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就此节日写道，这二十年已经表明，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不清除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消灭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对苏联的态度是“历史的分界线，用以区分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和战争力量的一方，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方。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对待苏联的态度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更好的标准用以断定谁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朋友，谁是敌人，用以断定谁是民主与和平的支持者，谁是反对者。”
　　在评论1937年1月的莫斯科审判时《共产国际》写道，审判揭露了“为点燃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苏的反革命战争的魔鬼机构中最可怕的部分之一”。被告都是按托洛茨基的指示行事的，这个“卖国贼、人民的敌人，他行事都要取得德国、日本的战争纵火者同意”。德国人答应帮助托洛茨基，为了得到乌克兰作酬，日本人为了得到沿海省份作酬；此外，托洛茨基还愿帮助日本准备对美作战。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是共产党人的，“而且是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战人士的任务”。共产国际和苏联现在已深孚众望，条件已然具备，“彻底结束托洛茨基匪帮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的罪恶活动”。保护他们，等于给法西斯主义帮忙。“难道我们能够只反对战争而不反托洛茨基主义吗？不，不能”。西班牙的托洛茨基分子是“反叛者佛朗哥的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的先遣队。……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争取共和西班牙的斗争的一部分”。
　　在西班牙，共产党和不少右翼社会党人召集了一个劳工联合总会中反对卡瓦列罗（它的总书记）的领导人的会议，并成立了一个对立的执委会。茹奥被请来调停。卡瓦列罗辞了职，包括双方代表的新执委会成立。卡瓦列罗的追随者被共产党人指控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1937年6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为与社会党联合重开谈判。社会党人拒绝合并，虽然在8月就联合行动达成了一项工作协定。11月20日，加香和多列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与第二国际再次会谈；德·布鲁凯尔和阿德勒25日答复说，第二国际及其各支部一向为西班牙共和国而不停地积极活动；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联席会议的建议并非昂马斯协议的内容，第二国际愿意考虑专项建议，但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9月，西共呼吁所有党员认清，联合是胜利的基础；共产党一家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他们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争论和摩擦，加强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合作；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在军队中担任指挥职位的共产党人。在日本侵入中国本部后，王明写道，日本征服中国、印度、东南亚、澳大利亚的计划（在它将注意力转向俄国、英国、美国之前）是受到英国容忍，美国消极鼓励的。日本的进攻只有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才能对付，而统一行动与政治、组织独立并非互不相容的；坚持对国民党和南京的屈从，只会产生困难。必须清除所有日本特务。如果国民党真正决定抗日，“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这些公开的中国人民的可耻叛徒，还被允许按照日本特务机关的命令在上海、南京、西安和其他地方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破坏性的、扰乱人心的间谍活动呢？”中共内部许多人士，王明接着写道，由于从内战到民族战争，从同国民党作战到同它合作，被弄得迷惘起来。他们不懂得既支持孙中山的原则又不失为马列主义者，他们还需要再受教育。许多共产党人“对于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运动一无所知”。1937年10月一次会见记者时（发表在1938年3月《共产国际》），毛泽东指出，由于政府的政策，大片土地论入日本人手中。政府必须改组成为人民阵线政府，形式是民主集中的，政策是革命的。中共所提出的建议“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精神”。^[1]
　　乌布利希写道，在德国，德共仍然保持着宗派态度，未能理解新的形势。“现在需要的是建立德国人民阵线这个勇敢首创精神。”法西斯盅惑宣传有其作用，群众处于消极状态，但是通过“建立和平、自由和进步的民主政权”的斗争，就能推翻希特勒。这个斗争现在障碍重重，不仅由于纳粹恐怖，还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拒绝建立统一战线。1937年7月，意大利社会党和共产党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在联合行动中，双方都克制自己不去批评或干涉对方的事务。
　　季米特洛夫那个有必要让社会民主主义了结的声明，引起法国社会党人的强烈抗议，正在研究法国社会民主党与法共合并的可能性的委员会，也无限期休会了。《人道报》抨击了抗议过莫斯科审判和处决的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保护托洛茨基及其党羽，就是充当法西斯主义代理人。法国社会民主党还反对共产党地方组织“在统一的名义下”接管地方所有活动控制权的做法。审判对在德国流亡者中开展人民阵线运动也起了破坏作用；社会主义工人党抗议了国家政治保安部在西班牙的行动，他们就被谴责为“佛朗哥的特务”；明岑堡退出了巴黎委员会，被开除出德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