，学院派在最初时期顽固地反对理论与实验研究实践和工厂实践的任何联系。他们强烈反对时科研工作计划作任何变动，［反对］直接与工厂机构等有关的确定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较为年轻的干部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干部中，对理论持鄙薄态度。这就是说，一部分人把理论看做神圣的公设，另一部分人则对理论估计不足：帮忙做个螺丝钉吧，但不要去研究原子结构或其他什么问题。他们把工作变成了不符合党的方针的事务工作。第三条路线，这就是科学在理论与实践最大限度相结合的情况下为杜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因此，我认为我作为我们部门的领导人必须把全党的路线转化成专业语言，一方面反对空洞的纯科学和经院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反对理论的鄙薄态度[3]，并竭尽全力推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让所有理论学科和各种实验工作及其他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
在技术领域，同样必须这样解释全党的方针。将其转化成同这样的专门路线相连的语言。这里同样产生了在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的产生是由于在工程师中间，特别是在老工程师中间，如同在老学者中间那样，曾有过“纯”科学的旧学院派传统的残余。同样在以老的代表人物为代表的工程人员中间曾存在“纯”技术观点的残余，而且现在也还，但已经很少了。这里存在着技术脱离政治、脱离经济的现象。
技术发展“自在”的逻辑占了上风，根本不懂得，当我们为新技术而斗争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这非常容易理解，只要我们设想一下，现代农业机器不仅小资产阶级经济无法容纳，甚至富农经济也无法容纳。有些机器只适应于社会主义大经济。既然我们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应打碎的不仅是富农的脑壳，而且还有所有走狗的脑壳，既然我们想要从技术角度建立真正的农业基础，那么这就是同争取建立我国社会主义超大规模农业的斗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方面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从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例子。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它要求我们不要坚持“纯”技术观点，而要把技术同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并把技术看做无产阶级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同一种相反倾向的斗争，这种倾向同样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就是人们说得非常动听，并用同技术问题多少沾边的政治说教来代替技术改造工作本身，也就是说，技术实质完全消失，剩下一堆没有任何技术实质的废话。
正如在科字领导有两个侧面一样，在技术方针领域也应当把技术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应当把反对阉割技术实质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把这件事看作无产阶级和我党阶级斗争的事业，把技术思想和我国杜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机关，不论是科学研究局还是技术宣传，它们也都不是组织上的“自在之物”。我们应当在这项工作中走上相当广阔的舞台，甚至超出我们人民委员部的范围。应当说，科研总局的领导在这里不但要同我们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打交道，而且还要同科学院这样的机关打交道。我们从当前的形势出发，在科学院开展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在我们的倡议下制定了科学院新章程[4]。我们通过了一大批科学院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合同。在我们的倡议下这些问题提了出来并得到通过，其他人民委员部也按我们的榜样与科学院签订了一系列合同，从而保证了我们这个最大的和在此之前最纯粹按学院式发展的组织的转变。
我们把整部机器坚决转向了同工业密切联系的方向，于是我们人民委员部在这些人中被公认为吸引我国即超出我们人民委员部范围的所有科研力量的中心。更不必说，近日我们放置了一块最大的
奠基石——在我们的倡议下出版了一卷大部头的马克思专著，最有声望的名人在书中都赞成马克思关于理论方面的论述[5]。
主席：这是真的呢还是挂在嘴上的？
布哈林：真的。这本书明天我就可以给大家看。当然，对他们不能提出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要求，但所有当代问题他们都愿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理解。
主席：这仅仅是文字，还不是行动。
布哈林：任何一种说法后面都隐藏着一定的行为，因为思想是行为的缩影。所以这还是会发生的。有些人已经付诸行动了。
