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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D·帕尔默谈他的新书《詹姆斯·P·坎农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兴起》

﹝美国﹞查德·皮尔森(Chad Pearson)

2022年12月21日
Yang Chenhuan 翻译、卡卡 校对


  原文链接:Bryan D. Palmer on his new book, James P. Cann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rotskyism

  查德·皮尔森最近就其新书《詹姆斯·P·坎农和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1928-1938》(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0; Chicago: Haymarket, 2021)采访了作者布莱恩·帕尔默(Bryan D. Palmer)。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可以从很多个层面上回答这个问题。从最基本的、有些非政治的层面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对精彩人生的好奇心的问题。坎农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左派人士。他并没有真正地被深入研究,我会在之后的问题中深入讨论其原因。吉姆·坎农出生于美国腹地,堪萨斯州堪萨斯城的城郊工业区,是一个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父亲是爱尔兰共和党人,热衷于劳工改革和德布斯[1]社会主义事业。一个从小作为祭坛待童培养的男孩是怎么最终成为世界产业工人的鼓舞者、美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创始人的?

  另一个层面是史学的:关于美国共产主义的写作长期以来存在着对立的两个阵营。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追随者(哈维·克莱尔(Harvey Klehr)和约翰·海恩斯(John Haynes)是他后来最多产的同行)被称为传统主义者,他们对美国共产主义的研究强调,共产主义是一个“舶来品”,是共产国际强加给美国及其阶级斗争的,实行铁一般的“莫斯科统治”。另一个更偏向新左派的学派则倾向于反对这种解释方向。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反而强调,美国共产党人在支持苏联和1917年革命的同时,也是反对种族主义、失业和剥削的斗争中的主要活动家,为产业工会和公民权利而战。当然,双方都告诉我们关于美国共产党的重要事情。但在他们的对立观点中,他们各自都忽视了共产主义经验的一个重要维度。

  双方都试图去解决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共产国际及其附属国家党派的斯大林化问题。然而,他们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传统派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过度发展的产物,仅仅反映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独裁主义。修正主义者倾向于将斯大林主义视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悲剧性缺陷,与共产国际国家分部结盟的美国革命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成功的绕过了这个缺陷。

  坎农跳出这些分析学派,对这些解释工作提出了质疑。如果像传统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共产党人只是莫斯科苏维埃事业中心甘情愿的工人,那为什么他们的领导人物之一,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曾经全心全意地拥抱1917年的革命并向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设计师学习,却会拒绝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并脱离了在1925-1929年间在共产国际中随着其斯大林化所表现出来的革命国际主义的堕落。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共产主义的历史,像修正主义者经常建议的那样,需要被写成英雄斗争的编年史,而这些斗争往往是发源本土的,而非服从于莫斯科的,那么像詹姆斯·坎农这样的美国共产主义的核心人物,怎么能够做到继续坚持斗争以及恪守1917年的承诺,但却同时如此强调必须使美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党回归初心,甚至为此打破了与列宁创立但被斯大林重组的共产国际的长期友谊和联系。美国共产党的二线干部及其普通党员真的有可能表达他们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忠诚,而不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带入一些我们己经知道具有问题的政治吗?

  因此,关于坎农的写作为历史学的僵局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种僵局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的共产主义简化为外国支配或进步斗争的非此即彼的表现。这种二分法最终未能处理好斯大林化和持异议的共产主义反对派的问题。

  归根结底,这好奇心或历史学更有意义。写这本书的真正原因,除了当然地上述问题之外,是坎农对我来说是“一条线”,它将与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有关的革命工人动乱和俄国革命的吸引力以及它对美国本土激进分子和移民工人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坎农的政治企图不亚于在美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正是最终吸引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本书探讨了坎农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的十年中的作用,见证了这十年托洛茨基主义在美国的兴起,这是一个未被充分研究、宣传的政治成就。30年代初,左翼反对派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最大和最成功的国际部分,为恢复世界革命而奋斗。这就需要反对斯大林化,反对将革命斗争冻结在“一国社会主义”方案的死胡同里。因此,坎农是国际和美国革命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您写道,坎农“几乎没有被美国劳工和革命运动中的学生所接受”(页46)。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出版的他的著作,人们对坎农一直很感兴趣。德雷珀认为坎农是共产主义早期历史的典范,他在两卷本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史中,依据对坎农的采访,坚持认为对坎农来说,直到1950年代他己进入晚年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还保持着活力,这意味着,他比所有德雷珀采访过的人,都能提供见解并讲述运动的真相。尽管如此,学术界对坎农的兴趣还是相对低迷,在2007年我的第一卷出版之前,对美国托洛茨基主义及其领导人物的最佳描述仍然是一个纽约的知识分子,文学学者艾伦·瓦尔德(Alan Wald)1987年写的书。康斯坦斯·阿士顿·梅尔斯(Constance Ashton Myers)的《先知的军队: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美国,1928-1944》(The Prophet's Army: Trotskyists in America, 1928-1941)(1977))一书的研究做得并不好,最糟糕的是,他对坎农,甚至对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都是居高临下的轻视。诸如瓦尔德、保罗·勒布郞(Paul LeBlanc)和乔治·布雷特曼(George Breitman)等支持者撰写了一些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重要文章,其中这三人于1996年编写的《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历史论文和重新考虑》(Trotsky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Essays and Reconsiderations)无疑是最好的例子,但这些文章并不能替代以档案为基础的、经过充分研究的,把坎农作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放在中心位置的研究方法。

