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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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18世纪欧洲财富的增长来自一种体制，那就是强迫性的奴隶制，这种体制的基础完全违背了买卖双方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哲学家们可能会在欧洲的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所谓平等权利。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了却不去多想，他们饮下的美味咖啡就是由可怜的西非奴隶制造而成，这些西非人被枪口指着成群地被驱赶上船，在令人发指的环境下跨越大西洋（十分之一的奴隶在航程中命丧黄泉），继而在拍卖市场上被卖掉，然后在皮鞭的呼啸声中被迫每天工作十五、十六甚至十八个小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千二百万人惨遭此运。^[1]其中一百五十万人都死在了茫无边际的大西洋中。在种植园劳作的奴隶死亡人数非常惊人，因为种植园主发现，驱使奴隶拼命工作致死然后再买一个填补空缺这种方法能够保证他的利润最大化。18世纪，共有一千六百万名奴隶被带到英属加勒比岛屿，而到18世纪末，活下来的奴隶人口只有六十万。北美洲的条件（气候更温和、更容易获得新鲜食物）使得奴隶人口快速增长，通过本地奴隶的繁衍和引进外来奴隶，19世纪初的五十万奴隶发展到19世纪末壮大为三百万，在1860年代更是达到六百万的巅峰。但是，奴隶的死亡率依然比非奴隶人群要高得多。就像帕特里克·曼宁指出的那样，“1820年代，共计一千万非洲人移居新世界，相比之下，只有二百万欧洲人来到新大陆。但是，新世界的白人人口为一千二百万，差不多是黑人人口的两倍。”^[2]
　　奴隶制当然不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发明。从中世纪时期开始，欧洲的不同地区及中东地区就一直存在着小规模的奴隶制，例如，地中海国家就曾利用奴隶劳动来协助驱动舰船划艇。但当时的奴隶制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现象，农奴制是主要的剥削形式，而且奴隶制对受奴役者的种族也没有特殊偏好，奴隶人种与黑人并没有太多联系。白人也可能沦为帆船上的奴隶，而且“奴隶”一词来自“Slav”。帕特里克·曼宁写道：“1500年，非洲人或拥有非裔血统的人无疑是世界奴隶人口中的少数；但到1700年，他们就变成了多数。”^[3]
　　这一变化始于西班牙征服美洲。哥伦布将部分阿拉瓦克族人（最先欢迎他造访美洲的当地土著人）当成奴隶卖到塞维利亚，并试图在加勒比海地区使用美洲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劳工。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由于遭到野蛮对待并且极易染上传染病，印第安人人口骤降90%。西班牙征服者发现，通过收取贡金和强制劳动，而不是诉诸即刻实行的奴隶制，对他们来说似乎更为有利。西班牙王室担心印第安人将会完全灭绝，那样就会没人种植庄稼，因此听取了教士们对印第安人奴隶制的批评；教士们认为，此时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将印第安人转化为基督徒。
　　因而，西班牙王室和殖民地都越来越倾向于引进另一种劳工来源：从西非海岸地区购买奴隶。科尔特斯创建了以非洲奴隶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甚至就连西班牙印第安人政策最著名的批判者教士拉斯·卡萨斯也曾推荐釆用非洲奴隶制（但是后来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建议感到无比后悔）。
　　当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在其各自的殖民地种植商用烟草和蔗糖时，奴隶制就开始大规模蔓延开来。这些作物需要巨大的人力投入，从欧洲来的自由移民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最初，种植园主采用的是欧洲来的非自由劳动力：“契约佣工”，实际上就是债务奴隶。契约佣工与种植园主签订契约，为种植园工作三年、五年或七年时间，其间不收取工资，用以抵充跨越大西洋航程的花费。其中不少人实际上都是被诱拐到美洲——被一些为美洲种植园主在本土寻找契约佣工的中介哄骗上船。^[4]其他契约佣工则大多是欧洲各国内战和宗教战争中的罪犯或囚徒。1638年，巴巴多斯的蔗糖种植园拥有两千名契约佣工和二百名非洲奴隶：每名契约佣工的成本是十二英镑，每名奴隶的成本是二十五英镑。^[5]由于无论是契约佣工还是奴隶都很难活过四到五年，对种植园主来说，契约佣工相比之下似乎要比奴隶的“性价比更高”。
