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头的几段谈论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成立、战后欧洲的各次起义、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社会党的叛卖。
国民党第六次进攻中国苏区其终结是中华苏维埃军队向西北的撤退——即持续一年之久的长征。
正是由于这次长征，毛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共的一本官方简史，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出版的，关于此事写道：“在中央红军长征中，党的中央在军事上继续发生错误，使在敌人前堵后追中的红军数次陷入危险境地并受到极大的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举行了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地位。”
[2]毛论证，国民党同意与日本停战，并派财政部长到欧洲和美国去要钱和武器，都是为了发动第六次反共围剿。为了加强军队和保证充分供应，中共应该在农村加强阶级斗争，改善经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发布了一项由毛和朱德签字的宣言，向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人呼吁，“停止进攻苏区”，“不要阻止群众组织武装队伍来抗击日本强盗”。一篇谈论国民党第六次围剿的文章（《共产国际》1935年1月）埋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兄弟党方面几乎完全没有给予真正的直接援助”。一个与中共结成联盟的提议，这是曾经抗击日本人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针对蒋介石不愿抗日作为抗议提出的，被在上海的中共委员会拒绝了，理由是该建议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提出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宣称，中华苏维埃政府提议与进击红军的部队停战，如果他们愿意抗日，并向国民党中国的人民保证结社自由和抗日自卫的权力。这个提议据说给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蛊惑宣传一个粉碎性打击，蒋、汪为其反共斗争作过辩解，说是中共对南京作战削弱了中国对日本的抵抗；这样中共认识到了必需在反帝运动中带头，“这事本来是不可能的，假如未曾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预先清除左倾分子即李立三及追随者的冒险机会主义，这些人有意忽视中国不同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党还由于战胜了取消派罗章龙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了加强。”
《共产国际》上一篇文章，在证实它的论断国民党第六次围剿“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准备和进行的”的时候解释，美国给中国的棉麦贷款被用来购买武器；英国大使“亲自，通过贿赂，组织了将军们的统一战线”，以进行反对苏维埃中国的战争；“日本人插手了所有的勾当”；法国人彻底破坏了华南的苏维埃；德国人提供军事顾问；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驾驶蒋的飞机；意大利的战舰联合美国、日本、英国的船只一起，“目的是枪杀中国的革命士兵……把军舰上的大炮对准了他们”；同时国联技术援助团则被利用来为反革命目的服务。
从莫斯科的声明和共产国际报刊的文章都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之间的直接联系此时很少。早在1930年3月就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宣布过毛泽东之死；《共产国际》1933年5月米夫文章里的许多消息都来自路透社。同一刊物下月一期上萨法罗夫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毫不留情地根除共产党队伍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各种表现”的必要性，也暴露出类似的直接资料的缺乏：“中国发行的报刊到处都有起义的消息。……最近报纸又报道了广西西北部的一次起义。……还不断出现有关云南起义的报道……”1934年11月号《评论报》上，王明根据日本报刊的消息来源报道了长征的出发。1933年9月在同一期刊上“根据获得的消息”发表了关于中国红军的新闻。毛泽东也未曾被给予高级荣誉地位。曼努伊尔斯基在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上的报告，没有提到任何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同时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发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状况的评论，提到了共产党领导人如波立特、连斯基等等也没有提到毛，他早些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共产国际迟迟不愿承认他的地位，这事后来被解释为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个认识，即他的成功推翻了关于共产党与产业工人之间关系的公认理论，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与无产阶级的隔开”，托洛茨基和陈攻击了中共。
