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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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被抑制的希望：1934—1936年

1934年的维也纳
法国与“人民阵线”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革命和内战

　　纳粹在德国取得成功的规模，令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纳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瓦解了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其他地区的右翼势力很快便也开始模仿和学习希特勒，而这一严峻形势也令各地工人组织必须尽快理解消化，无论这令始终坚持宪政方法神圣不可侵犯或者共产主义即将取得胜利的领导人感到有多么不快。

1934年的维也纳

　　右翼力量采取的第一个一致动作就是于1934年在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模仿希特勒的方法。奥匈帝国于1918-1919年间瓦解后，奥地利的统治阶级容忍社会民主党人主持联合政府，因为周边国家的革命起义此起彼伏，只有社会民主党能够控制奥地利活跃的工人和士兵团体提出进一步的权力诉求。就像一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所写的那样：“奥地利的中产阶级政党非常虚弱，所以保卫奥地利民主的任务也就落在了社会民主党人身上。”^[1]—旦起义平息，社会民主党人就会离开政府，集中致力于利用他们对维也纳城市委员会的控制力，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维也纳是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拥有六十万名党员，而奥地利则是一个城区成年人口只有三百万的国家，而且社会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了42%的选票。
　　但是，右翼势力天主教政治家控制着乡村，在议会中占据大多数席位。受到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成功经验的激发，1920年代末他们组建了半军事国防组织“保安团”，不断地粉碎社会民主党的防卫武装“共和保卫联盟”（又译“共和国防卫联盟”）。
　　希特勒在德国取得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奥地利法西斯分子的自信，即便他们本身的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希望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另一派则希望奥地利与意大利联合建立一个天主教国家。第二派的领袖陶尔斐斯，利用1933年3月初的形势忽略议会的存在，以紧急时期条例来统治国家。
　　陶尔斐斯象征性地对支持德国的纳粹分子采取行动，但他的主要目标实则是工人运动：

　　社会主义防卫部队被解散；社会主义者统治的维也纳被专横地剥夺了它的大部分收入；社会主义工人被威胁必须加入陶尔斐斯新成立的党派：爱国阵线，否则就要失去工作……陶尔斐斯公开宣布了永远废除议会政治的计划，将奥地利重新建成一个天主教联邦制国家。^[2]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鼓吹1919年后的他们已经是非常倾向于左翼的政党，比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乐于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他们还鼓吹，正因如此，共产主义在奥地利才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全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才会发生如同德国工运那样的分裂。但是，他们对陶尔斐斯的政变却是毫无反应。
　　他们原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仅仅几天前，铁路工人还在一场总罢工中赢得了彻底的胜利，工人阶级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社会民主党人却希望陶尔斐斯会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联合起来组建反纳粹阵线。他们告知党员们做好行动准备，但是不要采取任何“不成熟”的行动。
　　形势就这样拖了十一个月，其间陶尔斐斯逐个但却系统地发起攻击，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却继续告知支持者要有耐心。在维也纳举办的一千名工厂代表参加的集会上，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否决了立即行动起来的号召，他说道：“只要还存有一线避免恐怖内战的希望，我们都会充满自豪且跟从良知地追寻它。”^[3]正如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日后回忆起来的那样：

　　奥地利工人感到十分沮丧和泄气。随着党派领导人对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崛起浪潮采取逃避策略，这种忧伤情绪变得越发深重起来。^[4]

　　陶尔斐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选择时机作出反对社会主义团体的决定性举动。1934年2月12日他终于这样做了——在他的副手宣布“我们将要开始清理奥地利。我们将会彻底地清洗它”^[5]之后。

　　清晨，警察在林茨的社会主义者大本营搜寻武器。大本营的工人进行了抵抗，双方激烈交火。三个小时后，维也纳电力工人开始罢工——这是总罢工的一个预演信号……继而维也纳陷入了战火中。内战到来了。
　　这场交火持续了四天。工人这边似乎经历了所有的坏运气。一小部分社会主义工人、主要是共和国防部队（共和国卫队）的成员，拿起了凡是可以找到的武器……大罢工的官方正式号召无法发出，因为罢工组织者忘了与电力工人协商利用社会主义者的报社。大部分工人都对共和国防部队成员的斗争持同情态度，但他们却没有进行罢工。他们气馁沮丧、情绪低落地依然工作着，与此同时，在街上战斗的少数社会主义者则被大炮和机枪征服……到了2月16日，战斗结束了。十一名工人被吊死……奥地利劳工运动被迫转入地下。^[6]

　　虽然失败了，但是奥地利工人运动最终的确对法西斯进行了反击、并未像在德国那样软弱地投降却是不争的事实，此举激励了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宁可维也纳也不柏林”，是许多社会民主党派中日益崛起的新左派提出的口号。
　　就奥地利自身情况而言，陶尔斐斯的追随者又继续执政四年，该政权有时被描述为“教权法西斯主义”。接下来在1938年，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德军在中产阶级大众的欢呼声中接管了奥地利，从此以后开始推行全面的纳粹化。
　　德国发生的一切表明：工人运动无法阻止法西斯主义，除非团结起来准备战斗。奥地利发生的一切则表明：仅仅团结起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法国与“人民阵线”

