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塞拉蒂宣布会议开始。 就施泰因哈德提出的召开专门会议报道俄国工会工作的提案所展开的争论 季诺维也夫： 我想通知你们，明天将举行工会问题讨论会，不仅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参加，而且对工会问题有兴趣的所有其他同志都可以参加。详细情况可向施泰因哈德同志了解。讨论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开始。尽管我们已多次请求尽早向我们提交书面报告，但迄今我们只收到几份。我再次请求所有代表团至迟在星期一以前交来，因为我们要付印。要是星期一以前还不把报告送来，我们就认为他不想把自己的报告付印。 拉狄克： 施泰因哈德的这一建议使委员会的工作涣散了。我们坐在那里讨论已经三天了。必须结束讨论。如果明天我们全体都能出席，就以全体会议的形式重新开始一般辩论，但工会问题委员会无论如何提不出反映自己观点的报告。如果施泰因哈德和其他同志觉得有必要不在全体会议上，而在更大范围内讨论工会问题，那就必须在工会问题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选择一天来谈这个问题。 施泰因哈德（奥地利）： 拉狄克同志表示很不理解。我们希望俄国同志们向我们介绍工会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近三年来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变化，以使我们对三年来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 瓦尔歇： 所以我们召开全体会议。 施泰因哈德： 不，不对。并非所有同志都对这个专门的问题感兴趣。这是与议程无关的问题。我们应该找一天不开全体会议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在星期六，那一天开妇女代表会议。这样就不必担心会因此而影响工会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了。 瓦尔歇： 你没有授权！ 施泰因哈德： 瓦尔歇同志，这里不是德国，没有必要授权于我，但至少你必须授权于我。授权于我的是责任感而不是普鲁士国政府。我要同洛佐夫斯基同志谈这件事。如果有同志感兴趣的话，我们就确定个日子。如果瓦尔歇同志对此不感兴趣，他可以不参加。也许他只对政治问题感兴趣。 季诺维也夫： 我建议停止争论，以便转入议程。施泰因哈德同志可以同几位同志谈谈，确定个日子。（这项建设被接受。） 继续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拉柯夫斯基（俄国）： 请允许我略为谈谈加香同志宣读过的法国声明。首先，我想谈谈昨天迪特曼同志提出的问题，即俄国派出人员进驻柏林的问题。我只想对事实作出评价。 所谓德国革命政府的实际行动，要比已表明的情况更坏。问题不仅在于俄国的使馆人员被驱逐出柏林，而在于哈阿兹和当时领导外交部的考茨基的政府打算同俄国决裂。 他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把在柏林被捕的俄国使馆人员送到奥地利，让他们前往维也纳。当驻柏林的俄国使团在德国官兵及凯泽尔政府外交人员的监视下在鲍里索夫停留10天期间，某位小伯爵行使了它的职能。当我们的使团被监禁时，他把持了这个职务。发到柏林给我们的电报都没有回音。 昨天我们听了迪特曼同志的解释，他说：“当我们拒绝已运到德国边境的俄国粮食时，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不能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十分珍惜这种援助的表示。尽管我们已竭尽全力，还是无法使俄国使馆人员回到柏林。”迪特曼同志本来可以补充说：我们无法使俄国使馆人员前往维也纳，虽然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政府已经接受了他们。理由很简单：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政府里是少数派。多数派是由资产阶级或社会党右派组成的，所以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要求都得不到实现。但问题不在这里。我从迪特曼同志所说的话中基本上只看到不断地重复众所周知的东西。重要的是，他们是否从在政府的共事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否理解资产阶级政府中的社会党人为何无法实现自己的意愿。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也是我们反对在政府中合作、反对阶级合作的理由之一。总之，在迪特曼同志的发言中，我没有听到他表示遗憾，责怪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谢德曼和艾伯特政府，从而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和俄国革命的利益。迪特曼同志兴致勃勃地向我们宣读了拉狄克同志的一份电报的复制件，我不知道这份复制件的内容是否确切。 拉狄克： 没有这个电报。 拉柯夫斯基： 就算有这回事吧！因为这份电报实际上无论有或没有，每一个革命者都显然懂得，刚刚挣脱威廉二世枷锁的德国，刚刚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德国——这个新生的德国一定会同苏维埃俄国一起去反对协约国。可是对于这一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至今仍无法理解，虽然他们也对我们说；由于饥饿和大批死亡的威胁，德国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当时他们是为了拯救德国才加入政府。但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数社会党人一样，将在那里充当德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协约目的奴仆。他们一再向我们表白说：“我们没有粮食。” 倘若这个理由成立，那它必然成为他们反对党内多数派和反对资产阶级的论据。他们当然会对资产阶级说：“我们没有掌握政权；如果你们不想承担德国粮荒的责任，那就把政权让给德国工人吧！” 必须在德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可是，惯于唯资产阶级之命是从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一遇到粮荒问题，肯定会搬出内阁合作的陈腐理论来。到目前为止，这种论调，我们在法国、俄国和英国，总之，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在一定情况下，资产阶级也会交上厄运，到那时，他们就会找上门来对工人阶级说：“让我们共同掌权吧！”倘若资产阶级处境困难，我认为，这恰好是革命阶级和革命党置它于死地并彻底粉碎它的大好时机，根本谈不上与它合作。 我所谈的这个问题，并不是针对迪特曼同志的发言，我唯一的目的是想弄清事实，并得出一般性结论。可惜，在这里以迪特曼和克里斯平两同志为代表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看来仍旧缅怀过去，他们在过去两三年内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 这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 过去的错误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错误在所难免（无产阶级必然会犯这类错误），但是，必须从中得到相应的教益，而不应作长篇大论的自我辩护（与其说是自我辩护，不如说是表白自己革命）。不应当利用议会的种种方式和手段来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行径辩解。 问题在于，两年来共产国际曾多次向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他们对无产阶级、对工人德国犯下的主要过错，这就是在紧要关头（指我们在鲍里索夫时），他们在革命和帝国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且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靠帝国主义的道路。他们没有把德国拯救过来。这是他们的错误。他们毁坏了德国。他们一开始就赞成合作，他们要对合作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他们也要对这种合作所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失败负完全责任。不错，德国无产阶级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多数派的这种合作丧失了警惕，他们上当受骗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多数派期待协约国和威尔逊，以及凡尔赛和约来拯救德国，可是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德国盼来的只是贫困，这个责任当然要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党右派来承担。 同志们！下面我来谈谈法国社会党人的声明。法国社会党人无论是在他们个人的声明中，或者在党的公开声明中，都或多或少地表明良心有愧（甚至他们的沉默也可以表明这一点），这是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之处。他们似乎有所悔悟，对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但在我和其他同志就此交换了一般印象以后，又仔细地看了他们的声明，不免感到有点失望。我这里就有一份他们的声明。加香同志发言时，我对他说的一些事情感到惊讶。我把他向我们宣读的声明又看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份声明的措词不仅谨小慎微，而且十分审慎委婉，有意回避，甚至可以说是有所保留。 首先，这份声明避而不谈往事。尤其使我们不安的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羞于向同志们认错，这是可以想象的，是由于对未来持保留态度。已宣读的声明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谈到阶级合作时，声明是这样写的： “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当各地展开了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斗争时，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决不能容纳那些仍旧企图与资产阶级一伙人合作的人。”
这就是说，还存在着有可能进行阶级合作的历史不景气时期。如果说过去曾有过合作，那也是历史条件所要求的。鉴于现在的历史条件有利于革命，所以我们放弃这种合作。但是假如资产阶级又聚集力量，假如它顺利地克服了某些困难，那么对于暂时变得革命的法国社会主义来说，历史的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但它就没有任何理由重犯错误。 我继续读下去： “假如再爆发世界大战，那么，主要应归罪于法国资产阶级现行的罪恶的帝国主义政策。”
“现行”一词使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在法国议会辩论中和法国报刊上受到欢迎，这使他们有了证据并且有可能说：过去的事情不一样，战争的责任首先不应由我们的资产阶级来承担，而应由德国帝国主义来承担。至于说到过去，我们的保卫祖国的全部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声明还指出： “我们决不以任何形式（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与内阁合作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将牢记，在民族利益和金融寡头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己的阶级义务是高于一切的。”
请注意“在民族利益与金融寡头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这句话，似乎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金融寡头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民族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这样就再次为过去的策略辩护，并为暗地背离原则敞开大门。 同志们，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为今后任何背叛行径辩护的方式。然而我应该说，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阶级，那我们就应该关心法国无产阶级。今天法国是武装反革命的堡垒。因此，我们必须懂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必须克服哪些困难。 法国社会党人这些机会主义者和所有其他机会主义者很相似。鉴于这种机会主义支持阶级合作，所以应该在各国清除所有那些使这种机会主义得以出现的偏见。 至于法国，有一点必须说。战前法国社会党受到的是法国革命民主社会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当时“阿莱曼派”和“可能派”曾反对康斯坦主管的部，但不是为了要跟布兰热将军走，而是为了进行革命。他们当时就认为应该夺取政权。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准备利用战争，举行起义。请看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差别有多大，而法国社会主义，可以说，低落到了何等地步。法国社会主义于1889年在自己不强大的情况下仍然相信，在存在反革命危险的时刻，工人阶级的职责依旧是夺取政权。但这个革命的社会主义于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被葬送了，而吉尔·盖得在同饶勒斯派联合后便毁了“盖得主义”。剩下的只有改良主义，即饶勒斯。饶勒斯入党时接受了革命纲领，去世时成了改良主义者。在法国就饶勒斯方法和费里耶方法进行争论是多余的。 同志们，在法国应该大力坚持这一点。问题不仅在于修改纲领，因为可以任意地增加什么内容，问题首先在于修改的方法和策略。 在我结束讲话之前，我还想对博尔迪加同志的发言说几句。我认为他的方法不会带来好结果，相反会因此而使关于革命的错误思想根深蒂固。 博尔迪加对我们说：“我们不准备进行革命，准备让无产阶级干革命。”我担心，撇开党的这种革命公式会使在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特别在意大利出现的错误更加严重。在这里无疑地必须加以纠正。 同志们，不管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本身并不保证什么东西，只能看成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如果有必要，那就应当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我认为，第三国际必定会寻求其他的保证。只有建立起真正的国际运动中心，即拥有指挥全世界运动的一切权力的真正的革命司令部，才能有把握实现加入第三国际所要求的条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这个中心无疑需要有广泛的权限。 塞拉蒂（意大利）： 我同意博尔迪加同志的发言，有关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讨论，本应放在共产国际纲领及其他提纲的一般性讨论之后进行。因为只有大体上了解第三国际的性质之后，才谈得上接纳与否的问题。 同志们，更何况我们的情况非同寻常呢！出席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相互间早就了解了。人人心里都明白，哪一位代表机智超群，哪一位代表善长辞令，等等。