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征服东方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九章征服东方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东方的壮美对西欧人而言依然诱惑无限。从印度和中国传来的纺织品、瓷器和茶叶受到西方人的追捧，伏尔泰^[1]等知识分子将东方文明视为与大不列颠、法兰西和德意志文明不相上下的伟大文明。亚当·斯密称中国为“世界上最富裕……最文明、最勤勉的国家……虽然它或许站在原地没动，但它绝没有后退”^[2]。一个世纪之后的图景显然已是迥然不同。西方人在非洲和北美洲当地人民身上施加的种族偏见，如今也被用在了印度、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人们身上。^[3]英国人夺取了整个印度，使其沦为殖民地，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羞辱了中国；法国征服了阿尔及利亚；俄国和奧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身上撕扯下来大块血肉。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改变了西欧社会和美国社会，此时则允许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攫取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统治权。

大不列颠的印度帝国

　　印度是第一个落入西方手中的伟大古老帝国。这既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直接军事征服的后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西方的科技霸权使然。
　　19世纪中叶的西方评论家（包括马克思在内）都误认为印度文明以“年代久远”的发展停滞为特色。实际上，即便在莫卧儿王朝陷落后，印度依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发展，“商人、放贷人和包税人的财富不断增长”^[4]。但是，印度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六国战乱不断的阴影下，商业力量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影响，甚至于哪个国家都无法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这便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干预印度事务敞开了大门，随之而来的无疑还有军队和武器。尽管印度统治者将这种行为视为外敌入侵，但许多商人却终于找到了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方式。
　　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次大陆依然是一股边缘化的力量。它必须得到印度统治者的许可，才能在沿海地区设立贸易点。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东印度公司与印度商人之间的纽带越发坚韧，这些商人将境内的纺织品和其他货物出售给英国人。到了175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官员罗伯特·克莱夫在孟加拉击败了一支法国军队，并夺取了对该地区（当时莫卧儿帝国最富庶的地区）的控制权。东印度公司在当地征税并组建政府管理机构，依然以印度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为傀儡，组成官方的统治机构。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英国在印度的新殖民帝国便这样开始崛起，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丟掉了在北美的旧殖民帝国。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在于用印度人上缴的税款来平衡其所有开销，其统治则依靠一支主要由印度士兵构成的印度军队。
　　孟加拉的成功经验被复制到了其他各地。其他印度统治者将东印度公司视为有利可图的联盟，利用后者训练军队、规范行政管理机构。面对东印度公司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印度商人表示欢迎，因为公司从他们手中购买的纺织品越来越多，并且保证印度商人的财产可以免受印度统治者的侵犯。东印度公司还通过创造出一个新的阶级进一步增强了其自身权力，那就是在部分旧地主柴明达尔中诞生了新的大地主阶级。
　　必要的时候，英国人也会通过剥夺冥顽不灵的当地统治者的权力，建立起公司的直接管辖，从而进一步稳固了其在印度的统治秩序，而且这一过程一点儿也不困难。
　　到了1850年，在整个次大陆的英国势力范围内，开始推行征服部分当地统治者、用金钱来贿赂和收买其他统治者的政策。1818年，英国人征服了马拉塔族人；1843年征服了信德；1849年征服了锡克人；1856年征服了奥德。英国官员鼓吹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方法是以罗马文明“分而治之”的原则为范例。通过在一些地方使用金钱贿赂，在另一些地方使用武力征服，东印度公司挑拨各个地方统治者彼此抗争、几个国家相互厮杀、特权阶层彼此对抗，激起各个种姓和各个宗教彼此之间的矛盾，而且不论走到哪里，都会积极寻求当地的同盟。通过这种手段，东印度公司仅凭“由英国人担任军官的二十万本地军队”，就征服了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恢弘帝国，而“维持统治秩序的英国军队人数则只有四万人”。^[5]
　　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印度公司的经理人手中。克莱夫离开印度时带走了价值二十三万四千英镑（折合今天的数百万英镑）的战利品，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因收取巨额贿赂而臭名昭著。这些财富都由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创造。孟加拉和比哈尔的农民每年要支付二百万英镑的税金。东印度公司称其官员为“收税人”，他们采取了与莫卧儿王朝时期收税官同样残暴的方法，但却更加高效，而且带来的后果也更加具有毁灭性。
