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华帝国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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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华帝国的重生

　　与罗马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也是在内部遭遇经济崩渍和饥荒席卷、外部承受“野蛮人”铁蹄践踏之下分崩离析。4世纪时，中国遭遇接连不断的旱灾、蝗灾、饥荒和内战，分裂为彼此竞争的小国家，政治、经济和行政上一片混乱。大约一百万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抛家舍业，从中国北方的中心地带向南逃亡，流亡人口一直蔓延到长江以南。在他们身后被抛弃的土地上，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人口锐减，无人耕种的荒地遍布南北，原本极富生产力的农业生活转为自给自足的小规模农场生产，贸易几乎停顿下来，流通货币也几近消失。^[1]
　　然而，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用“黑暗时代”一词来描绘显然并不适当。对广大农民而言，生活变得极端艰难，无法计数的民众死于饥荒和疾病。但中华文明并未就此崩塌。北部农业的衰落很快就得到了平衡和补偿：长江流域地区种植稻米的文明迸发出活力，持续不断地扩张其影响力。再次高涨的农业文明，提供了维持繁荣城市及城中有教养的精英阶层必备的生产盈余。当西欧闭关自守的时候，中国南方则敞开了大门，开发了与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和伊朗等地的贸易路线。在中国北方，互相竞争的“野蛮人”王朝战事不断，厮杀争夺对北方土地的掌控权。但是，这些王朝都承认并传承了中华文明，拥护中华文化。
　　“野蛮人”并非只是一味地学习中华文明，他们也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以传授给这一古老文明。他们的工匠和牧民发展出了一些就连古老文明都艳羡的技术，因为“野蛮人”的社会还没有被帝国的繁重开销和千年传统压垮。这些技术如今流入了中国，包括“马匹挽具的使用方法、使用马鞍和马镫、修筑桥梁和山路的技巧、草药学和毒药学、航海技术等”^[2]。这些技术发明为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和生产盈余开辟了新的道路。例如，马匹从前只在战事中使用，用于快速传递战报和运输。原来半勒的挽具无法令马匹牵拉沉重的货物或重犁，这一任务只能由速度较慢的牛来承担。由北地传来的新技术开始逐步改变这种状况。
　　从文化发展角度而言，中央帝国的崩塌也并非全是一件坏事。战争摧毁了图书馆和珍贵的古代文献存稿。但是，旧有文化传统的削弱，也为新文化的发展留下了空间。佛教开始获得巨大的影响力，由跨越险境的商人跋涉万里传入中国；他们沿着漫长的商贸路线穿越西藏、继而前往撒马尔罕直至伊朗，或者从中国南部出发前往印度南部。印度、伊朗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开始在中国艺术中得到明显的表达，此时有些佛像甚至展现出典型的希腊风格。谢和耐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评价甚高，将其视为“中世纪文明的黄金时代”，“一个充满活力的贵族世界，激荡着狂热的宗教热情，浸润在沿着中亚小路及印度洋海上贸易线路传来的商业大潮流之中”。^[3]毫无疑问，这里的一切都与欧洲的“黑暗时代”迥然不同。
　　到了6世纪末，先是隋王朝、继而则是唐王朝再次统一了中华帝国。击溃敌人的军事胜利，使得新王朝的皇帝可以从广大民众身上汲取丰厚的生产盈余，足以进行大量公共建设。洛阳与长安这两座新都城就此屹立起来。洛阳城的城墙东西绵延九公里，南北长达八公里，墙内是一座呈矩形分布的城市，二十五条交叉相通的大街贯通连接全城，每条大街宽七十米。畅行几百公里的大运河宽四十米，将黄河、渭水和长江连接起来，使南方生产的稻米成为北方城市的口粮。政府还沿着西北边防重新修建加固了绵延起伏数百公里的长城，对外军事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扩大了帝国的影响力：向东延展至朝鲜半岛，向西直抵印度和波斯边境，向南则深入印度支那半岛。
　　国家行政机构完全由士大夫官员阶层掌控，其中部分官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后加以任命。最初这种科举考试令寒门子弟也有机会走上仕途，是对地主贵族阶层垄断权力的一种平衡。国家还试图将土地分为小块的农民自耕地，以保证生产盈余能以赋税形式上缴国家，而不是以地租形式收入贵族腰包。^[4]国家垄断了盐业、酒业和茶业，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税款收入。
