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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日本侵略政策之转变与内田外交之前途
陈清晨〔陈其昌〕
（1932年9月7日）
〔来源〕刊载于《青年界》杂志，1932年第2卷第4期第97-116页，署名：陈清晨。
一
日本社会由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时，因未经过武力的政变与彻底的肃清，所以在其政治制度上给封建军阀保留下了广大的自由活动的地位。名为立宪国家，设立责任内阁，但军部有权对天皇帷幄上奏，且不经内阁之通过，而可以独立决定军机、军令诸事件。这种政制，不但使军部与内阁对立事实上成为两个中枢，并且使军权集于阀阅，内阁成为附庸。但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宪政内阁，是自有其强固的基础的；随着资本之日益集中与经济恐慌、财政混乱之加甚，内阁与军部之斗争便日益剧烈。九一八事件之发生与一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之转变，都是依内阁军部斗争之胜负而表现其形式的。
九一八以前，日本的内阁是代表三菱等财阀的民政党的若槻内阁，甚努力于削减封建军阅的势力。这时因了军缩的呼声已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潮流，并且改革军制、缩减军费的实行又成日本国内一致的期望，日本军阀的社会地位自然坠落下来；于是民政党便想乘势加之以摧毁。但是军阀亦借世界经济恐慌之打击，在民政党上台之初便成立了许多秘密的法西斯蒂化的团体，巩固了自己的立足点；并想引起国际纠纷，以便设法实行军事独裁。其初试在华南、华北引诱勾结，后失败，乃转而发动万宝山案和朝鲜暴动案，作所谓中村事件之伏线，以煽起中日韩民族之恶感。九一八事变现在谁都知道是日本军部预定的计划，因为动员的命令在9月13日即从日本军部发出，早于所谓南满铁路被毁事件的发生有五日之多，所以事变发动以后，能于数小时内占据了辽吉的许多重要都市。
但这个发动，民政党内阁似乎是事先毫未与闻的。直隶外务省的沈阳林德领事将事变发生的原因立即报告外务省以后，外务省即训令查明事件发生真相就近作地方解决。9月25日日本政府答复国联理事会文云，“日本政府极愿保障中日间交涉之和平解决。大部分日军已撤回南满铁路区域以内，现驻沈阳、吉林等处以资戒备之少数兵士待形势许可即令撤回”。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书，否认进兵长春以北。但在军部一方面，则10月4日沈阳日军首领向部属演说道：“头可断，兵决不撤！”军部并实行向满洲增兵，南陆相则在东京、大阪等处公开讲演政府之无能，鼓动军人自动努力。同时谣传甚盛，说日本酝酿大政变；这虽被陆军省所否认了，但军官多人被捕则是事实。到10月底，事态之严重，竟使元老重臣西园寺不得不命驾晋京，听取政府之报告以谋纠纷之解决了。政府既竭力宣传撤兵与和平解决，日内瓦的日本代表亦曾向国联保证事态不再扩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朝鲜既不待内阁许可即独断地越境出兵，而强夺东北盐税，进攻黑龙江省，天津日租界当局收买匪类炮轰华地的事又不断地发生，这不但使若泽谦吉在国联会上期期不能自圆其说，即若槻首相想亦甚左右为难了。
军部既是毫无忌弹地坚决蛮干，而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平素虽是著名地缓和，此时也不得不跟在尾巴后替它辩解，以保持日本政府之表面统一。这一时期内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可以在9月21日到12月10日中间的三次国联会议上日本代表的言论中看得出来。
9月25日国联行政院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日本政府令其代表宣称：“日本政府自始至终，除关于保护日人生命财产之必要行动外，曾极力阻止事件之扩大。”又称：“日本现已开始撤兵；至于完全撤退，须以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条件。”日代表并宣读日政府9月24日的宣言，内容谓：“日本对于满洲，绝无领土野心，现在之冲突，乃因中国军队毁坏南满铁路而起，日本为自卫计，故有此种行动”云。这次国联的决议为：信任日本政府之声明，并希望其从速完成撤兵，恢复两国和好。并定于10月14日再开会议。
