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武汉政府清共与我的生活

　　在1927年6月22日（即旧历5月25日）的午夜，我的女儿诞生了。我的生产为着节省经费没有进医院，是在家里，只是请了一位日本籍的女护士来接生，当然这在设备和安全方面都不妥当，因我当时的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本来在我当时的思想倾向，认为革命者，尤其是女子，有了孩子便会妨碍工作，因而不希望有孩子。但当护士将我的刚刚诞生的女儿洗得干干净净用白色的毛巾裹着放在我的身旁睡着时，一种天然的母爱便油然而生，我看看她的小脸，她的轮廓就活肖她的父亲，但却比她的父亲白嫩得多，乌黑而细密的头发，披散在她的小额上，显得十分可爱。

　　在她诞生后，约一个星期左右，述之因去北方路途阻隔，又回到武汉住了几天后转道上海再去北方。我当时的经济情形很坏，但这是由于述之和我一向太不注意私生活的态度所致，假如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致弄得我在生产之后每餐只吃点蔬菜而没有任何肉食，甚至鸡蛋。在生产之前，我到长江书店（党的书店，由于革命潮流高涨，该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了数百万元）去拿了一百元（因述之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小册子在那里出版，该书店的经理告诉述之可以拿七百或八百元的稿费，但我觉得不需要拿那样多的钱在手里），作为生产费用，但接生的手续费就付了六十元，其余的要留着生活之用。党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之下也没有照顾到我，照理党是应该给我生活费的，因我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由于生产才停止工作的，有些从未担任过党内工作的女同志，当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党一定要安排她们的生活。对我的这种待遇事后想来，也许是由于瞿秋白的原因；也许是他们猜想我从长江书店拿了一笔钱在手里，因谁也想不到我会那样傻，述之会那样书生气完全不闻不问，而我也没有向党提起，只是自己极力节省吧了。但述之回来后，我已经生了孩子，终日躺在床上，不能出门，按照一般的常情，他是应该问及我的经济情形的，或者到长江书店去拿些钱来；或者向党交涉支持我的生活，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一样，不闻不问。而我自己也是同以前一样，不注意私人的生活，只告诉述之在长江书店拿了一百元，也没有要求他安排生活的意向。他约莫住了一个星期就去北方了，不过在他未走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向他提起的，就是在我的房子里，有二个很大的有网的竹篮子，其中装满了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以前的以及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每一个竹篮可容纳约二百磅至三百磅的书籍和文件，放在后房里，其面积占了房间的四分之一，而且一点也没有掩护。我要求他设法运到党的秘密技术机关里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安排一下，负责技术工作的同志会来搬运的）。但由于他对私人生活方面的事不甚注重而终于没有做到。这件事遗留下来，给予我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因此而几乎送掉生命。

　　约在7月初，述之已去北方，我一方面由于经济的困难，没有吃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同时天气又异常炎热，晚上总是热得不能睡，以致身体异常瘦弱。记得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正在同姑母共进午餐，中央的交通柏代坤[1]同志来看我，他看见桌上只有两样蔬菜，便对我说：

　　“为甚么你在刚生产之后，不吃些鸡和肉食呢？中国妇女生了孩子一定要吃鸡的，你只吃这样的东西是不够营养的，何况你自己还喂孩子的奶哩，难怪你现在瘦得这样厉害哩。”

　　我除了答谢他的好意报以一笑外，没有回答甚么，这实在太笨了一点，我应当把我的经济情形告诉他，他可以转告党中央，或者我写一张字条请他到长江书店去代取些钱来（几百元都可以拿，当时该书店的财产甚大），我不了解当时为甚么这样机械地不想这些办法，只是死守穷困，也许是由于平时对金钱的观念不重视（特别看不起重金钱的同志）而又不懂得当时的环境比以前不同之故。

　　柏代坤同志第二天又来看我，他交给我二十元，他说：

　　“这是李立三送给你买些东西吃的，因为昨天晚上，我要去见瞿秋白和李立三，别的同志告诉我说：他们正在某大酒楼聚餐（我忘记了他提的名字，那是最上等的酒楼，他们经常在那里宴会），我就到那里去找你们，他们正在同周恩来等一大批人大设筵席，于是我就忍不住地说：

　　‘碧兰刚刚生了孩子，而且还是自己喂孩子的奶，我偶然到她家里去看她，她和她的姑母正在吃午饭，我看见桌子上只有两样蔬菜，你们在这里吃得这样丰富呀。’李立三[2]听到这话，便从口袋里拿出这二十元来，叫我转送给你。”