这些代表大会往往开成律师代表大会。我们这里的情况可就不同了。我们相互之间不怎么了解，也许这是由于我们对各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一无所知，所以就不可能对各国的情况相互间有个清楚而确切的认识。亲爱的同志们！回想一下，五六年来，把我们分隔开来的不仅是战争，而且还有资产阶级的报刊，只有它可以随随便便地到处造谣和诽谤。由此可见，这个极其重要和困难的情况必然影响到我们的见解。我不准备举例说明，我们彼此之间是多么缺乏了解。我只举一个微不足道的，然而却十分典型的事例。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评论我的情绪和思想方法时指出，我对普拉姆波利尼称呼“你”。可是，亲爱的朋友季诺维也夫，要知道，我们的祖先罗马人对皇帝就称“你”。我们意大利社会党人相互之间也称“你”。这是社会党的老规矩，因为在党内大家都应当亲如兄弟。所以，我认为，这不仅无懈可击，相反，还应当对我们加以表彰。我们不喜欢崇拜偶像，我们一向极力避免用领袖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的派别。断言在意大利存在着塞拉蒂派、波姆巴契派和屠拉梯派的人，本身就错了，因为我们力求在思想上，而不是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分派。 我们不会重蹈第二国际的覆辙。你们知道，第二国际一开始就把无政府主义者吸收进来，最后几乎闹得不可开交。他们向左走得太远了，后来又矫枉过正，太右了。我们有十分明确的行动路线，我们应当沿着这条路线一直走下去。 亲爱的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绝非寻常。无论在任何一次本国党代表大会上，或者国际代表大会上，我都没有像这次在莫斯科这样感到无能为力。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大的差别，不说与会人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就连他们的威望也是有所不同的。我和列宁同志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是俄国革命的灵魂，而我只代表一个非常小的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我每一次都说社会主义的党，因为对我来说，除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外，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意大利社会党是个比较好的政党，那么，对其他党又该如何评价？其实，英国同志们！你们也和列宁同志一样，有表决权。而列宁同志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怀恩科普与他比起来，犹如小巫见大巫，不可等量齐观。显然，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情况，我们是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的。 在对我们代表大会的成员发表上述一般性看法以后，我要谈谈各国的情况。 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拥护革命吗？我们渴望国际革命吗？我们在巴塞尔曾声明：社会党人应当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局势来实现革命。 亲爱的俄国同志们！你们能信守诺言。你们表现得很好。整个国际无产阶级要以你们为榜样，因为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向资产阶级宣战和加速革命的进程。 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实现这次革命。不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不能只起一个小学教师的作用，给某一个人打勉强说得过去的及格分数。我们集合在一起，为的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作出估计。 我不想评论，究竟谁，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更有资格加入第三国际。我认为，共产国际的大门应当向各国党敞开，这样，它们就可以和我们一道进行革命，争议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 怀恩科普： 也向无政府主义者敞开大门？ 塞拉蒂： 我的亲爱的怀恩科普同志，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说，我不仅要谈谈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要谈谈荷兰人。 没有任何必要讨论克里斯平或迪特曼的行为，只要问一问法国和德国的形势如何，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如何就够了。 我坦率地告诉你们，尽管我本人也是罗曼语族的人，但我丝毫不相信法国社会党的革命性，因为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 有一天，法国社会党人对我们说：“亲爱的意大利和俄国的同志们，我们是否宣布总罢工以示声援俄国革命。”我相信，他们作出这个许诺时是真诚的。 戈尔登贝尔格： 不是真诚的。 塞拉蒂： 但是，亲爱的同志，我们口袋里没有诚实测量仪器。 列宁： 我们会找到这种诚实测量器的。 塞拉蒂： 我们但愿如此，因为这样就会使我的论据更有说服力了。 我重复一遍，当他们作出这一许诺时，我认为他们是真诚的。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干了什么？没有宣布总罢工。选举的时候，他们出卖了我们。他们利用了萨杜尔同志的名字。他们说，他被判处死刑，所以应把他除名。选举应该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但选举结果使法国社会党人失望。他们表示担心，并说为了取得更大成就，就应转向改良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主义。 事情总是这样。形势迫使他们持不明朗和模棱两可的态度，脑袋左右摇摆，却不知该怎么办。我认为不应该接收这种人。不应该接收不愿执行自己任务的党。 我们在法国和德国应该有强大的先锋队，它们应以坚定的步伐前进，竭尽全力带领无产阶级。法国打了胜仗，小农已装满了自己的腰包。这里的经济形势也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不了解用以指责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那些事实。然而，我知道，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知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的力量。我再说一遍，德国的历史形势是革命的。所以我们应该接近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我们应分清精华与糟粕。我认为，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比同法国社会党人可以合作得更好和更坦率。我们的代表大会不应对个别人、而应对每个国家的革命形势作出判断。应该记住，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 既然我这么说了，请允许我回过头来谈谈本题，即意大利的形势。尽管你们批评我们，尊敬的俄国同志们，但我们的确还是互爱的。你们时常拍我们的肩膀，人们只有相爱时才这么做……（笑声。） 问题不在于经常谈论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而在于在意大利如何进行革命。从革命角度看，意大利的形势比其他所谓战胜国的形势更好。 经济形势很糟糕。国家明显地衰落下去，农民不满。固然他们比战前更有钱，但再也没有人为农业工人办事。农业工人说，“我愿在自己的工厂、在自己的田地上干活。”形势的确是革命的，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心理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在国内大力开展革命鼓动工作。的确，失去方向的人会被屠拉梯派拉过去。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还在读《社会批评》杂志呀。我们读这个杂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我准确地知道它的发行量——953份。 博尔迪加： 就是资产阶级报刊转载其文章的那份杂志。 塞拉蒂：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杂志，它在30多年里一直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青年社会主义者，在意大利它战胜了巴枯宁主义。 今天这个杂志再也没有任何影响了。屠拉梯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在党里再也不起什么作用。当我们在波伦亚讨论我们党的表现并重新审查我们在1892年制定的旧纲领时，屠拉梯不得不藏在康斯坦丁·拉查理的背后，并保护一些追随者。他通过了用很不准确的词句表达无产阶级专政和夺取政权等的决议。在佛罗伦萨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改良主义者不敢提出决议案，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发言在会上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 只要存在着某种工人运动，我们就应当予以关注。不能因为我们都是意大利人，就一概加以称赞，或者加以谴责，正如你们都是俄国人一样。在意大利，人们称赞和爱戴那些一贯襟怀坦白和从不叛党的人。在意大利，人们非常尊敬那些少说话、多做事的人。 我们党内的拉布里奥拉和阿姆布里沙之流，长期以来一直在鼓动工人群众同所谓出卖他们的领袖决裂。可是实际上，他们本人才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屠拉梯却是一向履行诺言和遵守党纪的。 一方面要求清除这些人出党，另一方面却又准备吸收下面一类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它们当中仍旧保留着那些战时带着大量流通券周游欧洲各国，去收买工人阶级的人。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必须把屠拉梯驱逐出党，因为他不仅站在和平主义者立场上，而且站在社会党，即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敌人的立场上，投票反对战争。这里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在1918年罗马代表大会上，波姆巴契同志表扬了屠拉梯一番，他反对开除屠拉梯。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屠拉梯从来不允许向人群开枪。至于我，我不打算把问题引到个人身上，我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如何合理解决的问题罢了。如果屠拉梯留在党内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把他留下，如果对我们有害，我们就把他赶走，我对谁都不偏袒。 列宁： 请您不要感情用事！ 塞拉蒂： 您会清楚地看到，我没有感情用事。我说过，必须甩开这些人，但是，不能因此脱离群众。我们必须使党摆脱这种局面。我曾屡次打算做到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提到化工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屠拉梯在会上发了言，鼓吹阶级合作。当时，我表示坚决反对。可是，工人们却起来为他辩护，他们说：“是的，他的观点不对，可他是一个有胆量的男子汉。”必须等到人们对他持相反看法的时候才行。但这并不那么简单。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到屠拉梯在议会上的最后一次发言，这个发言不仅没有季诺维也夫所赋予的那种涵义，反而显得非常精辟、老练。请看看屠拉梯对资产阶级说的话吧！他说：“我提醒你们，你们掌握不了政权，你们没有能力管理社会。你们靠边站吧！现在该轮到我们执政了！我们一定要夺取政权，我们将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充当技师，并强迫他们按我们的愿望办事。”这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强加到他头上的，完全不一样。 我再三声明，我赞成清党，而屠拉梯应当退党，但不要采取开除的办法。我对列宁同志说过这一点，并在《前进报》和《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过有关文章。这件事必须妥善处理，否则，工人群众就会离开我们，就连那些徒有其名的领袖也保不住了。提纲同样也是这个精神。我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提纲的。提纲上写着：凡内部仍保留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党，必须重新审核自己的成员，并成立符合新条件的共产党。虽然我也是一名坚定的集中制的拥护者（在意大利，人们却认为我是一个极端武断、对同志残酷无情、不能彻底履行共产党人义务的人），但我认为，必须善于适应各国的特殊情况。这个意见在提纲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证实，这就是： “同时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一切工作中，当然必须考虑党斗争和活动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因此，作出全体必须执行的决定的仅限于此类决定可行的问题。”
同志们！那么，我要问你们，比方说，我们现在回到意大利，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这很有可能），或者遭到帝国主义的围攻，那么，执行委员会的同志们，你们能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去搞分裂吗？ 不，亲爱的同志们！请你们允许意大利社会党自己选择清党的时机吧！我们完全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认为，谁也不会责备我们何时会不守信用），清党工作一定要进行，但是，你们要给我们机会，使我们能把这件事办好，使它对工人群众、对党、对我们准备在意大利发动的革命有利。 列宁（俄国）： 同志们！塞拉蒂说，我们还没有发明“sincéromètre”。这是法文的一个新词，意思是诚实测量器。这种器具还没有发明，我们也不需要这种器具，我们已经有了测定方向的工具。塞拉蒂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不去使用这种早已为人所知的工具。关于他的错误，我以后再谈。 关于克里斯平同志，我只想说几句话。很遗憾，他今天没有到会。（迪特曼：“他病了！”）真可惜。他的发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它确切地反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政治路线。我要说的不是个人的和个别的情况，而是克里斯平的发言中明确表述出来的思想。我想，我能够证明这个发言是彻头彻尾的考茨基式的发言，克里斯平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完全和考茨基相同。克里斯平在答复一句插话时说：“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爱尔福特纲领中就提到过。”爱尔福特纲领根本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一直在借鉴爱尔福特纲领，而且普列汉诺夫，正是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①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写进了我们的纲领。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418页。——译者注
