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民族性和文化

　　与国家之多相伴的，是到处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在先进西方国家，生物学种族主义（biological racism）的意识形态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已多多少少让位于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它不谈非白种人的生物劣等性，而是谈那些来自非英、非法、非德，或更普遍地，非欧洲、非西方背景的人的“文化落后性”，至少是“文化差异”。

　　正因此，撒切尔夫人在1978年选举前才大耍种族牌，声称英国人被“不同文化的人给淹没了”。

　　还有形式上较不极端的论调：“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因此我们自然地认同我们的文化，别的群体则认同他们的文化”。在日益主宰着英国国家课程——“英国史”、“英国文学”以及基督教——的右翼理论家当中，这类思想成为它强调的基础①。有趣的是，这些理论家极力争取新教徒与原教旨主义回教徒建立他们各自的学校的权利。[74]

　　这一论调至少部份地为某些通常被视为左翼者所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强调每个人必须珍视他们自己的文化，乃至对“文化的杂种化”（bastardisation of culture）大表关注。[75]文化优越主义（culture supremacism）其实是以各种形式伪装起来的种族主义，而许多反抗文化优越主义的人士，主张他们自己的文化分离主义（culrural separatism），这有时成为倒转过来的文化优越主义的形式。他们辩称，因为他们是爱尔兰、犹太、亚美尼亚、亚洲、阿拉伯、回教、非洲等血统，他们便必须奋起保护他们“本土文化”（indigenous culture）的纯粹和独立。他们以“对抗文化灭种”（fight against culture genocide）和“对抗文化帝国主义”来使他们的立场正当化。

　　然而所有这些强调维持文化独立的说法，不论来自保守右翼或自视为反种族歧视、反帝国的左翼，都是基于同样的谬误。他们都假定，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不断繁衍有赖于不断增长的文化差异。但其实，现代世界的特征却是文化的不断汇聚，和朝向同质性的世界文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比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及之时更为明显。他们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6]同样，这一趋势也比大约90年前考茨基和列宁论述文化融合时更为明显。

　　“文化”一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广义和狭义的。就广义来说，它指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总和，包括维生的方式、宗教实践、性别之间的关系、道德态度、时间感、如何对待老人与儿童、烹饪、以及他们用以描述所有这些活动的语言。狭义的文化指的是艺术、音乐和文学。

　　正是这一点使得狭义的“文化”能够给特定社会的人们提供认同感，那是他们在社会危机中能够依附的某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形形色色的保守派试图颂扬他们所谓“传统的”民族文化。他们竭力诉诸过去的生活方式，以反对任何向旧社会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试图建立在自己的霸权下的新国家的人，要寻求他们所谓根本不同的反传统的东西。

　　但在阶级社会里，狭义的文化只能表达人们广泛的生活方式的一部份。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并不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每个阶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与文学倾向于表达独自拥有资源和闲暇去维持艺术生产的阶级，即特权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虽然最好的艺术家试图反映全部的社会经验——包括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经验的成份，他们的观点却是依靠压迫者和剥削者以维生的人的观点，即使他们自己并非来自统治阶级。

　　当我们谈到英国艺术、俄国艺术或中国艺术，我们谈的是社会的统治者的艺术，它可能部份表述了被剥削阶级，但却是以间接、迂回的方式。甚至当我们谈论阿兹特克（Aztec，印加文明）艺术或许多殖民地以前时期的非洲艺术时，也是如此。因为艺术生产的专门化不论规模如何，至少在阶级分化开始以前都是不可能的。

　　此外，随着社会的改变，文化也改变。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任何将它视作固定之物的企图，事实上都是一种虚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用来把人们束缚于特定的被认可的行为模式。在当代世界，这个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改造了的世界上，这尤其真实。当世界各地的人们被纳入市场关系，脱离了乡村生活的相对孤立，与大量人口相联系，他们的生活就已被转变。

