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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Union Questions

工会问题

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

近人 译　宴之敖 校订


　　最初发表于1928年七月号的《共产党人》（《工人日报》副刊）。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cannon/works/1928/tuquestions.htm
　　坎农的以下这篇文章发表于工人党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上。它支持赤色职工国际[1]的领袖洛佐夫斯基[2]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上以及在赤色职工国际于1928年3-4月召开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工人党工会工作提出的批评。
　　洛佐夫斯基抨击美国的工会政策，因为共产国际开始了它的“第三时期”极左主义转向。福斯特派和政治委员会中的洛夫斯通多数派一开始反对这个转向。洛佐夫斯基认为美国党一直围绕着劳联以及它的各个工会转圈，他们尤其反对这点。洛佐夫斯基的观点当时与坎农派的一贯立场吻合。
　　坎农希望他的文章能够发表在《工人日报》上，但政治委员会在6月9日投票决定只有福斯特写一篇答复文章才能发表。毫不奇怪，福斯特没有选择公开攻击洛佐夫斯基。坎农不得已而求其次，将文章发表在《共产党人》上。


　　在1928年五月最后一周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工会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工人运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在工会领域中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这些斗争要求评估获得的经验，并提炼出指导未来工作的推论。赤色职工国际在最近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关于美国的决议，我们的工会政策和工作最近遭到了来自洛佐夫斯基同志的尖锐批评，他在最近的世界大会的演讲中以及发表在报刊上的特别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批评。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演讲和文章措辞很尖锐，谴责很激烈，使得党内议论纷纷，甚至给我们的对手提供了讨论和说教的机会。一些同志对这些批评立刻做出了反映，试图为他们观点的正确性而争辩。中央会委员全会忙于讨论这些批评所引起的问题，而讨论才刚刚开始。彻底深思美国工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已在议事日程上。

前景


　　第一点是前景的问题。我们的路在何方，形势的关键是什么，整体走向是什么？首先必须澄清一点，在一份论纲或决议中混淆或调和互相冲突的观点是错误的根源，以及纲领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这种状况是要不得的。
　　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通过的工会决议来自于二月全会的决议，并重申了二月全会对恶化中的产业萧条以其对工人的激进影响的看法。这个观点完全正确。
　　决议预计工人中的不安情绪日益严重，并认为将出现大规模的斗争，尤其是在工人未被组织起来的领域内，诸如，汽车行业，橡胶厂，纺织业以及肉类加工业。这些行业雇用大量的工人，他们遭到残酷的剥削，现存的工会给他们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他们的斗争情绪正在高涨。
　　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方针。共产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依靠工人中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渐增的斗争决心，并将它的工会工作的重点和重心集中在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为罢工而准备。

旧工会的衰落


　　近年来，劳联工会在雇主的攻势面前一再让步，人数上呈下降趋势，其基本盘局限于熟练工人。钢铁工人，食品加工工人，铁路工艺工人等工会的冲击从劳联这夺走了大量不熟练和半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力量的源泉，蕴含着战斗力量。这造成了它的基本组成成分发生了深刻改变。矿工联合会[3]的瓦解快速加剧了这个进程，并尖锐地提出了美国工人运动未来道路和发展的整个问题。
　　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官僚领导下，劳联工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完全无能力发起反对自由雇佣企业攻势的斗争。抵抗政策被代之以撤退和投降的理论实践；“工人”领袖呼吁旧组织有权在以资方控制工会的形式下存在，在雇主同意下，工会成为促进有效生产的服务机构。
　　这条路线符合统治官僚的政策。这些工会的头头们不仅不会提出保卫工会的战斗纲领，而且公开和有系统地妨碍基层成员朝着这个方向作出的推动。他们向不熟练和无组织的工人设置障碍，扑灭现存工会中战斗的余火，希望以此来获得雇主对他们的承认，对共产党人和左翼的讨伐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
　　旧工会中阶级精神的瓦解是这条路线不可避免的结果。没有能力保卫现存的工会和劳动标准，没有能力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对美国组织起来的工人来说，这很关键——都源自于这条路线。

