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流亡欧洲

　　我们的船从西贡起程到马赛整整走了二十五天，在此长途的旅程中，可以说是我多年来未曾享受过的如此清闲的生活。每天除了阅读一些轻松而富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外，便是欣赏那伟大而美丽的海景，我最喜爱自然风景，尤爱那茫无边际的海。它可以舒畅我的精神，扩展我的胸襟，多年来在反动的低气压窒息之下的苦闷心情、烦恼和忧虑，霎时随着海浪而漂去。沿途凡是船所停泊之处，我们都曾上岸游览。
　　 5月28日的清晨8点半，船已抵达新加坡，我们上岸游览历5小时之久。除了漫步浏览街市外，并到星城著名的东陵花园游览。该花园位于山坡之上，整个地就好像一座森林，其中栽种着各种热带树木和花卉，还有荷花池，颇为幽美，堪称东南亚最大而最美丽的花园。
　　新加坡类似香港，气候并不十分炎热。那里大多数的人口为华侨。据该地的老华侨说：“华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而尤以广东和福建人占大多数。这位老华侨夫妇开设一间印刷所。我们经过西贡旅行社的介绍，到这家印刷所去访问他们时，他们对我们陌生的一家人，不但热诚接待，而且还特别安排一位青年职员引导我们游东陵花园；并请我们在一家颇为考究的酒楼午餐。
　　从新加坡到锡兰，船行整整三天，全是单调而不着边际的海景。6月2日早晨，始看到锡兰的边岸。11时半船即进港停驶，我们乘小汽艇上岸，岸旁设有指导所。我们向该指导所的负责者询问我们的同志哥文•西瓦的地址。原来这位负责的青年也是同志，他即以电话通知哥文。不久这位热情而活泼的哥文同志，即自驾汽车来迎接我们。他是锡兰著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他的妻子不在家，我们在他的哥哥家里稍稍休息之后，他便驾车领我们参观锡兰的会议厅和托派的出版部，随即游览全城和近郊；虽达5小时之久，差不多游遍了全城最美丽的地方；但同时也看到平民区的许多房屋，就好像中国的茅棚，它们都是以木棍和橡树叶搭起来的。至于他们的生活异常之原始和贫穷；沿途在街上所见之人民和儿童，多半是赤脚，衣衫褴褛，破烂不堪。在参加和游览时，哥文详细地加以说明，使我们对哥伦坡的内情获得一个轮廓性的认识。锡兰的议会厅并不算大，但比起大英帝国那一个世界闻名的议会厅来还大得多，在90席议员中，当时托派议员占14席，成为有力的反对派，共产党只占了3席。因此，可以说锡兰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托派在议会取得反对派地位，并超过斯大林党的第一个国家。
　　在锡兰的游览，使我感到愉快！过去在漫长的反动时期的年代中，我们经常陷于恐怖、流亡、穷困和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之中，这次看到锡兰托派运动的生长和公开活动，好像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感到分外地舒畅！尤其当我们参观托派印刷厂时，看见墙壁上挂着托洛茨基的肖像时，更感到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黑暗。因为我们不但不能悬挂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即家中收藏他们的肖像和著作，也有莫大的危险。
　　从哥伦坡到吉卜地，整整一个星期，所见是茫无边际的海景。6月9日晨7时，船已抵达吉卜地，气候异常炎热。城市中虽种植着稀稀散散的树木，但气候异常干燥，炎热令人不能忍受！该城市为法国殖民地，建筑全系法式，人口除少数法国人外，均为黑人。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正值黑人节日。他们的习俗是：在此一月之中，一般市民，除了那些船夫、苦力和做小生意者外，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才起来活动、营业、饮食、舞蹈和其他各种娱乐，一直到天明。因而，当我们于早晨到那里时，街上行人甚少，人们都在睡梦中。
