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一部分


6.伯纳姆个案

匡红 翻译;赤心 校对



  对于所有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而言:个人的考虑,尤其是个人的不满,不管是实际或臆想,都比党和阶级的问题更为重要,我们的反对派不知疲倦地散布指控,说我们一直在“迫害”伯纳姆。有人说,尤其是党内万恶的“化身”坎农,他不能容忍领导层中有任何聪明人,想将伯纳姆开除出党。毫无疑问,这一呼声博得了党内人道主义者的些许同情,并为反对派网罗了一些选票。而另有一批无人赏识的野心家,渴望领导地位,则从“被迫害”的伯纳姆身上看到了自己“令人心碎”的悲剧象征。一时间,所有所谓受到侮辱和伤害的人都本能地团结起来为他辩护。
  然而,这种不满纯粹是凭空想象。伯纳姆从未遭遇来自党内无产阶级派的任何个人敌意。相反,正如记录所充分表明的那样,他总是受到礼遇,并拥有别人所得不到的各式自由。毫无疑问他的品质和能力得到了最高程度的赞赏,且他在我们的方向上,即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完全融入党的方向上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党内的支持与鼓励。我们非但没有试图赶走伯纳姆,反而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以让他可以更彻底地融入党内。同时,那些比较有经验和有眼光的同志也很明白,他所处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他迟早要下定决心——要么和我们一同继续前进,要么回到资产阶级的世界去。当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最终来临,伯纳姆自己要做出选择。
  前几天我在翻阅个人档案时,偶然发现了邓恩同志于1936年11月21日写给我的一封信,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这封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对伯纳姆的善意。邓恩写道:“我从伯纳姆同志那里收到了一封相当长的信,信中对《组织者》[1]和选举活动提出了很到位的批评。我认为伯纳姆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尤其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工作跟进十分紧密,而且能够以表明他正在迅速发展的语言说话。我会把他的评论寄给你,其中大部分都是相当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在我参选的影响及其与工会在选举中的任务之间的关系这件事上,他的评价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但我们不能对他有这方面的期望,毕竟他在群众运动中的经验不足甚至没有。”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分子对伯纳姆的友好态度以及对他未来发展所抱的希望。同时,它亦非常巧妙地指出了他现存的缺点——“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令人惋惜的是,伯纳姆没有努力去弥补缺点,而这无疑是他未能融入我们的重要原因。这封信表明邓恩愿意向知识分子学习的态度。不幸的是,伯纳姆从来没有考虑过他可以向这位工人领袖学习一些东西。他本应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由此,邓恩同志其实可以补充道,伯纳姆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弱点:缺乏党内经验。一个人不可能仅靠参加每周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学到一个党及其内部生活和运作所需的全部知识;一个人也不可能仅靠业余时间的工作便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人。战前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体态臃肿、行动缓慢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行动基于这样的理论,即它有无限的时间,在没有战争和革命干扰的完全正常的进化过程中,以蜗牛的速度缓慢前进到社会主义。主要的领导层也与党的这一特性相对应。律师、医生、教师、传教士、作家、教授——这类人平日在另一个世界里过着“现实”的生活,然后心安理得地将一个晚上,或最多两个晚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奉献”给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所谓的战前社会党的杰出领导人。
  他们手掌大权;他们制定章法;他们是仪式场合的发言人;他们摆好姿势拍照并接受新闻采访;他们高高在上,和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吉米·希金斯[2]们间存有巨大的鸿沟。至于党的职能部门,即那些真正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党的日常工作和例行公事中的人,只是被看作奴才,他们担负着令人讨厌的任务,拿着过低的薪资,出了事就要被指责——这种对基层党务人员的偏见依然存在并在不断加剧;而荣誉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皆归于那些脱离党务从事“专业工作”的领导人,他们大多过着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生活,与他们可能“领导”的工人的生活实属天上地下。