　　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便反映当时某些党的上层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腐化，和一般党员还保持着一种优良的传统。而柏代坤同志竟敢于在众多最高领袖面前说这样坦率的话，正是一般党员仍旧保持优良传统之具体表现。

　　正在这个期间，武汉的局势呈现着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一个单身的男子想租一间房子居住，房东为了慎重起见，需要一个家庭作担保。因此，毛泽民（毛泽东的胞弟）忽然有一天跑到我家里来（事后想来，一定是毛泽东叫他来找我的，因泽东已经要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堂叔容留他的家庭避难，前面已叙述过），要求我为他找一间房子，并作保人。恰巧我的房东有一间房子出租，正在我的隔壁，于是我便出面为他担保租了这间房子。毛泽民当时在党开办的长江书店任职，他看到政治局势愈来愈危险，寻找房子也正是为了准备作避难之所，但他在这里只住了几天。由于汪精卫与冯玉祥的会谈以及宁汉之重新合作——汪蒋合作——结成了一道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于是7月14日所谓“武汉革命政府”开始向共产党和革命的群众开刀了，共产党的文化机关长江书店当然首先被注视然后被封闭了。

　　一天下午我刚从毛泽民那里回来还不到五分钟，女房东形色慌张地跑到我的房子里来，她颤栗着说：

　　“哎呀！真哧死了呀！你介绍的那个房客刚才被五六个拿着手枪同盒子炮的军警抓去了，真把我哧死了呀！”

　　我听了这话心里着慌知道事情对我不妙；但表面上还强作镇静的态度，装作没有甚么政治知识的口气回答他说：

　　“为甚么抓他去呀？他是一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人哩。”

　　“嘿！他们说他是共产党哩！现在找到共产党是要枪毙的呀！”她着重地说。

　　说完了这话，她就匆忙地走了，但她带来的消息对我来说也是致命的。我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形之下，怎么办呢？一方面我因分娩关系没有和任何同志的家庭有来往；同时，由于7月14日的反动事变，同志们都迁徙逃亡，因而我找不到一个同志，不能得到任何同志的帮助和商量，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准备带着孩子马上离开这里到我的堂叔父家里去避一避（这是我在武汉唯一的家属关系，这地方曾经给过毛泽东必要时避难的），姑母以后再安排（她没有关系）。但想不到，当我抱着孩子走到门口时，女房东同她的母亲挡在门口不许我出门。我说：我的孩子有病去看医生。她们坚持地说：

　　“在这个人的事情没有了结以前，你是不能出门一步的。”

　　我一定坚持要出去，她们却以四只手把我推进来。我没有办法，我已经被房东软禁了，只好坐以待毙；我的出路是完全阻塞了，我出去的希望是完全没有了。但我想把我房子里的那两大网篮子的俄文书籍和党的文件请我的父亲运出，以准备军警来逮捕我或搜查我的家里，找不出任何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或者还有万一的希望。但更想不到，当我的父亲领着仆役搬着这两大网篮从门口出去时，她们像魔鬼一样又在门口挡住，并声言不但人不能出，也不能搬东西出去（只有我的老姑母可以出去买食物之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完全失望了，真只有坐以待毙，因为我不能和房东争吵。我猜想她们软禁我也许是为了自保，她们预防万一军政当局来麻烦她们时，便可推在我身上，因房客是我介绍的。假如我同她们吵闹起来，她们会报告警察，那就等于自投罗网。

　　我在这种万分无望的情况之下，仍旧想寻找一线的希望，就是如何处置那些书籍和文件的问题。完全撕毁也不可能，因为数量太多（有几百磅）。但怎么办呢？房子只有两间。后来发现在上楼梯的上面搭了一个小阁楼，是房东放旧东西的，我决定把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这个阁楼上，至少比放在我自己的房间里要好一点。但阁楼相当高，需要梯子才能上去，我当然不能向房东、也不能向邻居借梯子。在午夜的时分，人们都已入梦乡，我便开始活动起来，我利用吃饭的小圆桌，上面再搭上椅子，我先爬上去，像做贼一般，轻轻地把那些灰尘满布的旧东西搬在一边；然后便下来站桌子上面的椅子上，我的姑母一搭一搭地递给我，我把它们放在阁楼上。等到全部书籍和文件都运上去了，我才又上去把它们安放妥当，然后再把原来的那些旧家私和乱七八糟的东西盖在上面。这样上来下去，足足搞了两个钟头，天气异常炎热，身体本已十分瘦弱，因而在此两小时中头昏了几次，心跳不停，幸而还能勉强支持到底，没有跌倒下来。这样，我的心头稍微轻松了一些。当然，假如事情发生万一搜查到那上面去，我也是抵赖不了的；不过总比放在自己的房子里要好一点，至少在我的心理上轻松一些。