克里斯平同志现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什么新东西，又说，“我们一直主张夺取政权”，这就是回避问题的实质。承认夺取政权，但是不承认专政。所有的社会党文献，不管是德国的还是法国和英国的都证明，各机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如英国的麦克唐纳，都是赞成夺取政权的。他们可真不简单，都是真诚的社会党人，但是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不愧称为共产党的革命政党，那就应该与第二国际的旧观点有所区别，就应该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克里斯平同志却抹煞了这一点，掩盖了这一点，这就是所有考茨基的信徒所犯的基本错误。 克里斯平同志又说：“我们是群众选出来的领袖。”这是形式主义的不正确的看法，因为在德国“独立党人”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派别的斗争。不需要像塞拉蒂同志那样去寻找诚实测量器，去开这个玩笑，就能确定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派别的斗争必然存在，而且确实存在。一派是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革命工人，他们反对工人贵族；另一派是工人贵族，即在各文明国家里以老领袖为首的工人贵族。克里斯平究竟属于老领袖和工人贵族一派呢，还是属于反对工人贵族的新的革命工人群众一派呢？正是对这个问题克里斯平同志没有交代清楚。 克里斯平同志在谈到分裂问题时用的是什么腔调呢？他说分裂是一种痛苦的必然，并且为此伤心了好久。这同考茨基的表现完全吻合。究竟是同谁分裂了呢？同谢德曼吗？是的！克里斯平说，“我们分裂了”。第一，你们分裂得太迟了！既然谈到这个问题，就只能这么说。第二，独立党人不应该为这种事情伤心，而应该说：国际工人阶级还在受工人贵族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压制。法国和英国的情形都是这样。克里斯平同志对分裂问题的想法不是共产党人的想法，而同似乎不再有影响的考茨基的想法完全一致。接着克里斯平谈到高工资问题。他说，同俄国工人以至东欧工人比较起来，德国工人的生活相当好。照他的说法，革命只有在它“不过分”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试问，在共产党内能容许用这种腔调说话吗？这是反革命的腔调。我们俄国的生活水平无疑比德国低，在我们建立了专政以后，工人反而更挨饿了,生活水平更低了。没有牺牲，没有工人生活状况的暂时恶化，工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向工人说的，正好同克里斯平说的相反。如果想使工人为建立专政作好准备，又同他们谈什么生活状况“不过分”恶化，那就是忘记了一个主要的情况：帮助“本国的”资产阶级用帝国主义方法争夺和压迫整个世界，以便得到优厚的工资，工人贵族正是这样产生的。如果德国工人现在想开创革命事业，就应该忍受牺牲，不怕牺牲。 在落后的国家里，一个中国式的苦力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说法从一般的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但是，在少数比较富有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掠夺而生活比较好，如果对工人说他们应当提防“过分”变穷，那就是反革命。应当反过来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担心在革命斗争中会“过分”变穷，他们是不能加入党的。否则，专政就不可能建立，尤其是在西欧各国。 克里斯平关于恐怖手段和暴力说了些什么呢？他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在社会学教科书里，也许可以把二者区分开来，可是，在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德国的情况下，却不能这样做。对杀害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对施汀尼斯和克虏伯这样收买报刊的人，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当然，没有必要预先宣布我们一定要采取恐怖手段，但是，如果德国军官和卡普分子还是和今天一样，如果克虏伯和施汀尼斯还是和今天一样，那么使用恐怖手段就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考茨基，还是累德堡或克里斯平，都完全以反革命的观点来谈暴力和恐怖手段。抱有这种思想的党不能参加专政，那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平特别激动，他想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他的意思是从大土地占有者那里搞点东西来给小农，便是小资产阶级味道。应该剥夺大土地占有者，而把土地交给协作社。这种看法太学究气了。就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包括德国在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大地产，这种地产不是用大资本主义方式而是用半封建方式耕种的，可以在不破坏农场的情况下把这种土地分一部分给小农。可以在保存大生产的同时把对小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分给他们一些。很遗憾，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实际上又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要犯错误。例如，瓦尔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前国民经济人民委员）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匈牙利农村几乎没有起什么变化，日工没有感到什么好处，小农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匈牙利有很多大地产，匈牙利的一些大块土地是用半封建方式经营的。在这些大地产中，总是能找出而且应该找出一部分土地来分给小农（可以不归小农私有，而是租给他们），使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可以得到一份没收来的土地。否则，小农就看不出苏维埃专政同实行专政前有什么区别。如果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实行这种政策，那它就维持不下去。 虽然克里斯平说，“你们不能否认我们有革命信念”，但是我要回答说：我就坚决否认你们有革命信念。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不愿意按革命方式行动，而是说你们不善于用革命观点考虑问题。假如选出一些有学识的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给他们考茨基的10本书和克里斯平的这篇讲话，那么我敢担保，这个委员会一定会说：这篇讲话完全是考茨基主义的，从头到尾贯串着考茨基的思想。克里斯平的一切论证方法彻头彻尾是考茨基式的，可是克里斯平却出来说：“考茨基在我们党内再也没有什么影响了。”也许，对后来入党的革命工人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应该承认一个确凿的事实：考茨基直到现在，对克里斯平同志，对他的整个思路、对他的一切观念，都还有很大的影响。克里斯平的讲话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必发明什么诚实测量器，就可以说：克里斯平的方向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方向的。我们说明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方向。 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因为我们邀请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同它的代表谈话而表示不满，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当考茨基反对我们而且还写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当作阶级敌人同他论战。可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该党现在已经由于大批革命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到这里来谈判，我们就应该同他们的代表谈，因为他们代表着一部分革命工人。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我们同德国“独立党人”、法国人、英国人是不能一下子讲通的。怀恩科普同志的每一次发言都证明，他几乎完全同意潘涅库克同志的一切错误意见。怀恩科普说，他不赞成潘涅库克的观点，但是他的发言却证明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这个“左派”集团的基本错误，不过，这是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同志的发言全部贯串了资产阶级观点，抱着这种观点是无法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好准备的。如果怀恩科普和明岑贝格同志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上走得还要远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同意了。 当然，我们没有像塞拉蒂所说的那种诚实测量器来测验一个人是否诚实。我们完全同意，问题不在于对人的判断，而在于对形势的估计。很可惜，塞拉蒂虽然说了话，可是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来。他的发言同我们在第二国际那里听到的一样。 塞拉蒂说，“法国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德国的形势是革命的，意大利的也是革命的”，他说得不对。 即使是反革命的形势，第二国际不愿意组织革命的宣传和鼓动，那也是犯了错误，有很大的过错，因为，即使没有革命的形势，也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革命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党人不愿意像我们那样在任何形势下都进行工作，就是说不愿意进行革命工作，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差别就在这里。 塞拉蒂只是重复了克里斯平的话。我们不想说，哪天哪天一定要开除屠拉梯。这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已经谈过了，可是塞拉蒂对我们说：“清党可以，但是不要驱逐任何人出党。”我们应当直率地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同共产国际的方向符合的，是“新秩序”派，而不是社会党和它的议会党团现在的领导者多数。后者硬说，他们想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俄国的切尔诺夫、孟什维克和其他很多人，也在“保卫”无产阶级不受反动势力的摧残，然而这还不能作为让他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根据。 因此，我们应当告诉意大利的同志们和一切有右翼的党：这种改良主义倾向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请你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召集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提纲和决议。我相信，意大利的工人是愿意留在共产国际里的。 （按《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39卷第235-241页译文刊印） 塞拉蒂： 老是把屠拉梯当作我，是不是有意这么做？ 列宁： 谁也没有把塞拉蒂和屠拉梯混为一谈，如果塞拉蒂自己在替屠拉梯辩护时不这么做的话。 列维（德国）： 同志们！首先我应当感谢怀恩科普同志，感谢他如此慎重地对待德国共产党，感谢他在这里说，鉴于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所以不能向德国党提出所有意见。由于我不赞成怀恩科普认为我们处境轻松的那些理由，所以我更应感谢他的慎重态度。这些理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他曾如此寄希望于四位独立党人留在大厅里。看来怀恩科普担心他第一个被独立党人传染不是没道理的。怀恩科普对他不在这里批评我们所作的解释表明，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典型的解释，以此掩盖自己的一切过失。他接受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论据，而我们是一直不断地反对这种论据的。左翼一再说：我们不会把分歧公诸与众，当其他人在场时，我们决不会说什么。我们认为，这种立场包含着对德国无产阶级内部分歧意义的极大误解。如果有了错误，我们就应该予以揭露，而不管反对者是否在场。怀恩科普同志的思想是如此典型的“独立”，以致可以用这一公式来解释独立党人代表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和独立党人在德国革命时期的全部政策。昨天晚上我们表明的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的分歧的最深刻含义究竟是什么？他们有意地重申一个事实：我们同群众有联系，我们和群众在一起，群众赞同我们的立场。这是对党的群众观点的根本误解。因为如果说没有群众参加，党就不能进行革命斗争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党如果局限于时时刻刻都倾听群众在干什么，说群众爱听的话，那是很糟糕的。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至今仍然在政治上坚持这种做法，它甚至还自吹自擂，说什么它无时无刻不在捍卫群众的要求。因此，它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荒谬与错误的历史，总之，是一部表明德国群众软弱无力的历史。只要群众犯错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跟着犯错误；群众看不清自身的力量，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也没有发挥他们的威力，自己和群众一样无能。 （有人喊道：他们落在群众的后面！他们向来不懂得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 列维： 他们至今还想说明，即使犯了种种错误，他们还是正确的。其实，重要的莫过于指出自己的具体错误，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为了装出一副悔过自新的样子来使我们高兴（我们不需要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忏悔），而是为了使现在仍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德国工人群众认识自己过去的软弱无能，认识自己的种种错误。我认为，这应当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国际之间为消除误解而进行会谈的重要内容。