　　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在莫卧儿王朝晚期本就因贫困而遭受巨大痛苦的人民的生活状况更是雪上加霜。1769年的庄稼歉收导致发生饥荒，时疫泛滥带走了一千万人的性命。这片美丽的土地，仅在半个世纪前还以其耀眼的财富令欧洲人震惊不已，如今却正走在成为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路上。
　　不过，上述所有疾苦都无法令印度地方行政长官纳瓦布、印度各邦的邦主、商人或柴明达尔为其担忧，他们依然与东印度公司欢聚一堂，乐享美食。随着东印度公司利润的剧增，他们的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与英国人合伙的道路充满艰辛，并不平等。东印度公司既能将当地统治者抬到天上，也能不假思索地将他们狠狠掼在地上。
　　公司的统治权虽然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但许多印度商人却都可以从与英国人的贸易联系中获利。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兰开夏郡的棉纺工厂实施机械化生产，突然之间就能以比印度手工业更加低廉的价格生产棉布。因此，印度生产的棉布并未在英国市场占据主要位置，反而是英国生产的棉布占领了印度市场，从而极大地摧毁了印度本土纺织业，毁掉了印度数以百万计纺织工人的生计，也极大地损害了印度商人的利润。由于没有自己的政府，印度商人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整个印度依然处于去工业化的时期，在造船业和银行业等获取巨额利润的行业领域，英国资本家取代了他们。与此同时，人数极少、拥有极高特权的英国官员阶层，开始变得更加傲慢无礼、仗势欺人，表现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也变得更加贪婪，更加瞧不起印度人种族。
　　1857年，他们的傲慢遭到了报应。当英国军官不顾印度士兵的宗教信仰，命令他们使用牛脂（这对印度教教徒是一种亵渎）和猪油（这对伊斯兰教徒是一种亵渎）润滑的子弹时，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士兵爆发了反抗军官的起义。这场暴动激发了印度全境人民对白人老爷们过往暴行的愤慨。短短数周，起义军官就控制了印度北部的大片地区，杀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英国军官和官员，包围了几座孤立无援的英国人城堡据点，英国残余势力就躲在城堡中。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与穆斯林教徒冰释前嫌，在历史都城德里拥戴莫卧儿王朝的继承人登上了皇帝宝座。
　　但是，这场兵变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受到惊吓的政府匆忙调配英军前往次大陆，军官们成功地劝服马德拉斯和孟买的印度士兵前往北方平定叛乱。此后，当局采取了最野蛮的手段来恐吓任何潜在的叛乱威胁。
　　然而，政府明白，单靠武力并无法彻底平息印度的纷乱形势。若想让印度社会保持安定，必须控制英国商业力量的贪婪（想要金蛋，就不能杀死下蛋的鹅），必须在“分而治之”方面下更大力气：实行社群制度化管理和进行宗教划分，即便这意味着要使印度社会的行为与资产阶级理念保持一致。英国的直接统治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王，英国作出一切努力，将印度当地统治者及当地地主纳入大英帝国的体系中。
　　尽管重新规范了政府管理，但是人民依然持续处于贫苦之中。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的人口比例从50%上升到75%。^[6]25%的税收用以支付镇压印度人的军队开销，而教育、公共健康和农业等每一基础领域则只分得1%的税收。^[7]饥荒席卷全国。1860年代，一百多万人死去；187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三百五十万；到了1890年代，甚至达到一千万。^[8]
　　在动荡的印度社会中，有一种既安全又安稳的职业，可以收取农民上缴的税金，其成员大都是由英国中产阶级中地位较高者的儿子们担当——印度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新组建政府中的文官。他们将妻子带到印度，缔造了吉卜林的《山中故事》、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奥威尔的《缅甸岁月》、保罗·斯科特的《皇冠上的宝石》等作品中描画的充满势利小人的种族主义飞地。
　　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大老爷们，十分鄙视他们称为“土著人”的印度人。但他们却又不得不依靠其中部分“土著人”来控制印度民众。过去的邦主和王公依然住在宫殿里，那里以更加奢华的风格进行了重建，印度老爷们身边环绕着为数众多的妻妾和仆人，成群的马匹、大象和猎狗在宫殿里游荡——他们的统治者身份通常仅限于名义上（这一点在海德拉巴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实际上都要听从英国“顾问”的命令。在印度北部的乡村中，柴明达尔星罗棋布地居住在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奢华的住所中，统治着当地农民；在依赖英国人的同时，他们也时常悲叹自己的命运。在有些村庄，婆罗门和头领帮助英国人收取税金，帮助柴明达尔收取地租。这些人操纵旧日种姓（或宗教）分野，在与较高种姓地位阶层的协商中牟利，帮助后者剥削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因此，到了19世纪末，种姓纽带比初创时变得更加系统化。与此同时，新的中产阶级也出现了，其成员希望在英国的统治框架下成为律师、职员或文官，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希望不断受到种族壁垒的挫败和打击。