对中共的结构和力量的估计上，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米夫声称，1931年和1933年之间，工会会员数和罢工次数都有所增加，而上海党委会却报告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中国青年团的报纸在1934年写道，作为自我孤立的结果，他们不但不能领导群众斗争，“而且我们甚至连群众的尾巴都抓不到”。在中共1927年的六万党员中，百分之五十八是产业工人；在中共第三次全会（1930年9月）上，周恩来报告的党员数是十二万，其中产业工人不超过两千，即百分之一点六。在莫斯科，王明指出1933年党员数是四十一万，据说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是产业工人。193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声称中共的主要根据地是“无产阶级中心”，这些中心的地下组织指挥各苏维埃并从产业工人中补充干部；但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八百二十一名代表中仅有八名被说成是产业工人。康生1933年9月在《共产国际》上的文章声称苏区有二百万工会会员，中共党员有三十万，其中百分之二十据说是产业工人。“在李立三时期，苏区就没有工会组织。”为了指出撤掉李立三的好处的另一个证据，文章作者提到这个事例：“这里还有一个来自苏区的例子，它反映了广大劳苦大众对我们为党的路线进行的斗争反应多么强烈。一个农民打了妻子，她在保卫自己时说，“你以为我们现在还生活在李立三时期吗？我们现在是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下生活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资料》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清算资本主义。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尽管它处在无产阶级的支配权下，因为共产党员垄断领导权。
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以后召开了会议，决定重新发表其1930年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同时发表的声明（刊于1934年5月9日的《评论报》）说，法西斯主义切断了奥地利、西里西亚、但泽和萨尔等地的德意志人“归属德国的道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为全体德意志劳动人民的自由联合打开德国大门。“因为我们热爱故土和劳动人民……我们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感到羞辱，不得不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野蛮国家！"委员会指出，国内的不满和抵抗，“表明革命危机的成熟，危机将比1918年的规模大，头猛”。委员会号召全体党员“停止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姑息态度，此党，即使处于非法状态，依然还是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中主要的社会支柱”只有德共才能拯救德国，为此，非常重要的是建起独立的阶级工会，作为“广泛的、非法的、群众性组织”。德共应该组织政治罢工，去反对纳粹恐怖，反对逮捕，争取集会与示威自由。“这些将会使我们接近总罢工和起义。”德共1934年2月5日的宣言重申，“社会民主党人和纳粹分子是为资本主义效劳的孪生子”；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法重组队伍的企图，其目的在于加深工人阶级的分裂。“因此德共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去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建不可能。”《共产国际》1934年4月初一篇文章抨击了两份杂志《反击》和《我们的时代》，这是明岑堡分别在布拉格和巴黎出版的，说它们在“原则上”区分了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这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诡计“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面，而是双生子，这个事实早已经确定无疑。”这两份杂志还被指责，没有把托洛茨基主义看作“危险的反革命趋势”，而只作为一种还可以讨论的政治偏向。他们是写“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并非“反对”它。
同一期刊上1934年3月初的一篇社论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不去引导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反而从事诽谤共产党人的运动”。社论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作为群众性政党不久即将会停止存在，但需要一个条件即共产党要彻底揭露他们。”在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曼努伊尔斯基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首要的是共产国际和各支部长期进行反对第二国际斗争的结果。”这个危机没有更严重一点，这是共产党人工作的反映。在德国的法西斯胜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曼努伊尔斯基说，假如社会民主党未曾妨碍统一战线，假如他们逮捕了那几十个纳粹头子和那两三个向他们提供金钱的资本家，解散了纳粹组织，解散德国国防军并武装了工人的话。这一点他们自1928年起随时都可以做到，即使在施莱歇和巴本政府之下。假如他们曾与德共合作，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还可以把纳粹分子推翻。在希特勒上台一年多以后，拉狄克在《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地位》中写道，法西斯主义是害怕工人革命的金融资本；它是金融寡头选来在革命即将临近的国家中束缚无产阶级的手段；它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表现。但它并不是必不可免的插曲；它并无历史作用，它在生产关系上并无所改变；它是企图推迟必不可免的无产阶级胜利的最后尝试。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民主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它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但它给生产力、给贸易和活动以自由，并曾把工业引进最落后的国家。