其次是第二个主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在这些方针（我从较一般问题转而谈较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产生了的，我们遵循这一思想发展了党特别是斯大林的口号。应当说，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本人有关掌握科学和技术、关于掌握的热情、关于其他一系列事情的口号，这些口号确实正在成为推动力量。为了解释党的这些指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指示，为了发挥那些来源于党对我们的事业的一般指示的指示，我们两个部门提出了指导我们整个工作的两个重大的调节思想，一是我们整个科研工作的计划，二是工厂内部工作即技术工业财务计划。
科研工作计划给了科研局领导我国整个科研网的权力。我们在两年前召开了首次科研计划会议[6]，仿佛在全世界学者当中爆炸了一枚炸弹。今天这已为世人所公认。可在那时却必须同旧学者的残余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说：怎么能够搞订货呢，这可是自由的创作，正如普希金的诗中说的“在我喧哗的市街游荡”一样。当时需要为计划思想本身而斗争。我们在有关科研工作计划的两次会议[7]上都这样做了。我认为我们做得成功，很少见到敢于对此说个不字的死硬派。当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同歪曲这种计划的言行进行斗争，但是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下达给我们的建设工地、有关整个建设战线的理论计划、技术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规划科研工作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成了我国的一项具有公理性质的原则。
我认为，提出并推行这一思想的科研局领导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功劳。
另一个思想是技术计划思想。这一思想产生的原因如下。当我们着手研究工厂的技术宣传问题时，有个问题立即提到我们面前：围绕什么开展整个技术宣传工作，为了贯彻这项工作需要些什么？在对工厂进行研究时，我们着重指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很奇特的事实即工厂的经济指标总是同工厂的技术指标有关，如精心挑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密切注视工艺流程，认真检验原料，认真注意产品的质量，认真考虑利用一切可能的全速运转系数和一切设备，如热力装宣、动力装宣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工厂里受到极其密切注意的问题。此外这意味着掌握技术并围绕这一点开展宜传。这意味着力争百分之百地利用任何一种技术设备。这时可以举出许多我们称之为设备不配套的事情。我们在任何一个工厂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部分同另一部分不配套。
由此产生了技术计划思想。我们在这方面依靠许多工厂，首先是列宁格勒的工厂。围绕着这一技术计划建立了完备的技术宣传体系。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技术计划冋题[8]，而现在我们人民委员部已经有了技术生产局，其任务恰恰是技术计划问题。
主席：各处都制定了技术指标体系吗？
布哈林：每个工厂都应专门制定自己的体系。我们召开了一系列这样的会议。我亲自参加了许多会议，其中包括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我们在会上详尽研究了这个问题。许多工厂如“斯维特兰娜”和其他莫斯科的工厂在制定这种计划方面堪称典范。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件事远远没有完成，而且我认为，我们人民委员部设立生产技术局，这件事肯定会迈出更坚决得多的步伐。
现在，如果我们转到科研局问题，那么我在这里首先可以说，1933年我们各研究所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地质研究方面，合成橡胶研究方面，铝的研究方面，各种特种钢研究方面，钛磁铁矿方面，新型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方面，石油的气化方面，许多国防工程方面，通过添加化学元素而对地面进行化学加固方面。这些元素可使地面立刻变硬，简直只要几分钟。
总之，最近一年完成的工作数以百计。但正如波雷金同志所说，迄今为止最头痛的问题是，尽管有大量宣言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我们的研究所和我们的工厂企业之间的联系仍很不够。
我想简单谈谈工厂的实验室，因为无论从好的意义或坏的意义来说，受到注意的通常都是我们的研究所，但关心我们的工厂实验室的人却寥寥无几。此外科研局的领导还负有领导工厂实验室的责任。当然，这并没有明文规定，但科研局下辖一个工厂实验室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表就是我本人。在该委员会工作的有布里茨克[9]院士这样的名人。
应当说，我们的实验室的状况五花八门。有一流的实验室，它们在实验基础甚至在人员方面都比研究所强。例如，拿“斯维特兰娜”工厂来说。“滚珠轴承厂”有很好的实验室，它参预整个工艺流程。实验室不仅检验制定工艺流程，而且通过派人操作有关设备的方式修改工艺流程。
同时，在许多工厂，特别是乌克兰的冶金厂，有人对实验室的态度简直不像话。这种情况在列宁格勒的工厂，在莫斯科的工厂也时有发生：最糟糕的例子当属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的状况，该厂的科学工作、研究工作、实验工作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但应当说，最近以来我们发布了一系列由谢尔戈[10]签署的决定和命令来整顿这一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前不久召开了工厂实验室会议。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这件事作出了极其迅速的反应。我们有一份专门的杂志作为工厂实验室的指导性杂志[11]