工人运动的危机


　　今天美国工人运动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对工会问题的判断和策略的规划必须以此为前提。
　　工人运动的危机在于，工会正被老板们日益猖獗的攻势和官方工会领导层的背信弃义和反无产阶级政策所瓦解。工会的成员正在减少，越来越缩小到技术工人阶层，越来越不能够保卫现存的标准和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工会的危机必须和美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立场结合起来考虑，基础行业内大多数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面临着渐增的压力，他们对此作出反应。不能从这个总立场出发就会导致错误片面的结论。
　　许多行业中工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他们为斗争所做的越来越多的准备不容拖延。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有赖于这个问题。重大斗争的前景已在不远未来的日程上，必须为这些斗争提供组织形式。
　　现存的工会受到老板代理人的操作指挥，不能提供这些（组织）形式，也不会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斗争。相反，目前的工会官员竭尽所能阻止工人的组织，并将在今后的斗争中制定出一些更公开更臭名昭著的办法来背叛工人。
　　过去的繁荣年代里，冒牌的旧工会不能组织起工人。他们的基础薄弱，越来越倾向于充当工人贵族的行会，反动的领导层在垂死挣扎时紧紧抓住自己的权力，更不会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成为组织大多数非熟练无组织的工人的媒介。

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


　　在问题上不容许有两种观点。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给出明确肯定的回答。否则制定正确的左翼策略——美国工人运动未来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不可能的。
　　组织大多数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在旧工会不存在或不能作为真正的斗争机构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组建新工会是美国共产党和左翼的历史任务。这并不与我们在旧工会内部，甚至是在最反动的工会内部，继续和加强我们的工作相矛盾，相反两者可以归结到一个任务中去。我们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将两者结合在一个统一的政策中去。左翼面临的真正的策略问题是未来时期工会工作的重点和重心问题。重点肯定在于组织重工业内的大多数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工作，他们现在未被组织起来，但注定会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工会官僚不能也不愿意将他们组织起来。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批评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党迄今为止奉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吗？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批评有实际事实依据吗？
　　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答案，但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客观看待这个问题，着眼于为未来制定正确的策略，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就可以只产生于对我们工会工作的主要问题有对立意见的人当中。这个问题必须给出答复，因为我们的未来工作不能完全与过去隔离。
　　没有人能够指责洛佐夫斯基同志对美国党的工会工作的错误过于客气或轻描淡写。他指责党直言不讳地要求“改良主义工会的领导人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挽救工会，领导罢工等等”，他说我们对联合阵线的错误阐释以及“对双重工会主义的崇拜”绊住了脚，阻碍了我们建立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新工会。
　　无疑，洛佐夫斯基同志的一些批评表达方式夸张，一些用语在字面上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苛责包含了好的真理精髓，这些苛责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一道会帮助党果断地克服惰性，纠正它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路线。