　　我们从吉卜地通过红海到苏伊士运河，船行整整五日，在此五日中，因受沙漠带来的炎热的影响，气候更为酷热。仅在接近苏伊士运河之前一日，气候才逐渐转凉。红海中则不见边岸，惟见日出和日落，颇为壮观，使人感到一种伟大而单调的美。
　　14日早上7时，船抵达苏伊士运河，因几天不见边岸，忽然看见城市和树木，觉得特别新鲜和愉快！运河口建立一个现代化之城市，而尤以左边之建筑为最美丽。沿运河左岸都种植着松树和热带风景树木；而右岸则沙漠无际，还保持着原来的沙漠状态。从运河左岸之植林和开辟之田园看来，已经足够证明：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可以使沙漠变成绿洲；平原变为田地。这同时又指示着人类之未来可以用科学技术大大地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于人类之需要，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臻于舒适之境地。
　　当晚8时，船抵达赛德港（PORT SAID），这是沿地中海的口岸，为一现代化之埃及城市。这个城市为一自由市场，市中陈列各种英美货物，奢侈品甚多，颇类似香港，但其货价较香港为低。市场中最著名的货物便是地毯、皮包及装饰品之类，而尤以各种彩色和花样美丽的羊毛地毯为埃及之特产。
　　船自赛德港向西航行，两天不见边岸，16日中午经过克里特岛南部之海岸，山岭绵延，颇为秀丽。傍晚至意大利与西西里河之麦西拿海峡，海面平静，落日反照，宛如万线金光撒在平镜，颇为奇观！过海峡时，则见两岸群山之下，电灯闪烁，宛如星河，实可与香港与九龙间之夜景媲美。午夜船经STROMBOLI火山时，在船上可以看见火山不断冒出火焰；尤其在黑夜的笼罩中，更显得神秘而优美！
　　6月21日我们的船抵达了目的地——马赛。我们的长途旅程至此告一段落。马赛是法国的一个大商埠，没有甚么特殊的风景，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两日，便到了巴黎。
　　我们在旅馆里住了十天，就搬到离巴黎相当远的一个小市镇，她属于ST•GERMAIN，这个区域为著名的游览区，有广大的森林，堂皇的宫殿——著名的凡尔赛宫——法国历代皇帝都住过那里，当然，路易十六也曾住在那儿。此外还有博物馆、钓鱼台……等风景，我们饱尝了眼福！
　　至于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市镇，没有甚么值得玩味的风景，除了以前拿破仑征意大利时，他当时最宠爱的妻子约瑟芬的别墅外。当拿破仑对她厌倦之后，便将她安排在那里居住，然后寿终于那里，于是便成为一个小博物馆，所有一切都保留如昔，我们曾去参观过，有不少的游客去参观。
　　约在八月初，突然有两位陌生的男同志来我们的住所，嘱我们赶快清理行装，他们将要车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所经过的路程，全是密大的森林。到了森林之边，便有一座很高大的独立房屋，那便是第四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之所在。述之和我作为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代表参加（中国当时有三席）。大会开了十天，所有的决议案都被通过。每一决议案，由某一同志负责发言（先安排好了的）然后进行讨论。全世界的代表都住在同一房子里，共同进餐。晚餐后，在花园游逛，或闲谈，我感觉到这种生活很有意思，心情十分愉快！
　　在这次大会上，述之两次正式发言，引起了全体代表的重视，尤其在对东欧问题的决议案^[1]发言时，会场寂静无声，大家倾耳细听；所有的视线，都注射于述之身上。当演讲完毕时，有的同志热烈地同他握手；有的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天真地说：“我拥护中国同志”。当巴布洛作结论时，他特别着重地说：