基于上述原因和对这些工人群众负责，在目前我们相互间的解释性谈话中，主要应当遵守“说老实话”的原则。我的看法是：虽然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同志主观上想在这里说老实话，可是，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全是假话，句句是假话。老实说，这未免太过分了。过去表现得不错的克里斯平用以前和斯巴达克联盟的关系，把斯巴达克联盟反对派说成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前身。其实，克里斯平非常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从另外一个派别演变而来的，它不是由斯巴达克联盟的成员组成，而主要是由思想混乱、观点模糊和半和平主义的1914年的八月反对派（伯恩施坦、累德堡和考茨基等人，他们毫不理解团结统一问题，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彼此也不一致）组成。我想起累德堡1914年10月时的立场，当时他声明：“只要俄国人坚守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我就同意表决拨款案。”按照这种说法，独立社会民主党似乎是由一个人数不多的、自觉的和彻底的反战派发展而来的，这样一来，德国群众就会给弄糊涂了。 其次，克里斯平同志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来历说得含混不清，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介绍独立社会民主党战争期间的表现时，同样也不实事求是。他们说什么，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反军国主义的宣传，散发了秘密书刊，这不是事实。迪特曼同志，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战争期间，最令我震惊的事件是：在议会会议上，当米哈埃利斯总理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海军当中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一事向他们提出警告时，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居然当场否认和早已长眠的李希皮奇等同志的关系，要知道，这些同志是革命的先驱，是最早为革命捐躯的。 迪特曼： 不对！这不是事实！ 列维： 不，这是千真万确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当时表白说，他们没有从事反军国主义宣传，只不过散发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罢了。你们并没有说：“他们是我们的同志。”你们并没有说：“成千上万的人应当步先烈的后尘。” 迪特曼： 一派谎言！ 列维： 请您不要再用“谎言”这个词了，让我给您读一份速记记录吧！ 记录里谈到独立社会民主党战后的表现，这和这里叙述该党在战时的表现一样，全是假话。迪特曼详尽地说明了促使德国与俄国彻底断交的情况。他推托说：驱逐越飞同志，实际上是马克斯亲王一手造成的。其次，经查明，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证据确凿地说，当社会党政府执政时，越飞就已成为德国政府的打击目标了。不是别人，正是社会党政府，使得越飞同志最终被驱逐出境。我简单地列举一些事实吧！柏林工兵代表苏维埃在11月10日会议上通过了下述决议：“工兵代表苏维埃决定：政府必须立即恢复与俄国政府的关系，并希望俄国政府派代表到柏林来。” 但是，人民代表委员会却一致决定不执行这项决议。 11月19日举行了内阁会议。拉狄克同志昨天已将会议记录公诸于众，并加以引证。与会者除人民代表外，尚有大卫博士、考茨基和三等文官纳多里尼。记录上一字不差地写着：“继续讨论德国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哈阿兹建议延期……考茨基支持哈阿兹。必须推迟作出决定。苏维埃政府不会维持多久，几星期后就会被消灭……根据《前进报》的说法，政府一致接受了哈阿兹—考茨基—巴尔特的这个意见。”（1918年12月18日《前进报》） 迪特曼同志不幸的是，他的证明是多余的。因为迪特曼指出的事情是属实的，即他们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主张同俄国建立关系，没有必要把未建立关系说成是由于当时德国处境困难的缘故。 其次，众所周知，柏林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委员会邀请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派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接受了邀请，由拉狄克率领的代表团出发了。在科夫诺的中央委员会发电要求政府通知它对代表团到来所采取的态度。人民代表委员会反对巴尔特的意见，而赞成哈阿兹和威廉·迪特曼的意见，并作了如下答复： “请通知俄国代表团，鉴于德国的局势，代表团不要来。就是说，不要准许入境。”
在1919年2月15日举行的议会的会议上，诺斯克说：我想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说，既然累德堡在莱比锡党代表大会上断言加入第三国际会剥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同诺斯克辩论的道义权利，那么累德堡和其他同志就应看到，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使诺斯克有机会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在2月25日会议上说： “哈阿兹先生埋怨政府对俄国所持的态度。一位同事告诉我，在1918年11月哈阿兹先生出席的内阁会议上，考茨基建议不要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建立关系，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会受到协约国的更多指责。哈阿兹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当柏林执行委员会邀请拉狄克和越飞出席工人和军人委员会代表大会时，政府（全体成员出席，包括哈阿兹和迪特曼先生）以5票对1票宣布他们的到来是不受欢迎的。”
有文件证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根本没有投赞成票，因为他们自己的报纸赞成这一行动。《自由报》1918年12月l0日第57期有一处提到： “人民代表委员会是在受到极大压力下工作的，当时它呼吁俄国同志不要到德国来。面对强大的协约国，它不能也不敢对由于俄国同志的到来而破坏和平前景一事承担责任。”
现在你们还说党内未曾有过威尔逊主义！这里提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是威尔逊还是俄国革命，问题就是这么公开地摆着。你们曾支持过威尔逊。你们说：是的，也许当时是这样，但是后来威尔逊主义在党内已被肃清。我本来还可以向你们说许多话。现在就看一看《自由报》（这家报纸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里具有某种威望是不可否认的）1920年6月4日写了什么： “在德国和平联合会所作的调查中，向所有候选人和党的领袖们提出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包括以下一些问题：德国是否要加入人民协会？是否只能通过和平途径修改凡尔赛和约？是否按宪法在所有学校里用人民之间和解的精神教育学生？中派党、民主党和民族民主人民党的首领以及社会党右派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对此都作了积极的回答。上述党的许多候选人也作了同样意思的回答。两个右派政党没有作出回答。”
还有，在德国，东西方之间、威尔逊和俄国革命之间的斗争今天尚未结束。德国形势将变得更困难、更严峻。世界革命的命运在几个月后、也许几年后将掌握在德国无产阶级手中。这样的时刻又要到来了。如果协约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加剧并发生冲突，那么德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将是决定性的。在最近一期《自由报》里我们读到了什么呢。我刚得到1920年7月23日的《柏林日报》，该报援引了布拉伊特沙伊德关于德俄关系的说法： “在目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德国由于执行这种政策而可能处于十分严重的形势，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情况可能非常严重，这一点，必须承认。武装反抗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不能仿效比利时1914年的做法。我们不能同法国和英国重新开战。然而，我们应当竭力维护我们的权利，并尽可能阻挠同盟政府破坏中立。”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你们是否知道其中的含义呢？他们直接建议协约国就德国无产阶级保持中立一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德国无产阶级愿意与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肩战斗一事进行交易。要知道，有一次，他们就是这样把德国无产阶级出卖给协约国的。我不打算在这里反复引用希法亭在莱比锡大会上的发言。希法亭在那次大会上以苏维埃俄国行将垮台为理由，证明自己拒绝与俄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在会上还洋洋自得地声称：“在德国，我们可没有处于行将灭亡的境地。” 累德堡的观点是什么呢？他反对恐怖主义，主张高度的政治道德，而为了表明他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他说了下面一番话： “我所说的行动，决不能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所说的等量齐观，我是指布尔什维克自已承认做过的事，即不允许自由评论，取缔一切敌对报刊和各种集会，以及成立拥有无限审讯权力的非常委员会，这样，被告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保障以防止滥用这些审讯职权了。这就是我们要谴责施特克尔同志的地方，同时，我们也可以承认那些减轻布尔什维克的过错的情节。”
然而，希法亭在他的发言中说：“我们谴责恐怖行为，我们不认为它有足以使人原谅的情节。”后来，他又接着说：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达成协议。累德堡支持这个观点。 十分不幸的是，莱比锡行动纲领对所有这些观点均表示同意。它活像一块粘土，可以任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一张美丽的面孔，或者一副丑陋的嘴脸。从莱比锡行动纲领中，我只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形形色色的流派出席了莱比锡大会。 对于我们内部存在各种派别一事，我们直言不讳，用不着让你们提出指责。在行动纲领这件事上，我显然看出，考茨基和希法亭，还有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都投了赞成票。你们也正是以此为荣啊！（有人喊道：考茨基没有投赞成票。）可是，希法亭不是投了赞成票吗？既然考茨基没有投赞成票，那为什么你们还把那些不赞成行动纲领的人留在党内？对那些持反对观点的人，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有人带着这个不三不四的行动纲领光临莫斯科，并且扬言：“如果莫斯科纲领和我们的行动纲领一致，那我们就参加共产国际。”你们这个行动纲领如此广泛，谁都可以表示“同意”。所以，我们要求你们对这一点作出确切说明。法国《人道报》刊登了弗罗萨尔同志关于他和克里斯平在瑞士谈判情况的报告。克里斯平在谈判中坚持原来的观点，他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动纲领，因此，我们不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既讲条件，又可作一定的让步。” 那么，现在就请您把你们的行动纲领的具体内容，向我们解释清楚。最后，请您把制定行动纲领的整个经过提到政治高度上来加以说明，还要让克里斯平说明，他的条件和让步指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希法亭和施特克尔观点兼收并蓄的行动纲领，我们不要空话连篇的行动纲领，我们最终要的是真正的政治纲领，好让我们了解你们的观点。到那时，你们将得到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我这里根本没有提及你们喜欢用来吓唬人的分裂问题，我只讲到你们将不得不对群众说明你们的要求以及其他人的要求，即说明那些我认为十分重要而又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原则。这是第三国际应当坚持的一点。我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律师…… 迪特曼： 完全正确。 列维： ……尽力使律师干的事不致漏洞百出。因此，应当承认，我对第19条的措词深表怀疑。这一条解决不了下述问题：目前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使群众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使群众明确认识党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也没有向群众提出来。 我认为，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用清楚、易懂的语言和同情我们的德国工人交谈，并且告诉他们，那些至今仍然用迎合群众口味的革命词藻把自己巧妙地伪装起来的右派，是什么货色，他们在什么地方，是何许人也。到目前为止，我对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必须明确地提出批评，可是，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还缺乏开展这种批评的勇气和力量，我们必须如实地反映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的比较隐晦的不满情绪，以及反对该党现行政策的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帮助我们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群众，并将我们的批评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必须把群众至今从自己的领袖，甚至从左派领袖口中听不到的东西告诉他们。我们十分清楚，为了对我们的批评进行报复，他们企图损害我们的威信，说什么我们只关心德国共产党，只考虑我们本党的利益。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一定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并且很快就会迫使右派现原形。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继续展开批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的群众的利益。即使我们因提出批评而受到种种打击，我们也要对该党群众说： “爱情之神在折磨着你， 那是由于他爱你和希望你 纯洁与幸福。” 季诺维也夫： 为了结束今天的讨论，我提议，任何人都不得再次要求发言，每个人发言也不得超过10分钟。（提议被否决。） 安贝尔—德罗（瑞士）： 我认为，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大会还没有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一般性条件。