中国的臣服

　　中国避免了像印度那样被欧洲帝国吞并的下场。然而，其民众的命运相比而言就没那么值得羡慕了。
　　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的财富就令贪婪的西方商人艳羡不已。然而，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虽然中国出产许多欧洲人梦寐以求的产品，但欧洲却没有什么产品是中国人想要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在印度新征服的广袤土地上种植一种能够自身产生需求的商品：鸦片，来矫正和解决这一问题。到了1810年，广州每年消化32.5万公斤鸦片，很快就将中国数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贸易盈余转为赤字。当中国官员试图遏制鸦片的流入时，英国于1839年为了在中国继续倾销这种上瘾毒品而挑起了战争。
　　中国的官僚体系统治着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古老、人口更加稠密的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上，帝国只被北部的游牧民族征服过。面对一个距离华夏大陆七千多英里之外海上民族的挑战，清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必将取胜。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在数个世纪之前的发明创造——已经令一个国家获得了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巨大力量。
　　清朝政府的首席大臣在一份上呈皇帝的备忘录中预测，这场战争将会轻松取胜：

　　来自英格兰的蛮夷无足轻重，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种族，坚信他们的坚船利炮；他们横越的巨大距离令合理补给几乎无法到达，他们的士兵，只消一次战败……就会士气全消，一败涂地。^[9]

　　然而，经过三年时打时停的战争和协商之后，却是中国人首先向英国人的条件低头——向鸦片贸易开放一系列港口，割让香港岛，作出赔偿，授予英国公民治外法权。但是没过多久，英国人就感到中国作出的让步还远远不够。英国人于1857年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五千名士兵围困广州，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贸易港口。即便这样，列强仍不满足，两万名士兵组成的英法联军冲进了帝都北京，烧毁了圆明园。
　　中国学者对英国人轻易就能取胜的原因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些学者将其归因于英国人先进的武器和战舰（发达工业文明的产物）。^[10]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清王朝内部的腐败和虚弱才是英国人轻易取胜的原因，声称两国工业水平的差距并不足以解释轻易取得的胜利。^[11]但对这场战争的结果，大家却是没有任何争议。英国人迫使中国作出的妥协，削弱了中国控制贸易的能力及其防止白银外流的能力。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自此都显示出逐步升级的虛弱和衰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打开国门，面对列强的类似强取豪夺毫无还手之力，直至欧洲各国在中国沿海地区遍布拥有治外法权的飞地或“租界”（实际上就是小型殖民地）。
　　清王朝的腐败本就令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如今外国的入侵更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容忍，尤其是在各省之间土地贫瘠的山区地带。中国农民对此的反应，与在漫长的历史中遭遇类似情况时的反应一样。他们组成对社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宗教派别，愤而起义反抗他们的主人。两次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事实上，这是一次对国家权力血腥的革命袭击。
　　太平天国运动起源于1840年代中叶南部中国的农民、雇工和几位贫苦知识分子间。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是一名教员，在幻觉中看到自己是耶稣的兄弟，接受上帝的命令消灭地上的魔鬼，建立“太平天国”。他信仰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的信条，均分土地，财产共有，并采用了一种古老的社会分野方法，包括女性臣服于男性等。他的追随者目标明确，纪律严明，从而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并打败了前来剿灭他们的军队。1853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二百万人之多，他们占领了前朝都城南京，将清朝40%的土地收归旗下。
　　然而，太平天国的平等主义思想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最高司令官的举动很快就像一个新的皇帝，洪秀全开始“穷奢极欲地生活——他过着奢侈淫荡的生活，还有许多小妾”^[12]。在农村，几乎被饿死的贫困农民依然必须交税，虽然上缴的税金与从前相比略少了一些。
　　太平天国的领袖抛弃了理想，选择了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一贯的模式。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广袤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没有教化，力量不够集中，无法对军队和他们的领袖施加有力的控制。这些领袖很快就发现，实现诸多美妙理想的物质资源根本就不存在。比较容易的选择就是遵循传统的统治方法，随之便也产生了传统的特权。
　　但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最后阶段的确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有效领导权传到了洪秀全的堂兄手中，他着手设计一种暗含打破传统方式意图的体制，但却并非回归平均主义思想。他釆用西方技术：开设银行，建设铁路，建造轮船，开凿矿山，鼓励科技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这意味着太平天国运动内部存在着或许能够打破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固有模式的力量，能够扫清国家贫穷背后顽固的社会障碍。但是，这种动力没能争取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商人的资助下，重新组织起来的帝国军队，配备了英法提供的现代化武器，在戈登上校带领的外国军队的协助下，开始向长江流域反扑。南京最终于1864年陷落，帝国军队杀死了十万太平天国叛军。^[1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帮助中国稳定了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秩序，使其在风雨飘摇中又苟延残喘了五十年。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协助还确保了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展迅猛前进之时，中国的经济则在大踏步后退。