  1919年,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我们在这个国家组织了共产党,并扫除了了这一切荒唐之事。我们认为,领导革命运动是一件严肃的事业,它应该成为一种专职,并于所有职业中最为崇高,最为光荣。我们觉得把时间浪费在资产阶级世界的一些琐碎的职业上,不符合革命领袖的尊严,党允许这样做也是错误的。因此我们规定,除非成为全职党员或愿意在党的号召下成为全职党员的人,才有资格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认为我们在1919年提出的想法是正确的。尤其在目前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如何以最高效率为基础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最高问题时,这个想法就更加正确了。
  总而言之,除非党由于自身的原因,出于为党服务的目的,认为让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党外担任这样或那样的职务是可取的,否则上述规则没有任何例外。当然,党无法承担党员的个人责任,以及党员因经济原因而不得不寻求外部职业的情况无论何时皆会存在。现在有许多理应把全部时间献给党的党员同志便是如此。但是其必须被视为权宜之计,待党的财政资源改善后,这种情况便应逐渐消除。
  像伯纳姆这样拥有杰出才能和天赋的人才,自然应该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这是公认的。同时在我看来,伯纳姆有义务完全为党服务,将党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专职。在我们与他相识的早期,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我远远没有阻止他走这条路,而是亲自做了许多尝试去开辟。我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在 1935 年夏天,即使在那时,他就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行政效率低下提出了高度的批评;他甚至提出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固有弱点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体制”——当时由沙赫特曼和坎农“代表”的体制——过于专注政治理念,并坚信这些理念会始终占据上风,以至于去实现这些理念的组织和行政机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是在伯纳姆发现坎农没有政治思想,也对政治思想没有兴趣之前)
  我当时本着最友好的态度向他提议,请他帮助我们弥补这个无可置疑的弱点。我具体建议他结束指导那些无意与工运联系的大学生的廉价生意,把他的精力和才能完全投入到党的工作当中去。在“思考”了一天多之后,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他给出的理由有些惊人:他说,他并不完全相信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一个在有生之年未必能取得胜利的事业中去是明智之举!当然,我也的确无法给他任何保证……
  1937 年夏天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时我们被社会党开除,正在准备重新组建我们自己的党。我再次向伯纳姆提出让他出任全国书记一职的问题,我依旧收到了否定的答复。在两年多前我们在芝加哥召开成立大会之前的会前讨论中,伯纳姆已经开始发展他关于俄国问题的修正主义理论。此外,他还开始提出“组织问题”,这表明他与我们的分歧远比我们目前工作的这个或那个细节上的分歧更为深刻。实际上,他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党的体制,不如说是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观念和传统。
  他开始对革命后的“民主”表示出极大关注,有点像那些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相提并论的民主派人士,我们对这些表现深感不安。这一切表现很清楚地表明,伯纳姆并非靠拢我们,而是走向反面。沙赫特曼同志当时和我正密切合作,共同拟定了组织决议,反对伯纳姆的决议。他和我就伯纳姆背离我们运动路线的那些令人担忧的症状进行了几次私人谈话。鉴于伯纳姆傲慢和挑衅的态度,我们所采取的刻意减少个人摩擦的方针并非那么容易,但我们确实成功地把个人对立降到了最低限度。在这期间我们与伯纳姆的一次谈话中,他明确表示,他的忧虑是针对我们在组织问题上采取的正统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至少是针对我们对组织问题的解释。他认为,作为未来苏维埃的领导人,我们对反对派的镇压过于残酷。
  然而,在这些问题上,他对自己的立场亦毫无把握。显然,他正经历着一个怀疑主义和内部冲突的困难时期,这无疑是由于他的个人生活和他作为党的领导人的地位之间的无可救药的矛盾而加剧的,即使没有受到鼓舞。在我们看来,他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苏瓦林主义的观点尚未成型,他在俄国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上升到关于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的反革命结论。我们真切希望他能度过个人危机,找到通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为了促进此点,正如我前面所言,我们一方面尽一切努力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无论在俄国问题上还是在组织问题上都不作任何原则性的让步。
  沙赫特曼和我在这一时期携手共进,共同捍卫第四国际关于俄国问题的纲领,共同捍卫我们的“体制”。在沙赫特曼的知情和帮助下,我就伯纳姆问题给克鲁克斯(托洛茨基)同志写了一封信。我认为现在有必要公布这封信了,它至少能使任何客观的同志相信两点:1.如两年多以前就已清楚地预示一般,我们与伯纳姆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我个人想尽一切可能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为革命运动的大局着想而保全他。在此,我引用我致克鲁克斯同志信的全文:

  纽约市第五大道 100 号1609 室

1937 年 12 月 16 日

  亲爱的克鲁克斯(托洛茨基)同志:
  明尼阿波利斯之行在会议召开前夕这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占用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值得的。从各种迹象来看,我们不仅成功挫败了斯大林派的阴谋诡计,而且特别是在工会运动中给予了他们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仅与“托派分子”对抗,而且还与明尼阿波利斯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对抗,结果无疑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的。而我必须承认,我们助力了这一自然进程。
  我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志们一直在坚守奋战。在我看来,他们在工会运动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国范围内,我也认为我们在这次小规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杜威教授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提到了明尼阿波利斯的陷害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们的竞选运动已然在关注工人运动发展的广泛人群心中烙下了印迹。
  我现在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并对此表示乐观。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积极成员,特别是那些占多数从事群众工作的成员,他们都对大会的召开抱有极大的期望和热情。
  我们计划根据我们的整体观点,以及我们在工会中的具体工作来确定大会的开展方向,并把关于俄国问题的争端平衡于适当的程度。因为在实地的同志们对内部讨论公报所表明的观点感到不安,认为大会将发展为仅仅关乎俄国问题的讨论。
  另外组织已经决定由我作工会报告,目的是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大会审议的首位。我们从事工会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取得成功,而正是在这些地方,党正在前进,吸引着新的成员,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亦然盛行。
  知识分子和丧失地位的激进派的圈子里整体所散发的强烈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精神,影响着我们的组织,首当其冲的是纽约。在这里必须承认,我们组织的社会成分依然有待改良,这解释了很多事情。而对于真正的工人而言,日常斗争的严酷迫切性不允许他们对世界的悲惨状况作过多的揣测,他们没有退路。
  我有理由相信,从组织和激发群众工作的角度出发,从整个党的工作路线出发,此次大会一定会成功。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不会在原则性问题的争议上含糊其辞。我同沙赫特曼同志就该问题进行了几次会谈。我们完全同意并决心坚定,要争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回答。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和语气进行这场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避免任何严重破坏同志关系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将尽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因为我们信任党内的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支持。
  关于邀请伯纳姆同志访问你的提议,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认为,在大会召开之前应完全否定此可能性。事实上,我也很怀疑大会之后该提议是否可行。我们必须等待然后看看大会的结果如何。
  我觉得我有责任就此事完全坦率地写信给你,而且我完全有信心认为你和你最亲近的同事会认同我的评论。
  我们不想做或说任何会恶化个人关系的事情。只要不是模糊原则性的问题,我和沙赫特曼同志都在尽可能地调解和平息。但这只是问题的核心。在我们看来,伯纳姆反抗的是一般的基本原则,而不仅仅关乎俄国问题。
  随着大会的临近,我们在党的观念上的冲突与分歧越来越多。民主、集中制、不可调和的信仰、抵御外来情绪和理论的渗透、对知识分子中的杞人忧天者、失败主义者和无病呻吟者进行残酷攻击——所有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预示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义。如果只是礼貌地进行争论,我们只会越陷越深。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必须拿起武器对抗这个充满敌人和瓦解因素的世界时,伯纳姆受到了他的背景、环境和教育的严重限制。他有着坚强的性格,和我不需多言的能力,但在我看来,俄国问题和现在其他问题所引起的争端,主要不是——或者更好地说,不是从根本上是——智力上或理论上的。
  亲爱的朋友,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想他是患了知识分子的抑郁病。谁能治好他的病呢?如果他完全认同工人布尔什维克,并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受到他们精神的影响,也许会有希望。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从不真正觉得自己是我们中的一员。党的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天职,而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不遍历全国各地,不参加实地同志的行动,不和他们一同生活,不向他们学习,不在个人生活中受到他们的影响——他的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你也很清楚,真实的学术界,以及伪知识分子的学术界,都被普遍沉重的悲观情绪所笼罩,怀疑一切。
  在他没有真正领悟的情况下,伯纳姆自身也受到日常环境的这种悲观情绪的影响。再加上他极力贬低党内的同事,抵制受到任何影响或教导的想法,即使是我们国际同志的影响或教导,你便可以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并非容易。
  我要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便预感到这场关于伯纳姆的个人危机——这就是它的本相——的到来。众所周知,革命是吃人的事业,得付出一切,排除杂念。按理说,伯纳姆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党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的地位,并明白党对更积极的专职工作人员不可或缺的需要,现在至少应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成为一名公职人员,以及领悟到其所意味着的一切。我去年春天从加利福尼亚回来时,曾希望他已能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做好准备。当我间接地向他建议,随着我们与社会党决裂,他应该接任全国书记的职务。当时他对这一建议没有反应,虽然还没有显露出严重分歧的迹象,但我已然对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疑虑。
  我给你写了这封极其坦率的意见信,因为我认为你有必要了解我所认知的问题的性质。在此基础上,望提出建议或提案,帮助我们和伯纳姆同志找到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道路。
  致以同志般的问候

