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最初的“黑暗时代”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　最初的“黑暗时代”

　　相信每个人在看过人类早期文明建造的金字塔、神庙、宫殿或巨型雕像后，都会对其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令人感到震撼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同样令人过目不忘的还有那些遮风避雨的石屋——有些石屋甚至还配有给水管道和下水道。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些年代建造这些石屋的人们对硬金属还是一无所知，他们不过是使用精心打磨和制作的石制工具或木制工具（有时也会使用铜或青铜）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
　　对居住在这类城市及其周边的人们来说，这些宏伟建筑和高超的建筑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力恐怕只会更大。埃及吉萨金字塔或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古城，以及乌尔城或乌鲁克城巨大的阶梯塔台神庙，甚至比今天纽约的帝国大厦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更加统治着地球的天空，那是人类此前从未有过的权力的象征、国家永恒与稳定的标志。它们令统治阶级相信，他们的权力将会如同太阳和恒星的运行一般永恒不朽、无可置疑，同时也使仰望它们的民众更加强化了自己弱小无力、无足轻重的感觉。
　　然而，即便金字塔、宏伟的雕像，有时也包括一些古城建筑都能存留千古，建造它们的社会却是迟早都会遭遇深刻的危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陷入了彼此间永无休止的战争，直至公元前2300年被来自北方骁勇善战的萨尔贡所征服。萨尔贡将整个新月沃土融合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不过在他去世后，这块肥美的土地很快就成为其他征服者觊觎的猎物。建造了伟大的吉萨和萨卡拉金字塔^[1]的“古王国”埃及，也在一个半世纪的内战和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分崩离析（前2181年至前2040年被称为“第一中间期”)。曾经繁荣一时的印度河流域城市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经过千年岁月的洗礼，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沦为荒无人烟的废墟。大约一百年后，这次轮到克里特文明向厄运低头——壮美的克诺索斯宫曾是克里特的骄傲，如今却变成一杯黄土。紧接着覆灭的就是统治希腊本岛的迈锡尼文明。就像复制了上述伟大文明的崛起，中美洲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突然崩塌。人们依次拋弃了特奥蒂瓦坎古城、阿尔班山和玛雅南部的中心城市，徒留下空荡荡的城市犹然伫立，令阿兹特克人、西班牙征服者和我们迷惑不解。
　　许多历史学家都对造成上述早期文明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推测。但是，所有作出这些不同解释的尝试，都依据以下一些因素。
　　首先，有记录显示，统治阶级的自身消费及其在建造纪念性丰碑建筑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几个世纪以来，神庙、宫殿和陵墓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浮华奢侈，他们日益急剧地从耕种者那里攫取社会剩余价值，与此同时，贸易网络延展得越来越遥远，贸易耗时也越来越长，而带回的交易物品却是越来越稀少。
　　流传下来的古埃及文献记载表明，国家政府“主要关注如何促进向‘宫廷’的各个中心运输物资”“主要关注如何监管建造工程，而不是维护农业的生产体系”，因此给“农业生产盈余造成了巨大压力”。^[2]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形与埃及非常相似，甚至雪上加霜，还要加上不同城市国家彼此之间，以及与生活在这些城市国家文明周边的其他耕种群落之间的战争压力。
　　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增长，迫使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有时就连最低限度都无法保证。因此，虽然建造神殿和宫殿的能工巧匠发展出了新的技术，尤其是在使用黄铜和青铜方面更有重大突破，但“农民阶层（从他们的生产中……积攒起……盈余），却是几乎买不起新设备。实际上，埃及的耕种者和采石工，不得不仍然使用新石器时代的工具。苏美尔的羊毛依然要靠人手来拔，而不是用工具来剪。即使在印度河流域的城市，石刀也还是非常普遍，这表明金属工具仍然十分缺乏”。^[3]
　　在统治阶级越来越多地榨取资源的同时，人类掌控并理解自然能力的增长速度却在大幅降低。戈登·柴尔德将人类早期历史上从相对贫苦且不开化的社会发展至“城市革命”时期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城市革命”后建立的大型国家所取得的进步进行了如下对照：

