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第七次会议


(1921年6月27日)




继续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由于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涉及德国问题,所以德国反对派的代表们在今天的大会上(有的在昨天的大会上)就这个报告发了言,但是他们非常巧妙地回避了争论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蔡特金同志在长篇发言中慷慨陈词,为自己对党的态度以及自己在党内的行径寻找根据,然而,她这种激昂的调门并不能改变我们这样一种看法。蔡特金的记忆,她的政治上的记忆,较之她那慷慨激昂的言词,是略逊一筹的。她在这里就一系列政治问题所作的发言,其性质已经不同于我们德国所发生的情况。至于马尔察恩那样一些反对派代表堕落到什么程度,就不去提了,因为马尔察恩本来可以借助统计资料来证明自己朋友的政策是否正确。我十分清楚,马尔察恩周围的同志们有足够的时间在德国进行统计工作。我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利用了这个机会坐汽车跑遍柏林的大小工厂,但不是为了鼓舞工人,不是为了号召工人进行斗争,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给工人泼凉水,通知工人某某地方并没有发生罢工,从而阻止工人参加斗争。(喊声:“听听吧!听听吧!”)显然,莫斯科的气氛使马尔察恩同志的态度有所收敛。现在,他已经改口说有20万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在德国实际上要少于这个数目。还应当指出,他对三月事件的评价也略有变化,已经不说它罪大恶极,不说它是一次大规模盲动了——照他现在的说法,三月发动是共产党大胆强加于人的一场斗争。必须指出,在讨论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时,是可以涉及这个问题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从德国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之前的发展情况如何,以及这场斗争的意义何在?应当说,不管这次发动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错误都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决不是闭眼不看自己错误的人。我们要同参加斗争的同志一起谈论我们的错误,而不是同抵制无产阶级斗争、不断反对我们的行动的人去谈论这些错误。我们只是同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的人讨论我们的错误,而不是同其他什么人讨论我们的错误。(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毋庸置辩,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其他什么国家,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进行这样的斗争时,都不会不犯任何错误。既然提到错误,首先就要谈我们的主要错误在哪里。这个主要错误是以蔡特金等同志为首的前中央委员会造成的。前中央委员会甩手不干了,因为它不喜欢拉科西同志,猜疑拉科西同志是因德国党的领导缺乏革命性而奉派来分裂党的。不过令人怀疑的是,在前中央委员会垮台之前,党的领导已经不能保证党具有战斗力了。有时甚至蔡特金同志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强调指出,德国党受到了她的朋友们的消极情绪和无所作为的严重威胁。我清楚地记得蔡特金同志说过这样的话。

  同志们!德国党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是自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它就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言而渝,德国党反对的不是那位对我们似乎很显赫的仪表堂堂的“满头卷发的季诺维也夫”。德国党反对执行委员会的矛头,实质上是指向俄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政治方法和原则。凡是注意德国党内事态发展的人都知道,列维从莫斯科一回来,就有计划地破坏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在德国党心目中的威信。而且在任何问题上都会使人感到有一股势力想在共产国际中增强西欧的影响,以对抗“亚细亚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请大家注意反对派是如何对待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的。我直截了当地提一个问题:反对派同志今天是否认为前德国党中央委员会对待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态度是一个政治行动,或者只是一种过分敏感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非常乐于听到你们就这些争论问题发表意见。最后,同志们是否认为,列维和多伊米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证明他们想把事情弄到同共产国际发生冲突的程度?令人惊奇的是,马尔科维奇同志早在三月发动期间就自以为非常了解情况而向他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了德国的形势,并让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我想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也可能同列维博士有勾搭,这大概不会错。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还记得,列维曾斩钉截铁地表白他同共产国际有联系,真是天晓得。我们可以肯定,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之日起,在德国和共产国际内部就有人策划幕后活动。既然如此,列维还说什么他觉察到了形形色色的派别倾轧,觉察到了德国党和其他党内的“土耳其斯坦式”的秘密勾结,这对于熟悉列维这位活动家的政治手法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笑料而已。可以肯定,在我们党的工作进程中,不断有人热衷于玩弄这种手法。我们说,德国工人,德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有高度的识别力,他们能一针见血地看出这种手法的政治用意及其斗争目的。如果说,有些领袖在德国的斗争刚出现高潮时回避了斗争,没有为革命任务去发动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那么,对于这样的领袖,德国工人是会根据他们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的。

