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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



  在这番临别赠言之后,我再度到莫斯科,但这次在那里的逗留,由于见不到列宁,不能和他谈话,显得非常暗淡。重病已经损伤了他的强壮的体力,他的抵抗力。但尽管有许多令人十分沮丧的谣传和预言,他的身体却逐渐好了起来。到1922年10月底,当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我知道我又会看到列宁了。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到这种程度,以致他要作一个关于“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了。俄国革命的天才领袖恢复了健康,能在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代表面前来谈起这个革命,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庆祝俄国革命的仪式吗?
  在我抵达后的第二天,那位照料我的住所的、曾公开地从旧政权转向新政权的同志非常兴奋地跑来跟我说:“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来拜访你了。当然,那是列宁先生。他马上就到。”这消息使我大为激动,以致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列宁先生”这几个字的滑稽味道。我立刻从书桌前站起来向门那边跑去。他已经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穿了一件灰色的粗绒毛上衣,看来就跟不幸的患病时期以前一样的精神抖擞和强健。
  当我因幸福而笑了起来并且象小孩子那样哭泣的时候,他快意地走到书桌旁边。“别担心,”他回答我的问候说,“我觉得很好,很强健。我甚至已变得‘懂道理’了,或者象医生所说的那样。我工作,但不过劳,严格遵从医生的规定。谢谢,可是我不想再生病了!生病是糟糕的事情。有这么许多工作要做,并且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玛丽亚·伊里尼奇娜[1]不能再操心和麻烦了……并且世界大事的进行我都没有过问,在俄国和别处都是如此。我们党内的领导同志工作得很好,很能合作,这是主要的事情。但他们都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高兴的是能减轻一些他们的负担。”
  列宁同志和他往常与我见面时的情形一样,亲切地问起我的儿子,最后并请我谈一下德国和德国共产党的情况。我简略地报告了一下,免得他感到疲乏。话似乎是从我们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谈话继续下来的。他责备我在“勒维事件”中的“仁慈心理”!
  “少一点心理,多一点政治,”他说,“在你和勒维关于罗莎对俄国革命的态度的争论上,可以看出你也认识到这一点了。确应该由你来对他加以严惩。勒维已经为我们葬送了他自己,比他最凶恶的敌人干得更利落、更彻底。他不再能够危害我们了。对于我们来说,他只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员,如此而已。也许他在那里能起某种作用,但却不会对我们有任何意义了。在该党乌七八糟的情况下搞个把地位不是难事。但作为卡尔和罗莎的一个共同战斗的同志兼朋友来说,这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可耻的下场,是的,最可耻的下场。所以他的背叛和变节不可能严重地动摇和危害共产党。只有局部起了些骚动,少数几个人脱党。党是健全的,从根本上是健全的。它正走在变成一个群众性的党、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群众性领导党的正确道路上。”稍为停了一下后,列宁问道:“你们的反对派的情况怎样?他们是否终于知道怎样从事政治,共产主义的政治?”
  我报告了有关情况,在结束时说:“柏林反对派”已把修正其前人的立场并加以取消的任务,交给了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他们的口号是“回到第二次代表大会”。
  列宁觉得他称为“空前的天真”的这种事情非常好笑。“‘左派’同志们真以为共产国际是个忠实的佩涅洛皮[2]呢,”他笑道。“但我们的国际并不是在白天织为了在夜间又拆的。它受不了进一步随即又退一步的那种奢侈的做法。难道那些同志会看不见目前所发生的事情吗?世界形势有了什么变化,使我们不再以争取群众作为首要的任务呢?这样的‘左派’,象是波旁王朝[3]分子。他们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掉什么。就我所知,‘左派’表面上是批评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错误,实际上是想完全废除那一策略。这次代表大会不可以撤销,而要肯定并强调、特别强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它们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更加依靠它们,否则我们就不会成为群众性的党,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的领导党。我们要不要夺取政权、工人专政和革命——究竟要不要?如果要的话,那末象过去一样,除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的道路外,现在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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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代表大会期间的一次较后的会议上,列宁又谈到了他对德国“左派反对派”的意见。同时,他曾参加德国代表团的一个会议,在会上,阿尔图尔·克尼希同志和特别是鲁特·费舍同志作为“左派”的代表和领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以反对中央和党内多数人的意见。这些意见政治上特别软弱,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温文尔雅的态度提出来的;而“左派反对派”的态度,甚至在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都是比他们在德国那种狂妄傲慢的态度要“有节制”得多的。列宁稍稍低着头,用手支在耳朵旁,静听会上的发言。他没有参加讨论,但有两三次低声地对反对派的报告提了一些意见,那不外乎是表示同情和同意而已。对那次会议他的印象如何?在我偶然碰见他的时候,我就向他问起这个问题来了。
