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一章资本的世界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兴起
社会民主
帝国主义
工团主义和革命
通往战争之路

　　自1900年以来，资本的力量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打上了烙印。每个群体的生活都因受其影响而发生了转变；只有南极洲的荒凉冰原、亚马逊流域最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以及新几内亚高原深谷，还依然在等待着资本主义使徒的到来，这些使徒也就是欧洲探险家，他们带着他们的便宜货物、圣经、细菌和不劳而获夺取巨额财富的希望，奔赴世界各地。
　　资本对世界各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这仍然意味着，从以世代血汗劳作为主，开始向满足遥远的资本家需求进而获利转变，而非面向当地消费进行生产。而在西欧和北美，机械化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进工业、交通运输业，甚至是农业的骨血之中。
　　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工业革命主要集中在纺织业的一个分支上：棉纺业。如今，几乎每一种生产形式，包括制皂业、印刷业、印染业、造船业、制靴业和造纸业等在内，都发生了无数次的革命性变革。发电和白炽灯泡的发明，为人类找到了制造人造光的新方法，从而延长了工作时间（孟买第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就是对此项举措的反抗）。电机的发明，使以蒸汽机等即时能源驱动机器行驶一段距离成为可能。打字机为商业交流带来了革命性的程序进步，打破了多年来男性职员垄断办公室的局面。电报及1880年代末电话的发明，令远距离生产甚至作战沟通都变得更加快捷和方便——同时也使人们可以更加容易频繁地保持联系（就在1895年去世前不久恩格斯还在他位于伦敦的家中安装了一部电话）。工厂的崛起与铁路的迅猛蔓延相得益彰，令遥远地区能与中心城市建立紧密联系。煤矿业空前繁荣，以满足铁路、工厂和蒸汽轮船前所未有的巨大能源需求。有如小型城镇般规模的钢铁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周边围绕的小城镇则住满了在钢铁厂上班的工人。
　　一个行业的增长刺激了另一个行业的发展。城市、矿区乡村及炼钢厂城镇的居民都必须穿衣吃饭。于是出现了第一批农业产业化操作模式：美国中西部地区“未开发的”大草原出产的粮食、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牛肉和澳大利亚的羊毛，都能被运往数千英里之外的地方。这反过来则鼓励了储藏和保存食物的新方法的发展。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人们需要从居住地前往工作场所。资本家们认为，通过运营马拉的“公共马车”、建造有轨电车轨道、甚至是挖掘地下铁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从而获利，他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而在那些资本家无意进行上述投资的地区，通常都是由当地市政当局采取行动。19世纪中叶的穷人一直生存在污秽不堪、过度拥挤的恶劣环境下，时刻受到疾病或饥荒的死亡威胁，中产阶级对此往往熟视无睹。但到19世纪末，由于明白了疾病会从穷人区传染到富人区，中产阶级开始敦促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清理市中心人口过度密集区域，提供干净的饮用水，供电点亮街灯，为住宅提供热力保障。众多资本家都开始从这类公共服务中获利，进而也就雇用了更多工人建设公共事业。
　　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了。1880年代，超过三分之一的伦敦人口都是这座城市的新移民。^[1]到了1900年，英国四分之三的人口都居住在城镇或城市中，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依然从事农业劳作。^[2]英国的例子比较极端。相比之下，在20世纪之初的德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依然在田间挥汗如雨，许多产业工人住在小城镇或者工业化的小村落，而非城市中。直至1950年，法国依然拥有30%的农业人口；而在日本，这个数字高达38%。^[3]就连美国也拥有众多农业人口（虽然机械化生产已在开始转变大草原的农业），直至1940年代，生活在小镇中的居民远比居住在大型密集城市中的人口多。不过，在所有上述国家中，都产生了效仿英国式发展的趋势：农业人口日益萎缩。拥有自己教堂、牧师、乡绅或学校教师的乡村正在成为历史。人们生活的整体方式都在发生剧烈转变。
　　对资本而言，这既带来了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机会现身于非物质产品的供给中。除了物质需求，人们还有其他方面的需求。他们需要休闲放松、社交娱乐，从身体的疲乏和单调僵化的工作中解脱恢复。工厂生产和城市生活剔除了大部分满足这些需求的古老方式，那些方法的基础是乡村生活，从而为非正式聚会提供了季节性的节奏和机会。资本通过为社交提供新方式而获利。酿酒商掌握着小酒吧网络，从中获利。第一批报业显贵发现，趣闻和娱乐拥有数目巨大的读者群〔英国报业百万富翁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就是从一份成功的周报《趣闻》中攫得第一桶金〕。娱乐业开启了与音乐厅合作的初次尝试，接下来又因1890年代的留声机（电唱机的前身）和“电影”的出现而日新月异。
　　有组织的体育运动也从资本主义工业新世界中涌现出来。非正式的球类运动已经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组织球队按照规则进行比赛（这反映出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精神气质），则是19世纪英国的典型新特征之一，而且这一特征很快就传遍全球。工业城镇、甚至连工厂都组织了许多球队〔因此这些球队拥有诸如“兵工厂”（Arsenal，阿森纳）或者“莫斯科发电机”（Moscow Dynamo，莫斯科迪纳摩）等队名〕，当地商人主掌球队——他们发现球队在跨越阶级、以共同的地域身份认同来团结本地人方面，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
　　资本主义最初的崛起源于利用此前社会形态下人民的部分生命来谋利——迫使他们一天中长达十二、十四甚至十六个小时持续在工厂车间像奴隶般劳作。然而，如今的资本主义则能通过包办人民的全部生活来谋利——从睡觉的床、保持干燥的屋顶，到人们吃下的食物、抵达工作场所搭载的交通工具，以及令其分散注意力、忘记枯燥劳动的娱乐项目。这组成了一整套体系。
　　不过，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再也无法从体系之外补充新鲜的劳动力。它不得不想方设法保证劳动力供给始终存在，而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培养新一代的劳动者。在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资本家几乎不曾为此担忧，其他国家的工业资本家对这一问题同样无动于衷。蜂拥而至的妇女和儿童为棉纺厂提供了最廉价、最便利、最适宜的劳动力，却根本没有考虑过这项工作会对他们的健康及养育年幼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如果资本积累需要摧毁工人阶级家庭的话，那就随它去吧！
　　但是到了1850年代，部分更有远见的资本家开始担心未来的劳动力储备将会耗尽。1871年，英国《济贫法》的检查员报告称：“众所周知，城镇穷苦阶层出身的15岁男孩，尤其是生活在伦敦者，几乎没有人的身高能够达到……1.48米高，几乎没有人的胸宽能够达到0.7米。这是普遍的发育特点。”^[4] 1893年，伦敦市政委员会得出结论：“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就是改善伦敦工人阶级的耐力、体力和道德水平。”^[5]
　　出台的一系列法律，限制了童工的工作时间，严禁在可能会影响成功怀孕几率的工业领域雇用妇女劳工。几位资本家建起了“模范乡村”，例如，肥皂制造商利弗在利物浦附近的莫西建造的“阳光港”，以及巧克力生产商吉百利在伯明翰附近的伯恩维尔建起的乡村，那里能够保证劳工居住在有利于维持长期生产力的舒适环境中（在禁酒条例的协助下）。但是，政府在改善工人身体状况方面的努力，一直到20世纪过去了十年之后才开始。“体质下降的跨部门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Physical Deterioration），对1899年至1902年布尔战争中入伍的新兵进行体检，发现新兵的体质普遍很差，因而对英国未来发动战争的能力表示担忧，自由党政府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引进免费的学校餐食——这是政府采取的第一步规模有限的举措，后来则演变成为一项普遍的国家福利。除此之外，政府还注重提高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平”：对“浪费” “放荡” “醉酒”，以及“由于不加区分的施舍……而导致的自暴自弃”，发起道德舆论进攻。^[6]
　　为了对抗上文所述的缺陷，慈善家、教堂和议院的法规专家掀起了一场运动，他们宣扬中产阶级家庭理想：一夫一妻制的稳定核心家庭，由勤奋工作的丈夫、忠诚的妻子和守规矩的孩子们组成。他们声称，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培养出具有责任心且服从管理的下一代。妇女的位置就在家中，这与“人类的本性”相一致。挑战模范家庭规范的实践，不论过去曾经多么普遍流行，都被打上“不道德”“非自然”的标签。因此，在这种清教主义的官方氛围下，关于婚前和婚外性关系、离婚、避孕，以及性卫生和性愉悦的讨论，都受到了惩戒。同为男性发生性关系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明确界定为犯罪行为。
　　与这种模范家庭紧密相连的是“家庭工资”这一概念：丈夫赚取的薪水足以令妻子待在家中，养育子女。然而，除了极少数工人之外，对大多数工人阶级而言，这从未变成现实。在经济繁荣时期，资本家考虑到罢工和劳工人手不足必定会损害其利益，就会给工人涨工资，但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随时会将此前涨上去的工资降下来。许多婚后及产子后放弃工作待在家中的妇女，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到赚取薪水的工作中（在家办公或者从事清洁工作）。但与“赚取面包的”男性工作相比，女性的工作似乎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这令资本家向妇女支付极低薪水的做法变得不受质疑。
　　在对工人“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感到焦虑的同时，资产阶级越来越迷恋效率。工业革命早期的资本家，竭尽所能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以此攫取利润——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随着两班倒或三班倒工作制度的建立，实际上达到了生产不停歇一分钟的长期运转，资本家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加大劳动强度，消灭所有强化劳动中的间歇和暂停上。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发明了“科学管理体系”——生产监督者使用秒表分解计算一个工人每个生产动作所需的时间，从而得出一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内能够实现的最大产能，然后依据实现这一最高数值来制定发放工资的标准。机器不再是工人的附属品，工人反而成了机器的附属品。
　　最后，对生产力的关注，还意味着对教育和文化的需求。在前工业社会，对农民和农场工人而言，掌握读写算的能力并非必需。这就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凡是关于文化的讨论，都是关于上层和中层阶级文化的原因。但是，如今，资本主义生产复杂的互动过程，需要新的文化动力——仅从阅读机器操作指南和货箱上的标签说明的角度而言也是如此——需要基础的算术技能，以及另外两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养成根深蒂固的遵守生产时间表的习惯和彻底的服从。即便是在没有养成上述能力之前就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资本主义，也于1870年代迫于形势，对10岁以下儿童进行义务教育，以保证未来的工人符合需求——不过，英国中上阶层的教育大多是在私人“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或“公共学校”（public school，此名为一种误读）完成。其他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具备足够竞争力的劳动力来挑战英国已经占有的市场，通常从一开始就推行严格的公共教育计划，不止将目标锁定为培养未来的工人，还致力于从技术上装备部分中产阶级。
　　在封建专制主义时期依然是婴儿的资本主义，已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长为青少年。20世纪初期，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许多我们今天社会的特征。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人们开始将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特征，视为理所应当而坦然接受。在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一直对从乡村生活向工业劳动力的转变感到震惊。他们常常回溯过往，寻求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例如，宪章运动就曾制定出建立小型农场的发展计划。到了20世纪初，这种震惊感显然已经过去。人们可能依然会对工业时代的许多发明如汽车或电灯惊奇不已。但对建立在竞争、守时和贪婪基础上的社会，他们已是见怪不怪。资本主义社会的面貌就是人们知道的社会的样子。它的典型行为规范似乎出自“人类天性”。人们再也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在前辈眼中有多么奇异。