　　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对城市生活的监管十分严密，官僚体系内部在思想上推崇儒教，其核心是遵守和服从。但是，随着中华文明对外贸易规模的不断增长，亚洲各地的新思想传入中国，引发了巨大反响。佛教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即景教，在罗马和拜占庭被贬斥为异端信仰）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摩尼教和拜火教也在这里找到了信众。南方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中混杂着许多外国商人，包括马来人、印度人、伊朗人、越南人、高棉人和苏门答腊岛人等。当时的广州甚至还有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商人修建的清真寺。中华文明的影响也是辐射四方：佛教、汉字和文学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造纸术通过撒马尔罕流传到伊朗和阿拉伯世界，又经过数个世纪才最后为欧洲人所知。
　　唐朝在发展了三百年后，最终陷入危机。统治国家的官僚集团与皇廷之间频现裂痕，并发展成为无法妥协的针锋相对。一些统治者鼓励佛教发展，另一些统治者则坚信应当灭佛。维持统治阶层奢华生活的开销不断疯长，要求民众付出的劳役也大规模增加，一个巨型的帝国正在形成。但与此同时，国家税收却在不断缩水，因为随着佃农和雇工耕种的大地产模式的兴起，小自耕农阶层的人数必然锐减。
　　此时的农民陷入更加窘困悲苦的境遇。在某一地区，据报90%的农民“仅能糊口”。抢劫和“农民参与的乡间暴乱频繁发生”。^[5]870–880年间掀起了一波农民起义的高潮，危及整个帝国。^[6]880年，起义军兴兵从北向南突进，又折回占领了帝国都城长安。^[7]
　　无论如何，这次起义并未为处于高压中的农民阶层赢得胜利。起义军中的大部分成员也并非农民（农民不愿片刻离开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是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起义军的领袖“部分来自乡绅集团，部分来自一无所有的贫民阶层”。起义军首领黄巢“甚至曾经通过科举考试，被选拔为当地官员候选人”。短短数日，军队与其领袖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起义军中的普通士兵很快就与当地穷苦百姓一起洗劫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市场上火光冲天，浓烟四起，无数人被杀……最受民众憎恨的官员被拖到街头处死。”与其形成对照的是，黄巢的野心在乎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自己当皇帝。他恢复了帝国体制，只在国家行政体制中抹去了最高官员，旧贵族依然稳坐关键职位，对于任何胆敢抱怨的追随者，黄巢都采取暴力手段予以镇压。黄巢手下官员〔尚让军败回京〕，“见尚书省墙上有人写诗讽刺贼军，恼羞成怒，把宫内余存的省官和门卒皆挖眼，倒吊，加以酷杀；并搜城中会写诗的人，共杀三千多。凡会写字者，尚让也下令皆充贱役劳改。”
　　背叛了自己的支持者，黄巢无法守住龙椅。一年后，一位帝国将军从士气低落的叛军残部手中重新夺回了都城。但是，黄巢之乱标志着唐王朝有效统治的终结，自此之后，唐王朝对中原天下失去了实质上的控制，遍布帝国各地的藩王将军趁势崛起，彼此争斗杀戮。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后，中华文明进入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最终则在新的强大的宋王朝治下，天下再度统一。
　　在许多层面上，黄巢起义都与公元前206年击溃秦王朝的农民起义，以及184年撕裂汉王朝天下的农民起义十分相似。在中国接下来的历史上，还将会出现更多的农民起义，通常也都遵循相似的模式。初创的王朝都会野心勃勃地修建华美宫殿，开凿运河，拓展道路；为了防范北部和西部边境频繁活跃的游牧部落进犯，修建造价昂贵的加固堡垒，发动对外战争；扩张权力，但却将广大农民推向极端的贫困，以至于引发暴乱，最终打破了帝国权力；随后，某些起义领袖或拥有军权的帝国将军就会开创一个新的王朝，从而开启又一次轮回。
　　乡村穷苦百姓从未从胜利中获取过什么好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散布在帝国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被束缚在各自的小块土地上，毫不开化，大字不识，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他们可以反抗现有政权颁布的压迫法律，但却无法集合起来建立一个由农民阶层来统治的新国家。相反，他们寻求以即将被推翻的旧政权为模板开创一个新国家，只要能找到一个“好”皇帝，而不是一个“坏”皇帝。这就意味着，就算农民起义取得胜利，新统治者对待他们恐怕也只会像旧统治者一样糟糕。
　　这一过程甚至深深地融入了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一个王朝的合法性全凭“天命”，将会阶段性地从一个王朝传递到另一个王朝。
　　然而，反复出现的统一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就“一成不变”，而许多西方学者都曾这么认为。随着朝代更迭，岁月轮转，社会变化不断积累起来，其中包括逐渐引入的改善生产活动的新技术，更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引领世界