　　商人和统治者在这方面完全不受什么道德和良心的谴责。毕竟，英国海军的船只就由“被压迫的”奴隶们驱动前进，这些奴隶都是从大街上拐来的可怜人，在离开港口前被“监禁在不比黑人奴隶处境好多少的条件下”^[6]，在茫茫大海中一命呜呼的几率也不比他们护航的奴隶“货船”低多少。^[7]英国议会还通过法令授权船长处死那些胆敢反抗长官者，就连守望时偷懒睡觉者，船长也有权将其处死。^[8]
　　但是，来自欧洲的契约佣工数量太少，无法满足种植园主的劳工需求；加之烟草和蔗糖市场飞速增长，他们不得不日益频繁地往返非洲。1653年，在巴巴多斯，非洲奴隶已达两万名，远远超过契约佣工的八千名。^[9]1700年，北美洲的南部殖民地只有两万多名黑人奴隶；到了1770年，这个数字猛增到近四十一万。
　　最初，种植园主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契约佣工和非洲奴隶。在弗吉尼亚，逃跑的契约佣工会受到服役时间翻倍的惩罚，若再次逃跑，他们的脸上就会被烙上“R”字。巴巴多斯种植园主还曾杀死那些因身体过分衰弱而无法继续工作的契约佣工。^[10]契约佣工与奴隶并肩劳作，而且在弗吉尼亚还至少发现了一宗双方通婚的案例（这在接下来三百年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契约佣工与奴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当然也会一起对不公的境遇发起反击。许多契约佣工和奴隶彼此帮助成功逃离种植园的案例，令种植园主非常忧心。他们的担心在1676年弗吉尼亚的培根叛乱中达到巅峰，总督和富有种植园主的对手向契约佣工和奴隶承诺，如果他们做好准备帮助夺取殖民地的控制权，就会给予他们自由。这场叛乱的目的十分混杂，其中之一则是发动从印第安人那里夺取更多土地的战争。^[11]但是，他们的行动显示出，白人与黑人联合起来对抗种植园主的效果有多么可怕。殖民地种植园主迅速采取了应对办法，推行了一系列分化契约佣工与黑人奴隶阵营的措施。
　　就像罗宾·布莱克本在其论述北美殖民地奴隶制历史的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弗吉尼亚下议院（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民选政府）市民会议制定政策，加强了英国契约佣工与非洲奴隶之间的种族壁垒。1680年，当地法律规定：“任何黑奴或其他奴隶胆敢举手反对任何基督徒”，就要受到赤裸背部鞭打三十下的惩罚。1691年的弗吉尼亚法令规定，“可以杀死或毁掉任何无故不向主人或女主人服役的黑人、混血儿和其他奴隶”。法令还规定，任何“与黑人、混血儿或印第安人”通婚的白人男性或女性，都将会被驱逐出殖民地。^[12]换句话说，种植园主意识到，白人和黑人并不会自动自发地憎恶彼此，有些白人与黑人奴隶之间还建立起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殖民地当局决定通过给予奴隶主对奴隶的生杀大权来遏制这种趋势。从此时开始，种族主义才开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起来。
　　今天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让人们误以为它是一种古老的遗存，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自发的疏离和厌恶。进而奴隶制也就被视为种族主义的一个副产品，但实则是奴隶制催生了种族主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人们对肤色并没有那么敏感，对肤色的认知几乎与对身高、头发颜色或眼睛颜色的认知没有什么不同。古埃及的墓葬壁画上，相当随机地混杂着浅肤色、棕肤色和黑肤色的人物形象。在罗马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自北非，其中至少包括一位皇帝；也没有记载特殊说明他们的肤色是深是浅。在16世纪早期的荷兰绘画中，黑人与白人自由地混杂在一起，例如，在雅各布·约丹斯的名画《摩西与西坡拉》中，摩西的妻子就是一名黑人。^[13]
　　在中世纪欧洲，倒是通常显现出对犹太人的深恶痛绝。但这种仇视主要源于宗教分歧，因为犹太人是当时基督教社会中唯一一个非天主教群体，而非建立在所谓身体或思想上的内在不同而导致的厌恶基础上。如果犹太人放弃自身宗教信仰，迫害者可能就会放过他们。他们之间的仇恨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仇恨，而非非理性的生物种族主义仇恨。种族主义的仇恨，完全是由奴隶贸易所引起。
　　早期的奴隶贸易者和奴隶主并未用种族差异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相反，他们转而在古希腊罗马的记载中寻找借口，以奴役战犯（至少是在正义战争中俘获的战犯）由来已久为由，为当下的奴隶制正名。由于奴隶主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了奴隶，奴隶也就成为其私人财产，可以任其处置。因此，约翰·洛克（他是伏尔泰无限崇拜的英国哲学家）为1690年代奴隶制的存在找到了合理性；他本人也通过持有皇家非洲公司的股票，成为奴隶贸易的受惠者^[14]。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拒绝承认非洲人与欧洲人天生就不同的观点。^[15]
