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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

——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1919年5月26日)



  山东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欧洲和会要求由德国直接交还青岛、胶州湾和胶济路;现在所以要失败的缘故,一是受了英、法、意、日四国用强权拥护那伦敦密约的束缚,二是受了我们政府和日本所订的二十一条密约及胶济换文,济顺、高徐合同的束缚。有这层层束缚,所以日本人敢于高视阔步,目无公理,目无世界各国的非难,要夺取我们的山东。
  我国民眼见这种失败,自然应该愤恨,自然应该责备日本,自然应该抵制日本,唤起他们不要侵略中国的觉悟。但是我们仅仅为了山东问题的刺激,才知道愤恨,才知道责备日本,才知道抵制日本,而且仅仅知道愤恨,仅仅知道责备日本抵制日本,而且眼光仅仅不出一个山东问题,我以为这种观察很浅薄,这种觉悟很不彻底,简直算得没有觉悟。
  我们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
  (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
  (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
  这回欧洲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另外还有种种不讲公理的举动,不但我们心中不平,就是威尔逊总统也未免有些纳闷。但是经了这番教训,我们应该觉悟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譬如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强横不讲公理,若没有社会党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他们不仍旧是雄赳赳的在那里逞武力、结密约,说什么国权国威对于国民和邻邦称强称霸吗?袁世凯想做皇帝,若不是护国军用强力将他打倒,恐怕如今还坐在金銮殿上称孤道寡哩。现在中、日两国的军阀,不都是公理的仇敌吗?两国的平民若不用强力将他们打倒,任凭你怎样天天把公理挂在嘴上喊叫,他们照旧逆着公理做去,你把他们怎样?所以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我们不可不承认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我们不可不承认尼采Nietzshe、斯特勒Stinor诸人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我们国民的生存权利,被历来政府当局断送的已不知有多少,又何止山东的一个青岛几条铁路。这些权利当中,因为国力不能抵抗,明白断送的至多不过一半。其余一多半都是因为交换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断送的(曹汝霖辞职呈文中已明白说出)。这种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不但现在的政府当局不能免,若让少数人垄断政权,就是再换一班人来组织政府,也是半斤等于八两。因为人性恶的方面人人都是一样,若没有社会制裁,那自专利己贪得心,谁也不免,这就是一人或少数人专制政治所以不能存在的根本。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至于那“妄干政治”、“妨害公安”、“破坏秩序”、“凌蔑法纪”、“希图扰乱”、“荧惑众听”、“破坏国家”、“弁髦命令”、“纠众滋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废话,一概免开尊口。倘不能照这样征服他们,凭空想他们拿出良心对外不秘密断送国民的生存权利,对内不违法侵害国民的自由权利,真算是望梅止渴了。我们因为山东问题,应该发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
    强力拥护公理。
    平民征服政府。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二十三号 署名: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