　　软禁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过去，党方面知道毛泽民被捕，当然没有一个同志敢到我那里来，即连我的父亲也不便多来这里，我身边只有一位年迈的姑母和我的还未满一个月的婴儿，外面的小孩子像故意恶作剧一样（也许是有意的因毛泽民被捕后我的姑母从邻居的互相谈话中听到他们说我一定是共产党），在我的窗口底下嘶着粗涩刺耳的噪音，叫着：“呀！又在抓共产党呀！今天又要枪毙共产党呀！”像报凶的枭鸟一般从窗口送进来，不断地袭击着我的心灵。我觉得长久下去，牺牲在所不免，我有点不耐了，我的心已经横了，我想：假如事情一定难免的话，我倒希望早日降临；与其在这个无限期的囚笼里度日如年，还不如痛快地在敌人的枪弹下丧生。我告诉姑母说：

　　“假如事情发生了，我是不能活命的，因武汉认识和知道我的人太多，这里还有一点钱（我把仅有的几十元交给她，叫她放在口袋里，以免军警来逮捕我时来不及，你把我的女儿带到乡下去，请你为记念我好好地养育她，把她当作你自己的孙女一样。她的父亲是不会来找她的。”

　　我的姑母听了我的这一番话，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我安慰她说：

　　“你不要伤心，万一到了那个地步，也没有办法，我并不害怕，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没有甚么顾虑和痛苦了。”

　　我的这位姑母，是我的祖父母的第二个女儿，她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家贫，依靠自己精巧的刺绣得来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她的儿子，她从二十几岁就守节，因而赢得封建社会的嘉许，不用说她也是无数牺牲在片面贞操之下的一个。她是一个出名超人聪明的女子（她可能是我的祖母的遗传，因祖母不但特别聪明，而且口才很好，尤其记忆力强）。她经常住在娘家，由于她的聪明能干，因而处理事务和对人的态度都令人心服满意，从我的祖父母一直到我这一代差不多都喜欢她，自1923年夏我的母亲去世后，她就经常住在我的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

　　这种度日如年的软禁生活，约莫过了二个星期，在一天的下午，毛泽民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声不响地站在我面前，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显然已被释放出来了。但他没有告诉我他是怎样出来的，他的释放是十分侥幸的（对我也是如此，时间久了就很危险）。因为当时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都枪毙了，女同志向警予和我的堂姐陈慕兰（同志）都是在同一时期枪毙的。此外，还有某些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和学生。由于我两个星期来的软禁生活弄得身体瘦弱，情绪不佳，没有同他谈甚么，只是简单地告诉他：“假如你不出来，我就要一直软禁在这里不知到何时哩！现在你算是侥幸地释放了，我也可以自由了。”说完这几句话，他仍旧没有开口，我急忙把那一张五千元的支票从床上的垫褥子里抽出来交给他，叫他赶快离开这里。这样他就一声不响地连一句人情话都没有说就走了。他从进到我的房子里一直到出去一直没有开口，他的目的只是为着取去那五千元的支票的。

　　毛泽民被释放，事后想来，他是花了巨款运动出来的。中国有句俗话“钱能通神”；同时他又不是著名的共产党人，这就更容易做到，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他被捕之前长江书店正在准备变故，毛泽民正在处理和安排大量的金钱，当时的党中央还在武汉，他为甚不把所有的钱直接交给党，而把一张五千元的支票给我保存（此支票转存上海银行，凭票取款的）呢？显然是把此款当作私产，准备自己到上海去享用的。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更多的钱分别转到上海去了。我从中共的某些资料看到，在谈到毛泽东的家庭时，曾神化毛泽民，说他曾二次逃狱，指在武汉和上海。实际上是二次用巨款才得以出狱的，逃狱是绝无可能的。因这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由于对毛泽民同对一般共产党人一样信任，以为他所安排的款项都是为党安排的，因而我从没有对任何同志提及此事，当然也没有问过党是否接收由毛泽民从长江书店取出的大量金钱，因我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思想。