进步主义意识形态

　　工业资本主义新世界的卫道士相信，他们正站在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临界点上。这一乐观主义情绪同样感染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每一年，都会涌现出人类创造力的新奇迹。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生活变得前所未有地舒适，就连部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似乎过往数代的梦想都得到了实现，事情只需继续沿着既定方向发展下去。
　　科技发展更是增强了这一信仰。物理学家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利用牛顿力学原理建造了整个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星系）的力学模型，麦克斯韦试图将法拉第关于电磁的实验性发现融入这一模型之中。^[7]与此同时，自然主义者达尔文和华莱士描述了物种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进行进化，达尔文继而提出人类由类人猿哺乳动物进化而来。化学家也成功地用无机物制造出生物体中的有机物。
　　宗教和迷信的旧势力试图抵抗知识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科学与工业获利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他们的抵抗势必虚弱无力。牛津的圣公会主教可以驳斥达尔文是赫胥黎的信徒，就像教会曾经斥责伽利略那样；但是，牧师已经失去了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在与非理性力量的长期战斗中，启蒙运动似乎终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对无法阻挡的进步的新信仰，被称为“实证主义”〔法国思想家孔德提出了这一名词〕或“科学主义”。它为埃米尔·左拉的小说提供了基本依据，左拉在小说中试图将人类的行为描绘为物质条件和遗传激情之间盲目的相互作用；西奥多·德莱塞则在其小说中谈论大商业，将资本主义行为方式视为“最适合生存的方法”。H. G. 威尔斯的早期科幻小说，洋溢着科学主义基础上的乐观情绪，描绘了人类登陆月球的胜利景象；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戏剧《人与超人》和《巴巴拉少校》中也表达了这种新思想。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还体现在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依据人类思想中的力量来解释非理性的情感和行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仿佛开尔文的宇宙模型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8]这同时也为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提供了背景，并成为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创办的英国费边社等组织的指导原则：相信通过心存仁爱的公务员的小范围改革和努力，社会就能变得更加美好。
　　就连此前依赖宗教反启蒙主义的反动派也号称遵循科学方法。达尔文的自然科学理论被融入“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声称，某些阶级、国家或种族之所以能够统治其他阶级、国家或种族，是由于他们“内在的优越性”令其在这场社会生存之战中获胜使然。“优良血统”的偏见，如今转换成了显然更富科学特性的现代术语。为了遏止“亚当所受诅咒”的“原罪”中的邪恶，强权国家的存在是否必要，是圣奥古斯丁及路德和加尔文的古老疑惑，如今也以同样的方式，根据控制人民“兽性天性”的必要性，重新组织了言辞。尽管教会竭力索要监管民众行为的权力，但“优生学”理论的支持者如今却认为，国家应当运用可能影响“天生”智力和“犯罪”秉性的科学方法，来限制一些民众的生育能力。这一论调与“种族”命运的讨论结合到了一起，因为穷人总是比富人的家庭成员多——年轻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中产阶级改革家，以及许多上层阶级反动派，都对此感到忧虑。
　　然而，就总体而言，“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与未来一定会比现在好的理想相随，相信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改进。到了1914年，对未来的信仰正走在取代对上帝的信仰之路上——尽管当时也还存在许多试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捍卫者。

