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文件第3卷（1929-1943）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节录）
1930年6月
《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第272页
〔各苏区权力的巩固是从1930年2月在江西省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开始的；随后，于5月举行了各苏区的代表会议。米夫在《中国问题》（1930年）上写道，苏区大概不久就会包括几个工业中心和行政首府，这就将给各苏区一个牢固的基础，确保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该期刊随后一期谈到了这次5月会议，该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法和劳动法，通过了一项号召保卫苏联的决议，还发表了宣言，将在年底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者批评了土地法，该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是错误的，而且时机未到就主张立刻建立集体农场和国家农场。
红色工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的决议提到，红色工会在工厂中没有坚强的立足点，跟群众只有薄弱的联系；工会数目很少，会员中熟练工人所占比例很低。多数大罢工其组织与领导都没有这些工会参与。哈罗德·艾萨克斯引用了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工人所要求的与共产党人所建议的其间，鸿沟如此之大，以致于几位仍然留下的工人党员往往向上级党隐瞒即将举行的罢工消息，以便给罢工者机会去按自已的主张进行斗争。”
在讨论莫洛托夫向苏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时，一位发言人谈到近两年来在中共党内进行反对右倾分子斗争时产生的种种困难；苏维埃政府一旦占有工业中心后，它就会强大到足以对付国民党，并且沿着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供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资料》提到标志中共1928—1929年的主要路线的“左倾宗派错误”。）斯大林在向苏共代表大会所作报告中提到中国时说：“据说那里已经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我认为，如果这是事实，那是毫不奇怪的。”〔注：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20页。——校者〕这话刺激了托洛茨基，他评论道：“谁说的？中共是怎么说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中国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是没有共产党的，而共产党也不知道？那末，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哪一个党掌权呢？”一个没有工业中心和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这难道也“是毫不奇怪的”吗？“可是我们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相信农民有能力独立地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就是相信奇迹。建立一支什么农民红军也是同样的奇迹。” 〕
1．中国近来的事态，完全证实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革命浪潮的新进展的不可避免性的决议。……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从反动派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后，正在土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统治、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下，再一次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2．中国过去多年来的反动统治带给劳动群众极其沉重的负担……破产和贫困就是农民群众的命运。饥馑达到空前的规模，弄得几千万农民濒临死亡。破产更多地降临到城市小资产阶级头上，尤其是手艺人和手工业工人中。反动统治的这些后果理所当然加强了工人群众关于在现政权之下他们的绝望境遇的认识。……
4．在分析斗争的目前阶段时，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就是就总体来说，中国迄今并不存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并没有汇合为一。它们还不确实具有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发动的攻势所需要的力量。革命的农民斗争迄今只在南方几省的部分地区展开。统治阶级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斗争还没有削弱它们和导致它们政治上的崩溃。但是事态发展的方向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一个革命的局势，即使不能遍及全国，至少将包括最重要的省份。这一进程的加速到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共产党的正确策略，而首先有赖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苏维埃运动方面任务的正确完成。
5．苏维埃运动摆在党面前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指导一个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党应当从下列假定出发：政府是能够获得必要的力量和重要性的，其条件是……一支真正的红军能够在最安全的地区建立起来，一支完全服从共产党领导并且成为政府支柱的军队。所以非常重要的是集中注意力于建立、壮大红军，以便将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形势提供了机会时，它能够夺取一个或几个工业中心和行政首府。……
在建立政府机构时，巨大的心思应该用到人员的挑选上；任何情况下文职官员都不可以从国民党那里接收过来；只有经过考验的、忠心耿耿的人员才应选来担负此项工作。临时革命政府的任务是，在大力肃清封建主义、军阀主义，镇压富农、高利贷者的基础上，联合和协调农民的活动。……同时应当建立一种统治形式，它要能保证农民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保证群众能从上到下参加革命政权的机关。
6．在苏区的注意力中心，党应该放在土地问题的解决方面。土地革命一定是贫农和中农的革命，而不是富农的。它的动力必须是雇农和贫农，与中农和起领导作用的产业工人阶级坚定地联合着。富农的活动，不管是打算推迟没收土地，还是按照农民拥有生产工具的比例去分配没收的土地，都要大力制止。党所应该做的，是去没收一切地主的、教堂的以及其它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然后在贫农和中农当中平均分配，但是并不没收富农的土地。
8．关于苏区的经济政策，党应避免采取不成熟的措施，不要做那种只会使农民群众脱离我们领导的事情。尤其，党要允许贸易自由，目前尚不要禁止土地买卖，不要实行供应的集中化，不要控制国内贸易和价格，除了军事需要或向投机者、破坏者作斗争所必需的某些例外（比如盐和煤油）。
9．为了改善苏区工人的合法地位，八小时工作日应该实行，还有最低限度的社会立法和阶级工会的组织和活动的自由。随后的各种改善措施，其取得不应依靠苏维埃当局的政令，而应依靠与当地具体情况密切联系的阶级斗争和工会活动。
10．……党必须获得对于红军的完全控制和领导，这支军队注定要在革命斗争的未来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红军一定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全国性军队。……以产业工人为强大核心，红军应该从贫农队伍，从整个农民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得到扩充。……
11．在所有运动和群众鼓动中，党应当，作为中心口号，以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提出：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如果帝国主义胆敢违反中华苏维埃政府法律，向它们展开斗争，把它们的商业和租界收归国有；把中国建设成为统一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支持和扩大苏维埃运动；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由工人的组织管理生产。