10月14日的会议，因10月9日日本飞机轰炸锦州，提前于10月13日举行。芳泽日代表当众宣读表示日本态度之《10月13日声明书》，对于不撤兵的原由声称系日侨安全未得保障，并声明“日本政府确定于其国人安全获得保障时，即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并建议于国联行政院云：在这种严重情形之下，当务之急为恢复中日间友好及合作精神；欲遂此目的，应请中国先行承认数种基本原则，如此日本便立即撤兵并可随时与中国政府谈判云。但所谓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日本代表虽当场未能提出，但会议闭幕后，日本政府于10月26日发表了解释所谓基本原则之宣言，原则共分五项：（一）中日相互担保各不侵犯并保障彼此之土地完整；（二）中国境内各种排日运动连抵货在内须永远停止；（三）保障中国境内日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四）偿付用以铺设满洲各铁路之日款；（五）承认现有之条约权利连日侨在满洲之土地商租权等在内。同时日代表又反对美国参加国联会议中日问题之讨论，并反对将此问题交付国联仲裁，而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解决。
第三次的国联行政院会议于11月16日开会于巴黎。此次会议的决定，除劝告日本于最短时期撤兵至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外，并遣派五人之调查团亲往满洲，研究调查一切有害国际和平、中日邦交之事件，报告行政院设法解决。这个决议案被通过后，日本代表声明，日本赞成此决议，但以保留剿匪及其他捣乱分子为条件。
在这三次会议中，日本政府的态度，起初是声明九一八事变是出于自卫，对满洲无领土野心，日侨生命财产一有保障即完全撤兵并愿与中国直接交涉。后来则提出五项基本原则作撤兵与交涉之先决条件，态度比较起初稍为强硬，政策亦比较起初为有内容。但无论如何这时日本政府在国联会议上所表现的态度，是消极的、预备退让的，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有条件地允许撤兵，并愿与中国直接交涉。自然，如果单就孤单的事件来观察，日本政府这样的态度可以说是缓兵之计；但这样的观察是非辩证法的，是不合事理的，是把军部与内阁的冲突忽略掉而把二者的行动完全看作一致的。我们只要把后来不久民政党内阁被逼倒台的事实加以注意，便可以看出日本军部与内阁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是怎样地异趋了。
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期的对华侵略外交政策，即所谓币原外交政策。这时候的情形是：军部依照其固定计划在满洲扩大其军事行动，并威迫华北与华南（扰乱天津，挑衅福州，横行长江等），币原虽极力保持其经济侵略政策，但却不得不随着军部的行动而为之辩护解释，整个日本内阁不能支配一个本庄繁，阻止不了南陆相的骄横的宣传。政府无能的空气弥漫于上下级军人之间，宇垣军人内阁的呼声普遍于各处。到12月初，若槻内阁遂因财政困难无法弥补及军部行动失去统制之两大原因而倒台了。
二
若槻内阁倒后，军部气焰更为高涨。犬养毅继之组阁，一切内政外交政策，秉承军部颜色而行。但日本军阀对于中国亦有急进、缓进派别之分；民政党内阁倒后，缓进分子，失去立场，因而犬养内阁成立时，陆相一席，排除资望较深接近民政党之宇垣一成，而以少壮派领袖之荒木贞夫充任，军部大权，移于急进派之手，因而对华武力侵略之政策历行益急。扰天津，占锦州，攻上海，入哈埠，3月1日又成立所谓“满洲国”的傀儡政府，不顾国际环境，不审内部力量，凡所举动，无不是直向化东三省为日本完全殖民地的方向迈进。对于中国，主张彻底用兵。对于国联，主张断然退出。