资本主义民主的兴起

　　对19世纪中期的统治阶层而言，“民主”无疑是他们最为厌恶的词汇。他们依然将“民主”贬斥为埃德蒙·伯克口中“粗鲁卑鄙的大多数”的“群氓统治”。英国辉格党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托利党人一样坚定。他说道，“从政府存在的所有目的考虑，普选权都将是致命的”，“终将无法与文明共存”。^[9]即便统治阶级迫于人民的压力交出了选举权，他们依然在选举权上附加了财产资格，以此稀释下层阶级的权力。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令男性公民选民从二十万扩张到一百万——这一数字还不足英国成年男性公民的五分之一。1867年的法案在群情激愤中通过^[10]，增加了拥有选举权的民众，但却依然有一半英国成年男性公民没有选举权。“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领袖，都不希望通过这项法案建立民主宪法。”^[11]在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国，三级投票机制令议会的大多数席位都落入少数极富裕人群手中。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统治阶层都坚持要求建立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第二议院：贵族院或上议院，对决议拥有否决权，君主拥有任命政府领袖的权力。难怪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曾表示，与民主共和国相比，路易·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与资本家统治阶层的意愿更加和谐：“这就是现代阶级统治的国家形式，至少在欧洲大陆就是如此。” ^[12]
　　然而，随着百年的进步，有些统治阶层人物发现，民主并不一定就会成为他们的威胁，前提条件是由他们来制定民主实践的规则。路易·波拿巴本人早已发现如何去操控建立在男性公民普选权基础上的投票结果，1851年他就是凭此攫取了法国大权。法国选民的主体是农民，依靠乡村牧师和学校教师来获取政治事件的相关知识。如果路易·波拿巴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信息的流通，足以凭借他所希望的城市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描述来恐吓选民，就能获取他们的选票，证明自己比其他共和党人“更加民主”。当俾斯麦将普鲁士国王推上德意志帝国王座时，他也很高兴地遵循了路易·波拿巴的先例——建立在男性公民普选权基础上的帝国议会权力十分有限，国家选举依然采取以财产为基础的体制。
　　英国统治阶层发现，在小范围内扩大选举权，并不会损毁他们的权力进而影响国家政策，因为许多国家权力都不在议会掌控范围之内。这些权力被置于未经选举的军事、警察和司法及民事机构中。他们在议会通常操作的规范之内，能以“不符合宪法”为由拒绝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措施——1912年，当下议院就《爱尔兰自治法案》举行投票时就是如此。在这样的条件下，本应成为实现民众对统治阶层施加压力的机制的议会，就变成了统治阶层驯服民众情感的机制——迫使民众调整自己的需求，以适应统治阶层提供的狭窄空间。早在1867年，英国主要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党的领袖格拉德斯通就感到：“议会有必要鼓励更大范围的民众去感受议会政治关注的中心议题。”^[13]
　　就像拉尔夫·米利班所写：

　　政治家对“民主”的调配应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皈依了民主：实际上，这一举动更是一种驱逐民主效果的尝试……施加了谨慎限制和适当控制的民主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即便从某些意愿的角度考虑也是如此。但是，任何超越这一界限的举措都是不可想象的。整个政治体制就依据这种观点在运作。^[14]