  大多数劳工史学家对坎农根本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与共产党相比,他领导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都相当小。在整体影响和参与重大动员活动方面,他们没有起到像共产党那样的作用。共产党的成员和庞大的外围活动分子,在整个工会运动——这些运动产生了工业组织协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2]——和主要的反种族主义斗争——例如抗议对斯科茨伯勒男孩的合法私刑——中都特别明显。托洛茨基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使得共产党回归其革命原则而进行后卫作战。很少有劳工历史学家对此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记录组织运动、罢工和社会正义运动的史诗般的斗争,而共产党整体正是全力投入在这些活动之中。

  此外,我不禁想到,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讽刺为“分裂者和破坏者”的古老偏见,影响了许多历究劳工问题的新左派历史学家;他们可能在学生激进运动和60年代的反战运动时期与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一些路线上的争议。他们简单地认为他们想要写的那种历史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会有什么位置,在这个历史中共产党人显然是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后期自愿的资料提供者。所以,坎农和他投入一生建立的运动往往处于停滞状态。讽刺的是,新左派人士,在他们的60年代的实践中致力于建立另外一种政治,然而他们在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对美国劳工和左派的历史研究中,却把他们在政治上十分拒绝的斯大林化的共产党作为他们的探究对象。例如,在他们的口述历史中,他们往往崇敬共产党员,甚至从不质疑他们对斯大林化的共产国际的忠诚,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政策变化,从第三时期(指1928-1935年间共产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策),到人民阵线(指1935-1939年间共产国际支持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的政策),再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指1939年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托洛茨基主义是希特勒的第五纵队”,“与资本主义阴谋勾结”,这些莫斯科审判中惯用的指控,却很少受到许多劳工和左派历史学家的质疑。可以说的还有很多。关键在于,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的大量关于工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文本中,坎农确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你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非常关键的分析。在给出了丰富的导言之后,您为我们讲述了许多美共攻击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例子。为什么劳工历史学家应该关心这种派别主义?

  我确实对美国共产党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我深深地相信,共产国际及其各个国家分部(包括美国)的斯大林化,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它使千百万人对社会主义感到厌恶,正如这一政治退化的过程在全球所做的那样。从20世纪20年代抛弃中国革命者,到苏联境内莫斯科审判的残酷结果,到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主义派系的致命后果,再到导致20世纪60年代强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摧毁的灾难性政策,其记录是可怕的。这在美国也产生了影响,1940年代战争中,在根据史密斯法案[3],指控托洛茨基主义者如坎农等人,试图将其送进监狱的过程中,美国共产党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如果我坚持要把这些记录原原本本的披露出来的话——这是对革命团结的可耻背弃——我同时也要承认,在像美国共产党这样的党派中,激进分子能够且确实做了像组织无组织者、对抗失业和种族主义以及动员工人抵抗资本和国家的出色工作。我在我写的东西中,不仅在我对坎农的研究,也包括其他出版物,都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话虽如此,共产党从领导人到普通成员确实对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对手施加了很多暴行。托洛茨基主义者坚持开放的辩论,讨论革命运动中不同派别的观点。他们希望就共产国际所遵循的政策进行对话,他们要求,正如所有革命者所应该做的那样,当政策导致失败甚至更糟时,那么这些政策应该受到批判性的审视。这是1928年坎农、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和马丁·阿伯恩(Martin Abern)最初被美国党开除出党的基础,也是我书中的背景。当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将追随者组织成美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CLA),并出版了一份报纸《战士报》(The Militant),试图向美国的革命者阐明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20世纪20年代后期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这些政策中策划了一场从倡导世界革命到保护和巩固苏联权力的转变,建设“一国社会主义”而不是扩大国际革命,坎农及其盟友所希望的讨论被关闭了。