但是犬养内阁，虽然较之若槻内阁是更投降于军人了，然政友会的政党主张的传统，与政友会内部派别的复杂与牵制，终不能使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完全与军部一致。于是军人便把从前厌恶民政党的心理，转移到政友会身上；借着经济之恐慌，财政之困难，法西斯蒂势力之膨胀，遂散布开了反对政党内阁之空气。3月14日荒木陆相在新闻纸发表意见说：日本目前应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建立东亚的门罗主义，不准英美干涉远东的政治；但是政党只知道争政权，专门的外交官只知道追随英美，所以在政党内阁之下，决不能实行这种外交。但犬养、芳泽的外交政策怎样呢？他们不主张退出国联与各帝国主义断绝关系。在本年正月间，他们想与中国政府成立谅解，以图解决东三省问题。据传此种谅解约有两点：第一，中国政府承认东三省为特别行政区域，其行政长官之任命，须得日本政府之同意；第二，东三省须施行独立的民主政治。他们并委派有吉明来南京与中国政府有所接洽，有吉后与汪精卫会见时，虽因犬养已被刺，所负任命，中止进行，“仅只告别，无话可谈”（汪氏语）而去，但犬养、芳泽之外交政策，不同于日本军部的对华彻底用兵，满洲必须与中国完全脱离之主张，甚为显明。又日本驻美的出满大使常常于日本军人在中国的暴行发生以后，受美国政府的询问时，因无有日本外务省的通告，而饱尝不知所对之苦，则日外务省追逐军人暴行之后的情形，亦灼然可见了。
币原外交是“和平的”外交，是与军部所主张的强硬外交相对立的，芳泽、犬养的外交是取以满洲为地方政权的态度使名义上主权归中国而实际利益都归日本的外交，可以名之为取珠还椟式的外交，这外交政策仍与军部所主张的承认“满洲国”使与中国完全断绝关系以便日本独享的外交政策不相容。如果把芳泽、犬养的外交政策与币原的外交政策比较一下，便显出两者内容之不同：芳泽、犬养想实质上独占满洲的利益，而币原则尚愿留一部分给中国；芳泽、犬养的欲望已超过中日现有的平等条约与强迫承认的条约的权利以上，而币原则只要能取得此等条约权利便允撤兵。但两者都主张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虽然是虚空的），并愿与中国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这一点是与军部的哪怕是炸弹也定要把东三省一口吞下去的那种外交主张绝不相同的。
但是经济恐慌之加深与国家财政之无办法，命定地使日本国内的法西斯蒂势力日益扩大，军人的气焰日益发扬，发扬扩大的结果是造成了5月15日的凶杀事件，完结了芳泽、犬养外交政策的命运。于是军部遂操纵了日本内阁，而军人素来主张的强硬的武力外交政策便施行了。
三
在3月以前，日本军部所主张的强硬的武力外交，只不过凭武力硬干，尚无否认与中国交涉之意，但自3月12日所谓“满洲国”者通告成立，日本军部乃一变而蔑视中国为其交涉之对手，其意若曰：伪国已成立，东北问题今后已不与中国相干。此诚中日外交之一大变局。但是由日本政府显然表明此种态度，则在斋藤内阁成立以后。
斋藤内阁完全是仰承军部意旨行事的机关。因而斋藤内阁的外交。即所谓内田外交也者，完全是日本军部的外交。本来自九一八以后，日本国内对满洲事变约分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主张立即承认“满洲国”，誓死与国联奋斗，如必要时不辞一战。主和派则主张现时日本国内各种经济状况，决不能受对外战争之压迫，宜力避免战争，因之不妨将满洲认为中国领土，承认中国有主权，而取得经济利益之实果，这样既可缓和国际的空气，复得改造现时日本国民经济的结构。前一主张，军部素来主张之；后一主张，则是犬养内阁之主张。但自斋藤内阁成立后，在日本政府中，后一主张几被消灭，前一主张则压倒了一切。这种情形，自5月下旬斋藤内阁成立以来，在各巨头的言论与政治施设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
6月3日斋藤施政方针的演说中，在说明“满洲国”的存在是俨然的事实，以表示其将与承认之意向以后，接着说：“在满洲之帝国军队除对于新国家之警备力予以必要的协助外，如发现日本臣民之生命财产濒于危殆或一般治安发生动摇之事态发生时，自不得不负镇静之责任”云。这句话把以前的事态许可即完全撤兵的诺言完全取消，并将日本军队将永远占领满洲之意旨，以正式的负责的态度完全宣布出来了。
7月9日国联调查团往访荒木陆相，荒木答复询问时，力言日本与满洲之国防不可分离，“‘满洲国’之存在及其自卫上，不管其愿与不愿，日本不能不负指导之责任。故今日以后若有人对此行内部之扰乱或外部之威胁时，日本不能不十分觉悟并用力与之周旋”。荒木最后又表示军部之重大决意云：“吾人绝对反对中国主权之行施于‘满洲国’”。这些话凶蛮地说明：满洲之事决不许欧美及中国过问，日本将单独包办的主战的外交政策之正在实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的侵略外交政策之强悍与蛮野，没有过于此次荒木所表示的了。