　　1934年2月的巴黎也险些爆发内战。激进党的一系列继任政府以紧缩通货政策来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举缩减了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和农民的收入，而农民依然是法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执政党的领袖们又卷入了一系列银行丑闻之中。
　　人民的苦难导致无序氛围不断增强，政府职员举行抗议，小店主和小企业主示威游行，农民甚至爆发了激烈的群众运动。极右势力围绕各种准军事“团体”组织起来，利用形势上街游行，并且越来越多地吸引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纲领糅合了民族主义、极端天主教主义、谴责“腐败堕落”的金融家，以及反犹主义。
　　截至1934年初，极右势力很有希望模仿希特勒一年前取得的胜利。2月6日，极右势力组织在巴黎号召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反对激进党爱德华·达拉第新近组建的“左翼中心”政府。他们的目标在于侵入下议院，强迫用右翼势力政府取代达拉第政府，从而为他们自己的夺权铺就道路。
　　接下来是持续一夜的恶斗，示威者和警察互相开火，最终导致十五人死亡，一千四百三十五人受伤。达拉第第二天就宣布辞职，惧怕自己无法继续维持社会秩序；在这之后，激进党“右翼中心”就取代了他进行统治。极右势力显示出拥有通过武力废除政府的力量，法国眼看就要走上意大利和德国的道路。
　　此前法国左翼与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一样，看上去似乎都非常虚弱，无力对当下的挑战作出回应。社会主义政党（SFIO）容忍激进党政府，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容忍布吕宁一样。共产党人依然在重复那些“第三阶段”的废话，将社会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分子”。2月3日，随着右翼势力的动员越发激烈，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刊登了“不要恐慌”的报道标题；2月5日，《人道报》上的报道宣称，在法西斯和政府之间进行选择，就是在“瘟疫和霍乱”之间进行选择。^[7]当共产党号召在2月9日进行反抗时（这场反抗导致与警察展开激烈战斗，九人死亡），它自己确实是这样做的，它声称这场示威行动既反对法西斯，又反对达拉第垮台政府中的“凶手”。^[8]
　　主要的工会联盟法国总工会（CGT）于2月12日号召展开总罢工，社会党则独自号召进行示威活动。直到最后一分钟，共产党才决定也举行示威活动，但却是与其他组织分开单独进行。不过各支示威队伍相遇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完全不敢确定。大家害怕会像从前发生过的那样，人群彼此打斗起来。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正相反，当不同的游行队伍越来越靠近的时候，人们开始高呼同样的反法西斯口号，自发融入同一支游行示威队伍。根据一段历史描述的记录，“各支队伍的相遇引发了狂乱的热情，欢呼声爆裂在空中。人们鼓掌，高歌，大声喊着: ‘团结！团结！’”^[9]
　　大罢工的成功和汇合起来的示威游行，阻止了右翼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的正式协议，为双方都带来了选举中的胜利果实，而付出代价的无疑正是激进党。与此同时，法国总工会与共产党领导的分离运动的合并，也促进了工会会员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挑战控制街道的权力。
　　共产党在政策转变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它号召不仅与社会党人签署同盟协议，还要与激进党合作，其根据在于，尽管后者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是旨在保护共和国。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和激进党人联合起来组建的“人民阵线”于1936年5月收获了选举的胜利果实，因而共产党声称这是采取正确方法的明证。左翼力量在选举中当然进展不俗。社会党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议会中的最大政党，共产党代表在议会中的席位也由十人攀升至七十六人。社会党领袖莱昂·勃鲁姆组建了包含十八名社会党人和十三名激进党人在内的政府。共产党人虽然没能进入政府，但在议会中的投票权却是得到了不少提升。
　　无论如何，街道上和工作地的氛围，比起“社会党-激进党政府”执政时期，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毕竟，两党在议会中的席位，足以在此前四年间的任何时候组建这样的政府。一系列大型左翼示威活动，在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中达到巅峰，聚集了六十万人。由此掀起了法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浪潮，而这甚至就发生在勃鲁姆政府执政前不久。一开始在法国各地（如在勒阿弗尔、图卢兹、库尔布瓦）展开的分散、短暂、孤立但却胜利的罢工，在5月26日巴黎郊区的工人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后，突然变成一场强大的运动。5月28日，位于巴黎比扬库尔的雷诺工厂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并占领了工厂，到了周末，已有七万名工人参与其中。在圣灵降临节短暂的平静过后，占领行动从工程技术行业蔓延到各种产业，实际上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包括巧克力工厂、印刷厂、建筑工地、五金店，甚至包括巴黎的百货商店。仅在诺尔省就有一千一百四十四处工作场所被占领，涉及二十五万四千名工人。英国大使将此时的形势与1917年的俄国相比，将勃鲁姆与克伦斯基面临的形势相比。^[10]