12．党在苏区的工作应当同它在中国其他地方的活动联系起来。党在革命高潮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的根本任务是去保证无产阶级的坚强的、一贯的领导权。……
13．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扩大罢工运动、去组织和领导中国无产阶级的工业战场。当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汇合时，党应当尽一切努力去扩大政治罢工，为在所有或—些工业中心实行政治总罢工作准备。……
14．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发展和领导针对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帝运动。……
15．要确保无产阶级领导权，其前提是党要进行战斗，去扩大革命的、独立的群众运动。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使之转变为阶级战争的斗争，反对一切军阀和一切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都必须成为当前党的群众鼓动口号。与此同时，党必须加强战斗以赢得群众影响，把矛头对准改组派、对准一个第三党、对准胡适集团，他们打算在强大的革命浪潮的新高涨中挽救中国的反革命势力。同时，党还必须暴露陈独秀的追随者和托派分子的破坏罢工的反革命作用，挫败他们联系群众组织的的企图。
16．在非苏区，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它应鼓励农民拒绝交租和军阀的征敛。它应号召农民参加游击战争和支持苏区。……
17．党还应加强它在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它应加强联系并且领导华北的回民运动、内蒙古的民族革命斗争、朝鲜族工人和满洲农民的斗争以及华南的部族。……此外，见到印度支那日益发展的革命斗争的巨大重要性，党应扩大它对安南族群众的影响，特别是在云南、香港和广州。
18．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共在提高其队伍的思想水平和布尔什维克化方面取得很多成功。但它距离胜利完成这方面的全部任务还很远。……如果它想正确地完成它所面临的一切新任务，保证党的路线在实践中正确执行，它就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反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和反对“左”倾盲动宗派主义，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反对两个偏向的斗争，而且集中火力于右倾这个主要危险。……
21．资产阶级——地主联盟未曾，也不能够解决促成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矛盾；相反，它使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了。这些矛盾，现在更加扩大了，将以其历史的必然性促成革命浪潮新的、更有力的高涨。不管可能发生的局部失败和退却……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必将扩大，必将毫无疑问地导致一场席卷全中国的革命。
22．这种形势使我们有必要在现在考虑中国革命的方法和任务问题。只有在这种更大的展望中……党的当前任务和策略才能被正确指明。由于1911年革命和1925—1927年革命并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也没有实现，当年的根本任务仍然适用于来临中的革命高潮——就是清除帝国主义统治，消灭地主的土地制度，打倒资产阶级—地主联盟，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23．但是中国革命不同于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在于动力的组成方面，也不仅在于，远非跟资产阶级一道的——更不要提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了—工人和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实行的任务，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它的特点在于，如果成功了，它就开辟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基于种种理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革命，是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前提条件的。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将为中国革命的逐步、稳定过渡提供物质的经济基础，通过一系列中间阶段，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24．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将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05年革命时所设想的民主专政大大不同。这个不同首先是由于国际形势，由于苏联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本身的形势证明这种信念是正确的，就是共产党人将在政府中居多数。因此，无产阶级不但能在思想意识方面，而且能在国家方面对农民实行领导。……
26．中国的国内经济情况也表明非资本主义演化的必要性。工业危机、农业危机产生了一种经济措施的要求，即其特性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中国来说可供选择的要么是彻底的殖民奴役，进一步的大规模破产，要么是苏维埃式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即外资工业企业、银行、辛迪加、股份公司、铁路、航空事业以及主要的水陆运输事业的国有化，而首先是那些为外人所有的；还有曾经组织过反对苏维埃运动的反革命斗争的中国人的企业和资本的国有化；其他企业，包括较小企业的控制；土地、河道、灌溉设施的国有化；合作社的不断促进，从消费合作社这种最简单的形式开始；集体化是下一步，但只能在自愿基础上，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帮助下进行。……
27．在开始阶段中国革命当然不能就去剥夺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性。相反，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旦地主的土地制度和高利贷者—军阀的债务被废除，资本主义必将表现出向前发展的倾向。……应当记住，我们的任务不是去破坏而是去改造小农经济。在采取上述过渡性措施时，无产阶级决不要割断自己同自己的农民后备军的关系。
28．当为这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作宣传时，必须留心严格区分这种进程的共产国际观点与（Ⅰ）托派—陈独秀观点和（Ⅱ）孙中山的思想意识。坚持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个立场并不等于同意托派认为中国革命的下一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个看法。在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左倾词句背后，托洛茨基掩盖了他没能看到农民群众的斗争日增，他一贯低估农民力量和革命成就，他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和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进程。土地问题居于中国革命的核心。革命发展的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托派的词句玩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孙中山关于用部分限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避免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的空想，也与共产国际的立场格格不入。孙中山意识的反动性，从它打算依靠资本主义世界的帮助来实现其计划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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