内田康哉的外交是竭力扫除币原、芳泽的外交政策而完全投降于军部的政策之外交。在8月25日的外交方针的演说中，内田所说的不过是给上述荒木的话加以扩充与解释罢了。他首述九一八事变之原因为中国对日之轻侮与排斥。继言“满洲国”之成立，乃“该地方人民以对于中国本部具有地理的历史的及心理的特异性为背景而发生的独立运动之结果”，并非出于日本人的制造。由此前题，于是他进而证明日本承认“满洲国”并不与《九国公约》相抵触，其理由是：“依中国之分离作用，即依中国地方住民自己之发意而建设独立国，固非《九国公约》所禁止，以故《九国公约》当事国之帝国（日本），即对于此既存之‘满洲国’予以承认，亦并不与该条约之规约相抵触”。更声言日政府已有从速正式承认“满洲国”之决心。接着又列举解决满蒙问题之两要点，明白表示不许中国本部政权依任何形式与满蒙发生关系，无论如何绝不把满洲交还中国。后更指谪中国排外，内政纷乱，使“其他各国蒙不可忍受的侮辱与难堪的灾害”，以图取得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情。内田的此篇演说，明了而直率地，理论与事实并证地表示出日本军部之侵略政策。承认伪国与独吞满洲之决心。这不但表明日本侵略政策之变为急进，且亦指示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今后将有怎样凶蛮的行动了。
但日本侵略的行动如果太无忌弹，国际自不免有惹起战争之危险，战争发生后日本的地位与经济自不免有难以持久之形势。这一点是日本缓和派侵略者所最顾虑的。但日本军部则完全忽视这一点。荒木近在东京某杂志之座谈会上对日本新闻记者询问之答语，极堪注意。问平津是否真要用兵？荒木答道：“此次满洲事变之对象为张学良，张氏势力所在，即满洲问题解决之场，平津为张氏驻在地，故即日本动兵之所，此固最初所决定者也”。问万一日本被经济封锁如何？荒木答：“无饭吃即啜粥，无粥则吸米汤，如并此而无之，则枵腹亦无不可”。问日美开战，如果战败而起内乱则如何？荒木答道：“即使生内乱，亦只有设法处理，悲观为何？”由这些问答，则所谓日本军部外交政策者只是行险以侥幸，灼然可见了。
然而上述的荒木、内田、斋藤的言论并不是虚言，5月以来已着着见诸实行。犬养被军人刺杀，陆相荒木理应引咎去职，但斋藤内阁成立后仍为陆相，别人无奈之何，此可见少壮派军人近在日本政治上势力之雄厚。最近陆军将校移动至二千余人之多，据闻旧时人物，几已一网打尽，而清一色急进分子多已整装上阵。宇恒郁郁，各党不安。近宇垣由朝鲜回国，荒木一派，侦谍四出，防其活动。军人暗门之烈，于是可知，而少壮派军人必将行施其强硬的武力独吞的侵略政策，亦成当然之事。
满、蒙四头政治统一案之决定实行，为日本侵略政策实施上之一大关键。所谓四头政治者，指日本在满之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满铁总裁，及驻满总领事四者之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言。日本政府之想把四部分统一于一个指挥之下以便侵略，本是几年前的事，不自今始。7月26日在荒木领导下的日本内阁议决驻满机关统一案，决定：关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及派遣满洲之特派全权大使，以一人兼任之，满铁总裁受特派全权之指挥。同时由军部推荐武藤信义中将兼任三要职，林博太郎伯爵任满铁总裁。这样便统一了四头政治，并把侵略东三省之一切事务完全归军部包办了。从此以后，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计划归武藤一人筹划指挥实行，日本经营满洲的壁垒，焕然一新了。
既命武藤为驻满特派全权大使，这当然是承认了“满洲国”。但是日政府照会国联秘书厅时，却巧辩谓武藤非普通大使，不递国书，职在监督日领云，故派遣武藤并非承认“满洲国”。但驻满日领不会由驻华日本公使指挥吗？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但日本军部，则却直承不讳，谓武藤之使满，即为事实上之承认，一俟准备完成，即可正式承认。实际上日本之承认“满洲国”，既经国会的决定，又经内田、荒木之屡次正式声明，将为必然实行之事实。目前所以未遽尔承认者，实因此事体大，一经承认，便加重日本在国际地位的许多责任，因而稍有踌躇。但这是不足抵挡封建军阀之无忌弹地蛮干的。