  同志们!我要结束发言了。遗憾的是,10分钟时间不够把所要讲的话都讲完。请大家不要放弃专门讨论三月发动的机会,不要放弃专门讨论德国党在三月发动期间所犯错误的机会。请那些愿意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的有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在发言时要谨慎周密一些,因为你们会了解到,你们所要指责的那些人已经比你们更狠地指责了这些错误,而且看来,他们不是同列维站在一起,而是同战斗的工人群众站在一起进行这种指责的。请大家不要回避目前的公开讨论。再强调一下,尽管我们非常尊重蔡特金同志,但是我们认为蔡特金等同志的一切论断恰恰是在回避问题。

  蔡特金同志在这里声称她从来没有支持过列维。希望蔡特金同志不会站出来反驳我。我清楚地记得,蔡特金同志支持过列维。请人家注意《红旗报》上有一篇报道说,蔡特金同志在一次邦的会议之后表示:如果她不支持列维,就是卑鄙的胆小鬼。先不谈三月发动期间的错误,试问同志们是不是至今还容忍列维的无耻污蔑,例如诽谤土耳其斯坦人,胡说什么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躲在幕后策划各式各样的恐怖活动,胡说什么他们让俄国出钱拼凑种种派别来搞垮德国党?(场内活跃,表示赞同。)难道在我们的同志中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根据拉科西同志在中央委员会和区代表联席会议上可能脱口而出的话,就确信执行委员会不同意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记得这种疑问一出现,联席会议就一致表示,如果这个观点能站得住脚,那我们德国党也会赞成。后来有人说,我党可能存在着发展过头的倾向。这种倾向确实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过。但是把党变为宗派的倾向却从来没有过。我们希望经过这次代表大会的辩论,最后能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态度,使我们在德国不再碰到过去的那样困难。

  有一位俄国党的代表遭到警察的追捕,后来他被多伊米希和迪韦尔同志在反对派公布的材料中卑鄙地出卖了。这位俄国党的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正式质问道:“请你们说,我到底参加了什么活动?”可是没有人答复。我们声明,我们再也不想亲眼看到这种把戏了,再也不愿看到有人悄悄干出这样的勾当来。我们期待同志们最后能发表意见。我们希望带着明确的答复回去,而不想听别人说什么列维是个聪明人,他明白三月发动错误之所在。我们希望这些同志以及代表大会能作出明确而公开的解释。

  我们坚持,凡是支持列维并劝他不要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放弃议员资格的人,凡是从背后攻击党、不断损害中央委员会的政冶和道义威望的人,都不得留在共产国际的队伍中,除非他们保证不再这样干。蔡特金同志声称她会写出另外一种小册子来,这是非常可能的。然而,八位反对派同志对于印发列维的小册子是不能推托他们的过失的。完全可以肯定,这本小册子的校样是预先经过仔细通读和校改的。(喊声:“听听吧!听听吧!”)这是德国政治运动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只是蔡特金同志所说的纪律问题。执行委员会的整个工作是为了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这是德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前统一社会党的群众参加了第三国际之后,因循守旧的惯例就结束了。所以我要说,开除列维是所有党内同志极表赞同的一件事。德国工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谢德曼、艾伯特和诺斯克这样一些领袖都背叛过德国工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德国工人出来反对他们。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坚持维护纪律、迫使领袖与群众步调一致的共产国际。我们根据整个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以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所有工人群众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站在党的一边。这不是偶然的,只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蔡特金同志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比列维高得多,甚至连蔡特金这样的同志都不能让同她交谊很深的人接受他的观点。这证明,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关键时刻能很好地理解党和共产国际的利益,有时比最负责的优秀领袖理解得更透彻。(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在同志们继续发言之前,代表大会必须重新明确规定发言的时间。如果每个发言人都要延长时间,那就干脆把发言时间都加以延长。


拉狄克:

  我建议维持发言10分钟的规定。有人提到蔡特金同志的发言持续了1小时15分钟。如果登记发言者有必要延长发言时间,我们是可以满足这项要求的。关于延长发言时间的问题,可以个别处理。(全场表示赞同。)


主席洛里欧:

  由于登记发言的人还有14位,我建议代表大会停止继续登记。


德拉格朗热:

  由于登记发言人的还有14位,我建议任何人发言都不得超过10分钟。


苏瓦林:

  发言时间限制为10分钟的规定,应适用于所有人。


主席洛里欧:

  赞成停止继续登记而只让已登记的14位发言的人,请举手。
  (进行表决。


主席洛里欧:

  现在停止登记,发言时间仍旧限制为10分钟。现在轮到贾瓦德—萨迪同志(波斯)发言,由于他缺席,所以请奥韦尔施特拉滕同志(比利时)发言。


奥韦尔施特拉滕(比利时共产党):

  同志们!我不得不对比利时社会党左翼代表雅克莫特同志的声明作一些修正。雅克莫特同志提到建立共产国际比利时支部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障碍,尤其是他指出比利时是第二国际以往的代表人物的大本营。但是,第二国际的王德威尔得或胡斯曼以及其他任何代表人物本身,并非是严重的障碍,其实他们只是整个改良主义体系上的一个光环。这种改良主义体系在比利时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厉害。在比利时,工人党把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同自己联成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中化产生了兴旺得出奇的官僚机构,它压制工人组织中迸发出来的强烈斗志。在缔结停战协定之后,我们立即理解到,政治组织如果得不到工会的支持,就无法存在下去。我们马上告知那些态度不太明朗的同志:“不能局限于专门批评政党组织的政治原则,还要在工会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少数派拥护者当时答复我们说:“这种观点根本不合逻辑,因为抛弃了政治组织,也就等于抛弃了工会组织。”我们回答说:“不!尽管党可能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们恰恰希望在工人活动频繁的组织即工会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尽管如此,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障碍。今天上午,雅克莫特还认为必须维护比利时共产主义集团(去年成了一个小小的共产党)最初坚持的一些观点,而这个集团一直是反对第三国际的一些纲领,特别是有关议会活动的纲领的。去年,我曾经维护过博尔迪加同志提出的纲领。我从代表大会回国之后,我们那里还在竭力坚持反议会主义的观点。但是代表大会曾决定,党必须服从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纪律。

  另一方面,雅克莫特认为必须说,党自己坚持不愿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当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情况:在比利时工人运动有了痛苦的经验之后,作为一种反应,小小的比利时共产主义集团在这方面就表现得很不坚决。但是我们寻思,用不着担心被一小撮模棱两可、不够坚决的动摇分子吞掉,我们应当不失时机地竭力同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群众密切接触。因而在最近一年,党集中了全力在工会里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

注:本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有几处改动:“雅克莫特认为必须(强调)……但是我们寻思(认为),用不着担心被一小撮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雅克莫特闭口不谈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即党内少数派迄今为止的活动和态度,总是同第三国际的所有原则相抵触。当然,少数派是赞成搞议会活动的,但是我们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看到少数派如何维护议会活动以后,我们才明白它维护的不是革命的议会活动,而是改良主义的议会活动。当时少数派的最漂亮手法之一,就是援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编者注]一书中的某些段落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演说中的某些片断。再说一遍,少数派所维护的议会活动不是革命的而是机会主义的议会活动,是通过彻底的改良主义途径逐步达到其目的的机会主义议会活动。

  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和中派机会主义倾向在这一年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子来。虽然如此,少数派在其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接受了第三国际的纲领。我们决不是不想同少数派统一,我们只是怀疑统一的可能性。虽然在比利时也存在着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的条件,但我们还是应当竭力创造我国非常需要的主观条件。的确,我国工业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精神,他们已在各个时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除了这种革命精神之外,还应当使他们具有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承担起来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在我们比利时,在往日的生活中,既无马克思主义,也无革命工团主义。如果不算王德威尔得的马克思主义的话,我国也不曾有过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是我们不曾有过革命的工团主义,所以,在这个不得不经历的准备时期,我们不得不尽力地确立明确的立场,即确立主观因素——建立我们急需的有觉悟的工人支部。雅克莫特今天上午呼吁法国同志给予帮助。但是,老实说,在对群众进行革命教育方面,法国同志现在能给予的帮助也许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的法国同志一致表示,他们的全部力量都要用于自身的事务,而且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要求他们完成的任务。大家只要看《人道报》,就会相信法国同志的力量现在也很有限。

  最近两年,《人道报》在比利时拥有的读者特别多,当然它比《人民报》[注:《人民报》(People)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译者注]更受我们欢迎。但是,每当我们不得不把《人道报》发给工人的时候,心中就感到一阵痛苦,因为我们明明知道《人道报》不是一张革命的报纸。虽然观点不同,我们还是常读《工人生活报》[注:《工人生活报》(Vie Ouvrière)是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机关报。——译者注],因为它毕竟有比较明确的革命方针。我们的法国同志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只要他们全力办好一张革命的机关报让我们在群众中散发,而不必担心经常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那种伪造的新闻。