至于需要采取什么基本工作方针来解决重大问题，那么首先要努力使科硏网接近生产需要。这是最薄弱之处。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研究所划归重要工厂，派遣研究所工作队帮助工厂，在废品率升高时从研究所派遣紧急抢险工作队。选择课题，工作的安排应做到使工厂提出课题并使我们的研究所围绕这一课题工作，建立销售小组，我们为了做到这样的接近大致采取了这些措施。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这最终带来了什么结果。应当说，开展这一工作后，进展是有的，成绩是有的，但同我们工厂集体的巨大需要相比，同我们工厂工作的无限需要相比，同对这种工作的需要相比.我们大大落后了，因此需要再做一次坚决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必须做。
其次是计划。我已经报告过，科研工作计划已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我们遇到（如果通过清洗取得某种平衡，如果能给予我们部门以帮助，那再好不过了）相反的危险，遇到实际起了扼杀主动性作用的所谓计划过度。这首先是由于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不正确的报表制度。老实说，报表对我们部门是一种负担，一种折磨。我们迫使人们做大量的工作。但这是对我们的要求。
主席：财政人民委员部不明白这一点吗？
布哈林：不特别明白。我们把网内研究所从256个减为150~160个，但要求我们报告所有硏究所即不仅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而且包括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研究所的每个课题的研究情况，而课题的数量大约有1万个。结果我们变成了统计数字的会计处。应当说，这不叫审查。要求我们提供记录本，提供“纸片”。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研究所教坏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按时从研究所得到公文。而研究所对待这些文件就像对待记录本一样，它们像填写调查表一样填写这些公文，或者凭空杜撰数字。
什么最重要，我应当特别提请本次会议注意什么，——这就是开始越出界限了。具有会计财务报表性质而无实际意义的所谓计划，在许多部门对许多创造性工作成为真正的绞索，这就太过分了。
这可不是做凳子。你在这里开始了一个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岀现了另一个课题，你就应当立刻着手研究，因为有时它比你开始研究的课题更重要，但像常言所说的编制内没有这方面的钱。
主席：为什么人民委员部不提供帮助呢？
布哈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想法进行再分配，有时并不完全合法，从别处弄来再发下去。但我认为，应当完全取消这样的报表制度，应当使呈送报表的仅限于重大实验或研究所负责的某些课题。第三，每个研究所应有一定的机动资金，这笔资金应事先拨给研究所，如果工作过程中出现新的任务和课题，研究所有权支配这笔机动资金，从中拨款用于新课题。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是同歪曲计划的行为作斗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整顿计划的斗争就是同歪曲计划原则的行为作斗争。
最后，我们为精简和整顿我们的科研网进行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应当说，研究所所长向我本人和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最迫切要求是：我们准备好了挨你们的板子，但只限于你们。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有权打我们的板子。完全正确，存在着严重的政出多门现象，其表现是我们许多研究所存在双重领导体制，不通过我就无权任命所长，但是任命了，结果许多事情的处理我们都不知道。研究所所长们说，我们只需要一个主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以某种方式彻底明确一下。
这就是说，要精简科学网。我们把这个网从250个单位削减为150个单位。但我附带声明一下，这绝不是要削减科学工作的规模。我们的拨款在增加。我们只是要把包袱扔掉。这一工作是同工农检查院共同进行的，并得到工农检查院各机关的帮助。因此我认为，这一工作还要继续搞一段。还可以清除某些东两。
然而精简科研网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例如，我们科研学会的作用遭到了极大削弱，而恢复这种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科研局方面主要的严重缺陷是——忙于财务问题，而且财务报表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虚构性质；第二，最终产品不能完全销售出去；第三，我们的工作和我自己赶不上抽象的财务报表；第四，学会薄弱，科研局整个机构薄弱。
现在谈谈我们将来的计划，谈谈我们在这方面打算怎么办。为了使你们对这里的问题所在更清楚，我应当说，我们的所长们的抱怨有下述几个方面：抱怨无计划地从研究所抽调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研究所不是痛哭流涕地提到它们极其需要的工程师被调走等等；有时这是对的。
