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第二部分 给同志们的信


致约瑟夫·汉森

（1939年10月24日，纽约）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1939年10月，约瑟夫·汉森前往墨西哥城，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以下是他在墨西哥城期间写给他的信件和其他信件，也供托洛茨基参考。——编者注


　　亲爱的乔：
　　我昨天收到了关于苏维埃国家性质的第二篇文章[1]，现将它交给委员会发表。从文章要达到的清晰度上说，它回答了许多一直困扰着一些同志的具体问题，并将对整个问题的澄清有实质性的帮助。
　　自从你离开后，内部形势急转直下。在纽约这里就有争议的问题召开的两次成员大会非常激烈。现在很明显，党内一直有大量的派系活动。现在它以一种相当激烈的形式公开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反对我们的五颜六色的集团，它包括那些想修正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人和在这个并非不重要的一点上坚持正统路线的人；包括在苏联问题上的坦率失败主义者和无条件失败主义者；包括否认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特性的人和想象在组织领域里斯大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逻辑结果的人。后一个问题已经表明它是反对党的 “体制”的派别产生的巨大动力。只要有半只眼睛，人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党的纽约支部中有相当数量的伪装的和没太伪装好的苏瓦林主义。
　　另外一个事实是，在这些集团的支持者中，有50%以上的人在苏联问题上的情绪是完全失败主义的。在成员大会上的发言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朋友沙赫特曼和阿本宣布坚决声援联合反对派，并把一切火力指向“保守”的多数派。在纽约，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争论从一开始就发生了极其激烈的变化。至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我还没有任何消息。
　　以上我只是向你大概介绍了纽约的情况，以我惯常的节制和克制。也许，世界危机对知识分子的破坏性影响，在党的一个具有纽约社会成分的支部中引起一些苏瓦林主义的反应，这并不奇怪。然而，如果不能通过统一的领导来对付这种可怜的病态，那就有点尴尬了。
　　我必须承认，我们对党的纽约支部的社会构成在危机时刻可能产生的危险的看法过于肤浅和自满。现在，它的到来即使不是当头一棒，也像在鼻子上狠狠一弹。可以说，这是对我们未能把奥布莱恩[2]关于党的社会构成的信提交大会进行直截了当的审议的一种代价。老头子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我们能不能再通过最高层的和解和妥协来收买自己，使自己不至于在党内进行尖锐的斗争，并且以掩盖深层的和基本的矛盾为代价，他们就像一颗尚未爆炸的地雷一样潜伏在整个形势之中——这个方针我们现在已经或多或少地一致遵循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说，是否有必要通过坦率的和毫不含糊的政治斗争，使形势变得更加明朗，并划出尖锐的分界线？
　　在这方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懒惰和和平主义的做法充其量只能为我们买到一张通往幸福幻境的短期门票。你怎么看呢？
　　兄弟般的问候

詹.帕.坎农




[1] 见《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保卫马克思主义》——编者。

[2] 在1939年7月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召开之际，列夫·托洛茨基给詹姆斯·坎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这封1939年5月27日的信中，托洛茨基——就政治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呼声报》的讨论——发出了关于当时党的社会构成中潜藏的危险的警告，在大城市，特别是在纽约，小资产阶级分子占多数。
　　这封信的结尾部分如下：
　　“作为成功的条件，一个彻底的和勇敢的改变是必要的。这份报纸对美国工人来说太明智、太学术、太贵族化了，而且倾向于反映党的现状，而不是为党的未来做准备。
　　“当然，这不仅仅是报纸的问题，而是整个政策方针的问题。我仍然认为，你们有太多的小资产阶级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非常优秀，对党非常忠诚，但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职责不是在他们之间相互讨论，而是深入工人的新鲜环境。我重复一下我的主张：每一个小资产阶级党员，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三到六个月，没有为党赢得一个工人，应该被降级为候补党员，再过三个月就被开除出党。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不公正的，但党作为一个整体将受到它非常需要的有益的冲击。必须要进行一个非常彻底的改变。
　　同志的问候

　　V.T.奥布莱恩（列夫·托洛斯基）”

　　正如坎农在他的信中所强调的那样，无论是托洛茨基的警告还是他的建议，在当时都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和考虑。——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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