　　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两千年，见证了应用技术的伟大发明，这些发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百万人类的繁荣兴盛，而且无可辩驳地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人类种族在生物学上的福祉……利用沟渠进行人工灌溉；犁的发明和应用；给动物套上挽具，利用它们的力量劳作；造船航行；有轮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人工培育果园；发酵；铜的生产和使用；砖；弓；上釉色；密封；以及——在“城市革命”的早期阶段——发明太阳历、书写文字、数字符号；冶炼并使用青铜……然而，在“城市革命”后的两千年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发明对人类进步的贡献能够比得上上述发明。^[4]

　　而且“城市革命”后人类取得的进步，如铁、水车、字母文字和纯数学的发明等，也确非发生在“伟大文明”的内部，而是由伟大文明外围的“野蛮人”所创造。^[5]
　　布鲁斯·特里杰对比了“表现出极大创造力和发明能力”的埃及“早王朝”时期（前3000—前2800年），与其后“由书记员和官僚”控制的埃及社会，发现后者并不鼓励在生产方法上有进步举措，因此“〔埃及〕社会的发展便停止了”。^[6]
　　对广大民众的剥削如此彻底——随着不断建造壮观的神庙、宫殿和陵墓，统治阶级的生活方式日益奢华，被剥削人群的比例因而不断上涨、被剥削的程度也不断加深——使得整体上的社会谋生方式发展停滞了下来。
　　从田间每日的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那部分人群，对进一步促进人类掌控自然不再感兴趣。“许多具有革命性的进步，如以畜力牵引帮助劳作、开发利用航行及金属工具，最初都是作为‘省力装置’而出现的。但是，新的统治阶层如今却在命令民众进行几乎无限的劳作……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劳心费力去发明节省体力的装置和工具。”^[7]统治者通过推崇迷信的方法来加强自己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像苏美尔国王和埃及法老都声称他们拥有神赐的力量；对在社会中少数受到教化的祭司和全职的国家管理者人群中鼓励改进科学技术的努力并无兴趣。这一趋势表现在知识的发展也停留在“城市革命”早期阶段，其后的人们犹如崇拜宗教般对待之前的知识体系，抄录文字，传播已有的思想，不再探寻和追求新的质疑。这在历史上并非最后一次，科学退化为墨守成规的经院哲学，数个世纪过去，它又从经院哲学变为巫术。^[8]结果，受过教育的精英抑制了而不是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掌控。
　　从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中涌现出的统治阶级，如今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如果社会不再进步，人类的贪婪就会耗尽社会资源，直至社会的生存方式无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糊口的基本需求。到了那时，气候只要发生一丁点儿变化，人类就不得不面临饥荒，人类社会的根基无疑就会动摇。当尼罗河水位下降，无法满足灌溉庄稼的需求时，“古王国”末期的埃及就发生了上述情形。戈登·威利和德米特里·希姆金指出，同样是统治阶级类似的“过度剥削”，导致一千二百年前“古典时期”中美洲玛雅文明的陷落。

　　规模日渐庞大的上层阶级，加上各种附属的家臣，以及最初“中间阶级”的其他成员，加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紧张状况……平民中营养不良状况不断加剧和疾病频发，进一步恶化了平民的工作能力……然而，面临这样沉重的内部压力，古典晚期的玛雅文明显然并未作出技术革新或社会调整……实际上，玛雅文明的精英阶层，始终坚持在传统的道路上行进，直至最后灭亡。^[9]