　　在各地，选举权的扩展都伴随着统治阶层政治家有意识地对较为低下阶层的思想和心灵施加影响的努力。在英国，保守党在1867年的《改革法案》中，初次尝试在议会成员之外创建“全国工会”。通过与当地协会和饮酒俱乐部建立广泛联系，它的首要目标在于，“将信奉保守主义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15]：“全国工会早期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其吸引工人阶级的保守主义的直接性和紧迫性。”^[16]这种吸引力建立在工人对更好阶层的尊重基础上，建立在某些工人对另一些人的宗教或种族仇视基础上〔在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某些城镇中，成为一名保守党党员，同时意味着成为反对爱尔兰移民的“橙带党”党员〕，建立在大英帝国全球扩张的荣耀基础之上，建立在选举时期向穷人进行慈善救济的基础之上。^[17]并非只有保守党作出了试图吸收中低阶层及工人阶层的努力，自由党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他们建立了集合各地协会的全国网络。直到1905年之后，才出现寥寥几位“独立”工党候选人打败两大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的情况——这两大政党独占工人阶级政治权力长达四十年之久——不过，工党领袖与他们成熟的对手一样，也遵守现存的既有体制。
　　其他地方的模式也基本相同。在美国，工人阶级分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基本上遵循着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对抗移民的模式（加之民主党支持南部，令形势更加复杂）。在法国，保守的天主教教徒在与中产阶级反教会的共和党人的斗争中，鼓动反犹太人的情绪。在德国，东部的容克地主发现，确保乡村地区工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支持俾斯麦的“国家自由党”工业资本家自组了新政党；南部的天主教会能够控制当地人民的政治思维，就是在许多矿区也是如此。
　　上层阶级政党向民众施加影响的努力，得到了大众报刊增长的帮助。1820年代和1830年代，英国统治阶级一直试图防止煽动性思想在新工人阶级中的传播，他们将报纸的价格订得极高，令工人阶级无法负担。但自1850年代起，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看到了从大众报纸中赚取利润的可能性。到了20世纪初，哈姆斯沃思和麦克斯·艾特肯（后来的比弗布鲁克勋爵）等人将报纸视为一种政治宣传的武器。这些人能让布尔战争中的一小幕“马弗京围城战”（“梅富根城战役”），成为所有阶层人民关注的焦点。法国报纸也通过类似的方法，凭借“德雷福斯上尉”被误认为德国间谍而身陷囹圄的报道，激起了民众歇斯底里的反犹情绪；在1907年的大选中，德国报纸则是利用战争的恐怖来回击社会主义者。
　　新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发展，是控制资本主义民主进程的一部分。19世纪中叶典型的民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那些遭受分裂和压迫之苦的人民中，这些分裂和压迫是国家体系强加于欧洲的，意在重新恢复1814—1815年的欧洲旧秩序。民族主义是重新聚合为自由而战的呼声，与对民主和共和主义的需求紧密相连。在世纪之末，受到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压迫的民族，自下而上广泛蔓延着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市场的扩张鼓励了民族主义的发展。讲述当地语言的中产阶级从农民中涌现，他们开始为民族独立、建立政权而斗争，至少也要在现有的统治体系中实行民族自治，以进一步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
　　另一种与此迥然不同的民族主义也逐渐崛起，它的传播来自旧日君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统治者。俾斯麦拥护德意志民族主义；俄国沙皇试图对其治下讲芬兰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和土耳其语的臣民实行“俄语化”措施；法国上层阶层试图引导人民向德国“复仇”，激起民众对征服北非和印度支那的热情；英国统治者不断宣传他们负有“统治海洋”“教化原住民”的任务。^[18]政府、报纸、工业家和金融家都在这种民族主义宣传背后极尽能事，宣传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都拥有共同的身份——坚持认为彼此是血浓于水的血亲，尽管有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有些人却是几乎食不果腹。对部分中产阶级而言，管理帝国所提供的职业机会，加快了他们融入新民族主义的步伐，鼓励他们在各个层级的工人群体中扩展影响——例如，通过组织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年轻人，组建半军事化的民众组织“童子军”。这些组织自我宣称为“非政治性组织”，但却恪守统治阶级君主思想，“国家”和“帝国”的概念从未受到怀疑。
　　这些方法取得的整体效果，便是将1840年代时被视为致命威胁的普选权，在20世纪初转变成了一种平息各种工人代表组织怒火的方式。这种变化并非发生在一夕之间，也并非没有经历过摩擦和矛盾。上层阶层的抵抗时有发生。从1832年接受中产阶级应当拥有选举权，到向成年人的普选权作出让步，英国统治阶层用了九十五年的时间来接受这一改变。在比利时，两次大规模罢工才带来了选举权的扩展。在德国，20世纪初就选举权问题在街头爆发了大规模暴力冲突，直至1918年革命才迫使统治阶层作出妥协，同意赋予人民普选权。
　　在拒绝赋予工人选举权的同时，统治阶层也拒绝赋予女性选举权。市场关系的广泛蔓延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妇女加入了领薪劳动力大军。然而，在道德家的模范家庭中，为了“正确地”培育下一代，女性的角色被限制在家中，并以女性能力的局限及女性“价值观”作为相应的理论支持。对中世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妇而言，这样的评判简直是无稽之谈，也无法匹配兰开夏郡工厂里的女工。但对20世纪最初十年间的中产阶级男性成员（以及受到报纸影响的工人阶级男性成员）来说，女性的选举权要求实在是荒谬。
　　自相矛盾的是，即便被否决了选举权，人民依然与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紧密相连。大多数斗争都旨在加入既有体制之内，而非超越既有体制之外。1914年之前，争取选举权运动令中上阶层妇女采取直接行动，反对财产和国家。但当战争来临，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著名领袖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克里斯塔贝尔·潘克赫斯特，就暂时放下了妇女权利运动，投身到招募军队前往西线的屠杀之中。而反对这场大屠杀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则开始将议会看作社会进步的阻碍。

社会民主

　　随着工业的迅速扩张，以及工人阶级的迅猛壮大，曾于1848年和1871年受到重创的社会主义组织，为其宣扬的思想找到了全新的听众。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组织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挑战现有国家制度，掀起革命的程度。相反，它们遵循了一条德国社会主义者发展出的策略。它们利用新选举制度带来的开放机遇（无论多么有限并且偏向上层阶级），组建了工会、社会福利组织、运动团体，甚至是歌唱俱乐部等合法工人组织。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一场竞选接着一场竞选的努力，社会民主党积累了众多选票，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大地主执掌的政党和工业资本家控制的政党。在“反社会主义”法律下，社会民主党经过长达十二年的非法存在，赢得了一百万党员的支持，经营着九十家地方日报。该党辅助机构的广泛网络（工会及福利社等），成为许多工业地区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民主党想方设法达成目标，尽管它的报纸编辑、组织领导和议会代表总是反复被捕入狱。似乎资本主义民主可以用来对抗资本主义——恩格斯在一篇又一篇文章中反复提及这一观点。
　　德国的例子很快就被其他政党效仿。恩格斯敦促朱尔斯·盖德和保罗·拉法格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学习的榜样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班牙，马德里工人巴勃罗·伊格莱夏斯开始按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方式组建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劳动党”。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活跃分子也如法炮制。甚至在英国（二十年来为熟练工人提升生活水准的努力已令英国工人接受了格拉德斯通领导的自由党传递的讯息）也出现了一群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于1883年转向左翼，效仿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英国着手组建小型的类似党派“社会民主联盟”。当国际工人组织联盟“第二国际”于1889年成立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是该组织内部的指路明灯。
　　但是，这些党派信奉的理论，与他们对发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承诺，以及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谨慎施加压力，促成改革）之间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于1890年代中期凸现出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他曾是恩格斯的朋友，曾在该党非法存在时期为了免予使得本党派被驱逐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890年代中期，伯恩斯坦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念是错误的。他认为产生经济危机不再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质，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阶级之间将会爆发更大规模的两极分化”也是谬论：

　　在所有的先进国家中，我们都看到资产阶级正在致力于一步步建立民主组织……权力中的共同利益日益增长到足以反抗私人利益的规模，经济力量在基础层面上的摇摆不定已经停止。^[19]

　　伯恩斯坦认为，无需等到马克思在论及巴黎公社时提出的“现代国家制度的解体”^[20]，这一过程自然就会开花结果。唯一所需的就是更加深入地推广议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彻底拥抱“自由主义”^[21]，在现有体制内釆取小规模修补的改良模式。
　　卡尔·考茨基是社会民主党内最主要的理论家，他坚定地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观点。他坚称，资本主义无法通过改革存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存在着“权力斗争”和“社会改革”。但他实际的结论却是与伯恩斯坦的差别并不大。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将会随着社会主义者选票不可避免的增长而自然到来。最终，政党将会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从而能够合法地扑灭资本主义试图推翻社会主义政府的任何企图。在此之前，应当尽量避免可能会引起暴力性报复行为的举动。与伯恩斯坦不同的是，考茨基依然保存着社会改革的遥远目标。但是他对社会主义者日常活动的描述，与伯恩斯坦几乎并无二致。
　　无论是伯恩斯坦主义还是考茨基主义，都信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乐观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相信不可避免的机械化必然会带来社会进步。对伯恩斯坦而言，科学、技术和日益扩展的民主，正在将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考茨基则认为这一过程将会发生在未来，而不是现在，但对其发生的确定性，则与伯恩斯坦持有相同的态度。纵观人类历史，生产力发生的变化总是引领着生产关系中的变化，这一次也不例外，考茨基认为，如果人们拥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社会主义就可自然达成。然而，27岁的德裔波兰革命者罗莎·卢森堡则独自奋起，挑战了这种自鸣得意的观点和情绪。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一直将所有精力投入到争取选票、维持党派附属组织上，他们公开谴责伯恩斯坦的思想，但仍继续致力于在现存体制内追求温和改良的道路。工会领袖也显示出类似的态度，他们只关心如何将雇主拉到谈判桌前坐下。伯恩斯坦失去了党内的选票，但他的思想实际上却取得了成功。
　　然而，社会主义政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扩展影响的能力，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稳定性。伯恩斯坦将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制造危机的特性作为其中心论点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89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的确经历了一段似乎克服了任何危机趋势的时期，伯恩斯坦就将这段历史时期的经验移植到了未来。
　　相比之下，罗莎·卢森堡坚持认为，导致189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似稳定发展的进程，将会在未来带来更大规模的不稳定。^[22]卢森堡还掌握了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J. A. 霍布森当时已经隐约明白的事实，这一事实将会于1916年在尼古拉·布哈林和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公布于众——资本主义的急速发展期，与列强的全球帝国扩张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