  卖报纸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袭击,举行公开讨论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嘲笑和身体暴力,不得不组织劳工防卫队(由坎农在工业工人世界(IWW)等组织中的前同志等组成)来捍卫运动中的言论自由。裁缝刀、黄铜指节和铅管成为使托洛茨基主义者闭嘴的武器。这种流氓主义和暴徒行为是一种全新的丑行,完全是革命运动中所不该的。在某些方面,这是在美国于1930年代初在苏联开始的莫斯科审判相呼应的。那些审判以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被迫认罪和残酷的司法处决而告终。不同之处在于,在莫斯科,斯大林主义者有一个国家和它的权力来实施他们的暴力,而在美国,共产党人只有他们的成员对革命左翼的政治对手进行恐吓的能力。

  革命的左派所遭遇的暴力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之前各个工会经常遭遇暴力对待,因为革命者会受到代表堕落官僚的打手的攻击。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共产党人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攻击之前,它从来没有在革命左派的集会中普遍存在。在那里,激烈的辩论,甚至是尖锐的、教条的、挑战性的辩论并不少见,但是身体暴力几乎闻所未闻。

  劳工史学家应该关心这个问题有两个原因,它们是不同的,但是相关的。首先,劳工史学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左派问题时,他们应该关心派别的问题,实际上许多人也确实如此,因为这是左派的思想和纲领取向的表达,而这些思想和纲领取向正在工会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实施,因为这些思想很重要。它们是激发行动主义的实质,而一个不以思想、政策和纲领为驱动力的运动是严重受损的。所以派别,常常被鄙视为分裂性的,很重要。并不是所有的派别都是派系斗争,而一个人如何在革命组织内部或者确实在工会或社会运动内部进行斗争,以实施特定的政治,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关注共产党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暴力所造成的影响的劳工史学家必须划清界限的地方,表明这种诉诸身体攻击的做法,基于不能讨论思想的观点,需要被否定。我对共产党这种流氓主义的细节的关注是有目的的。这种暴徒行为是由共产党领导人策划的,但往往是由二级干部和普通成员执行的。这是为了挑战那些回避这种肮脏历史、甚至写文章暗示(共产党)对待托洛茨基主义者相当温和的历史学家,让他们看看,革命左派遭受了什么。共产党积极寻求前进道路的战术和战略方式导致了对他们的身体攻击以及诽谤性的口头谴责。这需要得到承认,因为用暴力来回应对其政策的批评或质疑的共产党显然已经放弃了它本应该拥有的东西。

  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劳工胜利也有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参与。这里我是指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州卡车司机罢工。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这些罢工的成功有多重要?

  我认为,在1933-1934年的四次大罢工中——南方由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纺织罢工,美国工人党领导的托莱多汽车灯罢工,由哈里·布里奇斯和共产党领导的旧金山码头冲突,以及由托洛茨基主义者在CLA组织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正是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最成功地为工人争取了集体谈判权,并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和待遇。明尼阿波利斯国际兄弟会卡车司机分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affiliated truckers in Minneapolis)的三次罢工发生在1934年2月、5月和7月-8月,最终经过艰苦的斗争,为这座曾经以开放车间自豪的城市的卡车司机争取了工会资格,并改善了条件。这些都是血腥的对抗,在这些街头战斗中,作为特别代表的公民联盟(Citizen’s Alliance)(一个雇主集团)的支持者和罢工的工人都被打死。罢工使整个明尼阿波利斯社区两极分化,数以万计的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聚集在街头。在这场激烈的斗争结束时,一个小规模的、被其国际领导层所抑制的工会——他们宣布只对组织那些实际驾驶卡车的工人感兴趣,因此可以得到不足150名会员的效忠——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工业工会,拥有7000名会员。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愿意与反动老板、公民联盟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特别代表、警察、当地政客以及农民工党的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Floyd Olson)作斗争,他意识到现在是时候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采取行动,打破所谓的工种组织方式,选择更包容性的产业组织方式[4]