　　那些两年前还愿意目睹极右势力发展的雇主，如今绝望地指望勃鲁姆可以尽快平息罢工，即便这意味着要对工人作出巨大的让步。6月7日，在总理官邸召开了一次特殊会议，签署协议，同意立即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工人工资必须得到大幅增长，十人以上的工厂必须选举工人代表行使权力。三天后，政府向议会提交法案，提出设立两周的带薪假期，并将每周的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在四十小时。这些法案在破纪录的七天内就得到了通过。即便是以非民主基础进行选举、具有先天权力的参议院，也不敢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在许多工人心目中，还有比加薪、缩短工作时长、给予带薪假期更高的追求。他们希望社会能够从整体上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变。罢工一直持续到6月11日，共产党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发表演讲，进行了干预。多列士声称，“夺权如今已经不是问题”，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回去工作。“必须要知道如何结束一场罢工”，多列士说道。^[11]
　　最激进（最具斗争精神）的罢工者将共产党人视为极左势力，不愿接受这些条件回去工作。政府给予的条件给工人提供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尽管通货膨胀很快就会将所谓的工资增长吞得一干二净。但是，这些妥协将会使旧警察、将军和高级文官掌握权力，多年来这些人对极右势力始终持有同情态度。这些妥协将工业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了资本家，这些资本家将会想尽办法拿回6月里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时作出的让步。
　　多列士判断工人此时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他的判断的确无误，此时的形势不比2月或者1917年7月的形势成熟。共产党原本早就可以将两年前提出的象征性口号付诸现实：成立苏维埃、设置能够监管和挑战国家及大企业的工人代表体制。然而，多列士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尽管工人此时很可能会高兴地接受这一号召。
　　这种忽略并非偶然。放弃荒谬的“第三阶段”政策，有赖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思想上的变化，采纳与支持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政党组建联合人民阵线联盟的方案，同样如此。斯大林需要外交政策同盟，以巩固1935年苏联与中右翼的赖伐尔政府签署的防务协议。共产党支持“自由”资产阶级政府，似乎可以更容易结成同盟。共产国际辩称，这是阻止法西斯主义发展唯一“实际的”方法，虽然其中心论点与四十年前伯恩斯坦等人提出的论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共产党人与激进党等党派相联合，就必须对打击了世界体系的危机提出具体的革命选择。谈论革命变迁似乎属于遥远的未来，此时他们“容忍”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完整的政府，希望借此阻止资本家受到极右势力的吸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容忍也就意味着压制工人运动，导致工人运动士气低落，而资本家则找回了足够信心，转而发起攻势。
　　1936年7月14日，法国举行了“人民阵线”运动庆典。一百多万人在巴黎参加了纪念法国大革命的游行活动，整个巴黎的其他城镇也举办了数千场纪念游行。人们穿着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服装，高举大革命和启蒙时期英雄的巨型画像，包括罗伯斯庇尔、伏尔泰、马拉和雨果等人。在巴黎，激进党领袖达拉第与多列士和勃鲁姆一起站上了讲台。雷诺工厂的工人挥舞着上面绣有激进党标志的旗帜，与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旗帜并排迎风飘扬。整个事件令人们感到，不论党派或阶级，只要同样拥有法国共和传统的人们团结起来，法西斯主义的噩梦就会消散而去。这就是“人民阵线”团结一致的“实用”政治。
　　三天后，比利牛斯山对面发生的事件，开始考验这种“实用”政策。受到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法西斯分子取胜的激励，西班牙的将军们爆发了一场推翻共和政府的暴动，西班牙共和政府立即向法国请求武器支援以图自保。勃鲁姆希望向西班牙提供武器，但是主要的激进党政治家们则激烈反对。7月30日，勃鲁姆向下议院保证不会输出武器，并且很快就同意遵循“不干预”政策——尽管这意味着将民选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弃之不顾，任其遭受由德国和意大利武装的、受到法西斯主义鼓舞的军事力量的攻击。法国共产党猛烈抨击勃鲁姆的所作所为。然而，共产党并没有其他可选方案，因为它也希望与自由派建立联盟，发展联合运动来对抗法国资本主义。
　　这是一项在国内已无法釆纳但在国际上却依然可行的政策。激进党只准备赞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只要罢工浪潮还在继续——而罢工浪潮的确贯穿1936年几乎整个下半年，尽管其力度与5月底和6月相比减弱了许多。随着社会党、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成功地令事态降温，激进党开始提出实行急需的通货紧缩政策，以对抗经济危机。在通过以缔造新的工作机会为目的的“通货再膨胀”政策试验后——例如，缩短一周的工作时长等——勃鲁姆开始于1937年初与激进党达成一致意见，宣布“暂停”扩张和改革的计划。但这还不够。
　　1937年7月，在解决因资金外流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中，参议院推翻了勃鲁姆的财政法案，其后勃鲁姆提出辞职。在此期间，“人民阵线”政府几乎没能令这个国家发生任何改变——1937年3月，警察在巴黎郊区向反法西斯主义示威游行者开枪，杀死了六名示威者。
　　接下来九个月，社会党参与下的激进党政府统治着法国。世界范围内一轮新的经济衰退从美国爆发，而上一轮衰退甚至还没有结束，政府以激进党的旧有政策加以应对，即缩减开支——这项政策只能令那些将希望寄托在“人民阵线”之上的人们失望沮丧。希特勒进军奥地利，以及法国外交政策在东欧的失败造成的危机，令勃鲁姆重回政府，但他仅执政二十六天就被达拉第取代。雇主们如今感到其自身力量足以对付工人，达拉第政府开始撤销两年前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将每周工作时长缩减到四十小时。警察干预并镇压罢工，接下来占领了工厂。在雷诺工厂，当一千五百名武装警察冲入工厂后，爆发了一场长达二十小时的战斗。^[12]警察以武力迫使战败的工人走出工厂，行法西斯分子的致敬礼，并高呼“警察万岁”。^[13]
　　朱利安·杰克逊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写道：