　　但是，旧日之争似乎并不适合用来解释截止18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大西洋奴隶经济。恐怕很难宣称奴隶都是“正义战争”中俘获的战犯。人们知道，他们是从非洲商人手中买下的奴隶，或者生来就是奴隶的后代。^[16]而且，奴隶贸易者和奴隶主总是需要一些必要的理由来搪塞并不拥有奴隶的大部分白人。在殖民地，奴隶主攫取了最肥沃的土地，使用成本极低的奴隶劳作，从而给小农场主们造成巨大压力，大多数小农场主都因此而对奴隶非常反感和厌恶。在伦敦等港口城市，逃亡奴隶经常被人发现躲藏在穷苦的贫民区里。奴隶贸易商和奴隶主需要一种方式，好让人们鄙视厌恶、不再信任甚至恐惧奴隶。“战犯”的借口很难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非裔天生不如欧洲裔的思想，则更加完美地符合贸易商和种植园主的需求。
　　支持奴隶制的基督徒声称，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奴隶制存在的合理证明：诺亚的一个儿子含的后代的命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科学”证据，表明非洲人具有“低于人类水平的野蛮性”，例如，爱德华·朗在其1774年出版的《牙买加史》中就曾这样表述。这样的观点使得一些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家也继续支持奴隶制。^[17]他们大声疾呼“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同时也不忘加上一句，非白人并不包含在内。
　　种族主义并非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它经过了三个世纪的漫长演化。例如，欧洲人对北美洲原住民的早期态度，不过是感到他们与欧洲人不同，因为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实际上，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总督们登陆后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印第安人的生活对白人移民非常有吸引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法律，将那些逃去与印第安人同住的移民处以死刑”^[18]。“数千名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热爱，与卢梭等人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提到的“自然状态”的积极观点产生了回响^[19]。即使到了18世纪中期，“‘红人’（red men）一词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人们并不把肤色视为一个特殊特征”^[20]。但是，随着18世纪晚期欧洲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土地争端变得日益突出和频繁，欧洲人对待种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印第安人形容为“嗜血的野兽”，“他们日益被描画为黄褐色的异教徒、黑皮肤的腓力斯人、黄铜色的恶棍，到了18世纪末，他们开始被称为‘红人’”。^[21]就此，种族主义从对非洲奴隶制的一种辩护，发展成为一整套信仰体系，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应当被贴上“白色”“黑色”“棕色”“红色”或“黄色”的标签，即便许多欧洲人实际上肤色粉红，许多非洲人实际上肤色偏棕，许多南亚人实际上与许多欧洲人肤色一样，美洲印第安人的肤色实际上并非红色，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肤色也不是黄色的！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者 C. L. R. 詹姆斯与加勒比民族主义者艾瑞克·威廉斯提醒世人关注奴隶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作用既体现在缔造种族主义方面，又蕴含于发展西欧经济中。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联系：新世界的动产奴隶与旧世界的工资奴隶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观点自从提出以来，一直饱受质疑。批评者认为，无论如何，许多奴隶制的利润并未投资到工业发展中，而是由大商人和在外种植园主投入到模仿古老贵族生活方式而建造的豪华庄园中；欧洲西北部经济的所得则被消耗巨大的战争吞噬得半点不剩，而那些战争就是为了争夺奴隶制殖民地贸易的掌控权。^[22]1960年代的一本经济史教科书中这样评价：