  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方法,他们设想将明尼阿波利斯组织成一个卡车运输中心,并制定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准备措施,为这场前所未有的阶级斗争做好准备。由邓恩兄弟(Dunne brothers)和卡尔·斯科格伦德(Karl Skoglund)领导的托洛茨基主义美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有着不到十二名的核心成员,从1928到1933年,他们为罢工准备了条件。他们给出长期承诺,一旦工人最终被说服采取罢工行动,他们就提供了一个如何进行罢工的模范蓝图。这个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层规划并建立了基础设施,最终使工人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们庞大而纪律严明的罢工总部以军事化方式运作。他们建立了一个食堂和一个妇女帮助会,为与老板及其政治支持者进行对抗的罢工工人和整个明尼阿波利斯的支持者提供食物和支持;在罢工总部内建立了一个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工人医院,以照顾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可能会在街头冲突和罢工线上受伤的人;倡导并发展了一系列战术,如飞行罢工队,关闭通道并阻止进出市场中心和166家小型卡车运输公司的卡车;还建立了一份日报《组织者》(The Organizer),以挑战当地日报媒体,那些老板们的喉舌。托洛茨基主义者与已经建立的、倾向于改革的当地卡车司机领导人合作,使他们摆脱了对保守的国际工会层级体系[5]的忠诚,这个体系由20世纪30年代最反动的工会官僚之一丹·托宾[6]领导,他极力阻挠1934年工人的倡议。CLA的领导人长期深入煤场和卡车运输行业,耐心地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这使得工人们足够信任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领导,并愿意采取罢工行动。这些罢工行动总是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目的是实现工人罢工的目标,而坎农和CLA明白,这些目标不是关于革命,而是关于争取集体谈判权。他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在1934年特定而变化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和赢得的东西上,在这一年他们见证了三次不同的工人罢工。

  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层,在CLA的纽约总部的支持下,为工人报纸提供人员和创作支持,并就如何进行斗争并将其成功结束的问题,向罢工领导层提供建议,成为劳工委员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最终在一个涵盖11个州的卡车司机组织运动中领导了IBT[7],使托宾的IBT的全国会员人数在1940年前至少翻了一番,达到了近40万。吉米·霍法后来承认,他所知道的关于组织卡车司机的一切都是从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 Dobbs)那里学来的,他是一位在1934年罢工期间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领导人。明尼阿波利斯表明,少数几个处于有利位置的工会主义者,在他们身后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引导工人在斗争中取得以前意想不到的成功。在明尼阿波利斯,托洛茨基主义者证明了他们虽然人少但力量大。

  这也表明,其他一些明面上的革命团体,如A.J.穆斯特(A.J. Muste)的美国工人党(American Workers Party),应该与托洛茨基主义者联合,形成一个更大、更有效的团体。明尼阿波利斯的罢工,由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他们对阶级斗争有着长远的理解和原则性的承诺,致力于推进集体谈判的事业,使CLA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这是全球托洛茨基主义在工会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也指导和影响了列昂·托洛茨基在1938年准备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作为第四国际成立宣言,被俗称为过渡纲领(Transitional Program)。

  你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指出了罗斯福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的劳工政策的局限性,你写道:“罗斯福和《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第7A条实际上没有给争取建立工会的工人提供什么实质性东西,只不过给那些努力争取集体谈判权利的人提供了一些口头上的承诺”(页316)。你能谈谈坎农和他的同事们是如何看待罗斯福和新政计划的吗?

  在支持明尼阿波利斯当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抵御自由派的阶级斗争的言论诱惑方面,坎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也是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的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8]的做法,他和罗斯福一样,非常善于宣称自己是工人的朋友。然而,奥尔森和罗斯福都只想遏制工人的动乱,而非促进它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奥尔森愿意召集国民警卫队,突袭司机工会的罢工总部,并宣布戒严令,以维持“秩序”,从而让卡车交通在旷日持久的对抗中能正常进行。整个新政秩序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行政反应,旨在避免1933-1934年阶级斗争和工人抵抗的高涨,最终更关心的是让民主党掌权,而不是从根本上推进工人阶级的权利和真正的工会主义。它的言论很可能鼓励了已经承诺的工人采取激进的行动,但为劳工的进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的,不是新政议程,而是工人们的行动。坎农和CLA的领导层始终明白这一点,事实上,他们在1934年发动的激进罢工是工人阶级动荡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动荡迫使罗斯福的公开言论和政策提议更倾向于左派,而不仅是呼吁和立法。

  这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罗斯福和他在华盛顿的官员们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们的激进行动,竭尽全力地想要结束他们的斗争。许多地方和国家的调解者试图劝说工人们放弃斗争,比如,奥尔森州长鼓励罢工者重返工作岗位,承诺仲裁会对他们有利。坎农是所有托洛茨基主义领导人中最坚决的一个,无论是在当地司机工会内部还是外部,他都反对这些国家的倡议,反对用调解者和仲裁者能够提供的虚假承诺来安抚工人。例如,他在明尼阿波利斯罢工之前就强有力地采取了这种立场,坚决反对B.J.菲尔德在1933-1934年纽约酒店罢工中倾向于依赖与罗斯福有关系的劳工委员会官员为罢工工人提供和解条件。必须知道,当罗斯福在酒店里庆祝他的生日时,工人们正在街上游行,而酒店里的工贼为总统的盛宴提供食物和服务。这个小事件象征着民主党总统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口头上他宣称站在工人一边;而实际行动却表明他并不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们毫不含糊地拒绝屈服于政客们的妥协请求,以及调解者、仲裁者的压力,为激进的阶级斗争政治提供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洛茨基主义罢工领导层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那些试图破坏罢工的诡计。他们利用调解者提出的对罢工者有利的事情,但当调解者要求最终的交换条件,即在没有保证实际和解条款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时,由托洛茨基主义领导的卡车司机们让罗斯福政府的使者滚蛋。托洛茨基主义报纸上报道说,调解者被群众在表示拒绝的大会上“钉在十字架上”,坎农指出,当一个调解者,一个天主教神父,离开工会大厅时,他明显地被震惊了,因为一个年轻的工人把一个十字架从他的脖子上扯下来,扔向了神父。在他们坚定不移的立场上,明尼阿波利斯的工会主义者发现,在最后,唯一能引起联邦调解者注意的方法,就是拒绝屈服。然后,他们发现,调解者更有可能转变观点,更有力地支持工人和他们的要求。