东方问题

　　第三大古老的东方帝国奥斯曼帝国内发生的事情，与印度和中国非常相似。这个地域辽阔的多国帝国，维持其庞大的疆界已达四百年之久，包括全部北非、埃及、今天的苏丹、阿拉伯半岛、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小亚细亚、整个巴尔干半岛，有时还包括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欧洲的大片领土。土耳其皇帝在伊斯坦布尔统治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则存在着土耳其地主阶级。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由被征服地区的非土耳其裔上层阶级统治：位于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的希腊人、位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以及位于埃及的前奥斯曼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的后裔等。在伊斯坦布尔，各种宗教团体（正统派基督徒、叙利亚基督徒及犹太教徒等）拥有自治政府，在苏丹的统治下和平共处。就连军队也并非全由土耳其裔组成。军队的核心力量由苏丹近卫军组成：从巴尔干的基督教家庭中挑选年幼的孩子带到伊斯坦布尔，名为奴隶，实则被训练为铁血战士。
　　奥斯曼帝国的财富，就像当时所有社会的财富一样，主要来自农业。但是，奥斯曼帝国拥有与西欧（通过汇入黑海和里海的河流穿越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过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线路穿越南欧）、印度和中国（通过延伸到阿富汗北方的“丝绸之路”等陆路及红海和波斯湾上的港口）进行贸易的悠久历史传统。直至18世纪中叶，无论是农业（咖啡和棉花等新作物的普及）还是手工业，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缓慢但却稳定的进步。
　　然而，到了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日益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拿破仑征服了埃及，后又被英国军队赶出埃及。1830年，法王击败了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夺取了阿尔及利亚。俄国军队征服了高加索大部分地区和黑海沿岸地区，将目光投向了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奋起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于1815年建立了自治政权；希腊人于1820年代在英俄的帮助下建起了独立国家。俄国沙皇到处鼓动类似的运动，作出愿意成为与俄国讲着相似语言、同属正统基督教派各个民族的“保护者”姿态。
　　俄国的举动令西欧各国统治者感到惶恐，即便是在他们依然依赖（就像奥地利和普鲁士那样）俄国的军队来粉碎自己土地上的革命时。西欧各国希望维持奥斯曼帝国，作为阻挡俄国扩张的屏障，这一思想主宰了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外交思想，成为著名的“东方问题”。
　　英国政府处于这一系列努力中的最前线。英国支持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策略，不仅能够控制俄国势力的发展（他们将俄国视为英国在印度北部进行统治的威胁），还能保证英国货物自由进入中东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市场。
　　这一策略的重要性在埃及得到了极为明显的体现。1805年，农村地区（加上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毗邻地区）的权力已经转到了阿尔巴尼亚裔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手上。他以奥斯曼苏丹的名义实行着统治，但实际上在1840年之前，他完全是大权独揽的独裁统治。他发现工业越来越成为攫取权力的关键，遂开始在埃及实行工业革命。他建立了国家垄断体制，从欧洲购买现代化的纺织机器，雇用成熟的欧洲技工传授埃及人如何使用纺织机。他还建起了钢铁厂，竖起了熔炉，从马穆鲁克地主手中夺取土地，种植利润丰厚的经济作物用于出口。如此一来，到了1830年代，埃及的人均棉锭数升至世界第五大国，七万人在现代化的工厂中工作。^[14]
　　但是，穆罕默德·阿里的现代化实验于1840年被迫突然中止。英国人派出海军协助奥斯曼帝国重新夺回了对埃及的控制权，军队炮轰黎巴嫩海岸线散布的埃及人控制的港口，并在叙利亚登陆。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削减军队（军队为治下的纺织厂提供了一个受到保护的市场），解除自己的独裁统治，接受英国人强加的“自由贸易政策”。愤世嫉俗的帕默斯顿勋爵承认，“强迫穆罕默德·阿里向大不列颠低头，或许是错误且偏颇的。但是，我们是有原因的；为了确保欧洲的重要利益，我们必须这么做。”^[15]工业最发达的欧洲国家统治者非常乐于看到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实施阻止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埃及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经历了去工业化的发展，就像同一时期的中国和印度一样——紧接着，当穆罕默德·阿里的后继者无法偿还债务时，埃及就被英国军队所占领。
　　不管怎么说，埃及至少还曾尝试过工业化。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则连这样的尝试都很少出现；廉价商品毫无阻碍地自由进入当地市场，导致当地人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工业化的努力。在伊朗帝国，一个夹在奥斯曼帝国、英国统治的印度、沙皇统治的俄国之间的帝国，这里的工业化尝试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失败流产。