最初文明中的阶级斗争

　　被剥削阶级担负着养活社会上所有人的责任，但是，他们的贫困必然会导致不同阶级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最基本的阶级分野在少数统治者和广大依附的农业耕作者之间产生。统治者不断地攫取，势必会在两个阶级之间造成矛盾冲突。但坦率地说，我们对此所知甚少。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描述当时民众的陵墓壁画或神殿铭文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民众向他们的“长官”俯首鞠躬，谦卑地伺候着。这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惊讶——有史以来，统治阶级一直乐于以这种方式来描述民众。
　　然而，有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埃及“古王国”的覆灭就是一场“社会革命”的结果，他们引用后来所知的《伊普沃的警告》中的词句来证明。《伊普沃的警告》中描画了这样的场景：“女奴们篡夺了女主人的房屋，官员们被迫依照粗野下人的命令行事，王公贵族之子抵着墙壁遭到暴打。”^[10]某种程度上，中美洲的特奥蒂瓦坎文明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陷落，阿尔班山和玛雅南部文明的毁灭通常也都归因于农民叛乱。^[11]
　　但是，社会矛盾并非仅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的农民阶层之间。所有人类早期文明都有证据表明，统治阶级内部的裂痕也在不断扩大。
　　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最初的统治阶级似乎是神庙的祭司。但在美索不达米亚则出现了国王，他们作为世俗社会的管理者，开始与祭司平行行使权力。战争开始变得异常重要，因而在神庙和皇家宫殿的田产旁边，慢慢出现了非神职的贵族拥有的田产（以及附属田产之上的农民）。中美洲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武士精英似乎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12]
　　在埃及，国王依靠地方祭司和总督来管理尼罗河周边900公里的地区，保证向皇家都城不间断地输送食物、物资和劳动力。数个世纪以来，国王赐予这些有权势的祭司和总督以土地来换取他们的衷心效劳，任凭他们吸走占据总生产盈余中很大一部分的财富，从而也就默许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独立于中央皇权的权力。祭司和政务官权力膨胀的表现之一便是，他们开始模仿法老修建奢华的陵墓，虽然在规模上要比法老的陵墓小得多。
　　在旧有剥削阶级的身边兴起了新的剥削群体，这件事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人依靠索取生产剩余价值而活，耕种者将不得不承担日益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对旧有统治者拥有完整权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掌握资源、拥有武装力量或者能够传播思想的人们。因此，看起来导致埃及“古王国”崩塌危机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地方行政长官和祭司长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中央皇权的利益之上——用巴里·肯普的话来说就是，从而“在那些本性中浸满了雄心壮志的人们之间……激起了内战”^[13]。
　　伴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新的从属阶级生成了。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部分人从田地劳作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木匠、石匠、皮匠、织工和冶炼工等专业工匠群体开始出现。增长的生产盈余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则为这一群体的壮大添加了额外的推动力。祭司和国王为自己及其属臣谋求奢侈物品的欲望越来越强，他们渴求更加精致宏伟的神庙、陵墓和宫殿。这就意味着必须将这些能工巧匠们集合起来，并且始终身处宫殿、陵墓和神庙附近。于是，整个工匠阶级便出现了，他们成为新兴城市核心人口中的一部分。
　　那些建造埃及吉萨金字塔、在国王谷凿刻陵墓的工匠，就是工匠阶级的典型代表。“与人们普遍的认知相反”，这些宏伟的建筑“并非由奴隶建造，建造完成后，这些人也不会……出于保护隐秘的皇家宝藏这一目的而被处死”。^[14]大量农民劳动力被迫搬运巨型石块。公元前1500年左右，底比斯（今卢克索）的一段记载显示，石料的开采、凿刻及木工，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他们住在由石屋组成的特殊村庄里，他们的劳动可以得到充足的报酬，通常以谷物、油和鱼的形式来体现，足够养活一户十个人的家庭——这份收入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平均收入的三倍。每天劳动八个小时，使得许多人还有时间通过私下承担其他工作来获得额外收入，以改善生活，其中有些人甚至还成为极少数掌握读写能力的人。但他们并不完全是自由的。他们不得不臣服于书记员和管理他们的工头的武断压迫之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不得不为了满足法老高官大臣的“额外”要求而被迫进行劳作。^[15]但在公元前1170年，当工匠们应得的食物配比没有下发，他们的家庭面临饥饿之时，在妻子们的支持下，这些匠人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可查的罢工起义。^[16]
　　此时的工匠并非现代意义上赚取薪金的工人，因为他们无法自由选择为谁工作，而且他们的报酬也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生计有赖于国家对所有物资的集中分配。这就限制了工匠阶层拥有独立于国家之外行事的能力，以及发展出挑战国家权威思想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工匠阶层还崇拜统治阶级的神，并将国王奉为神明，视为所有人心目中最尊崇的神。然而，地理位置上的日益集中和思想上的不断开化，给予被压迫被剥削阶层以信心，令他们勇于挑战拥有一千五百年古老历史的王国统治者。这种反抗是遥远未来的预兆，在未来的世界里，壮大的工匠阶级将会拥有数百万人，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大多数人类早期文明中，伴随着工匠阶级的形成，商人阶级也出现了。事实上，在前阶级社会就已经出现了贸易交换：例如，在一个地方开采的燧石，可能会用在距离此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此时，商人阶层的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因为崛起的统治阶级一直都在不断地寻求奢华物品，以及用以建造神庙和宫殿的原材料。为了获取上述物品，个人或团体必须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走上艰难而且时常充满危险的旅途。过着骄纵奢华生活的统治阶级中，可不会有人愿意从事这样辛苦冒险的工作。因此，商人要么来自被剥削的农耕者，要么来自城市之外，尤其是那些在各个城市中心外的开阔地带生活的牧民。随着贸易交换变得越来越重要，商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他们开始积累财富，直至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向统治阶级施加压力。最终，由贸易商人阶层统治的乡镇和城市发展了起来，例如“新月沃土”地带的西巴尔城。
　　但是，商人阶级大都是活跃在广泛的社会边缘地带，即便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边缘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与工匠阶层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商人发展出了按照自己的利益推动社会演化的思想。
　　工匠阶级和商人阶级发展不成熟的事实，导致社会在面临巨大危机时，没有一个拥有权力或者拥有对抗性体系的社会群体能够重组一切。现存的统治阶级已经无法充分发展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以抵御广泛存在的经济贫困和饥荒灾难。但此时也没有其他任何群体能够做到这一点。规模庞大的耕种者可以反抗他们的剥削者。但是他们对抗饥荒的做法，只是消耗掉所有的收成，没有为维持文明结构的群体留下任何储备——包括城镇人群、有文化的阶层，以及照料沟渠大坝的监管者们。
　　我们能够在陷落的早期文明中找到这类后果的清晰证据，如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哈拉帕文明和摩亨约达罗文明、特奥蒂瓦坎文明、阿尔班山和玛雅文明。这些古城一一被遗弃，曾经如同繁花般绚烂盛放的古老文明早已被遗忘，飘散在历史的尘烟中，人们又回归纯粹的农业生活，就像他们的祖先在五百年前乃至更早时候所过的生活一样。
　　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对我们现在讨论的人类早期文明所知甚少，但是他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栘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7]