　　毛泽民无论在相貌和性格方面，都与毛泽东不同，不管今天毛泽东是一个荒唐的独裁者和个人崇拜狂；但在他的青年时代还不是一个庸俗的人，还有强烈追求前进的精神，因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至于毛泽民则是举止庸俗，面貌十分丑陋的一个典型的小商人。因他从小就乐于跟着他的那个富农兼奸商的父亲搞赚钱的生意，懂得赚钱的门径，自然是对于金钱有兴趣的。因而在当时武汉混乱和恐怖的状态中，他乘机浑水摸鱼，这是很可能的，否则，他怎么能够二次出狱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之加入共产党并不是由于思想上的信仰，而是由于他的哥哥的关系，他在党里也是负责商业性的工作，开始在上海党办的上海书店作助理，1926年冬武汉创办了长江书店，由于革命潮流高涨，长江书店在几个月之内就赚了几十万元，毛泽民约于1927年春又从上海转到长江书店工作，一直到他被捕时为止。

　　关于那张五千元支票事，我的父亲和姑母都不知道，后来我的父亲从姑母那里知道了，他有一次同我谈起，他说：

　　“幸而毛泽民出来了，假如他长期不出来，假如当局派人来搜查你的家，查出了不是没收了，白白地丢了吗？五千元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你当时应该交给我放在外边保存起来，任何时候都可以交还给你，难道你对自己的父亲还不相信吗？”

　　我并不是不相信我的父亲，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正派和慷慨的人；只是因为他不是同志，而且我知道他找不到任何同志，我是希望有一个同志到我的家里来，我就把它交给党，因我断定毛泽民已经枪毙了。

　　我的自由是恢复了，但身体却异常瘦弱，天气酷热，总是热得整夜不能睡觉。因此我的父亲向我建议，劝我到家乡去休养一个短时期；同时也可以看到多年不见的弟妹。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准备动身，在动身之前夕，陈乔年来访问我（他当时负责武汉党组织部书记），他已经知道毛泽民被释放，我的家里没有问题，他主张我立即迁居暂住机关，然后准备到北方去，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弱，汉口的天气太热，我准备到家乡休养一个短时期再说（我的家乡离汉口只需二小时的火车），他同意我的计划，并把汉口交通处的地址以及述之在天津的通讯地址交给我，嘱我身体稍好一点就早日北上。我同他没有提到毛泽民，他也没有问我的经济情形，我也没有告诉他我身边只有几十元，我想到乡下去住一个时期不需要多少钱，假如我告诉他，我从长江书店只拿了一百元，他自然会马上送钱给我的，因我当时根本不会想到钱的问题，当时一般优秀的共产党人，对于金钱的观念是很淡薄的，假如发现某个同志注重金钱或者拒绝作党内的工作而愿意做国民党的工作和社会上的高薪职业，那便会使那些优秀的同志看不起。[3]

　　第二天，我的父亲把我去家乡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叔父到我的家里，他们带着我的姑母和我到达长江岸边，我的叔父租了一只原始的帆船，他自己护送我们，我们连同行李一起上了船，我抱着我的尚不到二个月的女儿坐在船上，在浩荡的长江江面，这只船就好像一只小鸭一般浮在水面上。它藉着顺风的推进急驶而下，我有点害怕，我想假如稍有风浪就可能有危险，但既已如此安排，也管不了这些，只是安静地抱着婴儿坐上在上面吧了。小船经过一夜顺风的推动，天亮就到达黄陂县河边的码头，我们平安地上了岸，不久便一同抵达我的故乡。

　　当我一到门口，便看见我的大姑母，她是被我的父亲请来照顾我的弟妹的。她同我的二姑母一样，也是一个早年丧夫的寡妇，她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境虽不富裕，但可以生活，她同二姑母轮流住在我父亲家里照顾我的弟妹，我的弟弟慧剑当时约十二岁，第三个妹妹毓兰约十岁。他们见我回来，表现十分高兴的神情，但在我的心头感到遗憾的是，我这次回来，看不到我的慈爱的母亲；同时，也没有见到我的二妹若兰，后来我的大姑母才告诉我，由于我的父亲时常失业，家中经常陷于饥饿状态，因此，我的大姑母间接同她的未婚夫的家长商量（因她是媒人），把我的二妹送往他家作童养媳，因他家同我以前所谓未婚夫家庭的情形一样，做官，富有送到那里不但生活不成问题，而且还可以使她受教育（但这一举造成了她往后悲剧的结局）。我听了这些话，心里很难受，我在四年前回到家乡时，我很喜欢她，她是一个异常聪明和漂亮的女孩子，她的轮廓活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但自那次在几天的短暂的日子里团聚之后，就从此没有机会再见到她了。

