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坎农 -> 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默里·韦斯
（纽约，1940年3月8日）
陈湘 翻译；赤心 校对
默里·韦斯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亲爱的默里：
我收到了你2月29日的信。
我们最高兴的是听到核心小组正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反对派正在直接走向分裂，我们必须组织我们的力量来粉碎它。从现在起，这就是革命战略的首要任务。
我认为，你说伯纳姆在《科学与风格》的厚颜无耻的文章是对沙赫特曼的独立残余的打击，这是很正确的说法。我认为这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他只是在提前通知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在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后，他将为他们提供什么，让他们接受什么。
顺便说一句，这是一堂很好的有原则的政治课，或者说，尝试无原则的政治的致命后果。我想你可以就这一点给同志们上一整堂课，用最近的事件作为我们运动过去历史中类似事件的补充。
乔治·克拉克写了一份关于汽车危机的长篇文件，应该在今天或明天投入印刷。这是该事件的完整历史，对于在这个问题和类似问题上被蒙在鼓里的洛杉矶基层同志来说，将是一个相当大的启示。它的副标题无疑是对该文件的描述：“在阶级斗争的考验面前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
如你所知，当时我正在法国出差。关于这一事件我听到了很多片段，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些所谓的领导人把事情搞得多么糟糕，直到我读到克拉克写的整个连贯而完整的故事。
埃弗雷特团体的“独立”立场是一个易识破的骗局。苏联失败主义是一种阶级背叛的立场，其倡导者和其他叛徒一样。我从以前的信中得到的印象是，在多数派的队伍中，有与该团体暂时妥协的倾向。我认为这并不正确。我读了埃弗雷特的文件，认为你对他的估计是正确的，你说他只是一个想另立门户的伯纳姆分子。我认为应该在我们的核心小组中明确指出，与埃弗雷特的倾向进行任何形式的和解是没有讨论余地的。他们与我们的方向不一致。因此，他们不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盟友。
洛杉矶的埃弗雷特派可能在分裂问题上犹豫不决。应该毫不迟疑地把他们从这个问题上熏出来。如果他们决定留在党内，我们自然会把他们和分裂者区分开来。但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任何样子或任何形式与他们的倾向进行和解。我们也不会在大会之后继续与他们讨论。
你谈到了反对派领导人的“孟什维克精神和观念”。托洛茨基在前几天给克里斯·安德鲁斯的信中说，“与伯纳姆和其同类相比，我们的俄国孟什维克是革命的英雄”。
我注意到泰德对伯纳姆的文件第一页的反应。党内的每个工人都同样感到反感。我不知道这个国际人物是谁，他停下来欣赏警察的军刀在阳光下闪烁的美丽，而不是投身于战斗。但从他的描述来看，他属于反对派核心成员。这里的同志们认为他指的是格伦纳（扬·弗兰克尔[1]），那个虚张声势的人，他正试图把自己当作某种国际领袖，并把他个人的士气低落合理化为一种政治纲领。默里，对这些鸟人不要太在意。
我同意你的建议，即在核心小组中制定党的主张，以便在支部会议上提出，等等。事实上，同志们必须从现在起把多数派核心小组视为党，他们现在就必须承担起全部责任，为大会上肯定会出现的分裂作准备……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又及： 我正在阅读托洛茨基写给多布斯的信。他完全支持我们的立场，公开地、断然地拒绝少数派对公共机关报的要求。你也许会在下一封信中收到一份副本。
[1] 扬·弗兰克尔(Jan Frankel)，笔名格伦纳，1928年成为捷克反对派成员。1929年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和警卫。1933年离开托洛茨基的住所，在巴黎书记处工作。1934年，法国警方逮捕了他，并将他驱逐到捷克斯洛伐克。1935年，前往挪威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几个月后，挪威警方再次将他驱逐到捷克斯洛伐克。1937年，前往墨西哥，1937年4月杜威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的听证会上，他是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唯一的证人。1937年，他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与第四国际决裂，加入沙赫特曼的工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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