　　但是，那样的时代将会产生不止一种结果。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8]。
　　早期文明覆灭的例证确认了马克思的论断。曾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统治阶级，在后来的发展中的确变成社会发展的束缚力量，导致整体社会进入动荡不安的时期。但因并未出现一个掌握了新的、更加进步的生产方式，通过推翻原有的统治阶级，有能力将其意志投注在社会上的新的阶级，人类面对的危机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相反，带来的却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以及相当确切地回归“野蛮”状态，回到没有城镇、没有文化和技术进步的社会。

征服与改变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模式。在这些古文明中，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生活旧有节奏的恢复，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混乱无序、内战和饥荒。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变更（在美索不达米亚表现为从祭司转向武士，在埃及表现为从孟菲斯转向底比斯）同时发生的，还有美索不达米亚由于对外征服而流入的巨额财富，以及埃及对尼罗河的治理，这些都足以克服眼前的经济危机，推动社会基本上沿着原有道路继续行进数百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但是，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却并未移除。社会依然缺乏“城市革命”早年的创新动力，生产速度仍旧极慢，依然无法发展出谋生的新方法，依然暴露在新的灾难和危机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强大的征服者（要么来自已经存在的城市，要么来自城市周边的游牧地带），他们缔造了伟大的中央王国，他们的军队从一个城市中心行进到另一个中心，击溃任何胆敢反抗他们统治的力量。但是，这样的举动也进一步耗尽了社会资源，吸干了帝国的国库，直至中央统治者不得不选择允许地方贵族在其各自领地内维护“秩序”，从而使得后者吸收了当地的大部分生产盈余。此举的结果便是削弱了整个帝国的防卫，任其门户大开地面对内部叛乱军队的首领或者是帝国外的征服者。
　　因此，“新月沃土”历史上的一连串征服者，都在《旧约》中得到详细记录：亚摩利人、加喜特人（喀西特人）、亚述人、赫梯人、米提亚人和波斯人。
　　埃及周边的荒漠，曾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保护了埃及免受外来侵略。但是，荒漠却无法阻止另一种巨大的危机于“第二中间期”（约前1700—前1600年）爆发。如今，充满复仇心的外来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埃及北部的希克索斯人（几乎可以肯定来自巴勒斯坦），建立了自己的法老王朝；埃及南部努比亚人的霸权帝国库什也是蒸蒸日上。在埃及社会的发展停滞期，巴勒斯坦和努比亚这两个地区社会的进步却是十分迅猛。最重要的是，希克索斯人利用了埃及人从未采用的新技术，尤其是轮子。公元前1582年，埃及的统治者驱逐了希克索斯人并建立了“新王国”，直到这时埃及人才开始采用希克索斯人的发明（轮子等），由此看来，埃及工匠和商人阶层的发展似乎远远落后了一大截。
　　戈登·柴尔德断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复苏的文明都与其先前的母文明极为不同，由商人、职业士兵、小职员、祭司和熟练工匠组成的中间阶层拥有十分显著的地位，不再依附于‘大地产’，而是在这些大家族旁独立生存。”^[19]
　　当然，“古王国”晚期和“中王国”时期尤为显著的社会发展停滞，与“新王国”前期数百年间社会的活跃演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段时期，法老发起了对外征讨，向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发，并一路南下到非洲。征服者将新材料和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回国。与此同时，国内的生产剩余价值也是富足得足以建造最精致的陵墓和最奢华的宫殿，而且不仅为法老建造，也可以为大祭司和地方官员建造。带来这种迅猛发展的基础，似乎源于生产发展的激流。青铜拥有锋利、坚硬且不易变钝的特性，日益取代了黄铜。马拉的有轮车主要应用在战争中，但在国内交通上也迅速得到普及。对农民来说，橘槔（提杆）的发明使灌溉变得容易许多，那是一种杆子和带桶杠杼的组合，可以从沟渠或溪水中将水吸到一米高的地方。^[20]
　　外来入侵撼动了埃及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冲击足以推动社会改进谋生手段，打破停滞近千年的社会发展。这也暗示着，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即使建立在新生产关系之上的新兴社会阶层还没有强大起来，外来势力的威胁也能克服或者说至少也能暂时克服旧有上层建筑对社会生活的窒息。