  简而言之,坎农和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明尼阿波利斯采取了一种促进阶级斗争政治的路线,而非依赖新政立法和与国家官僚机构相关的官员,后者更加关心如何管理大萧条时期的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

  你简单地说明一下托洛茨基和坎农之间的关系吗?托洛茨基是如何看待坎农的?你如何描述他们的关系?

  从基本问题出发。坎农对托洛茨基相当尊重,甚至说得上敬重。他知道他在1917年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仅次于列宁。在192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物时,他对批评托洛茨基的议案进行了投票,那时他基本上不知道共产国际正在发生什么,也没有什么热情。在1928年代表大会[9]上阅读了托洛茨基的草案后,他从对美共的失望中走出来。他认识到托洛茨基是左翼反对派的创始人,他在1928-1929年与托洛茨基持相同立场,站到了共产国际的对立面。这导致了他被开除出党,并成立了美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CLA)。CLA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出版工作,它克服重重困难将托洛茨基的一些指出共产国际错误的关键政治著作呈现给美国读者。

  尽管如此,坎农对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还是有些怀疑,他心里想,这位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先驱是否会表现出一些与斯大林这样的对手相同的专横态度。托洛茨基会不会强行干涉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各国分部?

  在CLA早期,坎农并没有与托洛茨基有过个人接触,而像沙赫曼(Shachtman)和格洛策(Glotzer)这样的人在1932年运动高潮时对坎农保持个人的派系敌意的理由之一,就是坎农的理论水平不够,过于局限于美国运动,无法领导美国的左翼反对派。坎农与沙赫曼和格洛泽不同,在运动初期没有去土耳其或欧洲与托洛茨基会面,因此在这一时期没有像沙赫曼那样被托洛茨基委以在美国以外建立国际组织的重要任务。

  1933-1934年,坎农担心托洛茨基可能会通过会议以及,事实上也是如此,对B.J.菲尔德(B.J. Field)和阿尔伯特·魏斯博德(Albert Weisbord)等倾向于美国运动的分子表达支持,坚持将这些人纳入CLA。坎农认为,两人都无法被革命的左翼反对派的政治所吸收,而是选择了一种与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纪律相悖的自由主义。不过,托洛茨基并没有专横跋扈,他最终同意坎农对菲尔德和魏斯博德等人的看法,未让这两人加入组织。

  此外,在他与沙赫曼的国际交往中,沙赫曼领导的美国运动一直在对坎农进行人身攻击,托洛茨基认识到沙赫曼不值得被信任,他没有坚持革命的决心。他更看重新闻的文采和风格而不是纲领的内容和主张。托洛茨基确信在许多时候,沙赫曼愿意对错误路线妥协,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从而损害了革命政治。沙赫曼似乎常常不能坚持必要的政治原则,以区别国际左翼反对派与其他一系列激进和改良主义的立场。坎农更加谨慎,也更坚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坎农在托洛茨基眼中成为了左翼反对派美国分部,乃至更广泛的国际运动中的领导人物。托洛茨基依靠坎农,尤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托洛茨基主义罢工之后,他把坎农视为潜在先锋队中的无产阶级基础人物。这在1937-1938年尤为明显,当时托洛茨基正在起草一份文件,作为新成立的第四国际的指导性声明,在这个过程中,他参考了与坎农和其他人在墨西哥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工会问题和新共产国际在劳工运动中的取向。坎农在1938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成为了新国际中的旗舰分部,而沙赫特曼虽然精通多种语言,在召开会议建立这个组织时也发挥了作用,但托洛茨基信任的是坎农,他试图把一个深深分裂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团结起来,并说服其他欧洲分部的犹豫不决的代表与托洛茨基一起加入第四国际。在美国运动中,没有哪个人比坎农更受托洛茨基的重视,托洛茨基不断敦促坎农参与这样或那样的发展,即使他在地理上远离这些事情发生的地方。

