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初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迪亚斯谈到应该避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试验，这些试验只会造成反法西斯力量中各个部分对立。最需要的是实行强制性国民服务，指挥的统一，和工业的协调。党应努力去创立单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要靠在战争中的行动统一来实现。他们的敌人是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为所欲为分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伪装的托洛茨基分子”。“把托洛茨基分子当作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是一个错误。他们是反革命分子的无原则集团，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特务，他们的头子托洛茨基是直接受命于盖世太保的特务。”迪亚斯声称有二十五万名党员，包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在内，敦促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劳工联合总会合并。马蒂在《共产国际》的一篇文章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分子”的激进口号，“只会增加欧洲民主国家对西班牙共和国的信心缺乏”。
　　与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分歧5月初在巴塞罗那发展到了头，4月25日，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报纸发表了对共产党的攻击，于是5月3日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企图从全国工人联合会的部队手里夺取巴塞罗那电话局时，全国工人联合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党一方跟劳工联合总会与共产党一方之间的公开交火爆发了；全国工人联合会的多数领导人都急于推迟争吵到战争结束，于是他们在5月7日促成了停火。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被查禁，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被编入军队。季米特洛夫写道，巴塞罗那“事变”表明了法西斯分子怎样利用托洛茨基分子在人民阵线背后捅上一刀。共产党强烈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统一党解散和宣布其非法，但是卡瓦列罗拒绝。1937年4月在有几位主要的外国共产党人参加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陶里亚蒂提议，应由内格林取代卡瓦列罗，因卡瓦列罗曾企图削弱军队共产党政治委员的权力。马蒂在《共产国际》上写道，这一年开头所取得的胜利没能向前发展，因为作战部长卡瓦列罗，“做的太少了，有时什么也没有做”，还因为后备人员的动员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党、托洛茨基分子和部分无政府主义者的阻挠；卡瓦列罗没有为实施动员令做什么，但是却限制了作为军队的“脊柱、心脏、灵魂”的政治委员的权力，还让他们的任命要经他批准。马蒂将卡瓦列罗的态度部分地归咎于第二国际书记阿德勒的影响，他最近到过西班牙。5月15日，在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员，又未能使卡瓦列罗同意解散马克思主义统一党，而退出了会议，随同退出的有不少社会党人，包括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巴约和普列托。次日，卡瓦列罗辞职；阿萨纳的建立没有共产党人的新政府的打算也遭失败，因为内格林和他的两位社会党同僚告诉他，这意味着苏联援助的结束。内格林当了总理（研究这次内战的历史学家说，“他跟俄国的关系，就象浮士德跟梅菲斯托费利斯的关系”），那两名共产党人留在政府，但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政府任职。6月14日，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四十名领导人以间谍活动和叛国罪被捕，其组织被宣布为非法。《国际新闻通讯》上一位作者希望他们“也受到那种判决，就象受命于纳粹德国和日本而阴谋反对苏联的托洛茨基派间谍和破坏分子一样的判决”。宁，马克思主义统一党的领导人被枪决。不久，当时在西班牙最突出的俄国人——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别尔津，斯大谢夫斯基和柯尔佐夫被召回莫斯科，随后在大清洗中消失了。
　　在11月中旬的西班牙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迪亚斯说，共产党的壮大使一些新党员冲昏了头脑，这个危险在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之后尤为明显，“众所周知，我们党在促使卡瓦列罗政府倒台上起了重大作用。当时有些同志得出错误观念，以为我们党能够成为左右局面的唯一政治因素”。另外一些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应该反对一切其他政党。迪亚斯说，但是不要做出任何碍于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的事。
