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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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工业革命

　　1815年，工业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曾这样写道：“在我位于新拉纳克的工厂，由两千名年轻人和成年人监管着的机械动力操作……如今能够完成六十年前需要苏格兰整个国家的工人去做的工作。”^[1]
　　欧文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略有夸张，但他大声说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自从一万年前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初次转入农业生产以来，人类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未像此时这样，发生着如此重大的变化。最初，变化集中发生在英格兰的北部、苏格兰的低地地带和比利时的部分地区。然而，巨变很快就传播到了各地。
　　与这些重大变化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联系紧密的发明和创新，包括复杂机械的使用；用硬质钢代替木头、容易弯曲的黄铜或容易折断的铸铁来制造工具；用煤炉代替炭炉来熔断炼钢，因为当地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所以必须取缔炭炉炼钢；燃烧煤炭，通过蒸汽发动机来提供新型的巨大动力，转动机器。
　　新机器、新冶金技术和新能量来源的结合，不可估量地大大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它们还极大地缩小了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的时间和货物运输的时间。
　　18世纪末，从波士顿到费城需要耗费两周时间才能抵达，轮船有时不得不在港口停靠两周甚至更长时间，只为等待风向转变，以利于航行；依然时常发生饥荒，因为粮食从一地运到另一地总是会遇到很多困难。早在三千年前，有轮交通工具就已出现在欧亚大陆和非洲，但却无法将其应用在崎岖不平和松软潮湿的地势上。与马车相比，骡队是更加重要的运输货物方式。在欧洲泥泞的道路上，中间都筑起矮石墙，令骡子和马匹更容易通过，但对车厢来说就行不通了。在莫卧儿印度，大宗货物的陆路运输依靠大量公牛群，每只公牛背上都绑着包裹。^[2]
　　劳工大军使用相对便宜的钢镐和铁铲，开凿运河，修建连接主要城镇的第一批结实平整的大路。煤矿主发现，借助在轨道上运行的槽轮，能够加快运煤的速度——最初使用的是木质槽轮，但很快就改造成铁质槽轮。工程师们使用蒸汽发动机为轮船、铁路和工厂提供动力。1830年代，第一辆载客火车从曼彻斯特开往利物浦。^[3]人类突然之间就能以过去无法想象的速度移动。一座城市生产的货物，只需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天，就能出现在另一座城市。将军队在一夜之间就从国家的一端开拔到另一端，已经是一件非常可能的事情。
　　农业也处在加速变化之中，大不列颠通过圈地运动最终消灭了农民，普遍采用上个世纪的新作物和新种植方法：萝卜、马铃薯、小麦（取代了大麦或燕麦）及新禾本科植物，以及更加高效的犁和改进的作物轮种。其结果，在促进食物产量增长的同时，也迫使空前众多的人民不得不作为雇佣劳工去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不是在资本主义农场中辛苦劳作，就是在新产业中挥汗如雨。