　　“人民阵线”生于1934年2月12日的大罢工，卒于1938年11月30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月12日罢工最初的构想是反抗达拉第被迫辞职，11月30日的罢工则是为了反抗同一个达拉第的劳工政策。^[14]

　　“人民阵线”最初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左翼党派和工会会员迅猛增长。共产党员人数从1933年的近三万发展到1936年的九万，1936年12月更是达到近二十九万；共产主义青年团则从三千五百人发展为两万五千人，最终达到十万人。社会党从1933年的十三万人发展为1936年的二十万人，青年社会主义党从1934年的一万多人发展为1937年的近六万人，法国总工会联盟则从1935年的近七十九万人发展到1937年的近四百万人。^[15]但到1938年，“人民阵线”希望的幻灭产生了负面效果，左翼政党的党员及来自党员的支持都开始流失。1938年末罢工失败后，数千人被解雇和遭受迫害，令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深受重创，其党员人数也开始下降。^[16]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8月，法国统治阶级感到自己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迫使议会（正是三年前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出的议会）取缔共产党，宣布其为非法，驱逐共产党代表。九个月后，同一个议会（包括社会党代表的大多数）投票给予贝当元帅独裁统治权，贝当组建了包括法国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府，与德国纳粹协作占领法国北部半个国家。
　　霍布斯鲍姆等历史学家依然将“人民阵线”视为展现出左翼党派如何抵挡了右翼势力猛烈进攻的例证。法国的经历当然无法证实这一点。1934年法国工人展现出的战斗团结，的确将极右势力逼到了防御状态。但1936年与亲资本主义的主流党派建立团结合作的尝试，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宽容”政策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令右翼势力在短暂沉寂过后再度兴盛。可悲的是，在1930年代第三个反抗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国家西班牙，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什么不同。

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革命和内战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这样描写1936年11月的巴塞罗那：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座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实际上，不论什么规模的所有建筑都由工人掌控。每间店铺和每家咖啡馆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鞋童都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
　　侍者和商场巡视员直视着你的脸，把自己当成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甚至是礼节性的套话都暂时消失了。街上看不到一辆私家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
　　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外表来看，这座城市的富裕阶级已经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革命和未来，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正在努力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一个小小的齿轮。^[17]