　　人民阵线政策的模棱两可几乎从一开始就已显出。在共产国际期刊1936年底的一篇长文上多列士解释说，法共不得不告诉工人适时结束罢工，“因为党认识到，工人阶级方面更快一些的前进，就将冒与中间阶级脱离的危险，中间阶级已被罢工搞得慌乱不安了”。他还解释说，“法国阵线”的口号，是法共为了吸引那些不愿参加人民阵线的人提出的，在法国社会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所以，“为了避免论战……我们可以不用‘法国阵线’这一名称”。虽然法共不赞成政府的西班牙政策，它还是投了赞成票，以维持政府。
　　在巴黎的德国人民阵线委员会上海因里希·曼抱怨德共的“不忠诚”；其他成员也谴责共产党人想要一个“只由德共领导、指挥的”人民阵线。人们强烈反对在西班牙共产党对其对手的迫害，在苏联的逮捕和处决，其中德共政治局四位委员和另外十位中央委员会委员消失了，使得委员会^[1]中的合作实际已不可能。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向南京呼吁，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同年8月，中央委员会致书国民党执委会，“建议恢复合作”。季米特洛夫写道，中共应该区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正直的爱国者”，还要“在苏区的政策上”作些能促进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必要改变”。它务必“克服来自宗派分子的阻力”，同时也要打击那些“打算牺牲党和红军的政治、组织独立性的人”。王明解释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含意：它是严格地抗日的，而“不是一般地反帝的统一战线”；有些共产党员认为，中共应该打击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形势已经改变了，因为日本现在威胁的不仅是中国人民，而且还有其对手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不应把一般的反帝斗争与中国的武装抗日的保卫战争混淆起来；急进的词藻家只会在抗日战争中孤立中国人民于直接和间接的同盟者之外。“共产党不应该将国民党和蒋介石与日本掠夺者归于同一范畴。……我们不应把整个国民党和它的军队都看作日本的同盟者和佣工。”要胜利的抵抗，需要利用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对千百万中国人是有影响的，它的许多官员理解“他们不应该同外国人一道攻打中国人民的儿女”；1936年的中共不会重犯1927年机会主义领导人的错误，那些错误是“那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现在已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和根据地的大党；它决不会解散红军，红军将在战线里占据自己的位置。“我们同蒋介石不是私敌”，中共愿意“支持建立全中国人民的统一民主共和国……以拯救祖国”。如果这个政府真是民主的、大众的，苏区愿意加入。王明在结束文章时说，文章所勾画的这一政策，得到了“世界革命的天才和战略家、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旗帜——我们的斯大林”的赞成。
　　1936年8月10日，毛作出保证，共产党人不会没收土地或工业企业，也不会支持不合理的工资要求。“资本家与工人的共同利益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我们今后将体谅其他问题上的不重要的意见分歧"。
　　中央委员会给国民党执委会的信，日期为1936年8月25日，说道，除非内战结束，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否则国家就要面临一场“不堪设想的大灾难”。“我们坚决表示，苏维埃政府准备参加一个国防政府……红军准备听从统一的抗日军队的指挥。”该信往下就提醒国民党^[2]“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光荣历史”。那次合作非常成功，所以胆战心惊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在我们中间播下不和的种子”。王明解释了苏区的必要变革，在那里，中共的政策务必要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商人和手工业者依靠自己积蓄所获得的土地就不再征用；私人工商业将受到鼓励以保障人民和军队的供应；税收条例将修订以鼓励工商业；公民权将扩大以符合这一政策，共产党以外的不反对苏区当局的党派将享有民主权利；反对外国的外交、商业、宗教或文化组织的随意行动将不会再出现；除了由于破坏法律外不会逮捕任何人。在《中共的新政策》一文中，同一作者说道，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需要，不仅是由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力量决定的，也是由它们的弱点决定的；单靠自己，他们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大部分中国人口仍然归顺国民党，而不是归顺苏维埃。
