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9年8月的苏—德条约公布时，吉东（法共）在《评论报》上写道：“我们欢呼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和平政策的这个胜利，它意味着欧洲战争煽动者方面的一个退却，因而有助于巩固那很不稳定的和平。”条约是“希特勒的软弱的承认”。马塞尔·加香写信给勃鲁姆说：“法国共产党保证，希特勒如果敢向法国宣战，他将看到抗击他的是法国全体人民，而共产党人站在前列……我们赞成政府采取的保护边界措施……法共不会做出任何事情去妨碍对于保卫国家必不可少的统一。”在国民议会共产党党团投票赞成战争按款，同意总动员，并表达了“全体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意志，对于抵抗纳粹法西斯主义，捍卫自由、民族独立、民主原则和文明。……纳粹法西斯主义最有眼力、最坚决的敌人，曾经是，将来仍然是共产党人。面临侵略，共产党人必是法兰西民主、独立的最优秀的捍卫者。”德—苏条约已经“粉碎战争贩子集团”；法共党团谴责了那些由于条约而退党的共产党议员（七十二位议员中占二十一人）。此外还有很多退党者，包括朱利安·本达和保罗·尼赞——多列士斥责后者是“警方告密人”。8月24日，德国总工会执委会以十八票对八票，两票弃权，谴责苏德条约。德共中央8月25日的声明欢迎这一条约，认为它是“迈向和平的一步”；它号召德国人民继续反抗纳粹独裁的斗争；它提到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计划”，并说条约表明德国可以通过和平贸易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它敦促与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英国缔结类似的条约；“如果希特勒照样要把德国人民拖入战争灾难，那么每个德国人都会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乃是战争的罪魁祸首”。
在英国共产党人中间，大家认为这个条约“大大缓和了英国和法国的……局势。它使两国腾出力量，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在欧洲抗击侵略者”。如果说英国政府勇敢抗击希特勒，“这主要归功于莫斯科互不侵犯条约”。J·R·坎贝尔写道，如果战争爆发，“英国人民必须为彻底打败法西斯而战斗”。
比利时共产党认为，这个条约“制止了损害波兰的新慕尼黑”。《世界见闻》上一篇不署名的文章说，这个条约会“将混乱注入希特勒身中”。它造成的形势“对于和平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英国法国的战争准备，其目的是为这两国挽回维护和平的声誉，而其实这是苏联的成就”。一篇署名J·A·的文章说，条约给了纳粹政权“从未有过的最沉重的打击”，但文章并未将这一点与后面的另一说法协调起来，即希特勒热衷于签订此约。
这几年共产国际报刊很少注意到中国；麦克莱恩提到，《布尔什维克》1940年到1944年间没有刊登过有关中国的文章，《共产国际》从1941年6月到两年后的最后一期也没有刊登过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纳粹—苏联条约也许有不符合中共意愿的内容，这个可能性在毛1939年10月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说中共“必须充分准备应付紧急情况”，以免措手不及；
[1]在正式场合，条约是受到欢迎的。周恩来1939年秋天去了莫斯科。苏联日本之间1941年4月的中立条约被中共说成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伟大胜利”；它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利益的”；中共的声明说，条约并不限制苏联的援助；苏联将继续支援中国；满洲归还中国“是我们自己的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怀抱希望，象某些投机者那样，说苏联将对日开战，而我们就能从中取利”。
J·R·坎贝尔关于战争的爆发写道，英国人民将拒绝纳粹的和平提议，将战争进行到底；波立特写了一本小书，题为《怎样赢得战争》。有人问为什么同希特勒签定牺牲波兰的条约就比签定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更值得，对这些人的回答（9月23日《世界见闻》）是，俄国已从纳粹分子手中拯救了波兰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条约是俄国与德国之间预定计划的一部分，他们错了。这是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新的一击。
到9月底，出现了一条新路线。在《战争应该继续下去吗？》这个标题下，一篇署名J·A·的文章认为，如果在波兰建立一个工农政府，“那就很难诱使西欧群众仅仅为了恢复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去进行流血战争”。英国法国资产阶级一心要消灭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群众也肯为这个去战斗吗？文章最后呼吁“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国际期刊的社论解释说，英国和法国所以在德苏条约缔结后宣战，是因为希特勒违背了诺言去进攻苏联；当初正是为了使希特勒履行这一诺言，才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给了他。在同一期上给勃鲁姆的公开信中马蒂写道，法国工人阶级以“极大的热情，注视着给东波兰人民……带来和平、秩序、社会主义的红军进军。……他们十分高兴地看到波兰工人给予红军的盛情接待”。弗洛林写道，战犯定要打击，不但在伦敦和巴黎，也要在柏林；英国和法国想要推翻的不是希特勒—英、法资本家是任何一个德国政权的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站在英、法帝国主义一边的，因为它在那里找到“防止德国革命的最强大保证”；它希望用英、法的刺刀来阻止德国工人推翻德国资本家。英共在10月初说，如果“苏联的和平建议”得到采的，这将意味着“对纳粹扩张目标和英、法帝国主义的目标同样的阻挠”。在历时九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R·P·杜德“强调了来自英国、法国、波兰拒绝建立和平阵线引起的世界形势的决定性改变。……因此，战争的责任不但在纳粹侵略者方面，也要由英国法国波兰反动政府承担”。它们的目的是“阻挠稳定的和……和促成纳粹德国与苏联之战。这些企图已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挫败。……工人阶级的力量现在应该引向目前战争的尽快停止。”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特别指出：“纳粹侵略已被苏联的威力阻挠、限制，目前那位纳粹领导人已在求和。而要求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正是英、法的统治阶级。……美国人民反对张伯伦、丘吉尔之流的斗争，是对德国人民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的最好帮助。我们要求，为建立欧洲的和平的谈判立刻开始。”