  (签名)詹·帕·坎农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我对伯纳姆的小资产阶级态度的看法,并不是在当前派别斗争爆发时突然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是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写上述信件前不久,我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提到,我曾到过明尼阿波利斯(在科科伦[3]被害时)。在那里,我同一群领导同志讨论了党内的纠纷和纽约领导委员会的情况。这些被反对派描绘为无知的仇视知识分子的同志们,在这次讨论中意愿强烈地向我强调,他们希望与伯纳姆的争论能不要以不必要的方式引起他的反感与对立,也不要过分削弱他在党内的地位。他们明确表示他们非常重视他的能力,并希望他能得到同志般的待遇,以助于他在大会之后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并发挥作用。
  我向他们保证我愿意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愿望。然而我认为,伯纳姆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他错误的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他的小资产阶级个人生活与党对领导人所提出的日益严格的要求之间的根本冲突。我告诉他们,我经常观察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以匆匆得出的与党的“政治分歧”为形式理由,寻求个人困难和矛盾的合理化。如果我们能确信伯纳姆真的是我们中的一员,如果他能表明解决个人矛盾的决心并认真投身革命运动,那么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理由相信,我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最终能够在同志讨论和携手工作中得到克服。
  大会结束后不久,伯纳姆要求沙赫特曼和我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与他共进午餐,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次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一位参加了明尼阿波利斯讨论的同志向他汇报了我对他的评价。不过,他强调这是出于真诚和善意。我感到遗憾的是,他还没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就向他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然而事已至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
  伯纳姆坦率地表示他的不确定性,并告知我的假设可能是正确的:即在他与我们的政治争端中,他只是将他个人的矛盾合理化。他承认这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矛盾,而且他还没有准备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想再深陷党的工作,而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并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除了固定的文字工作外,可以从党的所有职务中解脱出来。我们以友好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给他任何官僚主义式的命令;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8年1月20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的会议纪要此事的正式处理情况记录如下:

  坎农:报道说伯纳姆同志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把所有工作集中在为杂志和报纸写作上。
  坎农提出动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认为伯纳姆同志的工作是专门的文字和编辑工作, 并且他可以免于例行的小组委员会工作。通过

  如果一些党内工作人员被拒绝免除令人厌恶的职责,通过阅读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录,那么确实可以得出党内存在“二等公民”的某些结论。但是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以能证明我们最重要的党内知识分子就属于这一类。(顺便一提,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得知,著名的关于汽车运动的“新年会议”并不是唯一一次事先在非正式讨论中准备好正式决定。这样的场合有很多,今后还会有很多。这是任何严肃的“集体领导”的正常做法。)
  此后发生了什么变化?是什么使我们中断了所有个人和政治合作,并最终使我们陷入目 前处境?就我而言,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今天的方针和当时一样;伯纳姆朝着相反的方向稳步前进;而沙赫特曼,在上面记录的谈话后不久,便开始转向伯纳姆的方向,我们渐行渐远,现在站在了对立的阵营。伯纳姆,正如他的《科学与风格》一文所证明的那样,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彻底决裂。沙赫特曼昨天为布尔什维主义辩护反对伯纳姆,今天为伯纳姆辩护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让他们试图用所谓的坎农的“官僚主义”和“小团体”阴谋来解释这些变化吧,这些只是事后编造的借口罢了!我相信我已表明我的所有努力都向着不同目标发挥作用。




[1] 《组织者》(The Organizer)是卡车司机第574分会的正式报纸。

[2] 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吉米·希金斯》(Jimmie Higgins)中的人物,他代表了当时社会党底层工人的形象。

[3] 帕特·科科伦(Pat Corcoran),卡车司机联合委员会(Teamsters Joint Council)司库,1937年11月遭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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