　　向统一战线的进展由所谓的“西安事变”而加速了。“少帅”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被日本人赶出满州后，在西安设立了司令部；张与周恩来谈判停战（周思来是朱德的政治委员），正是为了调查这一情况蒋介石于1936年12月飞往西安；他在11日被张学良扣留。少帅在蒋被捕后给他的最后通牒的八点中，七点已见于中共纲领。苏联报纸谴责了张学良，并把蒋介石被绑架一事归罪于汪精卫和日本人。三方谈判（蒋、张、周）自12月17日延至25日；就停止内战，对日作战，罢免亲日官员，改革政治达成了协议。埃德加·斯诺在《漫记》中写道：“现在看来，共产党人很可能曾经鼓励张学良掏留委长。……〔中国的〕政治局起初打算利用此事作为在西安建立一个全国抗日政府的手段，以此孤立他们国内的头号敌人蒋介石，即使不能使他彻底威信扫地。莫斯科的突然干预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使毛暂时没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提供给张学良。《真理报》把张说成卖国贼和日本特务的严厉指责，大大地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人同张之间的关系，并且……肯定会影响到少帅独自作出释放委员长的决定。……随着蒋的被释，共产党人实际上很快又被置于蒋的摆布之下……只是由于‘凑巧的’日本向中国的大举进攻，他们才摆脱了可危的处境，此事使蒋别无他择，只有将他所有的任何围剿计划都束之高阁。”斯诺推测，毛曾计划对蒋的公开审判，对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极为愤慨。据说斯大林给毛的电报曾威胁说，除非中共运用它的影响释蒋，否则莫斯科会谴责他们为“匪徒”，与他们绝交。据说周恩来曾经说过：“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的一次决定。”^[3]
　　《评论报》年底的一篇文章报道了蒋被捕的消息。文章说，张学良和他的将领们的叛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只对日本有利。南京政府现在正转向抗日，而这次政变只能分裂抗日阵线。王明在《共产国际》（1937年4月）上写道，在西安，“中共采取的立场，完全是由于它对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真诚愿望决定的”。十八个月以后在《共产国际》（1938年7月陈究〔注：译音。〕的一篇文章）作的进一步解释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托派代理人，煽动心怀不满同情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起来公开地对抗国民党政府。他们布置了蒋介石的被捉并且打算杀死他。与此同时，他们又劝告国民党政府讨伐拒绝服从中央政府的西安驻军。在中国燃起内战之火后，日本人就可以轻取华北，进而征服整个中国。……中共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它运用全部力量和威望谋求和平地解决冲突。……托派匪徒们遭到了失败。”官方的中共历史记载如下：“张，在同中国共产党为组织抗日结成联盟后，逮捕了蒋，其目的是迫使他停止反共战争，这种战争对于国家是致命的。中共认为和平解决事变是必要的，因此蒋得以获释，内战停了下来。”
　　西安事变后，中共同国民党之间的谈判继续进行，但无何进展。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提出，作为统一的代价，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斗争，更改苏区与红军之名并将军队置于南京控制之下，在苏区建立民主政府体系，停止没收土地。国民党执委会，在2月的第三周召开会议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解散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停止共产党宣传，停止阶级斗争。王明说，这个全是帮日本人的忙；国民党“消除赤色威胁”的企图只会削弱中国。“超过这些〔2月10日建议的〕界限，只会对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害。因此不仅共产党人无权超越这些限度，诚实的国民党爱国者也无权如此要求。”他回答了那些提出“抗日斗争结束后共产党人就会调转武器进攻国民党”的批评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愿在抗日斗争期间与国民党合作，还准备与所有诚实的国民党员——孙中山的真实信徒——一起，将来也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谋求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未来而战斗。”
　　中共于1937年3月15日同意了国民党的条件，于是对苏区的封锁解除。（在4月召开的共产主义青年大会上，蒋被与毛一同选入主席团。）蒋与周6月在牯岭就合作条件会晤。谈判因中国本土上日本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加速，达成的协议于9月22日发表。协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9月10日，红军拥有九至十万人，编入国民党军队为第八路军。22日，中共正式解散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就协议发表的声明说，孙中山先生的三项原则完全适用于目前形势，共产党将致力于其实现。“一切旨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和中国的苏维埃化运动都被抛弃；强行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也不再继续。……为了在全国统一政府权力，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民主自治政府。”9月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报纸上的一篇文章（1938年初转载于《共产国际》）写道，“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4]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孙中山的三项原则和中央委员会1937年8月的建议。认为这些互不相容，那是采取了“形式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致，苏维埃与民权主义一致，而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