　　反革命的潮流虽然在武汉澎湃着，且正发挥着它的吞噬革命者的威力；但在乡间还没有表现得那样明显。一般乡下人的思想意识还来不及接受如此迅速的变动，她们还是停留在革命上升时的新鲜想像之中。我的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叔祖母对我说：

　　“大家都说你现在是成功了（我心里想，我们的革命暂时是失败了，我在苦笑），你是第一个领头的人，在几年以前，你就剪了头发，退了婚约，现在大家都剪了头发，都要自由结婚了，你在五六年以前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学着你的榜样做了。”

　　就是那些曾经批评过我，甚至讥讽过我的父母的人们，现在不但对我说恭维的话，而且还羡慕我的父亲哩。

　　的确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潮流洗礼之后，乡间的情形比以前是大大地不同了。不但一般年青的知识份子和部份的农民倾向革命，甚至那些正在濒于破产的陈姓大地主的子女，也有许多左倾的，有些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我回到乡下几天之后，一个濒于破产的大地主家里的儿子，即陈慕兰的弟弟来访问我，他首先向我声明，已加入青年团，并担任陈姓家庭中青年团的书记，过了两天，他又带了四个青年团的女孩子来看我，她们都是大地主家里的女儿，她们真诚的信仰共产主义憧憬苏联，都想到那里去学习，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达到目的，他们时常来我这里，贪婪地问我各种问题，我总是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过了不久，他们告诉我，武汉的反动潮流已波及乡间，此间已经有人被捕，叫我当心。那几个已经加入青年团的大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她们告诉我，她们和她们的同胞兄弟们斗争，在辩论时，她们的兄弟们甚至说：“将来要你们的命的。”她们说：这些兄弟们很反动，真正是代表大地主。这几个女孩子都很漂亮活泼可爱。她们对我异常亲密，甚至在下雨的天气也赤着雪白的脚来看我，邻居的人们都惊异地说：

　　“现在时势变了，连大地主家里的小姐，也打起赤脚来了。”（这完全是他们的土语）因为以前凡是大地主家里的妇女是不出大门一步的，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小姐，假如她们要到亲戚家里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的话，是要坐有门帘的轿子的，现在这些十几岁的富家小姐，不但随便跑出来，而且在下雨的时候还赤着脚，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我在故乡约莫住了二个月，由于述之不断地来信催我早去北方；同时政治局势一天一天地更加恶化，我在乡间住久了也很危险，于是我便决定起程到天津去，但从我的故乡到天津是一段遥远的路程，我必须先到汉口，从汉口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乘轮船到天津（因当时京汉铁路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同北方张作霖作战的军队而阻隔）。我的父亲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住处，所以当我一到汉口，我便一直到我的一个堂姐姐的家里，她是我的隔壁堂伯父母的女儿，能干、漂亮，治家井井有条，她的丈夫是一个警官，我住在那里倒很安全。

　　当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我便按照新近中央秘书处的会计任作民给我的地址去接头（我到乡间后他曾写信给我叫我早日去北方，乡间住久了有危险），但当我到达那座房屋时，我声言是来看任作民的，他们说这里没有这个人，我视察一下楼下的布置从天井到客厅异常古老，尤其是天井里的许多古老盆景和客厅里的红木古式家具配合起来，好像住了几十年的古老家庭一般，同以前党所有机关的布置完全不同，我以为是弄错了。实际上，后来才知道并没有错，只是因为任作民离开了那里，别人不认识我，不敢承认任作民是住过那里的。这是由于当时汉口的情形太恐怖的原故，使得负责交通处的同志过份谨慎，假如他们回答我说：“任作民已经离开这里了”，而不是回答说：“这里没有这个人”的话，那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这方面，由于他们布置的技巧很成功；同时，他们又根本不承认这里曾经住过任作民，这便得我不敢说出我是来找党的关系的。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也不知道任何同志的私人住所。假如找不到党的关系，我便无法到北方去，也无法找到述之，我和述之虽不断地通信，但他收信的地址是间接的。即令我得到，我也没有这一笔旅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除了在报纸上登启事外，别无他法。于是我便用和任作民通信的假名，即以玉英的名字，且以兄妹的关系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请他按照报上的地址来找我。