　　大约四个月前，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西班牙军队试图夺取政权。他们的努力被波及大半个国家的工人起义所挫败。接下来爆发了内战——六年来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终于抵达了巅峰。
　　1920年代初工人运动失利后，独裁者普里莫·德里维拉统治西班牙直至1920年代末。他依靠军事力量镇压反对派，阻止工人组织自己的武装。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和共产党领袖都被驱逐。但是，德里维拉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强大的社会基础，不得不在各种社会团体之间平衡利益，甚至是与社会主义工会领袖拉尔戈·卡瓦耶罗合作。由于无法应对世界性危机，德里维拉的虚弱独裁统治于1930年崩塌。几个月后，左翼势力在本地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国王宣布退位，热情的人群首先在巴塞罗那、继而在马德里宣布成立共和国。
　　资产阶级共和政府在接下来两年间统治西班牙，卡瓦耶罗担任劳工部长。政府作出了许多改革承诺，实际上却很少实施，例如，其土地改革政策最终仅令二百万农民中的两千人受益。南方村庄卡萨斯-维嘉斯的农民占领了土地，遭到警察机枪扫射；警察还扑灭了巴塞罗那等城市的罢工，类似这样的举动让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很快就幻灭了。
　　然而，仅仅是对改革的谈论就足以令上层阶级感到敌意。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分离出去，与新党派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CEDA）结成联盟，该党派的支持者是大地主、部分大企业、军官领袖、君主主义者、墨索里尼的公开仰慕者，以及天主教教会主教等。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的领袖希尔·罗夫莱斯试图将法西斯主义的方法嫁接到天主教教理之上，就像陶尔斐斯在奥地利所做的那样，令人们联想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右翼势力在选举中的胜利，似乎意味着自治权利同盟即将入主政府。就连社会党及西班牙总工会（UGT）的领导都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威胁，同意一旦自治权利同盟组阁便立即进行抗争，与小规模的工人阶级组织团结起来，组建统一的“工人同盟”。
　　大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和人数众多的南部大农庄的半失业农村劳工，都对自治权力同盟充满仇视。部分中产阶级，尤其是加泰罗尼亚的中产阶级，也持有同样的态度，他们惧怕右翼势力攻击其自治政府和语言。然而，当自治权利联盟最终于1934年10月组建政府时，只有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举行了起义，他们用炸药进行武装，控制了当地。主宰大部分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由于不信任所有政客，因此拒绝参加全国性罢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最后一分钟置身事外；社会党和工会领袖将马德里的示威抗议局限于一场短暂的总罢工。政府镇压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起义，动用了佛朗哥将军手下的西班牙摩洛哥军队在当地实行恐怖统治。在西班牙其他地区，社会党成员（包括卡瓦耶罗）与工会成员都被投入监狱。左翼力量将此后的这段时期称为“黑色两年”。但是，1934年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失败，与同年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失败并不相同。右翼政府无法解决政治危机，最终分崩离析。1936年初，随着两极分化日益增强、政治斗争越发激烈，又进行了一次选举。
　　在此期间，如同法国“人民阵线”般的思想，对很多左翼人士都产生了影响。力量微弱的共产党，曾于1934年前反对与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团结起来，如今则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希望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联合。社会党的右翼力量激情洋溢地表示接受，社会党、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共和党联合起来，派出候选人参与竞选。就连工团主义者也敦促支持者去投票，希望能够释放该党的活跃分子，令他们重获自由。
　　1933年，西班牙人民阵线通过选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获取了大部分席位。新政府由1931-1933年间令人们大失所望的同一批共和政治家组成。但是，来自人民的压力，迫使他们释放了左翼政治犯，左翼力量十分欣喜。满怀信心的工人再度掀起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蜂拥至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工人联盟（CNT）和社会党的西班牙总工会（UTG），社会党急剧左转。卡瓦耶罗声称，在狱中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并表示真正的信服，他说道：“我们想要的革命，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才能达成。”^[18]社会主义青年团称他为“西班牙的列宁”，他们举起拳头，高呼口号“工人政府”和“红军”。^[19]
　　西班牙保守势力中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西班牙自治权利同盟的活跃分子如同洪水般涌向更加公开的法西斯组织“长枪党”，上层阶级驱使暴徒开始猛烈攻击左翼力量。据报道，高级军官正在计划发动政变，但政府却除了交换他们的岗位之外毫无作为。仅在四个月内，就有二百六十九人在街头械斗中被杀，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伤，三百八十一栋建筑受到攻击并被损毁，四十三家报社编辑部遭到攻击或洗劫，发生了一百四十六次炸弹袭击。^[20]
　　7月17日至18日，右翼势力终于釆取了行动。将军们试图掌控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的每座城市。共和政府太过害怕和震惊，以至于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还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发生了政变。首相基罗加辞职。继任者巴里奥试图与叛军和解，继而面对汹涌澎湃的工人示威游行而辞职。
　　军队原本打算在几个小时内就夺取政权。人民阵线共和党政客的懦弱和混乱给了他们机会。但是，工人的反应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西班牙总工会（UGT）和全国工人联盟（CNT）号召工人举行大罢工。然而，工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被动地罢工。在西班牙大陆大多数城市和乡镇，他们都行动起来控制军营，解除军队武装。全国工人联盟、西班牙总工会和工人政党的武装者，从所有可能的地方找到武器。他们成功地获取了部分亲共和派突击队的支持，在巴塞罗那，他们甚至得到了一贯具有反工人阶级传统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积极主动。无论在哪里，只要果断行动，戒除踌躇不定或者试图与右翼军官进行调停，他们几乎总能获得胜利。
　　政变在大多数城市都取得了成功，那里的工人领袖接受了军官支持共和的声明。在塞维利亚、加的斯、萨拉戈萨和奥维耶多等地，叛乱军官一直等到武装工人退去，才宣布这是一场政变，射杀所有胆敢反抗者。^[21]这就是工人由于相信了那些声称为“共和党人”的传统统治精英而付出的代价。正是由于这种信任并非一种普遍现象，1936年7月佛朗哥的军队才只控制了不到半个西班牙，而非整个国家。
　　在兵变被镇压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佛朗哥的追随者尝到了失败的苦果：“国家由于夹在暴动军队与武装群众之间，而分崩离析成碎片。”^[22]虽然官方政府依然在马德里主持大局，但地方上的真正权力已转到各种革命委员会手中。在地方上掌握权力的工人，以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工厂被接管并集体化；农民开始分田地，心里明白工人武装将会保护他们；武装工人按照自己的需求提供了地方高官采取敌对行动的记录并将其逮捕。随着军队解体，资产阶级看起来似乎在大部分共和地区都已被清理，因此才有了奥威尔在巴塞罗那所见的一切。工人组织掌握着有效权力，官方共和政府名义上执政但却没有实权。加泰罗尼亚（西班牙最重要的工业地区）的自治政府，也是同样的情况。自治政府主席孔帕尼斯邀请加泰罗尼亚最强有力的工人组织全国工人联盟的领导人参加会议，在会上他告诉他们：