^[1] 这两座金字塔都位于现代开罗的周边。

^[2] 参见巴里·肯普（Barry Kemp）所写的文章“古王国、中王国和第二中间王朝时期”（Old Kingdom, Middle Kingdom and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收入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1983）第176页。

^[3]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17页。

^[4]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227页。

^[5] 戈登·柴尔德，《史前欧洲社会》（The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London, 1958），第7页。前引书的主题思想是：“野蛮人”因为受到权力庞大的国家机制的暴虐统治程度较低，因此他们更具创新性。但在柴尔德笔下这些具有创造力的“野蛮人”几乎都位于欧洲，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其他大洲远离成熟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同样在推进生产技术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在这一点上戈登·柴尔德并未加以探讨。例如，在步入公元纪年后的一千年里，中亚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生产技术创新，我们知道，在这些创新传到欧洲之前，中国首先进行了学习和采纳；抑或在非洲部分地区，独立发展出了关于制造和使用铁的技术。

^[6] 参见特里格（B.G.Trigger）所写的文章“埃及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Egyptian Civilisation），收入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第67页。

^[7] 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第230-231页。

^[8]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19-120页。

^[9] 参见G.R.Willey & D.B.Shimkin 合写的文章“玛雅崩溃：概要”，T.P.Culbert主编的《古代玛雅崩溃》。

^[10] 引自迈克尔·赖斯（Michael Rice）所写《埃及的形成》（Egypt’s Making, London, 1991）第226页。关于巴里·肯普对文中所引观点的反驳意见，参见巴里·肯普等人主编的《古代埃及：社会史》第74-75、115页。

^[11] 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79页；T.P.Culbert主编的《古代玛雅崩溃》，第19页。

^[12] 弗里德里希·卡茨，《古代美洲文明》，第78页。

^[13] 巴里·肯普等人主编，《古代埃及：社会史》第115页。

^[14] 参见芭芭拉·莱斯克（Barbara Lesko）的文章“等级、角色和权利”（Rank, Roles and Rights），收入伦纳德·莱斯克（Leonard Lesko）主编的《法老的工人：德尔麦迪那村民》（Pharaoh’s Workers: The Villagers of Deir el Medina, Ithaca, 1994）第15页。

^[15] 《法老的工人：德尔麦迪那村民》，第39页。

^[16] 同上书，第38页。

^[1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于《马恩选集》（London, 1962）第一卷第362-363页。

^[18]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London, 1996），第3页。

^[19] 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37页。

^[20] 卡尔·巴策尔（Karl Butzer），《埃及的早期水利文明：一项文化生态学研究》（Early Hydraulic Civilisation in Egypt: A Study in Cultural Ecology, Chicago, 1976），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