帝国主义

　　1876年时，只有不足10%的非洲领土处于欧洲的统治之下。然而到了1900年，90%以上的非洲领土都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瓜分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疆土，只给德国和意大利留下了小块土地。同一时期，英国、法国、俄国和德国在中国租界肆无忌惮地扩展其各自的影响力；日本占领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法国征服了整个印度支那；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攫取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英国和俄国就正式分治伊朗达成协议。就连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小岛屿也被划归伦敦或巴黎治下。此时在欧洲和美洲之外，世界上依然独立的国家，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只余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余、泰国、埃塞俄比亚和阿富汗。
　　儿童读物和小说中传播着一种神话，在那些书中，孩子们的父母是无所畏惧的白人探险者，开拓教化了后来又感激不尽的无知“土著人”：“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人们，就像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吉卜林在诗中敦促美国人效仿英国开拓殖民地的荣光时所说的那样。这种神话将非洲、印度洋和太平洋岛屿上的人们统统描述为“原始人”，茹毛饮血，巫术盛行。
　　实际上，1790年代和1800年代初的蒙哥·帕克，1850年代和1860年代的利文斯通，以及斯坦利等欧洲“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完成著名的穿越非洲之旅，正是由于当地存在着已经十分发达的社会结构和成熟国家。这些国家本可轻松地击溃欧洲人的首次征服企图。1880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西欧人与非洲海岸地区建立定期的航海联系已经长达四百年之久——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与整个非洲内陆建立紧密商贸联系的时间则更加久远。然而，欧洲人只对非洲海岸的几座孤岛建立了直接控制。正如布鲁斯·范德沃特所写：“至少在现代初期，除了在航海方面之外，欧洲很少显示出占有重要的技术优势。当地人很快就追赶上了欧洲人的发明脚步。”^[23]
　　第一批试图在非洲开拓殖民地的欧洲人经常陷入浴血苦战之中，但却以失败告终。法国不得不一直战斗，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战争才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1870年代早期，英国人输给了非洲阿散提人的军队，1884年在喀土穆输给了马赫迪领导的苏丹军队〔曾在中国协助粉碎太平天国运动的乔治·戈登在此役中命丧黄泉，正是报应不爽〕，1879年在伊桑德尔瓦纳又输给了祖鲁人。1896年，意大利人在阿杜瓦的埃塞俄比亚军队手中遭遇毁灭性的惨败，“白人征服者大摇大摆、志得意满的形象被彻底摔得粉碎”^[24]。
　　但是到了1880年代，不断加速发展的工业化，日益决定性地改变了志在成为殖民者的西欧人。新武器（后膛填装式步枪、能够逆流而上的钢板轮船，以及最臭名昭著的加特林机枪）在绝大多数作战中第一次给予了欧洲军队决定性的技术优势。而且，西欧工业产品在全球无孔不入的蔓延，令欧洲人收买雇佣军为他们在非洲作战也变得相对容易。驻扎在阿杜瓦的“意大利”军队中，有一半士兵都是厄立特里亚人或苏丹人。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分而治之”策略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开始将其向更广阔的非洲推广。
　　欧洲人号称自己是在与“野蛮人”抗争作战，但是他们采取的手段却要比后者更加残忍。当基钦纳勋爵率领的英军于1898年在恩图曼战役中最终击败苏丹人时，机枪手射杀了一万名苏丹士兵，最后只有四十八人活下来。“数千名马赫迪统帅的士兵躺在战场上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但英军并未施以援手，而是决然地转身扬长而去。”^[25]“他们向我们讨水和请求帮助，但我们的军官对此却是不理不睬”，一名英军士兵在日记里这样记载。基钦纳勋爵甚至将他们的领袖马赫迪的头骨做成了墨水瓶架。^[26]卢吉勋爵在对尼日利亚萨蒂鲁起义军的远征行动中显示出同样的残酷无情。据他估计，军队在未失一人的情况下杀死了两千名起义军。被抓住的起义者受到处决，他们的头颅被成串地穿在长矛上。^[27]在西方的新十字军开拔非洲一事上，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堪称急先锋。他声称，远征将会为非洲带去“文明”，扑灭奴隶制。利奥波德采用了就是与其他殖民列强相比都更显龌龊的手段，将刚果的广袤领土划归自己的帝国。在一份呈交英国外务局的官方报告中，罗杰·凯斯门特谈起一次前往劫掠四起的地区的经历：“过去我很熟悉并造访过的繁荣的村庄和地区……如今早已不见人烟。”他得知，比利时军队士兵抢劫并焚烧了村庄，然后剁下受害村民的手，搜集装篮带回军中，以此证明他们并没有在战斗中浪费军火。^[28]
　　资本主义力量当然不会出于慈善目的而去花费大把银子、付出时间和精力，来征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但是，他们也并非只是在种族主义的推动下才作出了这样的举动，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其视为最正当的使命。他们的真实动机，是利益。
　　就殖民的西方列强相信帝国会令他们更加富裕这一观念是否正确，历史学家向来争议颇多。但就像对18世纪奴隶贸易经济的争论一样，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西方列强认为帝国将会给他们带来无尽的财富。那些置身帝国扩张前线的人们厚颜无耻，毫无同情心，在他们心中，只有金钱才是令世界转动的理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或英国冒险家塞西尔·罗兹那样的人物或许自视为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实际上追求的还是发家致富。正如利奥波德在其写给驻伦敦比利时大使的信中所说：“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瓜分哪怕一小块儿壮阔的非洲蛋糕的机会。”^[29]
　　我们必须回溯这一历史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的历程，才能理解此时瓜分世界的真相。1870年代和1880年代常被称为“大萧条时期”，这段时期市场低迷、物价滑落、利润和红利走低，英国的状况尤其恶化。对英国投资者而言，似乎只有一种方法才能保证他们的收入，那就是向海外投资。1883年，海外市场的股票总投资额为九千五百万英镑；1889年，这个数字飙升到近四亿英镑。这笔投入很快就占到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吸收了国民50%的存款。^[30]流入海外的投资大多采用“股票”形式，即投资铁路，桥梁、港口、渡口、水道建设或是资助政府实体所取得的固定利率。无论这些投资投向何处，允诺收回的利息都要远高于国内投资。同时还为国内的工业品输出（例如，钢轨、火车头、桥梁等）提供了新的市场，价格便宜的原材料则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内。通过这种方法，英国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扩张阶段。^[31]这样的投资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国外债主拖欠债务不还。殖民主义通过向当地输送武装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当埃及统治者于1876年无法偿还债务时，英国和法国便联合接管了埃及的财政。1880年代初，英国政府使用武力建立了“受保护国”——实则是将埃及并入大英帝国，确保可以得到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票分红，守卫着比在印度更大的投资收益由此流入英国。
　　南非的德兰士瓦地区原由讲布尔语的荷兰人统治，当这里发现了黄金和钻石矿床后，英国试图用类似的方法夺取控制权。经过一场苦战，南非成为英国商业利益稳定的保护者。
　　并非所有投资都转向了殖民地。许多英国投资还流入了美国，另有不少则流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有人据此认为，海外投资与帝国主义扩张并无关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殖民地向列强国资本家提供了受到保护的投资出路。它们还提供军事基地以保护其他地区的投资路线。对英国而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南也门和开普角等属地的重要性，不仅来自它们是帝国利润的来源，还在于它们是前往印度的中转站；而“大英帝国皇冠上的珍宝”印度，又是前往新加坡、拥有锡和橡胶的马来半岛、新近开放的中国市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富裕领地的中转站。大英帝国就像一件温暖的毛织大衣，能够避免让英国资本主义患上感冒：这件大衣上的每一条线看似无足轻重，但要是一个线头崩开，很快其他线头就会跟着崩开，导致这件衣服松垮坠地。至少，这就是那些执掌大英帝国者、他们在伦敦市政厅的同僚，以及在英国工业领域的好朋友的眼中所见。
　　英国并非唯一的帝国力量。法国掌控的世界几乎与英国一样大，荷兰拥有我们今天所称的印度尼西亚群岛，比利时占据非洲中部重要的大块领土，沙皇实际上控制着俄国边境以东、以西、以南的广阔疆土，其影响力一路直抵印度边境和太平洋港口海参崴。
　　但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德国，实际上并没有组成帝国。德国的重工业越来越通过“托拉斯”来进行组织，“托拉斯”是一种容纳了控制从汲取原材料到处理最终产品所有生产环节的公司的联合协会。托拉斯与国家共同成长，没有过去许多英国小资本家身上典型的对国家力量的不信任。他们寄望于国家通过关税（进口税）保护国内市场，帮助他们瓜分海外市场。
　　德国向四个方向展开行动：在中国攫取了属于自己的通商口岸；在非洲夺取了坦噶尼喀、卢旺达-布隆迪和西南非洲；在马格里布挑战法国和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控制权；通过柏林-巴格达铁路打开穿过欧洲东南部和土耳其抵达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通道。但是，德国资本家和帝国缔造者无论在哪个方向上的努力，都遭遇了其他业已成熟的帝国主义列强经营的网络、基地和属国的阻挠。德国人不得不在巴尔干半岛与俄国人周旋，在北非与法国人智斗，在中东和东非与英国人较量，在中国则与所有欧洲列强争锋。
　　简单来讲，利润的增长令生产从“大萧条”中得到了恢复，迫使资本主义作出部分让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而这些动力则有赖于帝国扩张的速度。但是，随着帝国的膨胀，帝国之间的冲突开始变得不可避免。
　　掌控帝国者明白，帝国彼此间角力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军事实力。因此，德国开始建造战舰，挑战英国独一无二的制海权；英国则通过建造“无畏舰”来进行回击。法国将军事服役期从两年增加到三年，以与德国军队的相应规定相抗衡。沙俄建起国家经营的军工厂，在设计铁路体系时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为假想敌。通往战争的动力，是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带来稳定的幻象的另一面，这一幻象给伯恩斯坦等社会主义改革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工团主义和革命