新型阶级

　　数以百万计人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开始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蜂拥进入城市和乡镇。只要工业依赖木炭为燃料、以水和风作为动力，那么大部分工业也就只能局限在乡村地区。是煤炭和蒸汽机改变了这一切。拥有巨大烟囱的现代工厂开始统治兰开夏郡的曼彻斯特周边，以及苏格兰的格拉斯哥的天际线。到1830年代，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1750年，只有伦敦和爱丁堡这两座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五万人。1851年，人口超过五万的城市达到二十九座，而且大部分民众都生活在城镇中。^[4]
　　向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转变并非即时发生。就像在当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主要的工业增长伴随着以“血汗劳工”为根基的小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英国工业革命最初根植于纺织业和采矿业。但在纺织业中，棉纺主要集中在工厂，大量雇用妇女和儿童，而编织则依然由乡间地区的手织机工人完成。他们的数量大幅激增，许多前工业化城市贸易中的雇佣者也是急剧增加。与此同时，采矿业的劳动大军日益膨胀，他们通常集中在河道、运河或铁路线旁的乡村，而非城镇中。
　　随着人们日益依赖与资本家阶层建立金钱关系来谋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立手织机纺织工人在1790年代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到了1840年代，在使用动力织布机的新工厂竞争下，他们已经成为一群茕茕独立、几乎难以维持生计的群体。
　　长期以来，经济史学家围绕人类的“生活水平”问题：人们进入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后其生活状况是否反而发生了恶化，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大部分探讨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人们之所以会搬到城市生活，就像今天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城市孟买或雅加达的人们那样，是因为这看起来是在乡间生活的可怜人唯一的选择。然而，城市却无法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未来。今天的人们或许还能幸运地拥有某种技能，可以靠出卖劳动力换取生活，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技能到了第二天就会变得过时多余，不再被需要——就像昔日手织机工人的悲惨遭遇。18世纪早期的乡村经济变化相对缓慢而痛苦。但在19世纪的城市经济中，变化却是无比迅猛且具有灾难性。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市场则能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扩张和收缩。在经济繁荣期，人们会拋弃旧行当和乡村的家，被城市里看上去“容易赚取的快钱”所诱惑。在经济衰败期，人们会发现自己举步维艰，再没有丁点儿哪怕贫瘠的土地傍身，一旦失去工作，就会再也没有食物来源。
　　部分新产业工人的确能够获取技能，暂时稳定住其社会地位。但即便这样，他们也不得不与雇主恶化工人生存条件的企图进行激烈斗争，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或者是可利用的新技术涌现出来的时候。而且总是会有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处于“赤贫”状态——由于体弱多病、年纪太老或毫无技能，他们甚至无法进行半持久性的工作。
　　新劳动力是巨额财富的来源。但这都是别人的财富。即便统计学家声称大多数劳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他们也认同：劳工生活水平的提升根本无法与巨大的生产进步相匹配。新工人阶层的生活仅能维持在生存线上下浮动，他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与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大享珍馐美酒、打猎聚会、在美丽的花园里啜饮一杯茶的人物抗争。1815年后的饥饿岁月，令全国总产量的12%都流入了国债持有者的腰包。
　　而那些依靠剥削“血汗工人”维生之人发现，面对新涌现的劳动力大军，持续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让工人按照雇主的意愿工作？乡间劳工习惯于按照季节节奏安排劳动，短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与长时间的休憩机会相结合。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不仅要在星期日休息，而且星期一（在英国被称为“懒散星期一”，在德国被称为“忧郁星期一”）也不愿工作。对工厂主来说，如何打破这种习惯的确令人困扰。机器必须从日出到日落始终转动，当煤气灯被发明出来后，夜里的时间也开始用来工作。工厂里的钟每一下摆动都在说着：“时间就是金钱。”^[5]人类的天性必须改变，直至人们开始认为在一间看不到太阳、树木、花草，听不到鸟鸣虫叫的封闭房间里度过整个白天，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拥有财产的阶层认为，所有试图减轻贫困的举措，都会给新行业和新规则造成破坏。如果穷人不工作就能获得收入，他们就会变得“游手好闲，拖沓懒散，满嘴胡言，毫无价值”，失去“所有的谨慎、自尊和自持”，发展出“懒惰和不顺从的精神”。^[6]
　　托马斯·马尔萨斯非常便利地给出了“证据”，证明穷人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改善。马尔萨斯认为，穷人孩子的增多导致其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让-巴蒂斯特·萨伊将亚当·斯密的思想写成通俗读物，也“证明”了失业在真正的自由市场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无法找到工作，那就说明他索要的工资高于市场能够承受的水平。贫穷救济成为缓冲贫困的工具，只是鼓励了这种灾难性的做法。唯一能够对付贫困的办法就是，让穷人更穷！条件是这些“身体强壮”的失业者必须去做任何事，而不是申请救济。1834年，大不列颠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开始确立这些标准，对那些准备待在如同监狱一般的济贫院（昵称“巴士底狱”）里的人们实行限制救济政策。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劳动大军的实际生活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他们的心态和思想也发生了剧变。在拥挤的卫星城中心的生活，缔造了与隔绝乡村中截然不同的心态。这种心态带来了孤独绝望，还有贫穷。但是，随着人们发现自己史无前例地与其他遇到同样问题、处于同样境地的伙伴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同等的生活境遇催生了同一阶级群体之间的新情感。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令人们能够认识更加宽广的世界，而非仅仅将眼光局限在狭隘的农村。与农民前辈相比，工人更加希望能够掌握读写技能，通过读写来了解遥远的地方和那里发生的事情。
　　工作的新世界开启了家庭的新模式，女性的地位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农夫的妻子始终承担着生产的角色，但是通常都要屈从于丈夫，丈夫在家庭外与社会的交流过程中担当主要角色。相比之下，工业革命的第一波潮流则由几十万聚集在工厂里的女性（和儿童）推动完成。生产条件非常恶劣——恶劣得以至于许多女性都梦想着可以早点找到一个男人，能将她从满头大汗的体力劳作和照顾孩子的双重剥削中解放出来。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性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金钱财产，以及独立于丈夫和情人之外的一定独立权利。兰开夏郡的“磨坊女孩”由于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名声大噪，巴黎东端的女工由于常常嘲笑和挑战士兵而变得人人皆知。在发生了彻底改变的生产中，资本主义也开始推翻数千年来压迫女性的思想。