　　中华文明规模巨大的经济转型依然在持续推进中。拥有大型地产的地主（由佃农或雇工为之耕种庄稼）希望通过投资新的耕种工具和碾米机械，以及每年从耕地中收获不止一茬的良方来增加收入。^[8]由于北方移民持续迁徙到长江流域的稻米种植区及更南地区，农业生产力猛然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富人可以用来购买各种奢侈品的生产盈余也相应增长。
　　贸易网络开始将农民与本地市场连接起来，本地市场又与主要城市连接起来——此时的城市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得到了很大提升。在八万公里长、星罗棋布的河道和运河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大量船只，它们不仅装载着富人的奢侈品，还有大批其他货物。在社会上各个方面的交易中，金钱都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角，除了硬币，人们也开始使用纸币。经商人数也有所增加，其中有些商人更是暴富起来。城市持续发展，宋朝都城开封的占地面积是中世纪巴黎城的十二倍，拥有一百万居民^[9]，而据统计，长江江畔名城杭州的居民人数更是达到150万-500万之间^[10]。
　　工业的发展势头也极为迅猛。在开封，“在军事技术飞跃发展的时代……军工厂全部为国家服务”；在重新定居在“四川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匠努力下，纺织业也逐渐腾飞；钢铁冶炼发展出“高度组织化的工场，以更加精密复杂的技术、设备、巨额投资及数量众多的工人为依托”，置于政府和“铁矿私主”的双重控制之下。工场“为帝国皇室、高官及富有商人生产奢侈品”，但同时也生产“建筑材料、药品、书籍和布料”。^[11]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也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在冶炼方面，煤炭代替了木炭，矿井中开始使用水力驱动的挖掘机械，利用炸药进行爆破。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超过11.4万吨——1788年英国的铁产量还只有6.8万吨；^[12]中国的陶瓷制造业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张——欧洲直到七百年后才发明出烧制陶瓷的技艺；1044年，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火药——欧洲人首次提及火药这一发明还要等到二百四十年后。1132年，中国人已经可以运用火药的爆破力从竹筒中推出火箭；到了1280年，人们已能将火药投入铜铁铸成的大炮中，发射出炮弹。^[13]新的航海技术：“锚、船舵、绞盘、风帆、硬席帆……水密舱、水手的罗盘”，令中国船只能够一帆风顺地畅行海上，抵达阿拉伯海湾甚至更加遥远的非洲东海岸。^[14]有些大型船只能够搭载千人之多，而且中国的地图绘制水平也远远领先于欧洲，甚至领先于中东阿拉伯世界。
　　最后，中华文明发达的书籍制作水平，在历史上第一次缔造了以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为目标群体的文学。9世纪时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在这一阶段，社会上流传着“秘术小书、历书、佛教经文、词表、通俗小百科、启蒙课本、科举会试范文本和历史著作等”，当然也包括经典著作（承谕旨印刷“九经”）、佛经全集、印好的期票，以及医药实用指南图书等。^[15]到了11世纪，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通过将不同的活字字模排列在一起提高印刷效率，不过要到15世纪它才运用于大规模印刷中——或许是由于汉字数量较多，活字印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比雕版印刷快多少、经济多少。不过无论如何，中国掌握印刷术的时间比欧洲要早上五百年，书写文字不再是文化精英或住在庙宇中的高僧的特权。不论是国家的公学还是私塾，都如同雨后春笋般极速增长，在国家新的经济中心长江下游地带尤其如此。当时居住在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每位农民、工匠和商人都教导他的儿子如何读书。就连牧人和为田间劳作的丈夫送饭的妻子们也都能背诵古代诗歌。”^[16]
　　贸易和工业的发展使商人阶层日益壮大，他们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影响力更胜以往，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甚至将此时的中国商人视为“资产阶级”。英国著名汉学家崔瑞德（又译杜希德）认为，到了宋朝晚期，“富裕、自觉且敏感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份和本阶层的特殊文化拥有很强的认同感。”^[17]国家对待商人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改变。前朝始终将商人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将其“置于不间断的监管之下”。^[18]宵禁令禁止城中所有人在入夜后上街，市场被限制在圈定的城市区域并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严密监视，商人家族成员禁止在国家官僚机构任职。此时，许多诸如此类的限制都被废弃。到了11世纪早期，高级官员或许还会抱怨“国家对商人缺乏监控这一社会现实。商人们生活奢华，锦衣玉食，高楼亭阁，车轿络绎不绝，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上佩戴着珍珠和玉器，就连仆役们都身着白丝织就的绸衣。早上起床，商人们思踌着如何赚钱；夜里睡下，也不忘设计压榨穷人的手段”。^[19]
　　新的城市富人开始利用他们的经济权力对帝国官僚政治施加影响:

　　科举选拔制度如今成为一条路径，使越来越多身处高门大户之外的普通家庭子弟能够进入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僚阶层……新的官僚阶层日益来自在商业革命中受益最多的家族……富商和富裕地主。^[20]

　　只有几百人能够通过国家的科举考试，最终拔得头筹，登科及第^[21]，这几百人是登上庞大科举体系巅峰之上的幸运儿。到了13世纪，官学中的学生达到二十万人，另有数千人在私塾和佛学院就读，所有人都梦想着能够通过科举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其中数量众多的学生都是来自商人家庭。

失落的世纪

　　尽管商人已经形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利益集团，但是商人阶层距离拥有统治国家的能力还相去甚远。虽然颇有利润的生意已经通过契约落入商人之手，例如经营国有船只等，但是绝大部分的大规模生产依然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仍然是由接受了文官教育的官僚集团统治，他们心中的理想人生是过着乡间文人雅士恬淡而清高的生活，绝非唯利是图的商人生涯。^[22]最终在官僚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商人后代也拥有同样的梦想。结果便是，在宋王朝日益接近巅峰之际，新的危机开始出现了。历史学家通常称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的思想，统治着所有中国人的意识。它强调统治者和官员遵循惯例的必要性，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试图避免贵族武士阶层和冷酷无情贪得无厌的商人阶层的暴力行径。这种思想为所有志在获取功名、在官僚集团中占据位置的人都设定了基调，它适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过着云淡风轻的理想人生，却无法适应残酷无情的官场倾轧和风嘶马吼的铁血战场。
　　这种情况的形成，与宋朝初年皇帝的思想也有很大关联。宋朝皇帝将唐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所费不菲的军事扩张政策，因此他们缩减了军队规模，依靠贿赂邻国来保障边境安全。这一理念也体现在宋朝人对自然和社会和谐的半宗教化的信仰中。但它包含着一个理性且实用的核心。这是一种在经年危机下探索出来的实用主义方法。
　　许多西方学者都认定，新儒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认为，正是新儒学对“资本主义核心精神”的仇视，导致中国社会进入了持续千年的发展停滞期。还有一些学者则强调，是“极权主义”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23]但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宋朝社会的发展并未停滞。非儒家思想（佛教、道教和聂斯脱利教/景教）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宣传这些思想的书籍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理论上尊奉儒教的官员，在行动时实际上采取了与信条完全不符的方法。例如，伊沛霞曾指出，南宋袁采所著的《袁氏世范》在文人阶层广泛流传，然而书中的观点却与许多新儒学信条相矛盾。作者“认为一个人致力从商的目标便是获利”，并且表达出“类似商业精神的倾向和态度”，因此“全心全意信守新儒学思想的人们必须弃绝〔他在书中〕表述的大多数活动”。^[24]
　　普遍流行的新儒学思想，与商人阶层的实际活动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但只要经济持续增长，不同阶级就能忍受这道鸿沟；商人阶层变得日益富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就像几百年后欧洲初生的资本家们做好准备与君主国首次合作一样，他们同样接受了官方思想的统领，只要这些思想并不妨碍他们赚钱。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体制下，削弱了商人和富有店主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使他们并未转变为成熟资产阶级的原因是物质方面的，而非精神方面的。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相比，中国的商人更加依赖国家官僚体系机器。因为要想让重要的生产工具顺利运转，如巨大的河运网络和灌溉工程，官僚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25]这就使得中国商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与国家机器合作^[26]，哪怕国家会夺走其绝大部分盈余，并将之投入到生产之外的其他用途中去，如为皇廷购置各种奢侈品，或者用以贿赂边境民族以保证国内安宁。
　　对文人官僚和富商而言，这是一段繁荣的历史时期。^[27]但对广大农民而言，这却是一段极度贫穷的苦难时期。11世纪的苏洵写道：