　　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并未停止。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方，阶级斗争减弱或偏离为纯粹针对选举领域。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政党势力最为强大的德国等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其他地方，阶级斗争仍然相当尖锐。1880年代中期，美国工人因对工作日规定不满而爆发了一波声势浩大的起义，广泛涉及钢铁业（1892年霍姆斯特德罢工）、铁路业（1894年普尔曼罢工）和采矿业（1902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工人大罢工）。但是，美国资本家启用武装警察和平克顿全国侦探事务所的私家侦探射杀起义者，最终扑灭了起义的烈火。
　　1880年代后期，英国经济得到恢复，与此同时伴随着一系列非熟练工人的起义和工会化运动——从1889年最著名的伦敦最东端的“火柴女孩”大罢工和码头工人大罢工开始。资本家雇主利用1890年代初新的经济衰退来摧毁许多新兴的工会组织，他们的手段包括破坏罢工（例如，在赫尔，利用专门代替罢工者工作的工贼，来威胁工人让步）、用饥饿逼迫工人回来工作（例如，在布拉福德爆发的主要由磨坊女工掀起的长期罢工斗争中）、封锁工厂，以及其他合法攫取工会资金的行动（例如，在塔夫河谷铁路工人大罢工中）。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法国，也爆发了一系列尖锐的阶级斗争。1886年初，戴卡斯维尔的两千名矿工掀起了长达六个月的大罢工，导致当局出动军队逮捕起义者；1891年5月1日，法国北部富尔米的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军队士兵向罢工人群开火，导致十名工人丧命，三十多名工人受伤，其中还包括儿童。^[32]
　　有人认为，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从对殖民地的“极度剥削”产生的利益中分出一杯羹，用以“贿赂”本土的工人阶级——或者至少用来“贿赂”被称为拥有一定特权的“工人贵族阶层”：熟练技术工人——这解释了伯恩斯坦等改良社会主义者为何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即使在殖民主义的巅峰时期，当西欧资本外流最为鼎盛之时，依然有许多工人群体遭到重击。这些遭受打击的工人群体绝不都是非熟练工人。在当时帝国主义力量最为强大的英国，1890年代爆发的许多罢工和停工中，都有熟练技术工程师、印刷工人和制鞋工人的身影，他们为了工资被削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抗争。描写20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经典小说、罗伯特·特莱塞尔所著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就是关于熟练印刷工和油漆工的。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社会享受的稳定，并非来自贿赂本土的工人群体，而是来自帝国主义减少了体制内爆发危机的趋势，制造了改革看似可能且“可行”的氛围。
　　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阶级斗争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广泛蔓延，需要工人阶级的发展和转型。制鞋、印刷、排字、造船和机械等旧日手工业，都根据最新的资本主义方式和准则，重新调整了结构。矿产开发和钢铁生产遍布各地，化学和电力制造等新工业开始涌现。除了代表英国工业革命典型力量的纺织工人，如今数百万工人在全球各地的重工业中就业。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人类首次大规模生产的尝试，其基础是数量众多的半熟练工人，按照装配线的节奏配合生产。1909年，亨利·福特向大众市场推出了第一款汽车：著名的T型车（或称“铁皮车”）。1913年，福特在底特律开设了高地公园工厂，招募了数万名工人。在二十年内，十多个国家的数百万工人都将在类似的地方工作。与此同时，这一体系在整体上体现出新经济的稳定性。20世纪初，大多数工业国家的实际工资都开始下跌。伯恩斯坦口中一去不回、成为历史的经济危机，如今挟着仇恨卷土重来。
　　这引发了新一波的国际工人运动，大多数国家都爆发了尖锐的罢工斗争。新的运动活跃分子开始组建新的组织，与业已存在的社会主义政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线。已经发展的社会主义政党议会化倾向严重，而已经成熟的工会领袖也倾向于与雇主协商解决阶级冲突。

