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陈其昌
睡眠与工作
陈其昌〔清晨〕
（1932年）
刊载于《兴华》杂志，1932年第19卷第42期第10~12页。署名：清晨。
我们勉励青年人尊重早晨的光阴时，常常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因为我们觉得早晨的精神最为清明，此时读书一小时抵得下午读书两小时，所以决不可轻易放过。但是据詹森博士研究的结果，则大不然。他说：
“在心理试验上，我们发明了一则定律，即在白天终了时比在白天开始时，我们的肌肉、脑力的活动率要大得多，因而工作的成绩也好得多。”
“假如我们昨晚睡了七小时三刻钟，那么，今天晚上的工作出产率比较今天早晨的要高出约6.5%，假如我们昨夜睡了八小时，这八小时中我们是安静的沉睡着，那么今天晚上的出产比较早晨要高出约10%。昨晚睡眠时间越增加，今晚工作的效率便越增高”
“在一个人身体所需要的限度内，沉睡的时间越长，精神的恢复力好像便越能加高。但这种加高却使他在早晨不适宜于作工作，因为他必须预先把精神恢复的细胞整理一番，使适于调度；而夜间反适宜于作工作，因为这时他的精神的储蓄尚未十分用尽。”
“许多英国的研究者，如怀亚特（Wyatt）与伊维瑟（Eraser）都发现工厂女工的工作出产率，从开始工作的两点半到三点时候起渐渐增高，在工作完结以前约一点半钟时达到出产的最高峰。美国也有人得到同样的发现。”
根据这个结果，于是詹森博士说道：
“对于一种需要时常转移注意力，即高度的精神集中力需不断放射的工作，或者在精神清新时作之为宜。但反之，对于一种不很需转换注意力，只要继续作下去就可以的工作，在我们精神微感疲倦时作之最为适宜。我发现我自己对于作文、算账、细微思索等工作，在下午六点以后至夜半及夜半以后，作得最好。”
“有许多早晨必须运用细微思想的人，在未应用之前常做一段长途散步或半小时公园游行以为预备。这个办法是对的，因为这样以后，他已充分的疲倦，因而便能够坐得下去进行思索了。有许多人一提到疲倦，便好像讨厌得不得了，要用任何牺牲去除掉的样子，这完全是错误的。十分的疲倦固然是很严重的现象，但我们普通人除遇有疾病、苦恼或胡思乱想以外，极少有十分疲倦的时候。微微的疲倦不但不会减少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还是一种快乐的主要因子，很少心境能与这种无身体细胞之力的阻挠之自足的心境相比美的。”
睡眠是身体的作用，而不是精神的作用。身体与精神的睡眠上虽常是不能分开的，但在睡眠时比较活动的是精神而不是身体。
莱尔德博士在研究睡眠数年之后，说道：
“我们的睡眠是部分的。眼虽闭了，但脑子却仍在活动，意识虽暂时停顿了，但在睡眠中身体可独行二十里。我们可以做噩梦，使我们次日的诙谐能力大大为丧失；但我们也可以做发明或发现的梦，使我们次日能寻得工作的正道。所以睡眠并不仅是在床上耗费我们七至九小时的时间而已”
这个真理已早被许多幸福的人们所领会过了。许多人曾经利用这1/3的床上时间做了不少的创造工作。名人传上已有很多例子表示他们在睡眠中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朱莉娅·沃德·豪（Julia Ward Howe）的有名的《共和国战歌》，是在睡眠中作成的。大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曾告诉我们，在睡眠中他怎样解决了那惹人头昏的区分科学标样的难题——他睡时思索，在梦中得到了答案。但他醒来时，答案却又消失了。次夜他想捉住这答案，临睡时他把铅笔、纸放在枕边，然后睡去。天将明时，答案果然又来了，起初还是模糊的，后来变得甚清晰。他在朦胧中抓得了纸和笔，摸索着写下。天明时，他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孔子感叹于自己身心放散时，则叹息道：“久矣夫吾不复梦见周公！”盖无论古今中外，许多先圣贤者之德修学成，都有借助于“寤寐求之”之工夫的。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睡眠发生创造的作用呢？莱尔德博士说：
“要想使我们的睡眠成为创造的，在临睡时，我们应当把我们明天所要做的事情在脑子里回转几下，这样我们的那所谓下意识便能针对这些事情而活动，而不至于做噩梦了。如果我们在情感上是很沉静的，这沉静能帮助我们在睡眠时进行工作和睡眠。”
“要想在睡眠中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在上床以前做点预备工夫，发动精神的轮子。我们必须涤除感情，心需想到我们是去睡的，而不是要在睡中找烦恼的。那所谓下意识，必须使对两个目的而活动，即第一，要得到一个平静的睡眠；第二，要对日间未曾解决的问题继续工作。”
“精神在睡时是能很好的工作的；其所以不常常如此者，是因为我们未曾时常注意给它以很好的工作条件。如果我们能常给它以适当的鼓励，我们的脑子在睡时是很能帮助我们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