　　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28]

　　毫无疑问，文人官僚信奉的儒家伦理思想，并没有延展到为了满足官僚享受而受苦的广大穷苦阶层。在《袁氏世范》中，袁采将“农”“工”称为“小人”，谈及“婢仆有无故而自经者”，暗示可以鞭挞惩治他们，然后建议要像驯养牲畜一样对待他们。^[29]
　　历史学家约翰·海戈尔写道：“南宋末年许多乡间地带都一贫如洗，正是点燃了最初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希望之火的同一种力量导致这一结果。”^[30]
　　但在内部危机的迹象成熟之前，即商人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摆上桌面之前，外部危机就已撕裂了国家。1127年，北方民族入侵中原，将大宋国土一切两半，使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南方，史称南宋。1271年，南宋王朝面临着第二次大规模的外族来犯。
　　第一次外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方的状况。征服者女真人依照中原文明的模式组建起国家，以说汉话的官员经营着治下的半壁江山：大金王朝。因而在约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土地上并立着两个施行政令的帝国。
　　但是，第二次外族入侵则要严重得多。蒙古人的大军从位于中亚的家乡出发，向各个方向出击，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征服战。他们向西抵达中欧，向南深入阿拉伯和印度，向东直指中国和朝鲜半岛。军事贵族掌握着蒙古社会的统治权，他们拥有数量庞大的游牧部众。蒙古贵族出自能骑擅射的草原民族，人人都是马背上的英雄，而且他们拥有的财富足以为其属下士兵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装备。这支势如破竹的蒙古骑兵部队几乎无人能敌，一路杀将过境，令人闻风丧胆。^[31]但是，他们缺乏自己的行政机构，因此不得不依靠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服役才能维持统治。
　　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建立了元朝，依靠旧有的官僚机构和人员来统治中原帝国。但蒙古人并不信任汉人，他们将重要职位攥在手中，在军队武力的威慑下，经营着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向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征收重税。这打破了由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先进技术和经济进步所带来并鼓励的社会发展。宋朝积累多年的经济问题，尤其是乡村的赤贫问题，如今终于摆上了台面。1270年代后，物价开始飞涨。由于大地产的蔓延，北方农民的境况越来越糟。
　　然而，中国社会依然在向前发展，它的先进程度足以令外国人大吃一惊。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大都（今北京），对富丽堂皇的蒙古王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蒙古帝国从欧亚大陆的一端延展到另一端，对中国的先进技术向西方欠发达社会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且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华文明本身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民的贫困引发了频繁的暴动和起义，通常都是由宗教教派或秘密组织领导，如“白莲教”“白云教”“红巾军”等。最后，到处流浪的雇工之子、“红巾军”起义领袖之一朱元璋攻占大都，并于1368年称帝。
　　大明王朝建立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上，百废待兴，一切都在缓慢的重建中。然而，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并未得到有力的恢复。明朝早期的皇帝有意识地抑制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资源都集中在发展农业上，因此，16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甚至还不如12世纪。与此同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则学习了中华文明的先进技术，开始开创繁盛的城市文明，当然也包括强大的陆军和海军。