  当然,我不能占用代表大会的时间来谈统一问题。必须着重指出,我们并不是坚决反对统一的人。但是我们深信,比利时将成为一个残酷斗争的舞台,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反对共产党内积重难返的改良主义倾向,反对从一开始就有所表现的严重的不坚定性。我们赞成富有革命精神的意大利工人在不久的将来能转而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强调,我们现在掌握着良机,因而要最充分地加以利用。


克南(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讨论蔡特金同志冗长发言中不厌其烦涉及的问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问题的实质在于某些领袖犯了错误或误入歧途。不!这个集团的行径对一个年轻的群众性共产党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蒙难。本次代表大会应把这些领袖造成的悲剧性的蒙难弄个水落石出。在卡普暴动之后,工人们懂得需要有一个统一团结的政党,于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高涨起来。工人们过去曾经流血斗争,结果一无所获而被打垮,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统一的领导。然而,他们立志斗争下去,并着手建立统一的政党。经过斗争,工人们改弦更张,抛弃了以前领导过他们的领袖。抛弃了克里斯平,抛弃了屡次同他们共同斗争的老累德堡,抛弃了路易丝·齐茨等人,而去寻求新的领袖。他们同原先的领袖分道扬镳,希望能找到新的更称职的领袖。结果,他们在统一共产党内,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找到了这样的新领袖。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因为其中有一些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熟悉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名人物。这个中央委员会深受真正愿意战斗的工人们的信任。在200万参加了政治组织的真正工人中间,约有50万是成熟了的工人,他们个个决心为德国革命的利益不借牺牲一切,他们在许多场合——在冲突、政治运动和罢工中,都证明自己不愧是真正的战士。困扰他们的唯一问题是如何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向那些新领袖去求教,希望新领袖切实解决他们当时在德国碰到的这个唯一的大难题。要知道,这些在德国有一定声望的领袖的背后,还有俄国的领导机关——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为之撑腰。经过真正斗争考验的无产者发自内心的这种无限信任,却受到了五位领袖及其八九位追随者的无耻玷污和践踏。(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所以说他们践踏了这种信任,不仅仅是因为列维及其追随者竭力怂恿中央委员会不信任共产国际,而且因为他们以退党和随后的一些行径来打击党。这个党若不是真正由战士组成的党,就来必能从这次打击中复苏过来。(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我们大家都寄厚望于这些领袖,为有这些领袖感到自豪。我们非常爱护他们,所以避免过早发表反对意见。正是在发生退党事件的那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出现了反对所谓左派的斗争。大家承认这些同志在下列四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完全正确: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工会问题,关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问题,关于同苏俄结盟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受到了称赞。最后冒出了一个意大利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处于少数地位。侈谈良心、责任感、革命精神和其他美德的这些领袖认为,虽然党在其他问题上总是承认他们正确,但是意大利问题却是关系到(他们个人以为)他们个人良心的问题。于是他们——这些领袖置群众和党于不顾地挂冠而去。不仅如此,他们还攻击年轻的意大利党、年轻的德国统一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这就是他们所干的一切,这就是他们的良心容许他们干的一切。挂冠而去——然后侈谈什么良心!(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还不仅如此。在原先的领袖退出之后,工人群众里难免发生一阵骚乱。于是,新领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竭力号召全党更积极地进行工作,更充分地做好战斗准备。方针上的这种转变,当然需要一些时问。但是,前中央委员会错过了转变方针的时机,而新的中央委员会还没有结束全部准备工作时,海尔辛格突然跳出来进行挑衅,迫使处于准备状态的新中央委员会仓促投入激烈的斗争。于是,就发生了有良心、有责任惑的人大谈特谈的那些错误。实际上,错误应当归咎于没有做任何进攻准备的人。(全场活跃,表示赞同。)新的中央委员会表明它是想做一些工作的,但是如果有人妨碍它进行准备工作,那就不能怪它了。转变立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的中央委员会毕竟做了尝试。当时置党于不顾、而现在却又夸夸其谈党的错误的人,是很不光彩的。