　　你们是城镇的主人，是加泰罗尼亚的主人，因为你们凭借一己之力击退了法西斯士兵……你们胜利了，一切都属于你们。如果你们不需要我，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当主席，请现在就告诉我，我将会变成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另一名战士。^[23]

　　在“双重权力”并存的形势下，就像俄国1917年革命和德国1918-1920年革命的转折点那样，官方政府依靠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组织的网络来进行统治。然而，与革命委员会相比，共和政府的确拥有一项优势。政府采取集中化结构，而革命委员会则没有。这一点很关键。法西斯军队实施集中化管理，因此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追求同一战略目标。反法西斯主义者也需要集中化，否则法西斯只需将军队运送至前线反对势力最薄弱的地点就能赢得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反法西斯主义者无法通过集中力量作出回应。
　　这种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集中化，原本可以通过将各个委员会集结在一起而达成，因为许多地方都有反法西斯国民军的协调委员会。但与1917年的苏俄相比，西班牙没有成立全国国民军和工人代表委员会。
　　而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在于工人组织的政治。最强大的工团主义者始终坚持认为，任何权力的集中都会令新国家压倒工人。他们认为，此时追寻这条道路是错误的。用工团主义领导人之一德·桑蒂兰的话来说，“独裁专政对自由共产主义的清算，只能通过人民群众自由自发达成”^[24]。他们没有走上这条路，而是认为应当使孔帕尼斯的政府保存完好，并与之合作。就连最激进、最有能力的全国工人联盟领袖布维纳文图拉·杜鲁提（他曾两次参与反对共和政府的起义，但都失败了）也没有反驳这一逻辑。杜鲁提在巴塞罗那粉碎法西斯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城市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率领一支由数万名工人即兴组成的军队，横扫加泰罗尼亚边境进入阿拉贡，并向法西斯控制的城市萨拉戈萨进军。但是，杜鲁提还没有做好准备直面权力问题，从而使全国工人联盟同僚得以放手与孔帕尼斯的资产阶级政府共享权力。
　　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工人联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与政府相并立的权力机构。它创建了中央国民军委员会，由全国工人联盟、西班牙总工会、社会党、共产党、持有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拉巴塞雷”农民组织，以及孔帕尼斯政党等选派出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协调地区军事斗争，致力于满足工人的愿望。但因委员会由各个政党代表组成，而非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它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后者代表的愿望。委员会还有意识地将解决其他重要问题的权力，尤其是财政和金融大权，留给了孔帕尼斯政府。
　　社会党和西班牙总工会领袖对马德里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武装国民军对他们效忠，很快就完全控制了马德里，就像全国工人联盟控制了巴塞罗那一样。尽管卡瓦耶罗被称为“西班牙的列宁”，但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建立工人权力机构。该组织的整个历史都在忙于在现存社会体制内部施加压力。他们害怕民选代表机构将会令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组织的普通成员施加压力。社会党右翼力量敦促立即与资产阶级共和派达成妥协。以卡瓦耶罗为领导的左翼力量对此很是不满，他们依然记得他们过往曾与共和派合作的不成功历史。但对此时应该如何缔造一个集权化权力机构来应对法西斯军队来势汹汹的协同夹击，左翼力量也没有其他方案。
　　西班牙共产党已经成立了十五年，以应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改革主义的政治真空。但是，所有质疑莫斯科斯大林路线的领导人都被先后驱逐出党。而当前的斯大林路线就是促进与资产阶级共和派合作建立人民阵线。在全国工人联盟和社会党左翼力量对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犹豫不决之时，共产党和苏俄大使敦促他们加入联合政府，避谈革命，并将合作限制在纯粹的共和主义反法西斯政策上。他们认为这将臝得中产阶级的支持，阻止资本家和地主投靠法西斯，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英法政府的支持。此举还能将各种民兵队伍团结在一起，组建统一集中化的部队，并以曾被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打击的职业军官担任领袖。
　　这样的联合政府最终在9月初建立。卡瓦耶罗担任首相，但是大部分政府成员都是共和党人或社会党右翼力量。政府的口号是“先赢得战争，再谈论革命”。面对这种方法，全国工人联盟领袖与社会党左翼力量都无法抵御。很快，他们中的三人便加入了加泰罗尼亚的孔帕尼斯政府，其后又有四人在马德里政府就职。
　　社会党左翼力量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信，通过延缓推进革命，他们既能巩固工人取得的胜利成果，又能通过增加温和共和党人的支持而赢得战争。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温和共和党人最核心的诉求是尊重私有财产，并在没有革命干扰的前提下维护依然代表共和党人利益的国家机器。他们将重建“共和军”军官和警察长官的声誉，视为对抗社会革命的最终保护。
　　然而，在1936年秋天的西班牙，尊重私有财产和维护旧有国家机器，并不仅仅意味着限制工人运动。它也意味着：通过劝说或暴力手段，迫使工人交出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放弃对他们在7月占领的工厂和田庄的控制权。此外它还意味着：从7月突袭军营的工人手中夺走武器，将其交还正在扮演墙头草角色的军官。
　　共产党和社会党右翼力量坚称，工人进行社会改革的任何尝试，都意味着引爆共和国内的第二次内战。然而，实际上，他们强迫工人放弃社会成果的努力，正是这场内战的起因。