　　“我非常之兴奋，中国支部二十几年来，都是孤立奋斗，可是，在讨论问题的方法上，把国际的水平提高了。”

　　在第三次大会后，我们得到国际的照顾和优待，尤其是得到巴布洛的关怀据说是前所未有的。
　　但自述之开始反对巴布洛处理法国支部多数派的事件发生后，尤其是反对巴布洛对法国支部多派派之违反组织原则的措施之后（参阅述之致加农的信），中国的组织便被巴布洛在国际间造谣污蔑为教派，和不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脱逃者”。尤其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经过它的组织派系之传递与宣传造谣和污蔑，中国的组织在那里的信誉大受损伤。迄至五人呼吁书和述之致中共中委会的公开信在社工党的战士报发表之后，才清洗了这一革命脱逃者的污名，而恢复了原来的重视。这从加农（CANNON）致锡兰负责者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明显地表现出来。原文如下：

　　我收到彭述之的1953年12月2日的信，这是我们运动史上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文件。这里是第四国际的英雄支部，具有二十五年斗争的经验，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者。这个支部，应当评估为我们国际运动中最大的宝藏之一，并为在东方未来运动的保证。我们中国的干部，应当受到每一友谊方式的一切鼓励、培育和援助。但事实并非如误传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被当作“革命脱逃者”而遭到穷追、迫害和嘲弄。社工党的领导层最深切和最痛苦地觉到：那种对中国同志的可耻的误传，我们觉得关于此种造谣、诬蔑，保持缄默太久了！特别是在我们知道了彭给毛党的公开信及五人呼吁书——这些是他们中国同志被迫害的抗议书，于去年五月交给书记局，书记局却从未将它们交给各国组织；这些含有巨大政治紧急性和历史重要性的文件，仅仅在去年十一月——五个月之后——才由《战士报》从另方面获得副本而登载出来。”