　　当人们谈论任何类型的“传统文化”，他们提到的是某种无论在哪儿都跟他们生活的现实不相适应的东西。迫使我们按传统的“英国文化”生活的企图，就是如此——这种文化大部份是历史上由农业社会的有闲绅士所创造，并为他们服务的。为对抗这种文化反动而要我们回到“盖尔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回教文化”或任何文化的人，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世界各地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式，都是十分晚近的历史产物，尽管保守派总是宣称它有古老的渊源。例如，仅在一个世纪以前，盖尔特文学才在现代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并且通常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如格利高里（Lady Gregory）和叶芝（Yeats）的手中重生。现代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试图建立说印度语（Hindi）的文化，以对抗德里地区的平民市场语言即印度斯坦尼（Hindustani）和它的宫廷版本乌尔都（Urdu）语的文化，同样也仅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

　　高等艺术与流行艺术的当代“民族”形式都是人类存在的晚近的、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世界各地占支配地位的、不同形式的通俗音乐也是如此。正如一项对非西方的通俗音乐的权威研究所显示，这一切都是较为晚近的产物，建立在汲聚来自不同文化的成份的基础上：

　　文化同化最显著的形式包括西方的影响——尤其是西方的音乐成份（如乐器、和声与声乐风格）被非西方的音乐文化所采用……西方的迪斯科、摇滚和慢调民歌已成为国际风格，由跨国企业网络所推进。[77]

　　但当然，西方音乐本身并不只是欧洲人的产物。它的主要成份形成于在美洲的非洲奴隶后裔发展出的有活力的、混种的音乐——综合了源于非洲的节奏与西方的旋律及和声模式。[78]

　　同样地，世界上许多新的地区性风格基于传统与西方形式的综合。因此，今天拥有着从越南和印尼到前南斯拉夫[79]的多国观众的印度电影音乐，是通过南、北印度的地方风格的合并、“以自己的特别方式来运用西方的和声”形成的；[80]而现代非洲的通俗音乐则兴起“自1950年代，某些加勒比海风格，尤其是古巴的伦巴（rumba），在刚果和非洲其他地区大为盛行，并产生了非洲本土与加勒比海黑人音乐的新混合”。[81]

　　通俗音乐的例子表明了朝向文化融合的趋势可以有多先进。单一的世界通俗音乐也许尚不存在，但较少数互动的地区性风格却是存在的，这趋势是朝向融合并征服全世界听众，而非分离和狭窄的民族传统。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冲击为每个国家的文化保守派所憎恨。然而通俗音乐可能是最为渗透大众生活的艺术文化形式：它在普及程度上最接近的对手——吸引了大量观众的体育赛事，虽非“艺术产品”，却是更为一体化的世界性现象。

　　这种文化融合不应当令人惊讶。资本累积的动力事实上正创造着世界性的生活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为敌对的阶级创造了全世界的对立的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是由资本主义的扩张汇集到大城市里的那些人：

　　通俗音乐的演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它在全世界众多文化中与未被同化的、没有公民权的、贫困的、被社会边缘化的阶级的关连，这个流民无产阶级③包括了地痞流氓、皮条客、娼妓、流浪汉、街边小贩、吸毒者、音乐家、混杂的街头人等和各种无业移民等等……正是这些团体……产生了如雷北提卡（rebetika）⑤、现代克隆宗（Kroncong）、雷鬼乐、钢鼓乐团（steel band）、探戈与爵士这样富于变化而生动的形式……流民无产阶级是城市的居民……他们本质上倾向于新的文化表达形式。[82]

　　但决定一种艺术形式之流行程度，因而决定其盛衰的，并不只是它的创造者，还有他们为之而生产的消费者。而且，对工人大众和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对流民无产者亦然），工作的速度、消费的模式、衣着的风格、娱乐的形式、性关系的形式以及其他，都日益穿越旧的文化障碍。语言仍旧有别，但所说的内容日益趋同。

　　广义上的世界文化在逐日形成，因此无需惊讶，包括通俗和“高尚”形式的艺术也日益国际化了，并有了欣赏电影和电视节目、摇滚乐团和交响乐团、小说和歌剧的世界性观众。

　　正如在通俗艺术里，各种地方风格之间有渐增的互动，并且每一种风格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在高等艺术里，前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已被国际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所取代。因此小说原本是资产阶级在西欧争夺权力时所创造的文学形式，现在被来自非西方世界的作家所采用并精通，如古吉（Ngugi）、阿契贝（Achebe）、拉什迪（Rushdie）、奥什（Ben Ochre）、马尔克斯（Marquez）等人⑥。