至对于世界，日本军部则高唱亚洲门罗主义。6月21日，日本前驻美大使石井子爵在欢迎新驻日美使宴会上，发言道：“如美国欲支配亚洲大陆而阻止日本在亚陆施展其和平与天然之开拓，则时局必甚属严重”云。这不只是对美国的警告，而实是对世界的警告。
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现行的军部外交政策，是强硬的武力的独吞的侵略外交政策。对国际则高唱亚洲门罗主义，如有干涉其侵略中国者则以战争相威迫；对中国则说满洲已成立独立国家，日满之事已不与中国相干，以杜中日交涉之门；而对于满洲，则统一经济政治军事之指挥，不遗余力地从事经营，以图实现所谓“满洲极乐国”；为实现这些独吞的幻想，虽发生国际战争，战得使日本人都啜粥，吸汤甚至于枵腹，亦所不惜。
所以把现行的军部外交与过去的两种外交政策相比较，三种外交政策，显然不同。币原外交是所谓“和平”外交，因不容于军人而失败了；犬养、芳泽，赞成满洲新政治组织而不变成其成为独立国，这种外交，较之币原，已向军部更接近一步，但犬养卒被军人所暗杀，而芳泽亦从此坐废。内田外交即是军部外交，主张成立满洲独立国，归日本独吞。在这三种外交政策之转变中，是宪政派的主张逐渐失势，而军人的主张日见发扬。在目前，日本的政治，不但操于军人之手，而且操于主张急进的少壮派军人之手，可说是三十年来日本军阀揽政的极盛时期了。在以前若槻、犬养两内阁时期，政府之措施每不能完全顺从军人的意旨，因而那时期在东北的侵略行动，全由本庄繁一人独断独行，不听政府之节制，而只与军部通声气；到斋藤内阁成立，军部既操纵了政府，而侵略计划，亦遂完全归政府支配规定。所以在前两时期，政府与军部在侵略及应付计划上常相分歧，而在后一时期，两方面言论与行动全相一致了。
四
日人扬言，不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中对日本的批评如何，将于九一八的周年纪念日正式承认“满洲国”。现在武藤正在与“满洲国”缔结各种所谓经济的政治的条约，以欺骗世界的耳目，以达其并吞满洲的目的；由日本的政情、军部的态度及近数月对于满洲的设施看来，今日以后，日本国内如无意外的政变，国外如无严重的打击，则对东北之有组织有步骤的侵略经营，必将日进无已。但是这种军部的外交政策，便因此而会有其光明前途吗？则决不然。只就一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三省的经济、政治情形及日本军人之奔波疲敝、穷于应付之情形来观察，日本侵略东三省的前途已是墨样地黑暗了。
现在的中国民众与日本吞并朝鲜时的已迥然不同了。三十年来，世界潮流震荡之结果，已使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非常高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之主要源泉，成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洪流中中国民族维持其存在的砥柱。这种意识，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炸弹所能毁灭得掉的；在英帝国主义预备放弃印度之时代，日本帝国乃欲化东三省为其殖民地，将见其心劳力竭而自招灾祸。一年以来，东北经济之衰落既使素来盈利丰厚压倒日本各企业的满铁营业在1931年度反而亏损了三百四十万日圆，又使农村经济破产，胡匪遍地，农民多挺而走险，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到处蜂起的结果，不但使日军不断地丧亡，日侨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素称乐土的满铁区域的治安都不能维持，而且使日军不得不大批增加，日本政府不得不尽力罗掘以应付浩大军费之支出。东三省的抗日势力将继续地增加，岛国的财力与人力将日见无法应付。所以军部侵略政策的前途，必将是日本帝国主义精疲力竭而放弃东三省，日本国内发生毁灭现状的革命。这个前途，日本有识之士已经指明出来了。