其实，这里有两个迥然不同的问题。一是我们应当给一切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其中包括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规定一般性条件；一是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特殊性问题。只有等这些党讨论了我们的一般性条件，并申请加入我们的国际之后，我们才能讨论特殊性问题。目前，时机尚未成熟，因此，我们应当扩大讨论的对象，因为其他党（这些党，例如西班牙党和瑞士党等，当然还比较小）的处境，也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假如瑞士党左派没有单独派出自己的代表团，那么，该党执行局必定会像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那样派出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我们也许会发现，从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奈恩或格拉贝坐在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上，而且还有发言权。 瑞士党的特点是中派的摇摆性，时而右倾，时而“左”倾，看风转舵，看哪种势力在党内占优势。在去年8月党代表大会上，瑞士党一致同意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并且根据绝大多数票作出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可是，书记们指定的两个报告人黑尔勒和格拉贝，却在瑞士党代表大会上反对第三国际。在普选情况下举行全民投票时，大概以15000票对8000票否决了加入第三国际的提案。 当时，党执行局倡议“改造”第三国际。最初，这个改造指的是成立中派国际，从右的方面把已加入第三国际的一切“模棱两可的、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即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左派，统统清洗出去。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以后，他们不再坚持意见，而是奉行该党的主张，即提出有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并想方设法动摇第三国际的理论基础。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士党的代表，曾在伯尔尼举行了若干次会谈。当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对我们说，我们同他们的会谈必须以莱比锡纲领为基础时，我们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指出，他们党和我们党的执行局进行了会谈，而我们党的执行局一直反对莱比锡纲领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论点。党中央委员会不同意这个“改造”策略。4月间通过了格里姆的提案，这个提案和格拉贝提出的“改造”第三国际的决议案针锋相对。格里姆的这个决议案主张加入第三国际，其理由是，第三国际允许在革命前时期内采用民主制。但是，第二天，党的执行局却让法国的“改造论”拥护者们放心，并电告《人民报》：这个提案是格里姆提出来的，它不过是一种避免和左派分裂的策略手段而已。会谈继续进行。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前住俄国时，保尔·福尔以及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瑞士党的代表继续在伯尔尼就“改造”第三国际的问题进行会谈。党的执行局决定派代表团到俄国来，以便像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在那里开展“改造”工怍，可是，当发现左派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时，便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现在，无论什么样的“改造”显然都不能实现。这种企图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本身包含第二国际的一切弱点，并体现出第二国际的性质和思潮，即缺乏纲领和理论基础，缺乏国际的集中，缺乏一切原则，以及施行联邦制，凡此种种就使得第二国际松散无力。因此，“改造”第三国际的企图也必然要落空。第二国际成了一具僵尸，改造第三国际已成泡影，面对这种现实，一些旧社会党便纷纷向第三国际靠拢，它们既不了解第三国际的性质，也不承认它的原则，它们非常害怕第三国际纪律的约束，害怕它的监督。但为了免遭孤立，这些中派政党接受了一切条件，指望从内部来改造第三国际。格拉贝在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说；党将不得不加入第三国际，但它寄希望于在第三国际内部开展工作，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面对机会主义的中派政党大肆侵入和充斥第三国际这种危险局面，我们的国际感到束手无策。这些党对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均可签字画押。提纲20条帮不了我们的忙，机会主义者照样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不过，我认为，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务必将那些拟投票反对第三国际纲领的少数派开除出去的建议，有助于首先把极右派清除出党。“分裂”这个词，使那些把党的统一看得高于一切的机会主义者胆战心惊。当然，初次清党不可能彻底，但这是建立真正共产党的基础。 依我看，第二个重要条件是，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要严格、有力地监督那些业已加入共产国际的党。“改造派”和各国机会主义者共同关心的是，各国党不受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约束。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说：“我们要求给予行动保障。”他们希望在第三国际里获得原来在第二国际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叛变的自由。必须授权执行委员会（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向一些党提出比代表大会通过的一般性条件更高的、符合它们情况的特殊的条件。必须敦促执行委员会监督各个党的活动，并迫使那些仍然受机会主义者控制或继续吸收这类人入党的党，进行必要的清党工作。 多伊米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大会对议事日程上的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表示衷心拥护，因为我认为，这些会议的成效，不仅关系到派我到这里来的党，而且关系到整个国际。 从昨天和今天的讨论，尤其是各组代表的发言来看，可以认定：共产国际必将成为各种宗派和集团的国际，即成为愿意接受共同理论和共同路线的各种宣传团体的国际。 我十分清楚，我们的俄国同志不会同意这种观点。我没有料到，这里居然有人要给考茨基戴上预言家的桂冠。考茨基在他新出版的《国际的过去和未来》小册子中，从他那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观点出发写道：“第三国际不过是一个宗派组织罢了，它的排外性，一开始就妨碍它把一切具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党联合起来。它的成员仅限于东欧的党和西欧某些脱党分子。”①我没有料到，俄国同志也居然认为第三国际将面临这种前景。但如果不这样，如果第三国际不会沦为一个宣传团体，而应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强大组织，那么，代表大会就要考虑到，其他大党也会要求加入第三国际。在和那些党员人数众多，并有数十年政治活动经历的党进行辩论时，当然会在它们身上发现许多可击之处，会找到更多的批评口实，而那些没有机会在政治生活的激流中锻炼自己的党，却大不相同了。我不打算再在这里引用某些特殊的可望谅解的情节，来为本党辩护。但有一点我要说明，这就是：不能只根据一般情况，只根据理论主张和报刊的评论，来判断我们党。然而，到目前为止，上述种种因素均成了大会批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依据。要知道，不能像这里多数情况那样进行笼统的评论。不能说，也不容许说，这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干的，那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干的，它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们德国的情况十分特殊，但是，对德国也可以这么说：从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各个政党均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之中。 ① 卡尔·考茨基：《共产国际的过去与未来》维也纳人民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77页。——编者注
对会上的发言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反驳，但我只想说明一点：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仍然继承社会党右派的旧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观点；另一派自革命第一天起，即自联合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起，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苏维埃制度。最初，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在党内只占少数，然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少数派始终竭力促使独立社会民主党逐渐把立场转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你们都知道，目前尚未有定局，也就是说，为达到目的还要进行残酷的斗争，但毕竟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 当拉狄克等等演说家在会上同迪特曼和克里斯平进行辩论，并有根据地批评人民代表委员会当时的做法时，我就想强调一下，除人民代表委员会以外，在柏林同时还存在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虽然其中社会党右派和士兵占据多数，但它始终坚决反对佐尔夫式的外交手腕，主张和俄国恢复邦交，主张接待俄国代表团。如果说，我们未能坚持己见，如果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那就应当考虑到托洛茨基说过的话（因为这句话正适用于我们德国当时的情况）：我们必须顽强地克服物质上的阻力。要知道，除英国以外，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像德国那样，无产阶级内部如此严重的分裂。我们必须和追随社会党右派的、目前仍然处于教权主义影响之下并已成为我们的绊脚石的那个非同小可的工人阶层作斗争。其次，我们仍有相当多的工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另外，还有一大批群众没有固定的观点，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对政治漠不关心，靠革命工人帮助才能前进。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曾作了种种尝试，以便使这些数十年来受议会思想熏陶的工人，对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有个明确的认识。对于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问题，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应当肯定，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派越来越占优势，并且始终占优势。在反对原来的和现在仍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民主主义-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左派观点显然日益取得胜利。 此外，在德国，还不屈不挠地开展了革命活动。我只想简单地说一下。自1918年起，我们不只是在集会上和其他各种合法的公开场合下，从理论上阐明我们的观点，而且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在各方面尽力履行我们的职责，并将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至于我们在党内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持，那只要从党的发展史和党的基本观点上看，就十分清楚了。说实在的，我们全党现在对于必须采取秘密手段这一观点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已有所认识，并且，我们已从认识转到实际行动上来。 在我们党的三月代表大会上，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仍然十分活跃，但是，我们加强了对苏维埃制度的宣传工作，当时要想压制它是不可能的，因此，大会决定“把苏维埃制度写进宪法里去”。 而随着革命事业的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党在行动上确实已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且应当说，它已经是一个完全革命化的党了。 虽然这个问题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但还是应当指出，莱比锡党代表大会较之党的柏林三月代表大会，向前迈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步。不过，莱比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也不是永恒的。我确信，在我们参加这次大会的感受的基础上，再过几个月，我们必定会制定出一个比现在的莱比锡行动纲领更加具体的纲领来。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整个第三国际不应当是一个宣传团体，而应当是一个行动组织，所以，我深信，我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将根据作为一个行动国际的第三国际提出的要求，进行整顿，我本人也将全力以赴。这项工作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组织的领导分散，不如旧社会民主党的民主主义——改良主义领导那样集中。在旧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这个反对派目睹了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的党执行局是怎样专制独裁、怎样管理党的金库、怎样暗中控制报纸和横行霸道的。因此，德国先进工人对执行局的领导集中和机构集中极为反感，这种反感情绪造成了党的领导严重分散的后果。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时代拥有而且必然拥有的全部权力，我们却没有。德国革命的发展，必将无情地迫使我们的组织适应革命的需要。现在，莫斯科正推动德国这样做。因此，我们能够而且必将克服我们组织机构上的分散状态。