起初我认为，可以保留旧的结构并用这一结构来周旋，以便把这种研究所组织完整地保留下来。然而现在这一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来一个大胆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把所有专业研究所移交给联合企业、总管理局，有些研究所则移交给设备最好的工厂企业。那样一来销售问题将走上另一轨道，将开始销售工厂得到的外部产品，而研究所则成为工厂的主要车间。在这条道路上有没有风险呢？有。起初有些研究所会消亡，有些会不知所措，但以后终会理解，因为生产的需要会反映出来。因此应当冒这个风险，我们将在所有战线取得胜利。我对研究所所长们说：基本的历史需要可是掌握技术的需要；你们是想把人们零零散散地派往工厂呢还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团体派往工厂。这一计划有待人民委员签署。科研总局内还会留下理论性的综合研究所，其他所有研究所将转归总管理局、托拉斯、工厂。整个工作在将要召开的计划会议上将得到全面协调。
关于中央技术宣传局。我在《工业化指挥部》[12]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看一看技术宣传局各部门，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科学咨询方面我们组织了以雅赫宁同志为首的工作人员的发起小组。小组根据工厂的需要对我们研究所的咨询能力进行了考察。往常是这样提问题：研究所面向工厂，人们从来不把触角伸向研究所。现在情况则相反。他们对70个研究所做了这项工作：研究所能提供什么呢？它们出版了一本手册，很快便销售一空。现在正编一本有关整个研究所网、整个国家设计单位网的手册。
对莫斯科工厂、企业和研究所在掌握进口的150种和大约500个型号的金属切削车床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检验。车床制造具有何种意义是无须多说的。在这一基础之上编了一本附有掌握这种设备的细则的很有意思的新型手册。其次在研究的基础上现正筹备出版目录、说明书等。最后，是一系列的群众技术咨询活动，对此甚至国外报纸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在技术情报方面，我们成立了整整一个研究所——技术经济情报研究所。简而言之，我们出版了简报《技术新闻》，制作了两套卡片。因为我们迄今为止既未利用过世界专利文献，也未到国外出过差。这两件事都无人过问，而且在一次对我们一部分发明进行审查时发现，我们大约80%的发明都是早已发明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随便翻翻专利文献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美洲新大陆”都不需要去发现。而在这个研究所把所有这一切都担当起来了。
建立了技术资料处，在工厂建立了500个技术情报站。这一问题在我们局务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中央技术经济情报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科技出版社联合公司，它集中了所有的技术文献。我们去年出版了2112种不定期出版物、570种教科书、70种大型技术手册，出版了122种杂志，其中包括新杂志《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13]和《技术宣传》[14]杂志。近来我们的基层出版物也有了极大的增长。我们有32种靠我们资助的工厂报纸。出版23种工厂月刊、大约300种技术杂志、大约80种托拉斯简报和4份州技术报纸，其中3份靠中央技术宣传局资助。这项出版工作的最大缺点是书的质量，我们书的质量还“不稳定”、既有外观装帧质量，有时也有内在质量问题。
还有一条特殊的战线即参考书战线，关于这一战线讲得最多，必须加以整顿。但今年我们在纸张上很吃亏，纸张比去年缺。但在种类方面我们比去年多得多。印张量则受到纸张储备的限制。
其次我们提岀了生产技术教育问题，而且根据我们的建议政府机关通过了有关生产技术教育的强制法令。我们中央技术宣传局的领导人就这一点向执行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作了汇报。大概很快将再次面临这一问题。我们制定了112个规划，出版了16种教科书，32种正在排印中。我要提请大家注意，这里要预先进行极其大量复杂的教学工作，就是说这里指的是迄今未曾有过的技术教师、新型的技术员。
所以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优秀的专家，例如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专家托钦斯基[15]同志就直接参与了这一工作，就铺开的面来说我们的计划能完成，但在提供毕业生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了。我们在这里能够引用的只是抽样调查材料，但整个情况简直是五花八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经理对这件事情抱什么态度。那些有好的实验室、重视技术宣传、制定了技术工业财务计划等等、重视生产技术教育的工厂，往往是完成计划的工厂，也就是文明工厂。
但在某些工厂存在下述缺点，即技术教育提供的毕业生同铺开的面不相称。
下面谈直观教具、展览会、技术博物馆等等，我应当逐一列举以便汇报。出版了145种宣传画，有11种技术教育方面的技术用表正在印刷，举办了5次佐洛塔廖夫方法展览，在莫斯科建立了科学技术城，举办了汽车制造、节约金属、科索格尔冶炼、废物利用、集中调度等展览，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工业展览，在巴库建立了科学技术博特馆：那里巴里诺夫[16]给予了帮助，情况很好。
技术电影的情况不妙。我们原定出40部，实际出了15部。同“技术电影”托拉斯弄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它没有完成我们的订货，因此这是大失误。