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波立特和坎贝尔，投票反对这一决议。附于决议的声明说：“10月7日宣言改正了9月2日发表的声明……中央委员会决议，9月2日声明不正确，因为它未能考虑到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前的战争并不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H·波立特已退出英共这个说法不符事实。鉴于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决定H·波立特将不再继续担任总书记。”12月初，波立特和坎贝尔发表一项声明，解释道，他们的判断过于受到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蒙蔽，以致“他们未能及时看清英帝国主义的真正作用，而只看到德国法西斯主义是英国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在一本题为《为什么要有这场战争？》的小册子里，杜德谈到英、法“打倒希特勒主义”的主张时说，这是他们“以戈林或他们希望能够贯彻他们意愿的另一个纳粹头目来代替希特勒”的阴谋的一部分。他还说：“英、法的政客们故意牺牲波兰，为的是给他们的掠夺战争提供机会。……苦难的波兰人民得到的唯一援助就是苏联给的。”
英共宣布在印度支持国大党，这个党曾经决定未经它的同意，英国不得把印度拖入战争。1940年初的一个印共宣言说，战争为他们提供了给英国以决定性打击的“意外的机会”；如果坐失良机，“历史永远不会宽恕这一罪过”。数百名印度共产党员在1940年头几个月内被捕。年底，波立特写道，丘吉尔政府决心“加强抗击希特勒的战争，同时在英国将希特勒主义的基本特点付诸实施”。1941年5月英共声称，工厂基本法令，是“向农奴制状况的倒退”；在德国侵入苏联的前一天，英共在谈到丘吉尔政府时说：“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象这样被人看不起……你随时都可听到它受到的冷嘲热讽。”同一天，在《世界见闻》上，有人认为，“英美集团”只是坐等希特勒开进乌克兰，然后才开始跟他谈判。
德共中央委员会的论点是，只有“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一致”，才能结束战争。这也将，在纳粹分子被“我国人民大众的力量”推翻之后，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灭亡”，社会民主党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一气，“目的在于扼杀德国人民的革命”。德共在1939年底制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劳动人民——包括国家社会党的劳动人民——的广泛人民运动，以保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权利，巩固、加强同苏联的友谊，为了人民的利益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在法国，不少共产党议员被捕而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9月20日居约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也出现了类似的论调。“正是为了准备战争，激进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遵照反动派的命令，瓦解了人民阵线，破坏了行动统一在法国总工会里挑起新的分裂。”反动派，在勃鲁姆的帮助下，已经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投降了希特勒，并阻挠了苏联建议的和平阵线。“目前这场战争在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目标而打，这些目标与工人利益毫不相干。”苏德条约签订以后，法共犯了严重错误；它并未抗议战争，反而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这样就造成了混乱，削弱了反对战争、反对社会党人和法共叛徒的叛卖的群众斗争。“希特勒放弃了对苏作战的念头之后，巴黎和伦敦的帝国主义挑衅者才开始走上与德国武装冲突之路。”只有资本家希望战争继续下去。法共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战争。立即实现和平。”法共反对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的运动是异常激烈的。他被说成是英国情报机关的特务，一身兼有“皮尔苏茨基的残恐，墨索里尼的野蛮，诺斯克的……怯懦和托洛茨基对苏联的仇恨”。他是“一个品德上和政治上的巨恶”。
《消息报》在10月9日写道，波兰的崩溃"取消了在西欧继续进行战争的一切缘由”。希特勒的建议为进行结束“英、法发动的对德战争的谈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础。对希特勒主义尊重或者憎恨，这是“口味问题”。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演说中说：“……我们最近使用的、已为许多人所习惯的公式，现在显然已过时而不适用了。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清醒，以免犯出严重错误。……人们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希特勒主义的思想意识，跟其他任何思想体系一样：这是政见问题。”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克诺林曾经说过：“我们并不知道，一旦我们的努力终于失败，战争就会怎样、何时、在什么情况下爆发，但是我们的确知道，法西斯分子是战争的组织者……我们知道，法西斯的胜利必将阻碍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杜德曾说，即使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至感关切的也是法西斯攻势的失败”。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说中说，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质，其目的之一也是重建民主的自由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