客体与主体

　　工业领域的新工人阶层并非只会默默地忍受痛苦。事实表明，很快他们就会予以反击。17世纪和18世纪，城镇和城市中的某些手工业贸易呈现集中化发展，通过英国革命中的学徒和雇工、美国革命中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技工”，以及最重要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等角色，新工人阶层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如今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集中程度聚集在工作场所，从而为他们发展出比历史上所有反抗剥削的行为都规模更大、力度更强的抵抗行动，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抵抗鼓励反对现存整体社会的思想的发展。
　　1796年，激进派活动家约翰·塞沃尔凭借观察，预测出了未来的样子：

　　垄断，及少数几个人手中积累骇人听闻的资本……使这些罪恶内部孕育出消除罪恶的种子……不管什么把人们聚集在一起……虽然有可能滋生堕落，但它却有助于传播知识，并最终能促进人类的自由。因此，每一个大工场和制造厂都是一个政治协会，议会的法案不能使它沉默，地方的官员不能将它解散。^[7]

　　他的预言在二十年内就得到了证实。在大不列颠，新一波骚动断断续续地兴起，一直持续到拿破仑战争末期。这场运动比此前任何一次示威浪潮波及的范围都要更大，并维持了更长的一段时间。这场运动源于多种思潮，参与者包括继承了1790年代社会运动的伦敦激进派手工业者；强烈反对提高机械化水平的“卢德分子”制袜工和织工，由于引入机械制作，他们的工资被迫下滑；还有熟练技术工人、棉纺织工和农场劳工工会（其“托尔普德尔殉道者”领袖被驱逐至澳大利亚）。斗争先后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破坏机器、展开与1819年曼彻斯特被上流社会军队攻击的“彼得卢事件”般的示众游行、大型罢工、1830-1832年间与中产阶级一起为选举权举行起义、1834年后进攻济贫院、在控制工人阶级社区的警局门前示威。这些反抗运动锻炼了一系列前仆后继的工人领袖，那些领袖组织、煽动和宣传工人运动，在某些情况下还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部分思想转化为反对资本家的武器。工人运动还拥有自己的报纸，如《黑侏儒》和《穷人卫报》，这些报纸的创办人不断鼓励反抗运动，挑战资本家和地主，并因此而反复身陷囹圄。