群众组织工作。我们在这个方面同共青团的关系不错，同工会的关系不好。总的我应当说，同共青团相比工会完全是个消极的组织。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些示范基地，如在戈尔洛夫卡，在“斯维特兰娜”工厂；在卡·马克思工厂、在34号工厂。
我们在列宁格勒就技术宣传和部分技术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们到各地进行了走访。
如果谈到两个部门的缺点，那么可以看做漏洞的是：就提供毕业生来说，未完全完成技术教育计划，参考书不足，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的工作存在缺点，同我们总管理局领导干部的联系不够，对工作统计做得不够。两个部门的财务和整个工作方面最大的缺点是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我们应当坚决地使我们全体人员成为工程师，以便完成我们肩负的职责。应当在人民委员部内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更经常地在部务委员会提出问题等等。
我认为，允许在细小问题上进行争论，而现在我们要工作，要尽全力完成全国都在努力完成的任务。
主席：集体怎么样，工作协调吗？
布哈林：当我们机关出现波动，当要取消技术宣传时，我就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坚定的方针。其次我同波雷金召开了会议，就放弃还是不放弃我们的阵地进行了表决。所以在所有原则问题上我都尽力争取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我本人同党组织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注释
[1] 原件如此。
[2] 指“斯列普科夫等人反党反革命右倾集团”（“布哈林学派”）案。1932年10月~1933年4月，未经检察长批准逮捕了38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在1933年4月16日审理了伪造的材料后，在没有起诉书的情况下判处剥夺34人期限不等的自由，罪名是参加“以积极反苏维埃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革命右倾组织”进行“有利于国际资本阶级和积极的反革命活动和反革命宣传”。1936〜1941年，卷入这起案件的大多数人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和乌克兰内务入民委员部州“三人小族”判处枪决。现所有因此案也遭镇压的人都已平反（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2期第32〜48页）。
[3] 显然，布哈林想说的是：“对理论的鄙薄态度”。
[4] 指1930年5月2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苏联科学院章程。布哈林积极参加了起草工作。
[5] 指1933年出版的由布哈林和阿·莫·德波林主编的集体著作《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1883~1933）论文集》。文集的作者有：阿·马·高尔基，科学院院士布哈林、阿·河·鲍里夏克、谢·伊·瓦维洛夫、维·彼·沃尔金、阿·莫·德波林、A.И.越飞、弗·列·科马罗夫、尼·谢·库尔纳科夫、尼·米·卢金、伊·伊·墨山宁诺夫、弗·费·米特克维奇、亚·尼·萨莫伊洛维奇、尼·尼·谢苗诺夫、亚·伊·科梅涅夫、亚·阿·切尔内绍夫等等。
[6] 会议于1931年4月6〜11日举行。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关于科研工作计划的报告。
[7] 第二次全苏重工业科研工作计划会议于1932年召开。布哈林作了《技术改造和当前科研工作问题》的报告。
[8] 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1932年莫斯科版第75~80页。
[9] 布里茨克，埃·维·（1877〜1953）——苏联化学家和冶金学家，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10] 即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
[11] 指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研局的杂志《工厂实验室》，布哈林是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12] 看来是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出版物《工业化指挥部》。
[13] 《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工作和发明局的机关刊物。1931〜1936年出版。布哈林是该杂志的责任编辑。
[14] 《技术宣传》杂志1932（1936年在莫斯科出版，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技术宣传局的机关刊物，责任编辑是布哈林。
[15] 托钦斯基.A.C.——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金属工业总管理局总工程师。
[16] 巴里诺夫，M.B.（1888-？）——1904年入党，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总管理局局长，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1937年遭镇压。
感谢 黄胜利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