但问题在于，我们每个党和我党本身在理论上存在着种种困难，因而，我们很难以俄国同志为榜样。对他们，我不准备说恭维话，但是，经过心平气和的冷静的观察，我可以对他们作出如下的评价：俄国人民有着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决心，而这个决心将沿着共产国际的渠道传到德国，并将在德国引起反响。第二个对比是：红军走过的每一公里路程，都是对德国革命的促进，促使它前进一步。 （鼓掌。）这个事实迫使我们响应当前形势的要求。 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以偿，但是，我深信，既然我们现在听到柏林工人就贝拉·库恩被捕一事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那么，这说明，独立社会民主党（它曾经号召工人为苏维埃俄国、为德国革命而奋斗）在这里的活动继续对国内产生影响，独立社会民主党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力争具备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 有人说，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这不符合事实。在评价一个党时，也应当参考它的敌人对它的看法（我认为，这种论据无关紧要）。只要翻阅各种报纸（不仅《前进报》而且还有右派所有的地方报），你们就会对独立社会民主党所遭受的猖狂攻击有所了解，你们就会肯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样，被当作国家的敌人看待。 对德国共产党，我还想说上几句。我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它是在对共产主义营垒不太有利的情况下建立的。 有人喊道：你们本来也想在那个时候一起创立共产党！ 多伊米希： 我们想过，可是为什么毫无结果呢？因为共产党后来否定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因为有不少后来被共产党在不得已情况下清除出去的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当时，正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确定了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创立了共产党。既然出自这样的动机成立的组织，那它就有其自身的利益，所以这几年来，它所干的许多事都缺乏明确的策略，它对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不公正的攻击。在有关苏维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可以说，它就是这样做的。在这些问题上是不容许随意歪曲的。以自己深奥的理论来贬低那些担负微不足道的工作的人们，确实非常容易。不过，革命工作也离不开许许多多小事。有一次，我对列维同志说：在德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导师，而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充当革命中的顽童的角色。 但是，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伟大的使命。我坚信，德国革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能够而且必将被这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所起的作用一扫而光。我认为，使独立社会民主党把立足点移到第三国际方面来，是可以办到的，如果我们将理论上的争论进行到底，那么就会发现，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早就不存在任何矛盾了。到那时，只要双方有诚意，第二个问题——组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不久将来的行动可以作证。我对今后行动的看法是（我只能作个人表态），我们一定把第三国际的全部指示和提纲带回德国去，并竭尽全力使每一级组织都能对指示和提纲进行讨论，都能表示同意和接受，并将必须做到的一切付诸实践。 我们将把第三国际的要求向我们党的机关传达（我们整个党机关应当朝这方面努力），同时，我们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到那时就会弄清楚，大多数党员是否同意第三国际的立场。如果大多数人表示赞成，那么像考茨基那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就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公开离开我们的党，而你们可以通过集中制，并集中力量来经常监督我们的报纸、党执行局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不同意第三国际立场的人清除出党。 党没有委托我们加入第三国际，而只让我们听取加入国际的条件并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坚决使第三国际大大完善起来，远远超过第二国际，我们坚决使它成为一个巩固的、坚强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真正的国际！ 达尔斯特隆（瑞典）： 我请求发言，不是为了反驳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党提出的一般性意见，而是为了使代表大会对我们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在瑞典，成立左派社会党的起因，是社会爱国主义者布兰亭企图把我们的霍格伦、基尔博姆等同志（他们是青年团的激进派）开除出社会党。参加组建新党的其他人当中，有旧社会党的卡尔·林德哈根、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和卡尔·爱因贝格。 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新党的核心。为了避免一下子被实力雄厚的旧党所压垮，我们不得不尽可能扩大建党的基础。卡尔·林德哈根向来不服从党的决议，现在也依然故我，他自称“怪人”，连起码的党纪观念也没有。近来，他创立了一个人文同盟，这个同盟经常把矛头指向我们党。林德哈根对国际联盟的立场实在荒谬绝伦，左派社会党是不能和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机构发生任何关系的。 卡尔·爱因贝格对裁减军备问题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应当在议会里采取有利于裁减军备的行动，我们不应当批准任何军事拨款。同时，他认为，当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进行搏斗时，武装工人阶级乃是我们所处的革命时期的必然结果。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的态度和他相同。正如季诺维也夫同志所说，温涅尔斯特朗没有和布兰亭及其政党“在精神上结为一体”。我们再也不和布兰亭的这个党打交道了。瑞典左派社会党是在党的核心——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成立的。就是这个青年团促成了旧党的分裂和新党的成立。 多年以来，霍格伦一直是领导成员，他和弗里德里克·斯特勒姆一起，领导全党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我完全同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就是像卡尔·林德哈根这样的同志，既不适合留在我们党内，也不适合留在其他任何一个政党中。 我们绝对赞成第三国际的立场，并且无条件地承认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武装工人阶级，是胜利实现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 季诺维也夫同志还说，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机关理论刊物取名“齐美尔瓦尔德”，别具一格。在我们瑞典，“齐美尔瓦尔德”这个词具有运动中转折点之意；这个名称已经作为这个转折的象征被保留下来。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只有这种含义。 施特克尔（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德国共产党的恩斯特·迈耶尔同志昨天公开主张独立社会民主党分裂。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个主张是同自我们党莱比锡代表大会以来的德国共产党的全部策略背道而驰的。迈耶尔同志私下向我承认，他失言了，不过，这么重要的声明应当当众收回才是。 当时，即1918年12月，我就认为，共产党脱离我们党是一个严重错误。他们由于闹独立性而自那时起就自食其果了。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就目前来说也仍然是一个严重错误。我们毫不隐瞒，我们对共产党人脱离我们党表示遗撼。并且，我们在这里声明，一旦我们加入第三国际，我们将首先争取和德国共产党搞好关系，以便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有时显得十分冷淡，那这多半和他们与我们双方都存在的错误与动摇有关。他们在艰苦的内部斗争中认清了自己的纲领与策略，而我们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我们党内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比如战时对和平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当时曾有许多人为这种观点和思想辩护），我们内部就有不同看法，其次，在参加第一个革命政府、与社会党右派合作的性质及方式，以及有关这个政府的许多措施等问题上，看法也不一致。再其次，在“国民议会或苏维埃制度”、“民主制或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也有过斗争。谁也无法否认，我们党是本着有利于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精神去解决这一切问题的。 目前，我们全党坚持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反对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制，虽然我们党有时并非十分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方法。 我希望我们许多同志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更加明确的理论。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大大地向左转了，而且，显然地，它今后还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们在莱比锡制定了共产主义纲领，它对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近一年半以来，我们党带头参加了德国国内的一切群众性革命行动，对此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自己也承认，德国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优秀分子集中在我们党内。假如我们党在实际活动中完全缺乏革命性，假如它不是极力向左转，那它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共产党人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那么，现在谁能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有人表示抗议。） 当然，即使现在，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比如，列维同志在会上引用了累德堡就恐怖主义问题发表的声明。累德堡由于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在我们党内几乎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如果把一个群众性的大党随时都可能产生的一些分歧排除在外，那我们在使用暴力问题上，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恐怖手段，我本人在莱比锡大会上驳斥了累德堡的观点，并且声明，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何种革命形势下必须采取恐怖手段。请你们相信，如果德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就像你们当时四处受逼（邓尼金在奥勒尔、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城下、高尔察克在伏尔加河一带向你们进逼）时的情况一样，无疑，德国革命必将采取你们在俄国曾经采用过的革命手段。明确认识采取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是一回事，但把这种手段当作一种纲领性策略公开加以宣传，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坚信，凡是准备加入第三国际的共产党，在其纲领中都不会承认必须采取恐怖手段作为一种策略措施。 就以德国共产党为例吧！在卢森堡同志起草的纲领中写道：“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奋起斗争的阶级必须掌握屠杀、恐怖手段和政治暗杀等武器。而无产阶级革命却不必依靠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仇视和鄙视暗杀行为。”① ① 《关于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1日成立大会的报告》第52页，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出版。——编者注