决议和实践


　　的确，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形式主义者，我们可以指着过去的一年里在多个场合通过的决议，来表明在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这个问题上我们懂得正确的路线，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但我们的问题是，当机会出现时，我们却懒于采取决定性步骤，把我们的决议付诸实施——这就是洛佐夫斯基同志批评的主要方面。
　　很容易拿客观困难为借口来为我们在新领域或旧工会瓦解的地方组织新工会工作上的懈怠开脱。困难重重，可以举出不少，但我觉得这只是回避问题。争论点不仅仅是我们在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进入新工会的工作上获得多大成功，而且也在于我们在有机会的地方真正付出了多少努力，在完全实现我们自己的决议这个问题上我们因禁止和保留而受到多大的阻碍。
　　为什么我们在科罗拉多不活跃，允许世界产盟垄断煤矿工人的组织，向矿工的处境中引入新的混乱因素和反作用？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煤矿业，未被组织起来的矿工遭到路易斯[4]机构的抛弃，为什么我们没有至少一年前在他们中建立起新工会核心？这样就能为今年四月未遂的罢工做好铺垫。为什么在煤矿工人罢工开始后与左翼举行它的全国大会之间拖延了整整一年？因为这直接的挑战或许就能影响到路易斯的机构[5]。
　　有种观点认为我们在这些问题拖延是因为缺乏力量，这站不住脚。如果我们的确做出了尝试，倒也可以拿这种理由来为失败辩解。真正的答案必须到我们在工会问题的决议和我们的具体实践之间的某种不一致中去寻找，到我们在完全理解决议含义并贯彻它们的某种犹豫不决中去寻找。
　　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批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激励我们消除这种不一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通过的工会决议说我们无法在实际建立新组织的工作中获得更大进步，原因之一是我们党步伐缓慢，适应不了形势——形势却要将更明确的重点放在独立工会活动上——决议在这点上是完全正确的。

自我批评


　　当然，独立工会活动的教条主义者在原则上会不惜一切代价声称他们是一贯正确的，而我们一直是错误的。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对此都无话可说。但他们今天的话语和昨天的一样空洞。共产党凭借它的正确政策，在最近几年里，实际上已置身于美国工人的每一场斗争的中心，而这些分离论的教条主义者的策略使自己处于活生生的运动和工人大规模斗争的次要地位，使他们的组织陷于孤立。
　　我认为有一些同志有过于重视这些宗派分子的论点的倾向。引用他们的宣传为理由来减弱对我们过去经验和问题的公开坦率的回顾会让我们彻底误入歧途。害怕“我们的对手说的话”经常会使我们逃避自我批评，并阻碍我们详细制定出正确的策略。我们的任务在于检视我们的问题，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式进行自我批评，对分离论的倡导者和我们政策的其他一切对手置之不理。

旧工会中的工作


　　中央执委会通过的工会决议是赤色职工国际决议的必要补充，彼此并不矛盾[6]。两份决议都从工人和资本家越来越频繁的冲突导致阶级斗争加剧这同一个前景出发。两份决议都将关键的角色分配给基础产业内的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相应地调整了他们的政策。
　　中央执委会的决议对现存工会的现状作出了必要且更详尽的分析，号召加强我们在这些旧工会的工作，以便争取普通工人远离反动分子的控制。
　　提高增强旧工会工作必须与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作携手并进。毫无疑问，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党的任何一位主要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都没有提出放弃旧工会工作的建议。毫无疑问，如果这种倾向得到任何的鼓励，就会在左翼及其组织中发展起来。不能让人作出这样的怂恿，必须与这种倾向的苗头作斗争，因为被组织进现存工会的三百万工人不能向官僚投降。这些工人在我们的帮助之下，会抛开他们叛变的领导进行战斗。

重点问题


　　这里真正的问题是重点在哪。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文章，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以及中央执委会的决议都强调在当前形势下重点在于：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加入新工会。此时将转移重点，对要抛弃实际上不存在的旧工会工作惊慌失措，或者否认党在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问题上存在懈怠，客观上容易成为再一次偏离主线以及将重心置于错误位置的幌子。
　　在组织美国基础产业工人的道路上，阻碍的确很庞大。目前我们手头的力量又薄弱。不需要低估困难；我们面临的困难每次都会加倍。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会用残酷的迫害来阻碍新工会运动，工人在尝试建立新工会时就会发现他们和工人骗子的背叛行径还没有了结关系。
　　在作出组织未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决定和实际组建并巩固新工会之间横亘着一条漫长崎岖的道路。但历史为共产党和左翼安排了这样的任务，我们必须认真地开始工作。



[1] 赤色职工国际是1921年正式成立的革命工会的国际联合组织。赤色职工国际联合了未参加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的一些全国性工会组织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组织中的反对派。1937年底停止活动。——译注