　　文化帝国主义发生在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强迫被征服的人民采用其语言及其世界历史观之时，比如英、法在其帝国的各地，或沙皇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它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的副产品——帝国主义就是帝国形成、人民被残杀的血腥野蛮的过程。

　　但当今文化的融合不能被解释为仅仅是强迫征服的产物。确切地说，它是资本主义扩张所铸成的不可逆转的结果。它之得以发生，是由于全世界人们尽力安分守己地生活在由同样的世界制度塑造而成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同一步调。当统治阶级采取的剥削形式变得愈来愈相似，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也越来越相似。同样地，当人民大众单调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愈依赖于他们出卖劳动力的能力，适应工厂、矿山或办公室里的工作节奏的能力，他们的娱乐、文化乃至衣着的形式也趋于一致。例如，现代通俗音乐的节奏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现实和工资劳动的强制，即便它只是试图提供逃避。文学中的小说形式到处占优势，因为它表达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体验当今世界现实的方式。

　　关于不断增长的国际文化，没有比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爆发的敌对民族的内战在电视上呈现的形象更清楚的了。因为双方的大批战士穿的是同样的牛仔裤、同样的运动鞋，听的是同样的随身听或手提式音响，喜好的是同样的运动，而且很可能看的是同样的肥皂剧。这是因为，如果不是在作战的话，他们过着的是本质上相同的生活，从事着几乎相同的工作。

　　转化的过程当然尚不完全。世界人口的一大部份仍是农民，而非工资劳动者。在工资劳动者之中，有人活在饥饿的边缘，除了做临时工之外一无所有；有人则在大工业部门全职就业。在许多城市里，存在着非常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它常常在其较低的层面上跟一群尚未都市化的前农民相融合，这些农民仍能在回到传统的主张下被动员起来——像很多中东国家的伊斯兰教运动，或印度的印度至上主义（the Hindu supremacist）运动。但文化融合的潮流仍是压倒一切的，这仅仅由于世界制度施加在它之内每个人的生活之上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这就是为什么回到传统始终不可信的：传统是被制造出来的，最现代的技术被用来重铸最古老的文本的意义。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文化当然是有缺陷的扭曲的文化。它是阶级社会的文化，从千百万人民的生活汲取意义。这种文化在鼓吹自由的同时宽恕了奴隶制；它产生了贝多芬也产生了贝尔森纳粹集中营。关键是不要以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方式去膜拜这个文化，而要将它看作人们不断抗争的唯一领域，因为创造出这一文化的制度已淘汰并摧毁了所有其他领域。

[74] 参见Independent on Sunday, 2 August, 1992, p.5.

[75] 最近电视节目中Stuart Hall（前Marxism Today的导师，法国新哲学家）和Salman Rushdie的讨论，只有Rushdie表现出了解到文化融合可能有好处的征象。

[76] 《共产党宣言》。Marx and Engles,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arx, Engles, Lenin, The Essential Left (London, 1960), p.18.

[77] 《非西方世界的通俗音乐》。P.Nanuel, Popular Mausic of the non-Western World (Oxford, 1988), p.20.

[78] 同上，p.20.

[79] 同上，p.20.

[80] 同上，p.21.

[81] 同上，p.20.

[82] 同上，pp.18-19.

改写者补注：

　　① ideologues，理论家，倡导者，拥护者。原译本译为“意识形态（ideology）”。

　　② bastardisation，原译为“杂种化”。词根bastard有“私生、非婚生、杂种、野种”的意思。Bastardize，英汉大词典释为“变低劣、退化；宣告……为私生”。视文意，应兼含二意，指“文化因杂交而退化”。

　　③ 流民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即我们熟知的“流氓无产阶级”，或有译为“游民无产阶级”、“渣滓普罗”者。原译本为“流动性无产阶级”。

　　④ 皮条客（pimp），原译本为“妓院老板”。

　　⑤ 雷北提卡（rebetika），原译本的译名。有“希腊的布鲁斯”之称，或称希腊民谣，辞典及网上都查不到译名。

　　⑥ Ngugi（肯尼亚裔美国作家），Achebe欣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尼日利亚作家；Rushdie（拉什迪，《撒旦诗篇》作者；Ben Ochre，（未知）；Marquez，马尔克斯。

　　此外，popular music原译本为“大众音乐”，这里统统改为“通俗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