拉狄克： 请继续念下去！ 施特克尔： 请等一等，拉狄克同志，我继续往下念。党纲对恐怖手段明确表示否定以后，却肯定了暴力手段，上面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少数人不顾一切地企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强行改造世界，它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行动……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对付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世界史上唯一的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为这个国内战争准备必要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种武器；应当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获胜。”这几行字，我们党完全可以接受。在德国，国内战争已经爆发，我们正投入这场战争，并将竭尽全力使工人阶级做好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斗的准备。 我还想就我们复信当中两个受到批评的问题谈几点看法。首先是关于革命时期经济生活不间断的问题。当然，在当前的革命斗争时期，生产过程将遇到种种严重的障碍。第一种障碍就是国内战争及其军事突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第二种障碍来自下述因素：我们要立即着手把资本主义生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生产，而企业主则因此要进行反抗和暗中破坏。谁要进行社会革命，谁就应当容忍破坏正常生产秩序的现象。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里，我们无论如何要重视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而在俄国那样的农业国里则不然。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即不应当机械地把俄国的方法照搬到西欧国家去。俄国有千百万有革命要求的农民，而德国则不然，它有的只是多半会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的反革命农民。其次，我们有千百万脑力劳动者：商业部门的职工、银行职员、技师、工程师、小官吏等等。如果我们不希望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那么，我们就要使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和我们一起去自觉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见，在德国具备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先决条件，也许在个别情况下还具备实际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形式。当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一般说来也适用于德国。 如果我们党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加入共产国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国有一个共产党，群众就是根据它的所作所为来评价共产国际的。而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党（除其中央委员会外）长期以来几乎在一切地方党组织和地区党组织中，实行目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政策。 即使我提到德国社会革命存在很大的困难，那也决不是由于我们对未来抱悲观的态度。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在我国越来越接近灭亡。我国资本主义在经济，财政和食品等方面，越来越迅速地濒临崩溃的边缘。用不了多久，也许几个月以后，我们将在德国胜利地开展新的革命战斗，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各种矛盾激化，我们必定会打败资产阶级，建立德意志苏维埃共和国。到那时，我们将和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团结一致，为世界革命而奋斗。 耶尔根辛（丹麦）： 我本来不打算在这次讨论会上发言，但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对丹麦左派社会党的纲领提出了一些意见，我只好就这个党的纲领和活动谈几句。 当然，要想在比较短的发言里详尽地介绍丹麦各政党之间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我想指出，我们党是在三个不同性质的党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第一是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纲领，1919年初加入第三国际； 第二是丹麦独立社会民主党。它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18年4月同时成立，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 第三是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在1919年11月9日各党联合以前，它认为自己有可能留在社会民主党内。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但是，无论是我国经济上的发展，或是政治上的发展，都迫使我们党日益向左转。可以说，我们的党纲就是这种迅速发展的产物。 在今年2月29日至8月1日我们党的成立大会上，不仅一致决定加入第三国际，而且几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党纲。应当说，这个纲领是共产主义的纲领。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这个纲领中发现了一个缺点。的确，季诺维也夫同志有理由对他所引用的句子加以讽刺。然而，我应当提请大家注意以下事实：第一，他引用的句子的译文极不贴切，第二，该句子的整个上下文可以证明，我们丹麦共产党人并不认为，革命应当是绝对不流血的，我们只是肯定地表示，革命或许可以避免流血。 你们也许会允许我宣读我们党纲中的部分内容，以便说明我们对革命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 “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一切相信资本主义会不知不觉地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人，应当被看作是空想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只有通过社会革命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实现。阶级斗争流血与否，它结束得早或晚，都将取决于资产阶级是否理解它自己所起到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行动也间接地影响今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寿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应当通过城乡工人苏维埃同时夺取政权，并取代资产阶级议会来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和全部财产，以及耕地。 “丹麦左派社会党认为：本党的任务在于以此为基础联合工人阶级，并使它做好参加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之间的伟大的决定性战斗的准备。 “党并不只限于争取实现个别社会阶级的专政，它不过是把这种专政看成是必然的过渡罢了。这种专政不可能在乱糟糟的叛乱或革命尝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党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消灭压迫与暴力制度，因此，党要全力以赴反对军国主义。 “在革命时机到来以前，即在党可以通过城乡工人苏维埃建立管理制度（它是以普遍的政治与经济平等——劳动民主为基础的管理制度）以前，党在斗争中将主要依靠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和议会外的行动，同时也要利用议会制度（参加议会和市政机关的选举）。” 由此可见，纲领根本没有提到必须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它只谈到，在丹麦，不流血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方面，我们和列宁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列宁同志曾多次提出并写道。在某些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流血的革命是可能的。 革命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的，这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至于采取什么手段，这无关紧要。我个人认为，在一切经济发达的国家里，革命将是而且必定是流血的，也许会比俄国革命流的血还多，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加强大，装备更加精良。 丹麦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丹麦人民主要是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在德国革命爆发以前，丹麦革命的前景实难想象。我们完全受各大国运动的发展所制约。 我承认，我们的纲领并不完善。不过，就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来说，它比瑞典左派社会党的纲领还是明确得多。 可以找到更多的理由来批评我们的活动，而不是批评我们的纲领。然而，在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对我们所做的工作问心无愧。我们在11月9日到8月1日的较短时期内，建立了45个支部，并广泛开展了支部工作。我们还做了宣传工作，其中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日报《工人报》进行的。 我们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凡是稍微了解丹麦情况的人都应当承认，在丹麦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然而是被收买了的社会民主党。 正是由于我们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我们才不仅和社会民主党人作斗争，而且也和原则上反对一切专政的工团主义者作斗争。 不过，我愿意承认，我们丹麦共产党人应当不断向左转。因此，我们应感谢共产国际，是它推动我们的宣传和行动日益革命化。 弗利斯（挪威）宣读以下声明： “挪威代表团提请大会注意：大会在制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没有考虑到挪威工人党的特殊组织形式，即所有工会是集体入党的。
“代表团援引了它的关于党的活动的报告①，建议恢复执行委员会和那些准许集体入党的有关政党之间的谈判。” ① 这份报告既未载入《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集》中，又未载入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共产国际》杂志中，只有弗利期早期的文章《挪威的革命运动》，载于《共产国际》第10期第1501—1508页。——编者注
季诺维也夫的结束语 季诺维也夫： 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作如下表态：我们将找机会认真分析一下情况，并建议挪威同志取消集体入党的做法。要采取个别吸取的办法，以便改变党的成分。 瑞典党也证明了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党不是机会主义党（我并没想说它是机会主义党），而是一个革命党，但它不应当容许机会主义分子存在。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宣读建议①。） ① 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
如果各国党对共产国际有点望而生畏，那么，这对它们倒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党应当经常用镜子照照自己。 昨天有人质问执行委员会，为什么这次大会没有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参加？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代表吕勒和梅尔赫斯在最后一分钟才声明，他们不愿出席代表大会。本来我们一开始就给了他们发言权，而在最后又决定给他们表决权，因为我们想争取他们参加讨论。可是他们拒绝参加，并且说，看了我们的提纲以后，他们认定，我们的机会主义倾向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逃出了会场，没有勇气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这个大庭广众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没有他们的人了，因为他们不想呆在这里。 有的同志说，加香和弗罗萨尔的最后一次声明，是某种后退，我同意这种说法。接到他们的声明以后，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季诺维也夫读信①。） ① 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
他们给我写了回信。（读信①。） ① 速记稿中没有记载。——编者注
因此，目前我们应当静观事态的发展。 现在，我来讲讲那些持“左”的观点批评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的发言。怀恩科普等人说，执行委员会至今仍让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这类党的代表进来，是错误的。我向代表大会提个问题：我们详细和清楚地向这些代表作了解释，这是否真的有什么损失？如果昨天和今天的会议速记稿见报，工人们看到这个报道，是不是就不好呢？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些观点，这是件好事。 戈尔登贝尔格同志发表了长篇大论，说到底就是不许这些人参加第三国际。我们根本也没有提出这种建议！我们只要求授权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检查一下条件的实行情况。我们以大会主席团名义交给法国代表团一封信，也许你们从今天的俄国报纸上已经看到。我们对他们说，龙格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对他的过去，连他的朋友也不屑一顾。和列诺得尔与托姆讲统一，无异于和诺斯克这条狗讲统一。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表明了我们的观点。在法国，共产党人将会发表这封信，也许就发表在《人道报》上；法国人看到这封信后，就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要和那些对中派分子仍存有一定信任的工人谈谈。假如我们不同加香与弗罗萨尔进行会谈，那我们对工人说些什么呢？ 我们用不着害怕克里斯平的考茨基主义。我们没有让代表大会接纳这些人加入第三国际。因此，你们无须重复人所共知而无人反对的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如不改弦易辙，我们是不会接收它们的。我们要求把这些党清除出去，要求它们改变自己的全部政策，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只要人们在工厂中，在集会上，处处能看到我们的提纲，我们的工作就能前进一步。 让中派分子起草自己的反提纲，并向群众广为散发吧！他们现在已经动手了。因此，我说：这个所谓“左”倾反对派，毫无基础，错误百出。这正是吉尔波所说的“未来主义”。 我再说一遍，我们唯一的建议是：首先要让执行委员会查明，我们所有的条件是否确已实行，其次，执行委员会应当有权按照共产国际章程接收这些党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有权随时开除它们。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我们无所畏惧。 我想对塞拉蒂同志说几句。共产国际不能容忍意大利的现状。意大利的工会运动全部被改良主义分子控制了。这是党的过错。同志们！我应当告诉你们，意大利工会七年来没有召开过一次代表大会，而身为第三国际成员的意大利党却熟视无睹！达拉贡纳之流心里明白，一旦召开代表大会，工人们肯定会把他们赶出去。这种妥协真可耻！当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把持工会时，你们打算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呢？所以，同志们！你们看到，事情完全不像塞拉蒂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清白美好，那样使人欣慰。