法国共产党关于“企图在高层安排集团”的谴责，使人想到法共内部有个强有力的团体正在鼓动共产党改变对社会党的态度。1934年1月，法共中央委员会开会赞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多列士说，事态在法国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党内有人，是的，甚至中央委员会里有人被敌人的压力弄糊涂了（针对法西斯主义的“民主”保卫，苏联和平政策的歪曲，等等）”。党未能理解社会民主主义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党组织并不相信有必要对社会党进行艰苦斗争。一位中央委员〔多里奥〕还提出意味改变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路线的建议，即与社会党领导人结成统一战线。“这个建议被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愤怒地一致否决了，因为它必将导致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投降。”会议通过关于党的任务的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坚决执行自下的战斗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要跟向社会党的领导建议统一战线的任何机会主义企图坚决斗争。”伯利奥兹写道，由于法国工人对团结的渴望和社会党的诡计，“许多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屈服于这种压力，同社会党人签订了含糊的协议，在这些协议上共产党的脸面丢尽”。在法西斯危险上社会党和其它左翼党应负责任，对此默不作声是一种罪行。
在法国，财界和政界丑闻，警察局长的调职，关于贪污、阴谋、计划中的改变的种种谣言，最后以1934年2月6日的示威为顶点，这次示威主要由右翼和保皇团体组成，导致法国政府的辞职。许多个小时的骚乱之后，示威者和警察都动用了火器；有数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示威的共产党人参加了袭击警察的战斗在第6号的《人道报》上马蒂曾号召工人游行示威以反对法西斯分子、政府和社会民主主义。
《泰晤士报》（2月7日）报导，共产党人参加了对警察的袭击，那时警察正企图围困示威群众；《曼彻斯特卫报》写道，“暴民”是由“保皇党人，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和退役军人”组成的，并将“聚众叫啸的最先行动”归于共产党骚动者。同一天的《人民报》说，社会党人愿尽最大的努力同法共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签定“一项忠实的、兄弟协议”，第二天又报导法国统一总工会已拒绝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联合行动。法国社会党致共产党的信中说：“现在不是闹分裂的时候。所有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携起手来以组成牢不可破的防线以反对法西斯的冒险。我们要求举行会谈来确定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协议基础。”共产党的答复说，社会党和激进党已经为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社会党的代表在2月7日拜访了共产党中央办公室，建议就统一行动达成协议，他们被告知，建议将提交中央委员会。《人道报》第二天提到“社会法西斯分子”的“可耻叛卖”，多列士还谈到“共产党卓有成效的工作……已加速社会党的瓦解”。伯利奥兹写道，“‘民主党人’，和公开的法西斯分子之间的假惺惺斗争越来越尖锐，但实际上他们在互相支持”。共产党“既不会向法西斯匕首，也不会向民主刺刀投降”。法国共产党—法国统一总工会声明把引起骚动的责任归于社会党，但又指示成员参加社会党人发起的预定在2月12日举行的罢工和示威。他们自己于2月9日又组织了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2月14日《人民报》再次呼吁工会团结。2月12日以后，法共自颂示威成功之功，同时还指责“社会党报纸竟敢宣称2月12日的罢工和示威是社会党的功劳”。
在3月份的《共产国际》上，共产党人与右翼示威者在2月6日的合作被描述如下：“2月6日法西斯分子组织了示威，游行到国会，要推翻“左翼集团，的政府。……为了回击这个示威，工人们自发地涌上街头。一部分工人公开示威反对法西斯分子，另一部分工人带着本身的要求也游行到了国会，可是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示威同法西斯分子的清楚地区分开来。共产党对自发举行的工人示威的领导作用在那天并不能明显地看得出来。社会党人于是开始了一个运动来反对共产党，它谴责共产党人同法西斯分子共同示威。然而，在2月7日，共产党不仅提出了正确的口号，而且向法西斯分子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在同一期上另一篇文章断言，法国总工会曾打算取消2月12日的罢工，但在群众的压力下没能做成。“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反击攻势的发展，法国社会民主党……求助于叛卖手法的煞费苦心形式和‘左倾’蛊惑。……同时，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过去和现在都疯狂地使其煽动适应于工人要求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努力。……〔他们〕想把一份“不侵犯条约”加给共产党，为的是能够继续执行叛卖政策而不受惩罚。……紧紧抓住“统一行动”这个口号，法国社会民主党人拼命想在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中起带头作用，为的是剥夺它的阶级内容，并使之转到保卫日益法西斯化的‘法兰西共和国’上去。”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邀请共产党去磋商停战，以准备统一行动。“然而，社会法西斯分子所有这些‘左倾’姿态的目的主要是为资产阶级赢得时间，取得和平过渡……到达为公开的法西斯专政作加速准备的新阶段。”在2月6日以前，文章继续写道，共产党曾低估不断激化的政治形势，“于是不但没有在密集的反法西斯队伍中有所行动，无产阶级的反示威者反而在很多场合与法西斯的队伍混杂不分”。这事也使法共未能迅速作出改变以适应形势。法共目前的任务就是防止社会党人“把反法西斯的群众运动转移到‘保卫共和国’的路线上去”。法共在发展和领导统一战线运动的同时，将继续进行反对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并揭露他们的诡计。