　　外贸利润并没有为工业投资进而为拯救工业命运作出巨大贡献……估测奴隶贸易利润的尝试，对贸易和投资的总体流向而言，几乎没有产生有意义的价值。^[23]

　　但这只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对18世纪西欧（尤其是大不列颠）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的梗概结论。我们通常所称的“三角贸易”，为其蓬勃发展的手工业和包买制工业提供了出路。欧洲出售铁器、枪支和纺织品，从非洲海岸的商人那里换回大批奴隶；奴隶在令人发指的恶劣环境中被转运到美洲卖掉（从经济角度来讲，商人宁可承受10%的死亡率，也比配备能够保证100%奴隶存活率的运输条件更加划算）；再利用得到的货款购买烟草和蔗糖（后来则是生棉花）运回欧洲销售。^[24]
　　相对而言，蔗糖种植园需要更加先进的设备来研磨甘蔗，精炼提纯甘蔗汁，因此种植园大都是从欧洲的生产商手中购买生产设备。贸易推动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大力发展，这些行业日益成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重要雇主。部分通过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及格拉斯哥等贸易港口流转的利润，被投入到与殖民地生产紧密相关的生产环节中，或者是资助建设连接英国内陆市场的新交通方式（运河或收费公路）中。
　　奴隶制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是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奴隶制。17世纪晚期，英国的工农业就已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当时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还仅处于萌芽状态。正是由于国内工农业充满活力的发展，奴隶制才得以兴起。对殖民地生产的需求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于活力四射的英国经济带来了烟草和蔗糖的大规模消费风潮，从上层阶级到城市市民、甚至在乡村民众中都拥有巨大的市场。劫掠殖民地和奴役其他种族并不能创造出这样繁盛的国内经济活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虽然庞大，但其国内经济却陷入发展停滞中。英国经济得以增长的原因在于，在本土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劳动力，使它能在美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剥削奴隶的劳动。
　　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依靠雇佣劳工的情况，迫使英国（以及程度相对而言略逊一筹的法国）奴隶主试图从非洲获得劳力。大部分奴隶都购买于非洲海岸国家的上层阶级手中，因为这些奴隶贸易商对非洲内陆一无所知，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内陆诱拐数百万非洲人，然后长途运输到海岸边。非洲商人和统治者这样做的回报便是，欧洲人为他们提供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高品质货物。但非洲人绝非“一无所知的野蛮人”，虽然种族主义者总是不断强调这一谣言。非洲人生活的社会结构实际上相当精致复杂，与中世纪末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开化文明的程度通常更高。只是由于英国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才令欧洲超越了非洲。18世纪欧洲商业飞速发展，这种规模的商业在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时代（16世纪早期）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大多数非洲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种植园奴隶制是如下事实的产物：荷兰和英国已经展开了资本主义扩张。但是，奴隶制同时也反哺资本主义，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奴隶制在塑造世界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则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发展成熟。它为英格兰提供了合并苏格兰的动力【在苏格兰统治阶层试图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的“达伦计划”（又译“达瑞恩计划”）流产后】；并在18世纪下半叶，通过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开始在东方缔造一个全新的帝国。
　　大不列颠统治阶层崛起的另一面便是大部分非洲的衰弱无力。奴隶贸易为非洲海岸地区的统治者和大商人提供了相对先进的消费品和武器，因此无须发展自己的工业；事实上，进口货物“削弱了非洲的工业”^[25]。成功的国家能够对外发动战争并奴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即便统治阶层意欲保持和平，也只能变得军国主义化才能存活。卓洛夫、贝宁和刚果等国家试图阻止它们的商人对外提供奴隶，但却发现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了财富和权力^[26]；然而，除非出现新的军事统治阶层，否则前阶级社会就要面临崩溃和毁灭。非洲海岸地区国家通过抢劫内陆国家而做到了这一点。
　　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由此导致的“非洲国家中心化”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社会的物质基础受到极大削弱。非洲人口在即将超越欧洲和北美洲人口时停止了增长。^[27]1750—1850年间，西非的人口数量甚至出现了衰减。^[28]反过来这也使得非洲国家无力更好地备战，抵抗19世纪末欧洲的殖民入侵。当西欧经济大步向前时，非洲却处于不断的衰落中。