　　1905年，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美国创立，领导在矿产业、伐木业、码头运输业和纺织业中发生的激进罢工，并将被现存“温和”的美国劳工联盟忽视的黑人、妇女和非技术工人组织起来。法国总工会（CGT）也釆取了同样激进的方法，坚称工会斗争将会实现工人革命，抛弃任何参与议会政治的提议。这种方式在国际上被广泛地称为“工团主义”（syndicalism），其命名来自“工会”的法语称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创建了全国工人联盟（CNT），取代既有的社会主义政党西班牙总工会（UGT），为革命提供新选择。英国码头工人联合会的激进派领袖之一吉米·拉金，于1907年在爱尔兰领导了一场贝尔法斯特大罢工，罢工团结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甚至还在警察队伍中点燃了对当局不满的火花。拉金继而创建了新的工会组织：爱尔兰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让我们把视线转回英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WW）尝试设立分支，曾在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中担任领导的技工汤姆·曼从澳大利亚和南非回来，试图实现以现有工会中的普通成员为基础的工团主义。
　　除了议会改良之外，社会主义还有其他选择，这种感受由于俄国爆发的1905年革命而得到巨大的推动和加强。自从1814年至1815年在其推动下西欧实现皇朝复辟以来，俄国沙皇始终是反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人物。就连温和派自由主义者也都认为沙皇厌恶可憎。1905年，沙皇专制终于走向灭亡。俄国工人在首都圣彼得堡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军队向游行群众开火，导致全国境内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起义。这场示威运动由加彭神父领导，他运转着一家与秘密警察关系紧密、得到国家资助的组织，示威的目的不过是呼吁沙皇不要听从“邪恶顾问”的建议。但在圣彼得堡枪杀事件之后，罢工运动显现出日益增强的革命性。社会主义者公开发行革命报纸。在战舰“波将金号”的领导下，黑海舰队发生兵变。12月，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布尔什维克”试图在莫斯科掀起起义，这场起义的领袖是列宁。一种由主要工厂选举代表组成的新型领导组织诞生了，该组织由26岁的托洛茨基主持，成为圣彼得堡革命力量的核心。这种新组织“苏维埃”，就是俄语中“委员会”的意思，只不过当时的苏维埃还没有完全显露出其真正的重要性。但是，苏维埃代表了一种组织革命力量的新方法，与建立在街头起义基础上的法国革命并不相同，甚至有别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居住区的代表们——这种组织形式适合依然主要由小工场组成的城市。苏维埃则适合经历了三十年工业化转变遍布众多大规模工厂的大城市。
　　圣彼得堡正是这样一座城市，尽管整体上俄国的工业经济还相对落后。大部分俄国人民都是农民，依然采用自从中世纪以来就鲜有变化的方法在土地上辛勤耕耘。沙皇专制以贵族制度为基础，而非俄国的中产阶级力量，因此1905年革命的许多目标，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晚期的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十分相似。但是，沙皇俄国长久以来被迫鼓励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武器和铁路装备，因此已将数百万人民变成产业工人。他们的出现改变了这场革命的本质——这场革命本应只是简单呈现为法国式资产阶级革命的面貌。不过，大多数俄国社会主义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许多人都相信，俄国的发展完全可以避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跳跃到以乡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形式中。所需的不过是武装打破现有政权力量。这些社会主义者被称为“民粹派”（“人民之友”），他们组建了“社会革命党”。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之中，但是许多人依然秉承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倾向，相信工人只需协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就连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在谈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托洛茨基走得更远，他表示，工人的参与将会令革命“持存”，这是马克思在1848年后首先使用的一个词汇。他们十分必要地将革命运动，从简单地提出民主化需求，转化为提出社会主义需求。^[33]
　　在西欧，罗莎·卢森堡最能理解1905年革命的重要性，在沙俄占领的华沙的生活经历，给予了她第一手的资料。在她撰写的小册子《群众罢工》^[34]中，卢森堡指出，这场革命证明了罢工运动能够在提出政治问题的同时，开启一种寻求改变的非议会化策略。不过她的观点并未得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阵营的重视，在沙皇镇压了革命之后，在他们眼中，这场革命也就更加谈不上有什么意义。
　　然而，在1910年之后的北美和西欧，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罢工层出不穷。在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WW）伊丽莎白·格利·弗林和大比尔·赫伍德的领导下，美国马萨诸塞州来自十几个民族的两万名女工掀起了著名的劳伦斯罢工。英国也爆发了“大动荡”，主要体现在铁路、港口和矿场举行的大型罢工上，但其影响也扩展至十几个行业领域，参与罢工运动者常常还包括非熟练工人和非工会工人。1913年的爱尔兰，爆发了长达五个月的都柏林交通罢工停摆运动和其他工人起义。在意大利安科纳的一场反军国主义示威游行中，工人和警察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酿成了“红色星期”流血事件；都灵爆发了五万钢铁工人大罢工（运动期间有两名工人被士兵杀死）；北部意大利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暴动，当局动用十万军队才将其镇压下去。^[35]就是在工人运动的活跃度低于欧洲整体水平之下的德国，也爆发了激烈的鲁尔区矿业工人大罢工。最后在俄国，1912年的勒拿金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这导致俄国工人群情激愤，工人运动再度活跃起来，使得社会民主党内两大主要互相对立的派别发行半合法的报纸，并在1914年夏天的圣彼得堡街头战斗中达到巅峰。
　　依靠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血腥冒险来稳定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这一时代正在成为历史。但在任何人有机会弄明白未来将走向何方之前，整个欧洲将会史无前例地浸泡在鲜血中。