  列宁摇着头回答道;“哼!哼!我很能懂得在你们那样的情况下会有一个‘左派反对派’。当然,现在确实还留下一些共产主义劳动党[4]分子,一些不满意的、受苦的工人,他们有革命的感情,但在政治上是没有经验的、混乱的。事情进行得这样慢。世界的历史似乎并不着急,但那些不满意的工人却以为你们党的领袖们不要它着急。他们要这些领袖对世界革命的速度负责,挑剔着,咒诅着。那一切我都懂得。但我不懂的,是我听到其发言的‘左派反对派’的领导。”
  列宁用辛辣的讽刺发表了他对左派代表团的“老婆”[5]的意见。他认为她之成为“左派”是一种“个人的偶然事件”,是在政治上完全没有主见。“左派同马斯洛夫的结合十分糟糕。我对这些人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列宁最后兴奋地说,“不,这样的反对派,这样的领导,根本不能使我感到佩服。可是我老实告诉你,我也同样不佩服你们中央,因为它不懂,因为它没有能力去对付这样一些蛊惑人心的小人物。当然,要取代这样一些人,把热心革命的工人从他们那里撤回来并在政治上给以教育,那并不是一件难事。正因为他们是热心革命的工人,而我们看到的那种类型的激进派实际上却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者。”
  还是回到开头地方列宁来访问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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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对于苏俄经济生活的虽仍迟缓却甚稳定的恢复,表示满意。他引证了一些足以证明进步的事实和数字。“但是我将在我的报告里谈到这一点,”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说。“我的医疗上的暴君准我出来访客的时间到了。你看我多么守纪律。可是我得再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对这件事一定会大为高兴的。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接到一封从遥远的——(不幸我把那难记的名字给忘了——克·蔡·)小村子里寄来的信。那儿一所儿童之家里有百把个儿童,他们写信给我说;‘亲爱的列宁爷爷,我们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变得很乖。我们用功学习。我们已能很好地读写。我们做出许多好玩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们都仔细地盥洗,吃东西的时候每次都洗手。我们要叫我们的老师高兴。要是我们脏的话,他就不喜欢我们了’——等等。亲爱的克拉拉,你知道我们各方面都在进步,大大地进步。我们在学习文化,我们盥洗——而且是每天!村子里的小孩子已经在帮助我们建设苏维埃俄罗斯了。既然这样,我们还怕会不成功吗?”列宁微笑着,他那熟悉的、快乐的微笑表示出这样的善意和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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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那是有着坚强的生活意志以便缔造创造性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恢复了健康的人的演说,那是死神已在残酷地向他伸出魔掌的人的话。但除了最后这些历史性行动以外,我的脑海里还留有我和列宁结束最后一次私人谈话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偶然碰头时的很短的谈话不算。它和我同他的第一次“非政治的”谈话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这里,象在别处一样,是完整的列宁,是同样的列宁。列宁,他从渺小中看出伟大,他从渺小与伟大之间的固有联系上理解和珍重渺小的价值。列宁,他以马克思的精神认识到民众教育与革命之间的密切的相互作用。列宁,对他说来,民众教育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民众教育。列宁,他热烈地、无私地热爱劳动人民,而尤其是热爱儿童,即人民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列宁的心胸比得上他的精神和意志,因此他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极其伟大的领袖。列宁,他坚强勇敢,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只想着一件事:热爱劳动群众,信任劳动群众,相信他毕生致力的事业的伟大和美好,相信那事业的胜利。所以他才能够完成那历史的“奇迹”。他移了山。

一九二四年一月底于莫斯科





[1] 者为列宁夫人,后者为列宁的妹妹。——译者

[2] 涅洛皮是荷马史诗《奧德赛》中尤里赛斯的妻子。她丈夫出征期间有许多人向她求婚,她允诺在替她公公织成寿衣后才能答应。她故意在夜间拆掉白天织成的部分,第二天重新再织,使其永无织成之时。——译者

[3] 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王朝。——译者

[4] 共产主义劳动党”,一个小的超左派的党。——原编者

[5] 老婆”(Bessere H~lfte),系指鲁特·费舍。——原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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