宪章派

　　1830年代，反抗运动的各个支流汇集成河，掀起了宪章运动。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在这场人民运动中，劳工维持着社会的发展，运动由下层民众组织，不是一次性的暴乱或暴动，而是一个持久性的组织，拥有自己的民主结构。宪章运动的主要报纸《北极星报》于1837年在利兹正式发行，其发行量很快就与统治阶层的主流报纸《泰晤士报》相媲美，每个工业区的工厂和酒吧里，都有人把《北极星报》上的文章大声念给不识字的工人听。
　　英国学校里讲授的英国史，经常是将宪章运动视为一个小型运动，并咒骂它最终的失败。但实际上，宪章运动是英国19世纪规模最大的人民运动。它成功地三次迫使统治阶层陷入恐慌。1838-1839年，几十万人参加民众集会，倾听和探讨宪章计划；数万人开始操练，期待民众起义；政府非常担忧，向工业区派出了军队；南威尔士的纽波特还筹划举行武装起义。^[8]1842年，历史上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发生在兰开夏郡，工人们从一家工厂开进到另一家工厂，扑灭熔炉，运动迅速蔓延开来。^[9]在英国工业衰退、爱尔兰饥荒及整个欧洲革命形势的激励下，工人运动终于在1848年掀起了高潮，广大工人做好了再次反击的准备。然而，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国家机器依然坚固，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中间阶层成为国家政权的支撑力量，宪章运动的领袖摇摆不定，令伦敦南部肯宁顿聚起的十万名工人的愤怒情绪消散了——不过这发生在政府将半个伦敦都变成武装军营之后。^[10]
　　与历史上所有活跃的政治运动一样，宪章运动也混合了各种持有不同思想的群体。宪章运动的正式章程《大宪章》，是建立在实现普遍男性公民选举权和每年召开议会这两项权利诉求基础之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民主改革之一，而非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社会重组。宪章运动的领袖也分为不同派别，有些派别相信用“道德力量”争取统治当局，有些派别信仰用“实际武力”征服现存统治者。但即便是武力派，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历时十多年的宪章运动发展史，表现出非常激进的特点。资产阶级还没有完成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势力的战斗。但它已经创造出一个新的被剥削阶级，这一被剥削阶级将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语言，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号角。
　　对世界历史而言，这一转变与已经发生的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重要。英国工业资本家的成功，激发全世界纷纷效仿。还在1789年前，法国和德国南部就已出现了一些新工厂。如今，不仅这两个国家浮现出工业之岛，在意大利北部、加泰罗尼亚、波西米亚、美国北部，甚至是在俄国乌拉尔和尼罗河流域也出现了工业发展的迹象。到处都在竖起新工厂的烟囱，滚滚浓烟喷吐而出，工厂里汗流浃背劳作的工人们的愤怒也同时迸发出来。时隔三十五年之后，巴黎民众于1830年再次涌上街道。波旁王朝国王查理十世的顾问觉得只有一种方法能够阻止革命，那就是劝说国王自我流放，将王位禅让给“资产阶级君主”：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这一方法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但是社会地位低下阶层展现出的强大力量，促使欧洲其他地区也都迅速掀起了起义浪潮——然而，除了比利时逃脱了荷兰的控制、在英国的保护下得以独立之外，其余的起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法国诗人兼历史学家拉马丁评论道：“如果社会和政府不去探索和解决无产阶级问题，就会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可怕的爆炸性问题。”^[11]十八年后，拉马丁的预言被证明准确无误，整个欧洲都被革命的激情所撼动，拉马丁本人也享受到了短暂的荣光。

^[1] 克劳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42页。

^[2] 这样的事实暗示着哥伦布时期的美洲文明，无法利用轮子或许没有那么强的挫败感和显得那么荒谬，因为大自然并未向他们提供具有被驯服家养潜力的动物来拉动有轮交通工具。

^[3] 第一条铁路从斯托克波特延伸到达林顿，于1825年开通，但其主要动力来自固定式发动机，二非内燃式发动机。参见彼得·马蒂亚斯所著《第一个工业国家：1700-1914年间英国经济史》第255页。

^[4] 数据来自霍布斯鲍姆所著《工业与帝国：从1750年到现在》第86页。

^[5] 关于此时对时间观念的态度转变，参见爱德华·汤普森所写的文章“时间、工作与工业资本主义”（Time, Work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收入其所著《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1992），第352-403页。[《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 数据转引自大卫·麦克纳里（David McNally），《反对市场：政治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判》（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1993），第101页。

^[7] 约翰·塞沃尔（John Thelwall），《自然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 London, 1796），第21、24页，转引自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185页。

^[8] 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约翰·弗罗斯特：宪章运动研究》（John Frost, a Study in Chartism, New York, 1969）。

^[9] 米克·詹金斯（Mick Jenkins），《1842年大罢工》（The General Strike of 1842, London, 1980）；《对弗尔古斯·奥康纳和其他58人的审判》（The Trial of Fergus O’Connor and Fifty Eight Others, Manchester, 1843; New York, 1970年再版）。

^[10] 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1848》（1848, Cambridge, 1987）。

^[11]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