日本前驻俄大使田中都吉者数月前到东三省观察，归东京后发表了关于满洲现状的谈话，指示满洲情形对于日本之危险。他说：“最近我到满洲去了一个半月……才知道有很重大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那些国际问题和外交问题，眼前还谈不到，我就收兴而返了。照我想来，满洲的情形，照现在这样再推移下去半年，就会发生很伟大的事件来（这里说的伟大，决不是好的意思，却是一种恶劣的意思）……在满洲各地，贼匪横行……旧军阀的策动，固然也有些影响，但日本所用方法，实在太坏，弄得政治的威力全失，却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治安的紊乱，匪贼的横行，远在我想象之外。比较九一八事变以前，满洲的治安，实在紊乱得不成样子。不但马贼匪徒的数目加多，就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也一天比一天扩大。因为日本的方法太坏，弄得一般人民不能够安居乐业。……治安不能维持的结果怎样呢？日本只好加派军队，加派军队，就得多加许多担负。照这样下去，永久要用军队去打马贼，军队的士气，要受着极大的或意外的影响，将来实在是大可忧虑的！……像现在的情形，无论日本想在满洲做点什么事，是不会有下手的地方的，资本家不敢投资，就是普通的人们，也不敢离开南满铁路，往内地去工作。照这样子，到满洲去干吗！所以我说，无论如何困难，总得想法子快点恢复治安。但这件事好像是不很容易，据关东军的专门家说，总得要下五年的苦工夫，今年以内，是绝对赶不上了。这真叫人不胜悬念之至。不但损失了我们忠勇军士，我们的财政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是最不好的现象……这种事态再支持半年下去，我想，日本的内政上难免不发生非常的影响。” （《我所见的满洲》，载《藏前工业会志》八月号）
田中都吉是日本外务省的高等官吏，这一些话决不会是替日本帝国主义作反宣传的。如果单是日军之继续增加与日本人民的财政负担一天比一天加重的问题，则东北义勇军之活动，民众对日军的反抗，尚不足以很快地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坟墓。不幸的是世界经济恐慌，已经打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繁荣，中国的抵货运动，加重了日本工农业的破产，而满洲事变的影响又使日币在世界市场上空前地跌价；这情形将使日本帝国主义精疲力竭，无力镇压东北民众之反抗，及维持国内的统治。
日本政府支出的满洲事变费，至本年5月底止共一亿四千万日圆。在昭和七年度（1932年度）的预算上，规定发行公债五亿二千余万圆（一般与特别会计合计），其中二亿五千二百三十八万余圆为满洲事件费。换言之，日本本年度的财政困难，有二分之一是受九一八事变之赐。8月11日东京电讯，谓日藏相高桥谈话，日本财政非常困难，预算亏空，即加税亦不能弥补，而军人又反对加税，因而只有发行内国公债以图弥补之一途。高桥谓，亏空之主要原因为日本在满军费，今后仍将如此。无限发行公债的结果，将使通货价格日趋于暴落，物价渐趋于胜贵，因世界恐慌之阻碍工商又不能发达，因而将使劳动者的实质工资趋于低下，小资产阶级破产。
又8月20日东京消息，谓大藏省因对美汇兑惨跌至二十二元之空前贱价，极为狼狈，且毫无办法。当局之意，以为今日汇兑行情之惨跌，并非根据于贸易金融等的实势，实由于与对满问题有关之对日国际情势及国内政治社会经济各层不安所致，故实际上无迅速安定之可能。而这种跌价且将使日本在支付外债利息与收取国外投资利息上蒙极大损失。
至于日本国内经济之衰落亦是空前的悲惨。农村既极普遍地破产，而渔村，尤其是东北地方之沿海渔村，自中日事变发生后均处于不可收拾之穷境，平时一日二餐，一日一餐，甚至终日无食之人，项背相望。工人失业；知识阶级失职业者，只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横滨、神户等六都市已达四十二万人。儿童之缺食者约二十万人。日政府为要救济这种困穷，于是不得不发行公债，因而更增加其财政之困难。
所以日本的这种经济情形，是决不能压服民族意识高涨的中国民众的反抗的，即使军部之对华的侵略政策无国际阻碍地得顺利实行。但是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民众是具着极大的刺激力与残酷流血的前途的，中国民族反日战争的结果，将是引它走向伟大的世界革命之道路。
ー九三二，九，七。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