皮亚特尼茨基在1934年夏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词时报告道，1932年底，法国社会党向法共提议就工人阶级的团结举行谈判，但这个建议被当做阻挡社会党的群众转向共产党的阴谋而遭拒绝。第二国际还曾提议为共产党—社会党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这也被拒绝了，理由是社会党关心的只是想把共产党人拉入较大的团体，以使他们处于少数地位。皮亚特尼茨基在结束时说，直到1934年2月以后，来自下面的群众压力才迫使法国社会党停止破坏统一战线。
在第七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洛佐夫斯基宣称，是法国统一总工会向法国总工会提出在2月12日举行联合罢工的建议的。在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曼努伊尔斯基在提到这些事件时写道：“起初共产党队伍中一片混乱。法西斯的口号‘打倒达拉第政府，杀人凶手的政府’，开始时并未遭到共产党足够的反击。有些地方共产党人响应了推翻达拉第政府这个法西斯叫嚣。但是共产党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并批评了达拉第，不是因为他出击，而是因为他出击不力。”
在印度，国民大会党内形成了一个社会党集团（由尼赫鲁领导），这事被杜德说成是声誉扫地的领导人为满足“被国大党领导人出卖了的群众”的要求而玩弄的手法。甘地是伪君子，尼赫鲁及其支持者“投降了英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更怕革命运动。萨法罗夫写道，国民大会社会党的纲领是“一篇狡猾的编造，伪装出革命感情”，目的在于分散人们对非暴力政策失败的注意。“国民大会社会党人充当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小厮。”后面这伙人多年来一直“利用被奴役的印度人民所处的被侮辱、被蹂躏的地位”，为的是“在每一个阶段上都靠出卖群众来削弱和毁坏群众的反帝斗争”。共产国际期刊（1933年2月）上一篇署名“瓦利亚”的文章说，共产党的小组，急于表明国大党是敌视独立斗争的资产阶级组织，已脱离了反帝运动，他们是把国大党领导人与追随者混为一谈的。使他们回到正确道路的是中共、英共、德共写的一封公开信，现在他们愿意加入所有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和建立统一的全印共产党”。乔希及其同伙打算建立劳动党的尝试，5月份的《评论报》说，是阻挠共产党成立的尝试。只有这样一个党，该期刊在十月号上说，才能消除民族改良主义的影响和保证印度人民的胜利。“甘地主义的破产正在迅速加快小资产阶级中革命部分觉醒的进程。……民族改良主义的道路就是失败和奴役的道路。”
1932年夏天印度支那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发表“行动纲领”，其目标是实现完全的经济、政治独立，推翻在安南、柬埔寨和老挝的王朝，没收他们的财产，实行全部外国企业国有化，废除所有外国贷款，征用土地。在1934年给印度支那党的一封信中，中共告诫他们要谨防“资产阶级假左派”这些人假装反对法帝国主义，为的是控制革命运动。“今天你们的国家中不可能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全民族统一战线。”
1934年1月曼努伊尔斯基向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共有党员八十六万。德共被说成“正在壮大”；捷克声称五万五千，法国四万，波兰（包括共青团）三万，西班牙三万，美国两万，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多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贝拉·库恩报告了共产国际倡议和促进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和反战与保卫苏联会议的召开；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参加。报告中还说到，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以后，波共右翼已被彻底击败，现在党是巩固的、团结的。虽然装着与苏联友好，波兰资产阶级在幕后却打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这表现在与德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上。纳粹方面，则在波兰煽动乌克兰民族主义；“斯克雷普尼克主义”（斯克雷普尼克曾在1922年批评斯大林在乌克兰的政策；1933年5月他自杀了，在集体化之后对乌克兰官员的“清洗”中，当时他是乌克兰教育委员）已在波兰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渗入党的队伍，这事妨碍了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反对占领波兰的斗争。布龙科夫斯基在1934年3月共产国际期刊上的文章（文中宣称苏查基，1921年入党的波共党员，是警察密探），也谈到在波兰党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显著痕迹；有这样的党员，他们相信波兰不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尽管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痕迹被说成已经克服，这个指责在翌年6月的同一刊物上又被重复；波兰共产党的白俄罗斯支部和乌克兰支部中有些小组已经成为“当地反革命民族主义压力下的牺牲品”。
在一篇纪念周年的文章上皮亚特尼茨基写道，就组织方面论，各党仍然落在群众的激进化后面；这既来自社会民主主义残余也来自宗派主义。他列举了各国支部的主要缺点：针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其他敌人斗争不力，惯用侮辱来代替辩论；未曾充分揭露，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性代表；未能在改良主义工会、法西斯工会和工厂中有计划地工作；降低了在失业者中间的工作要求；没有充分利用工人群众对苏联的忠诚、热爱去扩大、加强共产主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