  虽然你显然钦佩坎农,但你并没有犯崇拜英雄的毛病。你写道:“坎农作为一个领导人的缺点和不足,他自己也很清楚,在1930年代中期有所表现。”谈谈他的一些缺点吧。

  坎农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他并不过分谦虚,但他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的眼光,与运动中的其他人,如沙赫特曼或C.L.R.詹姆斯,有着明显的不同。后者,例如,虽然才华横溢,见多识广,在文学方面也很出色,但却有着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姿态,这与坎农完全不同。坎农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他有他缺点的优点。”这意味着主体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坎农比大多数革命领导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所欠缺的领域。他曾经说过,例如,他希望西尔维亚·布利克(Sylvia Bleeker)在他的葬礼上发表悼词。“她会说实话,”他说。布利克是纽约的一名针织工人,也是长期的CLA/SWP成员,是坎农妻子罗斯·卡斯纳(Rose Karsner)的朋友,在某些场合,她会被派去某个酒吧或下东区的餐馆,把喝完酒的坎农带回家。她非常了解他的缺点。

  与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就相比,坎农的个人失败并不明显,但确实存在。当在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政治运动停滞不前时,他就总是沉溺于酒精,就像1930年代初那样,他在1920年代指导过的年轻同志,如沙赫曼、阿伯恩和格洛策,转而反对他。他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己在运动中的职责和责任,因为运动衰退了,尽管从来没有达到他的对手所暗示的程度。他的对手夸大其词,把事情夸大了,然而他们自己也有一些同样有问题的行为。

  坎农还必须克服派系竞争带来的焦躁,这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中后期美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学派中根深蒂固的倾向。托洛茨基经常告诫坎农,要让异见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分歧通过辩论和公开讨论来解决,而不是通过行使组织权力来解决。托洛茨基强调,多数派及其领导层应该给予少数派比他们可能给予行使多数权力者更多的余地。

  坎农在帮助建立20世纪20年代初的工人(共产)党和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共产主义反对派联盟时的一大优势是,正如他在共产党中的一位曾经的同志亚历山大·比特尔曼(Alexander Bittelman)所说的,他像一个机械师,穿梭于工厂之间,维护、润滑和恢复生产设备。坎农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革命运动中的各种人员,把左派的各种人力组件结合起来,使他们在更大的团体中发挥各自的贡献。坎农是运动的建筑师,组织者的组织者,党的建设者,他培养年轻人,巩固更高级的干部。这是他的一大优势,坎农在20世纪30年代的各种努力中继续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

  然而,他有时也会动摇。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过几十年为建立革命运动而奋斗,坎农可能对一些老同志失去了耐心,他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信任,认为他们会像他一样,为运动的最佳利益而行动。但他可能太过坚持,认为一旦一个同志在运动中达到了一定的经验水平,他们就应该自立,做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他们做不到,坎农可能不太能够给予他们有益的同志式的指导。在20世纪30年代初,沙赫曼、格洛策、阿伯恩(Abern)和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对他进行攻击时,坎农的反应就有点这样。话虽如此,这四人也不甘示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雨果·厄勒(Hugo Oehler)和汤姆·斯塔姆(Tom Stamm)因为加入社会党的问题而与坎农分裂。这两人及其同伴,认为加入社会党是投降主义,并对此进行攻击。当然他们违反了纪律,有必要被坎农领导的工人党开除。话虽如此,厄勒和斯塔姆是忠诚的革命者,有着作为坎农信任的组织者的悠久历史,在困难的情况下,他可以依靠他们,并指望他们拥护左翼立场。坎农是否应该在做出加入社会党的决定时,试图安抚他们一些,把他们拉回革命阵营呢?然而,在那一刻,坎农已经受够了,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就像1928年他和他在共产党中最老的朋友比尔·邓恩(Bill Dunne)一样。坎农一直很懊悔在1920年代末期未能将邓恩争取过来,并为此自责。对于他与厄勒和斯塔姆之间的决裂,坎农抱有类似的想法,因为他很尊重这两个人。