^[1] 这一数字来自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的估算，参见他所著的《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London, 1997）第3页。也有其他估算数字，比布莱克伯恩的估算略多或略少。关于这一数字的长期探讨，参见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所著的《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Slavery and African Life, Cambridge, 1990）第104页。

^[2] 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35页。

^[3] 同上书，第30页。

^[4] 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革命帝国》（Revolutionary Empire, New York, 1981），第257-258页。罗伯特·路易斯·斯蒂芬森（Robert Louis Stephenson）的小说《诱拐》（Kidnapped）就以18世纪中期在苏格兰发生的一场诱拐为故事的开篇。

^[5] 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30页。

^[6] 安格斯·考尔德，《革命帝国》，第566页。

^[7] 巴利·昂斯沃斯（Barry Unsworth）在小说《神圣的渴望》（Sacred Hunger, London, 1992）中，对奴隶和水手可怜的共同之处进行了精彩描述。[《神圣的渴望》，丁玲玲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 安格斯·考尔德，《革命帝国》，第289页。

^[9] 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31页。

^[10] 具体细节参见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40-241页。

^[11] 布莱克伯恩对叛乱的描述（《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56-258页）强调了非洲奴隶的参与，而考尔德（《革命帝国》第311-312页）则只提及这是一场对抗印第安人的叛乱，并没有提到努力的参与。

^[12] 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64页。

^[13] 这幅画的黑白复印版，参见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32页。

^[14] 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54-255、264-265页。

^[15] 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Oxford, 1975），第606-607页；引自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329页。[《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6] 例如，这是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在冈比亚的前代理人弗朗西斯·摩尔（Francis Moore）的观点，见于173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参见考尔德，《革命帝国》，第454页。

^[17] 亚当·斯密、孔多塞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著名的启蒙运动人物都反对奴隶制，即便也有休谟等人接受“非洲黑人的智力天生低于白人”的观点。

^[18] 威尔科姆·沃什伯恩（Wilcomb Washburn）与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主编，《剑桥美洲原住民史》（Cambridge History of Native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Cambridge, 1996）第一卷第一部分，第74页。

^[19] 同上书，第75页。

^[20] 同上书，第79页。

^[21] 同上书，第80页。

^[22] 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13页。关于不同观点的概述，参见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12章。

^[23] 彼得·马蒂亚斯（Peter Matthias），《第一个工业国家：1700-1914年间英国经济史》（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914, London, 1983），第168页。

^[24] 实际的贸易模式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但是这样的总结包含了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25] 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22页。

^[26] 同上书，第34页。

^[27] 同上书，第85页。

^[28] 同上书，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