^[1] 例参伏尔泰的讽刺小说《查第格》（Zadig）和《巴比伦公主》（The Princess of Babylon）。[《查第格》，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巴比伦公主》，郑彦范、林伦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74-175页。

^[3] “黑鬼”（Niggers）是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角色对“当地人”的通称。“外国佬”（Wogs）是对不幸沦为大英帝国殖民地人民的侮辱性称呼。

^[4] 伯顿·斯泰因（Burton Stein），《印度史》（A History of India, Oxford, 1998），第202页。尽管斯泰因甚至谈到“印度本地资产阶级在印度正式沦为殖民地之前就已经得到了良好发展”，但我认为凭借现有证据仍然无法认定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得到良好发展的是商业和金融资本，如同自封建时代中期以来的欧洲，而非工业或农业资本主义，尽管有一些极为初级的萌芽状态。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本可开启全面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反对一观点。再次说明，我没有掌握可对这一争论作出判断的足够证据。

^[5] 马克思发展在《纽约每日论坛报》（1857年7月15日）上的文章“印度军队的叛乱”（The Revolt in the Indian Army），收入《马恩全集》第十五卷（Moscow, 1986）第297页。

^[6] 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48页。

^[7] 帝国统治初期的统计数字及1880年代后的统计数字，参见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57、263页。

^[8] 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262页。

^[9] 译自希尔曼（F. Schurmann）与肖尔（O. Scholl）合著，《中华帝国》（Imperial China, Harmondsworth, 1977），第139页。

^[10] 蒋廷黻与许多编者都持有这样的解释，参见上一注释中所引书第126、133、139页。

^[11] 谢和耐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第539-541页中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12] 引自希尔曼与肖尔合著，《中华帝国》，第170-183页。

^[13] 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卷（Cambridge, 1978），第309页。[《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 参见让·巴度（Jean Batou）的文章“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1805-1848”（Muhammed Ali’s Egypt, 1805-48），文载其主编的《发达与欠发达之间》（Between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Geneva, 1991）第183-207页。有些经济史学家[如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对这幅发展图景表示质疑。他们指出，此时实际上存在着生产的低效率、高消耗，以及产品的低品质问题。但是，其他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尝试通常页会出现这些问题，如1880年代的日本，后来日本资本主义却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了公认的成功。日本等其他国家与埃及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他国家与直接的国外竞争相对来说更加隔绝，更容易避免西方国家对本国贸易政策的直接干涉。

^[15] 让·巴度主编，《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