[2] 索洛蒙·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1878-1952）,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起流亡巴黎和日内瓦。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回国，1921年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1921-1937年任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1948年在斯大林反犹运动中被捕，1952年遭枪决。

[3] 美国矿工联合会，美国矿工的行业工会，成立于1890年，在1930年代产联的崛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译注

[4] 约翰·路易斯（1880-1969），1920年至1960年任美国矿工联合工会主席；直至1940年一直是产联的主要领导人。——译注

[5] 请参阅科罗拉多州IWW罢工中《工人进入新的斗争道路》的注释。同一篇文章的注释4涉及到关于召集矿工工会全国反对派会议的斗争。——原注
　　注释4的全文如下：
　　参见《坎农与美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第397-39页的注释，介绍了政治委员会关于召集矿工反对派全国大会的斗争背景。这些分歧显然得到了克服，因为1927年11月2日召开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一致通过了福斯特的提议：“通过我们的渐进式接触，立即试探这些进步领袖们对召开会议的态度。”约翰·布罗菲和鲍沃斯·哈普古德同意召开会议，布罗菲依然是“拯救工会”委员会的主席。1928年4月1日全国会议在匹兹堡召开。有超过1000名矿工参加——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加入了罢工。1927年9月初，党就已经开始为中央竞争区的罢工矿工展开一场支援运动，他们自4月初就开始罢工。
　　第397-399页的注释译文如下：
　　在整个1923至1926年期间，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参与了一场联合运动，旨在摧毁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中工会教育同盟（TUEL）的巨大影响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被大批驱逐出工会。1926年4月，矿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宣布工人党是一个“双重”组织。任何参加党的活动，包括分发《工人日报》，都是被开除的理由。刘易斯担心失去对工会的控制：一年一度的矿工联合会大会被推迟到1926年12月工会选举之后。
　　随着大多数处于领导地位的党员被清除出工会，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通过助手鲍沃斯·哈普古德(Powers Hapgood)接触了持不同政见的第2区领导人约翰·布罗菲(John Brophy)。共产党同意以“拯救工会”的名义支持布罗菲参选工会主席，同时将工人党及其政治置于幕后。尽管如此，刘易斯还是对布罗菲发起了一场恶毒的“红色诱饵”式的反对运动，并宣称自己在选举中以绝对优势获胜。
　　约翰斯通、洛夫斯通和邓恩组成了“三人委员会”，在1927年初的矿工联合会大会上领导工人党进行干预。37名党员是大会代表，其中大部分来自第五区。1927年1月27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干预问题，约翰斯通在会上抱怨说，“他们在进步会议上批评我们不够努力，而不是我们批评进步分子。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约翰斯通还抱怨说，布罗菲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对刘易斯也不够强硬。
　　尽管如此，会议普遍同意洛夫斯通的意见，认为这是“多年来最重要的工会会议”，他们决定继续反对刘易斯的领导。尽管共产党声称在矿工联合会选举中存在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但布罗菲仍然不愿在大会结束后与刘易斯正面对抗。洛夫斯通想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与布罗菲的联盟关系，但福斯特在1927年4月8日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争论道，“我们在矿业形势中的整个方向必须转变为亚历山大·豪厄特式的，而不是布罗菲式的。”
　　最终，布罗菲同意发起一场挑战矿工联合会选举结果的运动。福斯特在1927年5月5日提交给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关于建设运动的提议中，包含这么一项：“我们着手发展反对刘易斯的情绪，并最终召集矿工联合会的公开会议，只要运动的过程表明这样的会议是合理的。”洛夫斯通多数派投票否决了这项动议。他们还投票否决了坎农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召开会议的决定将在晚些时候做出。

[6] 与二月全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工人日报》（美国共产党机关报）甚至没有提到五月执委会全会，会上作出的决议和报告都没有在该报上发表。——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