　　现在我仅将我记忆中当时的事叙述在下面，人们便可想像我们当时的痛苦之广度和深度了！
　　自1952年1月20日，斯大林党的特务企图谋杀述之，由于我坚拒开门而使特务阴谋失败后，我们放弃居室，因而只能住旅馆（至于谋杀故事的描述详细情形，记载于我给刘毅同志的信中，此信也描述我们在巴黎一部分生活（该信刊于《彭述之选集》第四卷的附录——编者））。我们失去了原来的住所，全家分开居住。我被巴布洛安排在他自己的别墅里，与他的妻子海伦同住。我在那里整整地住了一个月。在开始的十日中，巴布洛也从巴黎回来，大家相处很和谐，他们对我也很客气。可是，在下半个月中，当巴布洛再度从巴黎回来时，我便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改变，但当时还不知何故？尤其这次，当巴布洛去巴黎以后（他每两星期回来一次，这一个月回来三次，算是不寻常了），他的妻子对我的态度更坏。
　　在此一个月之中，我已开始领略着巴布洛的妻子做人的态度；随后在国际所开办的党校一个月（党校的房子，即在巴布洛住处之侧），我不但更深刻地认识他的妻子，而且对巴布洛也开始了解（我当时住党校，同我的女儿住一间房间）。因为巴布洛和他的妻子在党校那种骄矜专权的作风，以及阴谋诡计，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他们。因为我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里斗争出来的，对于巴布洛的这一套作风，一看便了如指掌。
　　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巴布洛周围的人，尤其法国当时，以弗郎克为首的少数派对于巴布洛也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因为巴布洛在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历史纪录，他不是从运动中长起来的，没有历史经验，没有经过重大事变的考验，因而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尤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抽象的，没有深刻的体验。在新的事变刺激之下，他便印象主义地以为自己是天才的创造者。于是所谓“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潮流”（巴布洛语）的修正主义便由此而产生。
　　在另一方面，由于巴布洛是一个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聪明和能力，在战后一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做了国际的总书记，自己便骄傲起来了，以为自己才是托洛茨基的唯一继承者，而且居然以继承者自居了（从他周围支持者反映出来，甚至公开说出来了）。正因为他有这种狂妄的野心，于是对那些有历史经验、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老同志，不但不尊重，而且还诬蔑为教派主义者；对那些缺乏历史经验和独立性的干部，尤其年青干部，则加以拉拢，使其围绕于他的周围，无条件地服从他、崇拜他，使其成为自己的派系。正由于他有这种图谋，因而在组织上的措施以及一切人事的安排，都围绕他自己权位的轴心，因而在各国制造纠纷，阴谋组织自己的派系，以致造成当时国际分裂的局势！
　　虽然巴布洛在政治上有如此危险的倾向，但如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可以在内部进行斗争，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之下，进行讨论，争取多数。但当时的领导机关已为巴布洛所把持，任何不同的意见都被排除，无法进行讨论。过去我曾参加多次国际执委会会议，在那些会议中，任何重要的决议案都是临开会之前不久才交给各执行委员，有的甚至在临开会时交给他们，他们连看的时间都没有，哪里还来得及起草修正案和对案呢？根本不是拿来讨论，而是拿来举手通过的。假如谁有不同的意见，则予以严重的打击和排除，封锁其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并曾因此而感到痛苦的。
　　这种双重痛苦，从1953年4月至8月，尤其是在法国总罢工这一阶段中，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除了经济的压迫、孤立、同志的疏远外，最令人痛苦而愤慨的，便是巴布洛对述之那种无原则的打击！当述之为抗议中共逮捕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二百余人的公开信的草稿交给书记局后，巴布洛等藉口要讨论，便拖延不负责发表。述之从那时起，便沉默不言，除了同我及儿子一起做皮包工作外，便是埋头读书，面容一天天地憔悴起来，尤其是八月法国总罢工爆发之后。
　　总罢工到邮政停顿，我们不能获得H同志的唯一生活上的资助。幸而还找到一点零件工作（家庭手工业，一种最残酷剥削的计件工资），来勉强维持。但工厂在巴黎，我们住在离巴黎很远的郊区，每天拿来送去，要转几次地道电车，还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往返需三小时之久；且东西笨重，经常总是六十磅左右。然而这一烦重的工作，全靠我们十四岁的儿子耀明担负。以他的年龄来说，虽然过重（他还要上学，放学后才去巴黎），但他却很懂得我们的艰苦，还能自觉地吃苦，从没有一次怨言。平时的负担已经如此沉重，但在罢工期间，地道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止了，只有改搭军车，这又使他加倍的辛苦！因军车甚高，拿着笨重的东西，上下十分困难，人又拥挤。但假如一天不去，我们便要挨饿了！
　　黄昏时，约八时左右，不容易动儿女感情的述之，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以沉重的声调感叹着说：“这孩子也很辛苦，我想出去接他。”接着我也跟着出去。他告诉我说：军车没有了，很糟！孩子身上没有钱，拿着那样重的东西，他知道家里只有几百法郎，那是为着明天的伙食和车费之用的，他当然不会叫的士。述之一边走着，一边这样说着，我们并着肩，拖着疲倦的身子，怀着沉重而凄然的心情在路易十四广场上慢步地徘徊着。在凄静的夜景里，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不禁勾起了无限的感慨！尤其是述之，他在过去任何困苦和打击之下，从来没有像近几日来这样伤感的。他不断地叹息着说：“艰难！艰难！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时间愈是无情的多过一分，我们的心便愈加重了一分的担忧！从八时半一直等到十点，孩子还没有踪影，路上行人已经稀少，我们的心更慌乱了！约莫十时半左右，我头昏脚软，觉得不能支持，便同述之回到家里休息。但不到几分钟，听到敲门声，欢喜莫名！我迅速地开了门，孩子蹒跚地将东西仍在地上，抱着我哭起来了；我也流着眼泪，述之也掉下泪来！原来孩子是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的。虽然经过一场忧虑和惊恐，可是孩子终于回来了，便转忧为喜！大家吃了晚餐，便围坐在餐桌旁边开始工作。孩子本已同我们一起工作，但次日清晨要上学，我便叫他去睡。述之和我一直作到午夜才停止。否则第二天下午便不能送皮包去巴黎。
　　从上面这些事实的描述中，人们一方面可以了解我们两年余来的真实生活状况，并由此体验到我们所受的痛苦之深；另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还可以从这些真实具体的事实中去了解巴布洛官僚主义的危险，并由此获得深刻的教训。
　　关于政治方面的许多意见，已在述之和我共同签名的信中发表过了，故不赘述。现在仅叙述个人对各方面的感想而已。在第三次大会之前夕，我已觉得国际领导在中国问题上，对毛政权过分美化和幻想；同时，对南斯拉夫狄托反斯大林抱着极大的幻想。这从当时对南斯拉夫反斯大林的决议案中反映出来。当我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发言时，特别说了如下的话：