　　正是他们，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极左势力，从前线将军队和武器一并撤下，用于内战。当工人拒绝离开集体化财产，或者拒绝遵守翻新的资产阶级国家命令的时候，正是他们挑起了战斗。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正是他们引发了武装冲突，坚持向全国工人联盟国民军九个半月前从法西斯手中夺取的城市电话大楼发动进攻，结果造成数百人丧生。正是他们放任警察对左翼力量实施恐怖活动，包括刺杀领导人安德烈斯·宁，囚禁数千名反法西斯武装者。只有这样，武装的工人阶级才能被迫放弃革命，等到“战争结束”再继续革命。
　　然而，工人付出的牺牲在赢得战争上所起的作用，与德国、奥地利或法国的社会民主政府在阻止法西斯前进上所行措施的作用几乎相差无几。共和西班牙对资产阶级政党作出的每一个让步，最后都令权力落入佛朗哥手中。
　　当共和乡镇受到外部催逼时，发展出了一种典型的模式。如果佛朗哥夺取乡镇，工人们将会一无所有，因此他们做好了奋战到底的准备。但是，拥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即便并非主动欢迎法西斯取胜，却也希望能与法西斯妥协和谈。所以当巴斯克的资产阶级放弃了圣塞巴斯蒂安后，就使全国工人联盟的民兵无法继续战斗。此举在内战中又引发了一场内战：射杀“劫掠者”和“纵火犯”以保护财产安全，命令武装卫兵巡游街道以保证把城市完整移交到佛朗哥手上。毕尔巴鄂、桑坦德和希洪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25]在其他地区，被政府提升为司令官的军官在关键时刻却投奔了法西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中，一派共和将军夺取了马德里的控制权，希望能与佛朗哥讨论“和平投降”事宜，两千人在战斗中死去。
　　向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还在其他方面令西班牙付出了代价。1936年7月，几乎整支西班牙舰队囚禁了他们的军官，掀起了反法西斯暴动。这给佛朗哥造成了巨大困难和障碍，他正试图将大批军队从摩洛哥转移回国内。但是，为了寻求英法的支持，吉拉尔和卡瓦耶罗政府却命令舰队驶离丹吉尔，并停止干扰佛朗哥的通讯线路。同样的推理，阻止了在佛朗哥阵线内部煽动叛乱的努力，只是承诺保证摩洛哥的独立。西班牙军队在1920年代就已受到反殖民主义起义的频频重击，铸造一场新斗争的可能性相当高。政府更是希望通过奉上西班牙统治的摩洛哥的控制权来寻求英法帮助，而非求助于人民阵线来解决眼前遇到的问题。
　　然而，所有对列强的取悦怀柔都化为泡影。英法两国拒绝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武器，而德国和意大利则给予了佛朗哥极大的支持。
　　共和政府追寻体面的同时，也意味着无法为小农提供什么福利——后者受到误导自愿奋起反抗佛朗哥；同样也无法给那些被困在佛朗哥势力范围内的大量工人（包括那些在塞维利亚、奥维耶多和萨拉戈萨等拥有反抗传统的地区的工人）提供什么福利。战争最令人感到惊奇的特点之一就是，佛朗哥面对被征服的人群，几乎没有遇上什么麻烦——俄国内战中白军前线背后发生的事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推动反革命政策最积极的左翼力量是共产党。其核心成员此举并非旨在促进现存社会向前发展，尽管共产党的确吸收了大量意在达成这一目标的中产阶级。共产党的核心由认同俄国、忠诚而勇敢的人们组成，他们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此时推动革命“不切实际”的观点。因此，在反对革命要求的同时，他们于1936年秋天也以同样的革命热情进行战斗，保卫马德里，使用阶级斗争语言来动员工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热情和言辞依然与一种致命危险的政策绑在一起，遗憾的是，欧洲其他地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紧接着实行的政策也同样致命危险。粉碎了大本营巴塞罗那的革命，面对法西斯的魔爪，1937年的西班牙令自己陷入了一种更加艰难的境地。当佛朗哥最终于1939年1月长驱直入毫无抵抗的巴塞罗那时，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共和将军们几周后就调转枪口对准马德里的共产党。有些人还对用“法西斯分子”一词来形容佛朗哥的军队表示质疑。就连霍布斯鲍姆也声称：“不能将佛朗哥将军……描述为法西斯分子。”他们的关注点在于，佛朗哥的“运动”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不同。他们指出，试图沿着法西斯主义路线缔造一个极权主义的大众政党“长枪党”，只是佛朗哥“运动”中的一个组成特色。这一运动中还包括旧式君主主义者、只想发动某种军事政变的将军们（这种方法在此前一百年间相当常见）、保守派地主、教会信徒，以及心系回到宗教审判年代的纳瓦拉的卡洛斯主义小农。
　　这一论点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托洛茨基解释过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进程。1930年代的西班牙虽说是一个落后国家，拥有落后的地主阶级、落后的资产阶级、落后的军队和落后的教会，但它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拥有发达的工业中心，以及数量相对较少但却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后者能够利用最新的革命形势进行斗争。旧式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同样采用了最新的反革命方式来予以对抗。在1934年，这就意味着复制陶尔斐斯“教权主义法西斯”的尝试；在1936年的革命岁月里，这则意味着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彻底靠近。这种复制和模仿并非十分精准，而是将不同的传统和拥有财产的不同阶级融合到一起，不论群体大小。但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真正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能够达成所有军事政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不仅能够击败反对派，还能摧毁工人运动的基层组织网络。在佛朗哥胜利后掀起的血雨腥风中，约五十万人被处以极刑。另有比这更多的人被流放驱逐。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公开发表自由主义（更别提社会主义）言论和思想都成为禁忌。直至1960年代早期，西班牙的工人运动才开始复兴。1936年7月18日至19日在街上匆匆建起路障的人们将与其对抗的敌人视为“法西斯主义”是正确无误的。但那些由于昔日君主制政府在遭遇军事政变时总能达成妥协所以依然认为这一次也可以以和解终结危局的中产阶级政客们却是大错特错了。