通往战争之路

　　早在1904年，当俄国试图企及太平洋向东扩张势力，日本企图穿越朝鲜半岛向西发展，两者在中国北部遭遇时，帝国主义成为殖民力量之间，以及被殖民国家受到奴役的人民之间的战争这一事实，就已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1905年革命的发生。1906年和1911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的类似利益争端，两次几近演变成战争。
　　但是，真正危险的地区是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每一个欧洲列强都将半岛上的国家视为自己的附属国。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半岛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塞尔维亚、希腊、黑山和保加利亚首先发难，向马其顿和色雷斯地区依然隶属土耳其的土地发起进攻，令土耳其只剩下伊斯坦布尔和东部色雷斯的一窄条领土。继而在西欧列强的鼓动下，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又向保加利亚开战。这些混战充斥着各方的暴行。城市中产阶级各派试图创建并扩张一个建立在统一“现代”语言体系基础上的国家。但是，巴尔干各地的乡村人口却几乎包含了所有民族，人们讲着不同的方言，使用不同的书写文字。唯一能够保证建立“纯粹民族”国家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驱逐甚至灭绝那些不符合必要规则的居民。随着《伦敦条约》的签订，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也在《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下终结。但是，这对降低战争风险的压力毫无作用，与奥斯曼土耳其曾经治下的土地一样，奥匈帝国统治的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也显现出一模一样的战争压力。整个地区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1914年7月，当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造访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时，这个火药桶终于爆发了。斐迪南大公被一个致力于驱逐奥地利人、倡导波斯尼亚与邻近的塞尔维亚合并的民族主义者刺杀。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如今早已是众人皆知：奥地利政府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政府害怕奥地利此举会威胁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对奥地利宣战；德国与奥地利是利益共同体，因此也对俄宣战；法国感到自己必须阻止德国击败俄国从而晋升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欧洲强国；英国支持法国，从而以德军穿越比利时为借口对德宣战。一周之内，西欧长达四十四年的和平就被打破了——这是人们记忆中欧洲历史上维持和平最长的一段时期——所有主要欧洲国家都加入了战团。
　　战争与革命一样，看上去似乎都是被一些小事件所引发。这常常令人感到战争是一场偶然事件，一种误解和误判带来的偶然结果。但实际上，这些小事件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象征着伟大的社会或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被破坏了。火花塞是汽车上最便宜的部件，单凭其自身，根本无法移动任何物体，但它却能点燃发动机中的爆燃性气体从而产生动力。与此相同，一次刺杀，或者一次提高税款，本身并没有多么重要的含义，但却能在国家之间或社会力量之间引发巨大的冲突。
　　1914年夏天一长串外交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各国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跨越国境线解决自身问题的企图，导致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利益冲突。经济上的竞争发展为领土上的竞争，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军事能力上的强弱。萨拉热窝刺杀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冲突之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了退回到过去所付出的代价，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冒险削弱自己在全球的力量。曾经刺激了经济发展、带来人类不可避免的进步的帝国主义，如今正在撕开欧洲的心脏。

^[1] 这一数字来自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所著《逐出伦敦：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中的阶级关系研究》（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Harmondsworth, 1976）一书中第132页。

^[2] 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著《工业与帝国：从1750年到现在》（Industry and Empire, Harmondsworth, 1971）一书中表13和表3。

^[3] 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4] 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逐出伦敦》，第128页。

^[5] 同上书，第129页。

^[6] 报告转引自《逐出伦敦》第266页。

^[7] 实际上，麦克斯韦使用的是与开尔文宇宙模型相矛盾的数学方法，从而为一些20世纪流行的、与开尔文模型截然不同的模式打下了理论基础。但是，开尔文的原始模型主宰了一代人的科学思维。参见威廉·伯克森（William Berkson），《力场：从法拉第到爱因斯坦的世界观的发展》（Fields of Force: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ldview from Faraday to Einstein, London, 1974），第五、六、七章，尤其是第150-155页。

^[8] 就像麦克斯韦的宇宙模型一样，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其实也存在完全不同方法的元素。1920年代，心理分析经常被视为机械决定论方法的非理性主义挑战。但是，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初肯定是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早年处理癔症的相关手术方法就是例证，参见杰弗里·马森（Jeffrey Masson），《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诱引说的隐瞒》（The Assault on Truth: Freud’s Suppression of the Seduction Theory, Harmondsworth, 1984），第55-106页。

^[9] 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Capitalist Democracy in Britain, Oxford, 1982），第22页注释2。

^[10] 罗伊登·哈里森（Royden Harrison），《在社会主义者出现之前：1861-1881年间的劳工和政治研究》（Before the Socialists: Studies in Labour and Politics, 1861-1881, London, 1965），第69-78页。

^[11] 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第25页。

^[12]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译自《马恩全集》第22卷（London, 1985）。

^[13] 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第49页。

^[14] 同上书，第28页。

^[15] 同上书，第27页。

^[16] 麦肯齐（R. T. McKenzie），《英国政党》（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1963），第15页。

^[17] 加雷斯·斯蒂德曼·琼斯，《逐出伦敦》，第344、348页。

^[18] 英国作为最古老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在上述这些国家中也拥有最古老的民族主义。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描述了，1790年代英国政府如何资助民间的民族主义组织对抗英国的雅各宾主义。琳达·柯利（Linda Colley）最近的研究着重强调了1750现代以后民族情感不断发展的范围。参见其所著《英国人》（Britons, London, 1994）。遗憾的是，柯利的方法维度单一，并没有看到汤普森提及的反民族主义潮流始终存在。[《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周玉鹏、刘耀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9]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 London, 1909），前言第11页。

^[20] 同上书，第159页。

^[21] 同上书，第160页。

^[22]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cial Reform or Social Revolution, Colombo, 1966）。

^[23] 布鲁斯·范德沃特（Bruce Vandervort），《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Wars of Imperial Conquest in Africa 1830-1914, London, 1998），第27页。

^[24] 转引自布鲁斯·范德沃特，《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第164页。

^[25] 布鲁斯·范德沃特，《帝国主义对非洲的征服之战：1830-1914》，第177页。托马斯·帕克南（Thomas Packenham），《瓜分非洲》（The Scramble for Africa, London, 1992），第539-548页。

^[26] 托马斯·帕克南，《瓜分非洲》，第546页。

^[27] 同上书，第652页。

^[28] 同上书，第600页。关于莱奥波德充满博爱精神的反奴隶制主张，参见书中第11-23页。

^[29] 同上书，第22页。

^[30] 数据来自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欧洲：世纪的银行家》（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9-1914），转引自迈克尔·季德龙（Michael Kidron）的文章“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but One），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九期第18页。

^[31] 关于帝国主义经济篇幅更长的讨论，参见我的著作《解释危机》第35-36页；关于建立在经验数据上的反驳观点的回应，参见第159页注解50。

^[32] 莱斯利·德夫勒（Leslie Derfler），《保罗·拉法格和法国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Paul Lafargue and the Flowering of French Socialism, Harvard, 1998），第48、90页。

^[33]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Results and Prospects），收入《不断革命&总结与前瞻》（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London, 1962）。关于托洛茨基对这场革命的概述，参见其所著《1905》，（1905, New York, 1972）。

^[34] 小册子的全名是《大罢工、政党与工会》（The Mass Strike, the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Trade Unions, London, 1986）。

^[35] 安德鲁·塞耶斯（Andrew Sayers），“意大利社会主义的失败”（The Failure of Italian Socialism），文载《国际社会主义》第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