　　“……当南斯拉夫狄托反斯大林的消息公布后，我当时主编的党机关报《新声》月刊，立即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评论。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反苏联的大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击破了一般人以为斯大林主义的团结，是磐石般不会破碎的；同时，我们对它并没有抱幻想，我们认为它不过是反斯大林的过分压制，而不会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至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如何，要看国内阶级关系的转变和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局势发展发何来决定……”

　　当我看到中国革命决议案^[2]时，尤其是歇尔曼和述之讨论时，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该决议案牵强附会，没有指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前途。只是命令中国同志“渗入”中共里面去革命。可是在1952年12月22日同1953年1月8日两个晚上，在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共产党于同一个晚上里逮捕托派三百多人，这就是对巴布洛发明的“渗入”政策的答复。
　　不管他们如何强调述之的报告为教派主义者；不管在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通过中国决议案时述之如何孤立，我始终是支持他的意见的。因为在我看来，在所有反对述之的发言人中，连巴布洛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驳倒他的。直到今天为止，我是支持述之的报告及对国际中国问题国际决议案批评的意见的。我仔细地研究过这两个文件，其中没有教派主义的倾向，它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文件，而且合乎事实，与巴布洛对中共的美化和幻想的精神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明明（即阿丁）在给我们的信中，对述之的报告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直到今天为止，没有比这更正确的，精细，周密，合乎事实。”他的这个简单精神的批评，我完全同意。
　　在斯大林死后，对苏联的估计，对东德的事件和法国的总罢工，我们自己在讨论中的分析和结论（述之和我、H及莉莉），事后看来，完全与美国社工党加农派的意见不约而同。由此可见，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会得到一致的见解和结论的。
　　但在这些问题上，巴布洛的精神完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同。他的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之产生和发展，也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巴布洛的主观因素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势力之膨涨，如东欧卫星国之建立，法、意、斯大林党势力之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兴起，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便产生了几个世纪的堕落工人国家的理论^[3]，这便是逻辑地产生了亲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这就好像1938至1940年由于德苏协定苏联在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客观局势之下，产生了班纳姆和夏克曼的仇斯大林主义的教派主义一样。不过，这次是以一种相反的姿态出现而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局势，这个客观原因，恰好同巴布洛的机会主义本质的因素配合起来，便产生了亲斯的修正主义的后果。
　　总之，无论从政治、理论和组织的观点来说，这次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绝对必须的。假如没有这个运动，那便等于我们的运动，没有传统、没有希望。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难免有某些损失，难免会牺牲一些干部，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它又往往转过来教育干部，坚强组织。一个革命的党，也是在不断地生长和内部淘汰的过程中的。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便是在不断地与孟什维克以及一切机会主义者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我是以极大的信心来参加这个斗争的，在这个大规模的舞台上来锻炼自己，训练自己，培养斗争的能力，去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任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完稿

^[1] 东欧问题的决议，法国党多数派不表同意。

^[2] 这决议案是歇尔曼起草，由于在第三次大会上述之作了很长的报告，巴布洛不同意，故由歇尔曼起草。

^[3] “几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指苏联），为巴布洛的新理论，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曾加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