　　启事登出的第一天，就有几个身着西服的青年，手里拿着报纸陆续来访问我，但当他们刚上到楼梯的中间被我拒绝他们上楼，因我不认识他们。第二天我又接到一封署名任作民的快信，叫我到汉阳龟元寺（武汉著名的大寺院）的一个角落去和他见面，我因找党关系之心甚急切，准备按照地址前往，没有任何踌躇或怀疑，只是觉得路途遥远一点，我必须乘轮渡江到汉阳，来往需数小时，但当我准备就绪，孩子正在吸我的奶时，仿佛有一种灵感在启示我似的，我请我的父亲把放在桌子上的那封信给我（因我抱着孩子喂奶需要数小时才能回来，我让孩子多吸一点奶），我重新仔细看一遍，研究一番之后，我便坚决地告诉父亲说：

　　“我决定不去了，汉口这样大，难道没有一个会面的地方吗？为甚么要叫我到那样远的地方去和他见面呢？这里面有问题。”

　　同时，我再把前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来访问我的事联系起来，我更加坚决断定这是一个骗子，他设计布置了一个陷阱来捕获我的。虽然坚决地决定不去，但心里异常之焦急，启事已经刊登了二天，还没有同志来见我。第三天又到来了，我更焦急万分！因一般启事只登载三天，假如到第三天还没有反应，那便表明失效，在第三天的正午，我正在企待着同志的降临时，忽听到楼梯上有皮鞋的脚步声，我急忙跑到楼梯口张望时，郑超麟身着深绿色的西装，笑容满面地一步一步走上来了。我喜出望外，好像救星降临一般！他本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这次的相见，更觉得分外的亲切，我把启事登出后，第一天几个冒充任作民的青年来见我的故事告诉他，并将第二天接到的一封信给他看，他看完信后，便对我说：

　　“任作民已经到湖南去了，这显然是一个骗子，也许是第一天拿着报纸来见你的当中的一个，因为现在的时局很混乱，他可能想你也许是一个失去联络的共产党的女子，这有双重的危险。幸而你很精明没有去呀！否则，那真不堪设想了！我昨晚同杨之华一起看报，我发现这个启事，并知道是你，组织派我来和你接头，我自己也十分想见见你。”

　　郑超麟当时为长江局宣传部的书记，他第二天又来看我，并将旅费和上海党方面接头的地址交给我，我便准备马上动身。

　　当我到达上海时，顺利的找到了中央的交通石琼[4]，他是一向同我们往来甚密的，他便负责为我准备到天津去的一切，我暂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待着，第二天我的好友夏之栩得知我来上海的消息，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一个约三岁，另一个小的仅几个月）同奶娘到我的旅馆里来看我。她一走进房间，我们沉重地相互拥抱着，沉默了好一会才开口谈话。但双方都避免谈及她的丈夫赵世炎的事情，因他在不久之前同陈延年一起被蒋介石政府枪毙了，第二天中午夏之栩请我到她家里午餐，她的母亲和赵世炎的妹妹住在一起，生活当然由党中央支持。自从我于四月十二日离开上海后，时间还不到半年，但事变实在太大了，经过上海“四一二”的大屠杀，长沙的马夜事变，以及七月十四日武汉政府的清共，使我们兴起了无限的感慨！我们的话题总是围绕于这些事变中我们所亲切感到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晚王若飞请我到他的住所晚餐，夏之栩作陪，王若飞当时为江苏省委书记，在他以前的书记为不久之前，同赵世炎一起牺牲的陈延年。当时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遭枪决，因而，他们的行动异常之谨慎而秘密。

[1] 柏代坤四川人，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1925年冬回国后，一直作中央的交通工作。

[2] 李立三当时为武汉政府工人部的秘书长，部长为苏兆征。

[3] 当然并不是一概的看不起所有在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和在社会上获得高薪金的同志，而是指那些党需要他们作党内工作而拒绝的同志而言。至于那些由党决定或同意在国民党工作和社会文化机关（如大学教授等）或其他各种机关任职的同志，那是不会使同志们轻视的。

[4] 石琼四川人，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初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他同我不同班，他在法文班。一九二五年冬他被派回国，往后一直担任中央交通工作，他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由于在上海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他经常到我们家里，——中央宣传部机关——因而和述之与我以及郑超麟的友谊甚笃，郑当时为宣传部秘书，同我们住在一起，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述之和我先后离开上海到武汉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