第三国际不能容忍这种做法。如果意大利党领导人继续听之任之，我们就要甩开他们，直接和意大利工人打交道了。 同志们！再谈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两种倾向的混合物。听了克里斯平的发言，我们不得不认定：他和考茨基一个腔调。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出来安慰我们。这些同志说：“我们终究会前进的，用不着那么性急！事情总会安排妥当的，等一等好啦！”我问您，多伊米希同志，难道这就是您要对我们讲的全部内容吗？同志们！我认为，这远远不够。难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真的成了我们束手无策的理由吗？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与其用“我们终究会前进的”话来安慰我们，不如拿出实际行动来。现在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党是构成历史的要素，我们加速了历史的进程。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安慰毫无用处。多伊米希同志，您所签署的那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声明，说实在的，决不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史上的光辉插曲。是啊，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并没有组织起来，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要求；而且它不可能从右派——半死不活的机会主义者怀抱中挣脱出来。无产阶级业已走在你们的前面了。 我们通过了关于党的作用的决议。为什么您不谈谈对这个决议的看法？我们曾指出，在战争初期，在沙文主义的激流中，布尔什维克在必要时是怎样善于逆流而进的。我们的历史任务是率领工人阶级前进，而不是等别人来推动我们。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了，工人阶级等得不耐烦了，现在，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也许在德国，工人阶级在最近几个月内将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斗争。你们怎能仍然在恐怖手段问题上左右摇摆、犹豫不决呢？至于我们俄国人，挨打挨够了。你们应当引以为戒。我们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就是我们把克拉斯诺夫将军释放了，而他却反过来发动了一场国内战争。你们忘记了德国革命的教训，你们忘记了李卜克内西是怎样遭到杀害的。在德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区，几乎没有一条街道没有染上工人的鲜血。国内战争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无权忘记国内战争的教训。我们要吸取这些教训。 我请求代表大会立即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并将这些条件提交委员会最后校订，然后付诸表决。可是承认这些条件，并不等于“成了”共产党员，我们倒是应当用心观察一下，每个党员是否真的按这些条件去做；我希望执行委员会能做好这项工作。 我们用不着对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唱赞歌，我们只要求各国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我们感到，我们不仅代表着统治一个伟大国家的党，而且代表着一个和其他党一起创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这就是我们的骄傲。要知道，我们不是无缘无故地谈论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不是俄国的组织，而是世界性的组织。我们引以自豪的是，这次代表大会能在我国召开。当然，当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说，我们在俄国已经做了一些事时，我们是感到自豪的。但是，我们应当要求大家不要用一些漂亮词藻来应付我们，而要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意大利工会运动和光荣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获得解放，真正的共产党究竟何时才能在各地建立起来。 因此，同志们，我请求大会通过下述提纲。（宣读提纲。） 一般性讨论结束。有些同志请求发言，他们要宣读个人声明。 塞拉蒂（意大利）： 也许大家不理解我在讨论提纲时的简短发言中发表的声明。我说过，我完全同意这个提纲，而且将投赞成票，因为我认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将会根据第16条和第17条的精神加以灵活运用。 我还想说，季诺维也夫完全正确。他对意大利劳动同盟六七年来一直没有召开过代表大会一事表示遗憾。但是，我要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并非什么政治的与个人的原因，而纯粹是章程方面的原因。不过，意大利劳动同盟代表大会正在筹备之中。至于杜果尼，我可提供一个小小的旁证。当时，只有我反对派出议会党团到俄国去。昨天下午我拍了一份电报，目的在于纠正被杜果尼歪曲了的事实，并且要求立即把杜果尼开除出党，如果他确实发表过那个声明。 怀恩科普（荷兰）： 列维同志认为，我不打算批评德国共产党，似乎是由于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场。他错了。我只想澄清“由于有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场，德国共产党就可免受批评”这样一个事实。我对此表示遗憾，并认为，从这类事实引伸出来的结论是错误的。 迪特曼（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今天早上，列维同志指责我们，说我们背弃了那些在基尔和威廉港被杀害的水兵。可是，他忘记了我在会上说过，这些水兵为了德国革命而壮烈牺牲（反动报刊把这席话着重发表了），不过，这些水兵及其行动所起的作用，仅仅是在他们被杀害以后才知道的。列维在会上引用的事实不可靠。 列维（德国共产党）： 我并非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我只是责备三个人，即背弃了我们革命水兵的该党的三位领袖。这种背弃并不是指字面上的那种含义，而是从政治角度着眼，指他们背离了水兵为之奋斗的事业。要不然，他们就会号召无产阶级和军队继承水兵的事业了，可是他们慎重考虑以后，拒绝这样做。（有人表示赞成。） 迪特曼： 真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会引起意见分歧。您明明知道，我口袋里没有装着我在议会各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我在议会说明的情况，的确属实。我们只是顺便和水兵们谈了几句，并把我们党的宣传手册交给了他们。水兵们有什么打算，我们当时并不清楚。 列维： 怀恩科普同志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指责他沾染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因为他不愿意当德国共产党代表的面说出自己的意见。 迪特曼同志在这里十分正确地强调指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位代表还没有糊涂到剥夺水兵个人荣誉的地步。他们向被抢杀的水兵表示了他们个人的敬意。但是，问题却在于，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在政治上是否支持水兵的行动，是否表示要和他们团结一致？独立社会民主党背弃了被杀害的水兵。它没有抓紧时机进行有利于结束战争的宣传。它至今在政治上依然没有和这些水兵站在一起。 迪特曼： 我认为，把个人的主张和政治派别的主张加以区别，这是律师的一种巧妙手段。 列维： 我想提醒同志们，我们经常要把个人的观点和政治派别的主张区别开采。比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会引起我们每个人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们的敬意，但是在政治上，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同他们的做法。 迪特曼（德国）： 同志们！我感到遗憾，整个事件被说得面目全非了。打击对象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议会豁免权，这便是整个事件的起因。我们在议会发言时一贯主张结束那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而我的确没有发现，我个人在议会上对水兵事业的评价和我们党在政治上对这个事业的评价之间有何区别。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我将投票反对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提纲，请允许我宣读有关表决问题的声明，或者把我们的声明转交大会主席团，以便列入记录。 塞拉蒂： 如果事关个人的声明，那您有权当众宣读。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这是我个人的声明，具体内容如下，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发展过程为之中断。这个发展过程曾把各国无产阶级分为两个对立的营垒：改良派和革命派。共产党是这个革命派的代表。共产国际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
“共产国际的宗旨是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建立共产主义。所以，万万不可接纳那些在关键时刻有可能背叛革命事业的人。也就是说，凡是不完全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都要清除出共产国际。 “因此，根本不能吸收那些所谓的中派党加入共产国际。中派党代表着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人贵族，它们不具备加入共产国际的必要条件，它们是共产国际的死敌。自然，只有在它们搜罗各种与共产国际为敌的党派的企图宣告破产以后，它们才无可奈何地动手敲共产国际的大门。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口头上还说什么承认共产主义原则，那只能说明，它们的伪善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共产国际对于那些尚未分裂成为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中派党，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促使它们分裂，建立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的共产党。 “但是，不能藉助外力和采取人为手段来达到分裂的目的。它必须建立在群众内部深入开展运动的基础上。机会主义领袖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原则与策略，这不仅丝毫不能激励群众运动，反而只会起破坏作用和增加思想上的混乱。这只会损害共产主义的威信，并阻碍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 “因此，在各中派党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时，共产国际应当公开地、铁面无私地批评它们的立场和政策；共产国际应当向跟着中派党走的群众指出，他们必须和他们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划清界限，并且完全彻底地和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主义少数派的观点。总之，共产国际应当密切配合这个少数派行动，并且帮助他们推动内部的工作。凡是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党，第三国际一定要积极地促进它的分裂，这是在明确的革命行动纲领的指导下团结群众的唯一方法。不这么做，让中派党轻而易举地混进第三国际，那共产国际的健康肌体就会受到损害，敌人就会趁机钻进它的内部，并在关键时刻冷不防地从背后插上一刀。” 塞拉蒂： 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说，他否决戈尔登贝尔格同志的提纲。 吉尔波： 主席团接到几点修改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应当转给委员会。但是，我提议，现在就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的禁止共产党员加入共济会的提案进行表决。 塞拉蒂： 现在对吉尔波的提案进行表决。（一致通过。①） ① 在代表大会的记录和决议中，没有注明是否通过了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的提案。——编者注
表决并通过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提纲 塞拉蒂： 我提议对整个提纲进行表决，而各项建议则转给委员会审议。 （提议被通过。） 怀恩科普： 我建议，至少要在代表大会上，而不是在委员会上审议这样一项提案：每个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在本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赞成加入第三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至少要占委员会总数的2/3。 拉狄克： 我建议把这项提案转给委员会审议。应当认真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应不应当把挽救目前局面的希望寄托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撤换9/10或2/3委员上？听了多伊米希和施特克尔同志的发言以后，我个人不抱希望了，即使他们的人数在中央委员会占9/10,他们也不会真正改变党的策略。建议将此问题提交委员会讨论。 塞拉蒂： 现在将怀恩科普的提案付诸表决。提案被否决。提案将提交委员会修改。 现在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提交大会讨论的提纲（未经改动）进行表决。 （提纲以大多数人赞成、2票反对获得通过。） 格鲁贝尔①： 我对提纲投反对票，以抗议对怀恩科普的提案的否决，我认为，他的提案具有重大意义。 ① 在俄文和德文速记记录中没有格鲁贝尔（K．施泰因哈德）这个声明。现根据法文速记记录发表。——编者注
塞拉蒂： 现在需要确定我们的工作程序。主席团原定下午5时结束讨论，现在已经6点了，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明天将召开妇女代表会议。本星期日各委员会要举行会议。下星期一上午11时将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议会制问题。土地问题委员会于今晚8时在小礼堂开会。 怀恩科普： 应当表决一下，我们到底要不要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及法国社会党会谈（因为会谈业已开始）？ 塞拉蒂： 由于怀恩科普同志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提出这个提案的，因此，请他收回，明天再提。 怀恩科普： 同意。 拉狄克请求发言。 塞拉蒂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会议已经结束。 会议于下午6时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