^[1] 阿道夫·斯特姆萨尔（Adolf Sturmthal），《欧洲劳工的悲剧：1918-1939》（The Tragedy of European Labour 1918-39,London,1944），第51页。

^[2] 同上书，第172页。

^[3] 引自胃炎社会民主党领袖尤里乌斯·布劳恩塔尔的演讲，参见其所著《追寻千禧年》第280页。

^[4] 同上书，第280页。

^[5] 引自阿道夫·斯特姆萨尔，《欧洲劳工的悲剧：1918-1939》》，第176页。

^[6] 同上书，第177页。

^[7] 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Defending Democracy 1934-38,Cambridge,1990），第28页。

^[8] 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Defending Democracy 1934-38,Cambridge,1990），第28页。

^[9] 同上书，第5-6页。

^[10] 同上书，第88页。

^[11] 同上书，第10、88页。

^[12] 雅克·达诺斯（Jauques Danos）与马塞尔·吉伯林（Marcel Gibelin），《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June ’36:Class Struggle and the Popular Front in France,London,1986），第229页。

^[13] 朱利安·杰克逊，《法国人民阵线：捍卫民主1934-1938》，第112页。

^[14] 同上书，第13页。

^[15] 同上书，第219-220页。雅克·达诺斯与马塞尔·吉伯林，《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第214页。

^[16] 被解雇和被迫害的人数，参见雅克·达诺斯与马塞尔·吉伯林，《1936年6月：阶级斗争与法国人民阵线》，第230页。

^[17]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London,1938）。

^[18] 皮埃尔·勃鲁埃（Pierre Broué）与Еmile Témime 合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The Revolution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London,1972），第82页。

^[19] 关于5月1日示威游行的描述，参见《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81页。

^[20] 属于来自罗伯斯（Robles）的演讲，引自《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84页。

^[21] 关于大城市发生事件的描述，参见《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102-118页。

^[22] 《西班牙的革命与内战》，第121页。

^[23] 引自无政府主义者领袖桑蒂兰的会议报告，译自P.Broué and E.Témime,The Revolution,p.130。

^[24] 桑蒂兰在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上的发言很快就形成报告，参见R Fraser,Blood of Spain,(Harmondsworth,1981),p.112。关于同情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的描述，参见J.B.Acarete,Durutti (Barcelona,1975),pp.176-179。

^[25] 关于北部战争的情况，参见P.Broué and E.Témime,The Revolution,pp.38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