  最后一个缺点与斯大林主义有关。左翼反对派在处理斯大林主义问题时就像是在做针线活。它必须非常小心和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要过于憎恨和轻视斯大林主义,也不要为了迎合劳动运动中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例如,在工会中,不能为了与共产党错误做法的正当斗争中取得官僚们的支持,就迎合主流的本能反共情绪,接受或默许他们的部分纲领。在大多数情况下,坎农都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性的路线。但有时,特别是当面对诽谤性的攻击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甚至有时其基层成员表现出的最糟糕(而且极其恶劣)的行为和立场时,坎农动摇了。例如,当共产党声称一位与明尼阿波利斯托洛茨基主义卡车司机领导人合作的非革命工会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末被谋杀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促使黑帮进入司机工会的结果时,他支持了在资产阶级法庭上起诉共产党。这当然是一个恶毒的谎言,有很多证据可以驳斥它,但坎农不应该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有其他领导人一样,选择提起诽谤案。他应该进行一场公开的讨论和辩论,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歪曲和驱使他们发出这种误导性指控的刻薄无理。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早期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中站稳脚跟时,霍默·马丁(Homer Martin),一个右翼分子,正在担任汽车工人的主席,与共产党作斗争。联合会中的坎农的助手,如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表现得过于避免对马丁进行批判了。考虑到共产党及其在UAW内部的同路人进行的阴谋,他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想要对斯大林主义者实施一波接一波的打击。他们的敌人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朋友。但是与马丁结盟来做这件事,最终肯定会以失败告终,事实也确实如此。坎农甚至可能会发表斯大林恐惧症的言论,认为斯大林主义者在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中比老板更危险。这种夸张是不幸的,是政治上的倒退。考虑到斯大林主义者在工会和其他地方的丑恶行径,而大多数劳工历史学家都对此视而不见,掩盖了许多肮脏的行为,坎农不幸陷入斯大林恐惧症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尽管人民阵线与进步资产阶级分子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左派的其他所有人进行了阶级合作主义的团结,但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被共产党妖魔化。在人民阵线出现时,莫斯科审判达到了顶峰,声称托洛茨基本人与法西斯分子和资本家合作破坏苏联,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对工人国家进行了恐怖主义行为。斯大林主义正在欧洲谋杀左翼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在西班牙,在那里受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和反对佛朗哥的无政府主义者部队正受到共产国际特工的破坏。坎农知道这一切,并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黑帮、暴徒和人身攻击。在这一切中,他经常保持着对共产党地位的原则立场,但他也可能会偶尔失误。

  你在这本书的结尾用这些话作为总结:“……詹姆斯·P·坎农帮助改变了美国左翼的发展,给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留下了一个激进的、革命的印记”(页943)。今天的活动家可以从坎农那里得到什么关键的教训?

  回答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对当前形势下左翼——一个革命的左翼——的现状进行评估。许多人认为左翼是充满活力的,是我们时代政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左翼。我同意,在我们的时代,有更广泛的接受一系列重要的多样性问题,这些问题当然必须包含在任何对左翼政治的评估中,而这些问题在过去是没有的。当然,反种族主义在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对妇女平等和女权主义的基本承诺,对残疾人的倡导,以及对LBGTQ2s+社区各组成部分的权利的接受和捍卫,现在都非常引人注目,并在普通民众和主流政治文化中获得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支持,无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60年代。这都是好事。

  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广泛的多样性政治,是否与寻求根本的社会经济转型的政治相一致,即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一个寻求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并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左翼,在我看来,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150年前以来,都要弱。尽管像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这样的组织有所增长,但劳工运动,虽然确实显示出复苏的迹象,也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不可否认的工具,但在过去的50年里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失去了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通过斗争获得的大部分地盘。工会的削弱和革命左翼的摧毁是过去半个世纪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决定性趋势。

  重建劳工运动和左翼是我们当前必要的政治任务,而这不可能在没有将能量注入到明确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和动员的前提下而完成。在我看来,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才能结束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针对现代社会的许多组成部分的偏见有关的各种压迫。即使坎农没有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说话(毕竟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他的事业也是要让资本主义屈服,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从年轻时就拥抱了革命社会主义,包括结束一切压迫,当然也包括决定性的社会等级的物质标志——阶级。如果左翼及其在21世纪世界中的有组织存在,包括在工会和一系列社会运动中,要对根深蒂固的权威及其各种权力来源提出有意义的挑战,那么坎农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政治必须复兴。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革命左翼已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下滑。左翼的组织和运动,它们是从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另类政治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部分都被国家镇压了——例如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American Indian Movement)——或者自行崩溃,它们内部的分裂受到了同样的强制性镇压机构的鼓励和加速。对于坎农毕生致力于建立的那种革命左翼来说,时代并不乐观,部分原因是他经历过、脱离过、憎恨过的斯大林主义,在它从中成长并破坏的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中,造成了很大的不信任,并在某些区域内最终摧毁了这一事业。

  如果我们的时代看起来不利于革命左翼的复兴,那想象一下1928年坎农的感受。当他开始创建一个替代方案,来对抗一个强大的共产国际时,坎农面前的任务一定显得特别艰巨。尤其是当这个共产国际对于那些在资本主义崩溃中面对剥削和压迫,希望建立一个不以利润动机为目标的社会的世界人民来说,具有如此积极的可能性时。