^[1] 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概况，参见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80页；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1979）第三卷第5页崔瑞德本人所写的序言。

^[2]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197页。

^[3] 同上书，第236页。

^[4] 针对这种税收体制的使用广泛程度及其真实效率情况，历史学家向来存在争议。麦克奈特（N.E.McKnight）认为，由于豁免遵从这种税收体制的例子太多，因此只有总人口的17%按照规定上缴赋税，贵族和官员拥有的土地要比普通农民多得多。这种税收体制将土地从旧日贵族手中转移到新兴的官员集团手中，而非普通大众手中。参见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收入约翰·温斯罗普·黑格尔（John Winthrop Haeger）主编的《宋朝的危机与繁荣》（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 1975）。[《宋史论文选集》，陶晋生等编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

^[5] 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十章，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omers）所写的“唐朝之灭亡”（The End of the T’ang），第723页。[《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十章，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omers）所写的“唐朝之灭亡”（The End of the T’ang），第723页。[《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 关于这次起义的具体描述，参见《剑桥中国隋唐史》第733-747页和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267页。本书中下面两段的描述引自萨默斯的文章。

^[8] 对于华夏文明中大地产在经济中的角色，学者们始终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它们与西方封建主义的庄园类似，但其他学者则认为它们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关于这一争论的具体情况，参见《剑桥中国史》第三卷崔瑞德“序言”第27页。

^[9] 柯睿格（Edward A. Kracke, Jr.）的文章“宋代的开封：实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国都”，《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65-66页。

^[10] 斯波义信（Yoshinobu Shiba）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同上书第22页。

^[11] 柯睿格的文章“宋代的开封：实用的都市和形式化的国都”，同上书第51-52页。

^[12] 谢和耐，《中国社会文化史》，第320页。

^[13] 同上书，第310-311页。

^[14] 同上书，第334-335页。

^[15] 同上书，第333页。

^[16] 出自方大同，转引自《宋朝的危机与繁荣》中斯波义信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

^[17] 《剑桥中国隋唐史》，第30页。

^[18] 马润潮（Laurence J. C. Ma），《960-1279年间宋代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 960-1279, Ann Arbor），第124-125页。

^[19] 出自宋馀侠，转引自斯波义信的文章“都市化与市场发展”，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42页。

^[20] 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98页。关于科举考试选拔体制的发展及其内容的全面探讨，详见贾志扬（John Chaffee）所著《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bridge, 1985）。[《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21] 贾志扬，《宋代科举》，第3页。

^[22] 参见麦克奈特的文章“财政特权与社会秩序”，见于《宋朝的危机与繁荣》第98页注解。

^[23] 这是卡尔·魏特夫在其著名的晚期作品《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中的主要论调——这是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的作品。欧洲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也曾对这一论题发表过意见，例如他曾表示，“是国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Chinese Civilisaition and Bureaucracy, Yale, 1964），p.11]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他也曾承认古代中国文化观点的多样化及技术革新的现实。最后，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在其近著《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London, 1998)]中也提到了这一颇具争议的论题。[《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邹如山、奚瑞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国富国穷》，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24] 参见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自著《宋代的家庭与财产：袁才的社会生活戒律》（ Family and Propert in Sung China: Yü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Princeton, 1984）一书“引言”，第129页。

^[25] 白乐日在《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8-9页中对此作出了极为出色的解释。

^[26] 白乐日承认他的研究方法受到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认为“文人官员与商人组成了两个彼此仇视但又彼此依存的阶层”（《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32页）。

^[27] 马润潮，《960-1279年间宋代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第140-141页。

^[28] 同上书，第20页。[引文出自苏洵《嘉佑集·卷五衡论下·田制》。]

^[29] 引自伊佩霞《宋代的家庭与财产：袁才的社会生活戒律》第293页中的翻译段落。

^[30] 参加约翰·温斯罗普·黑格尔在其主编的《宋朝的危机与繁荣》一书中所写的“引言”，第8页。

^[31] 对蒙古人进行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参见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所著《成吉思汗》（Genghis Khan, Castle Hedingham, 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