  然而,坎农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男女一起,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他们人数不多但意志坚定,并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有效的方式介入了美国的阶级斗争。这个组织与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左翼进行了斗争,这个左翼在规模和历史地位上都超过了它。同时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政治巨头,美国资本主义,它似乎正走向全球霸权。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威胁着人们,种族隔离仍然主导着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关系。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坎农和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站了出来,在工会中发挥影响力,赢得了一些(并非全部)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迫使人们承认,一个令许多左翼人士本能地向往的社会进行了一场无异于司法堕落的作秀式的公审,暴露了它们谋杀式的判决是建立在诽谤和谎言之上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工人革命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形成了,成为了一个新的革命国际的旗舰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代政治经济史上最长、最激烈的资本主义危机之中。

  在这场大萧条的最后期,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推动社会向前的进步力量。随着危机的拖延,有些人失去了希望,变得无所作为,但是一部分具有战斗性的少数派开始明白,他们必须反击。今天,这些“好斗”的少数派往往被隔离在他们各自的政治孤岛里。而且,资本主义危机往往比大萧条更难以捉摸,更阴险地延续下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目睹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遍常态化,它表现为一种几乎永久的危机状态,如此正常化,以至于只有当新的危机加剧时,才能让人们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货币崩溃;金融崩盘;疫情恐慌。资本主义,曾经是一个进步的力量,从过时的封建、贵族秩序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而它现在显然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贪婪的积累欲望使地球越来越接近末日;它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引发了跨物种、全球传播的病毒大流行。跨国政治经济的重组带来战争的威胁,破坏了世界各地的物质生活。饥荒、干旱、洪水、瘟疫和毁灭无处不在,给贫困的全球南方和发达、具有保护措施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带来了灾难。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更需要革命反资本主义左派的普遍视角,然而这样一个左派的声音却从未如此微弱。坎农对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关键教训,对今天的革命者来说,无非是坚持它是可以做到的,一个革命组织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且在建立这样一个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实现一些成就。资本主义现在无可否认地是人类进步乃至生存的障碍。一个革命性的反对派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坎农的历史提醒我们,这种战斗性、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是可以建立和培养起来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时期,也可以取得切实可见的效果。“要么社会主义要么就野蛮化”(Socialism or barbarism),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集结号在我们耳边响起。坎农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呼声如何转化为行动和成果。


  查德·皮尔森在北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历史。他出版了《资本的恐怖分子:泛19世纪(译注:Long Nineteenth Century特指法国大革命结束至一战爆发间的125)的反工会暴力》(Capital’s Terrorists: Anti-Labor Violence in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2022年)和《改革还是镇压:组织美国反工会运动》(Reform or Repression: Organizing America’s Anti-Union Movement,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6年),并与罗斯玛丽·费雷尔(Rosemary Feurer)共同编辑了《反劳工:美国雇主是如何打败工会运动的》(Against Labor: How U.S. Employers Organized to Defeat Union Activism,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7年)。




[1] 尤金·维克多·“金尼”·德布斯(英语:Eugene Victor "Gene" 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美国工会领袖,国际工人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人的创建者之一。

[2] 产业工会联合会(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成立于1935年。在1955年与AFL联合而成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中文简称“劳联-产联”。

[3] 史密斯法案是1940年美国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它规定,主张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行为是犯罪行为,并要求所有非公民在政府登记。

[4] 在美国劳工运动中,有两种不同的工会组织方式:工种组织和产业组织。工种组织是指以工人的具体技能或职业为基础,将同一行业或领域的工人分成不同的工会,例如木匠、铁匠、电工等。产业组织是指以工人所从事的产业或行业为基础,将所有参与该产业或行业的工人,无论技能高低,都纳入同一个工会,例如矿工、汽车工人、钢铁工人等。

[5] 这里的国际工会层级是指在1930年代,美国一些工会的高层领导人,他们反对产业组织的方式,而坚持工种组织的方式,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工人的技能和利益。

[6] 丹尼尔·约瑟夫·托宾(Daniel Joseph Tobin,1875—1955),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领袖,1907—1952年任兄弟会主席。

[7] 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它是美国最大的私营部门工会之一,代表卡车司机和相关行业的工人。在1930年代,它由丹·托宾领导,他反对产业组织的方式,而坚持工种组织的方式。

[8] 弗洛伊德·比约恩施坦·奥尔森(Floyd Bjørnstjerne Olson,1891年11月13日——1936年8月22日),生于明尼阿波利斯。1930年代表明尼苏达农工党竞选明尼苏达州长成功,1932年、1934年成功连任。。

[9] 指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写了一份草案,批评了共产国际的方针,主张国际革命,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