  党勇敢地投入了战斗,而这五位同志却打击党,彻底抛弃了党。我只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多伊米希、弥勒、沃尔弗、安娜·盖尔、西韦斯、杜韦尔的所作所为,以及《红旗报》编辑都的丑闻和一些支部的争吵。到处都是这伙人的观点造成的障碍。他们的所作所为使错误变得不可避免,而现在他们却来对这些错误说三道四。虽然这伙人犯了这些错误,虽然在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这伙人只得了4票,但他们还是敢于再次从背后打击党和共产国际。列维的小册子是经过他们同意才印发的。而且,他们是在党正在流血,正在同骇人听闻的迫害拼命斗争的时候,随身带着列维的小册子出现的。党还没有从钻心的创伤中复苏过来,他们又继续以各种各样公开的发言和反党声明撕裂党的躯体。他们这样做怎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世界革命!这种以良心为借口的手法真令人吃惊。

  但是,在干了这一切之后,这伙人并没有停止捏造事实。虽然他们有自己的《苏维埃》[注:《苏维埃》(《Sowiet》)是保尔·列维主编的月刊,在柏林出版,见本卷第159页。——译者注],虽然他们在国内大力进行鼓吹,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比较牢固地站住脚,拥护他们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没有一个地区承认他们的地位。甚至列维所在的法兰克福地区,都以2/3的多数票支持中央委员会。可见,这伙人在党内是得不到任何支持的。从他们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天起,拥护他们的人数就急剧减少,他们的影响和地位就直线下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继续反党。真不明白,他们这样捉弄党,还谈得上什么良心和对无产阶级的责任感。这不是孤立的事件,不是个别同志的偶然失误,而是刚刚建立起来的群众性政党的一次蒙难。这个党同蔡特金、多伊米希和列维这样的民众代言人较量了三个月,这个党经历了三月发动的战斗,那么试问:它要拥有多大的力量才能经受住这一切,并从自己队伍中选拔出越来越多的新生力量呵?(全场活跃,表示赞同。)经受了这一切,而且不久前又遭到了无数牺牲的党,证明自己现在又继续前进了。我们要用自己掌握的关于三月事件报告中的数字来证明这一点。

  这里有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能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对党和共产国际采取的恶劣行径进行辩解呢?克拉拉·蔡特金是怎么说的呢?她说,她退出中央委员会,是由于共产主义精神没有充分深入到意大利群众中去。她指出,革命群众最终会抛弃自己的领袖,只要等着瞧就可以了。凡是革命运动热火朝天开展起来的地方,很显然,例如在德国,群众确实抛弃了自己的领袖,不过,这是党遭受了严重打击以后才发生的。蔡特金同志是否想让年轻的意大利党也步德国党的后尘,就是说,意大利党也应该先经受所有这些打击,然后再去清算自己的领袖?不,比较正确的做法是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执行委员会说,要把领袖同群众区别开来,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一种论调,说什么警察总局的共产党机关应当利用自己的组织为阶级斗争服务,那当然是一种幻想,代表大会根本没有必要去谈论它。(全场表示赞同。)

  另一个理由(它也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塞拉蒂曾对蔡特金同志作过一些许诺,因而蔡特金说德国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另作决定,否则塞拉蒂将有借口拒绝履行自己的诺言。同志们,这就令人不解蔡特金同志究竟应当相信谁,是相信德国党,还是相信塞拉蒂。非常令人奇怪的是,她今天声称这是促使她退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理由之一。我们总是怀疑,同塞拉蒂的谈话对蔡特金起了如下的影响:诺言本来不该违背,既然违背了,蔡特金同志就退出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难道诺言比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更重要?这是责任感不强的一种表现。

  拉科西似乎也说了些什么。首先,我敢断言,关于他的谈话的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已经澄清了这一点。如果连他的这些谈话也可以被同志们利用,那么我们就要说,只是利用一个被派往意大利的负有专门使命的代表的意见作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理由,那就太站不住脚了。除了那些心里有鬼的人会相信外,任何一位严肃的共产国际的同志都不会相信这种借口。所以说,蔡特金同志的解释只能是一种事后找到的借口。她以为我们没有掌握任何实际材料,其实,这种材料中央委员会有的是。首先,我们有列维的报告,不过,他为我们提供的实际材料很少。其次,紧接着列维的文章之后,博尔迪加同志发表文章说,列维的立场危害很大。当时我们寻思,这里也许有某种误解。后来,我们又收到伯特格尔的报告。(我们在里窝那还有一位代表,他很靠拢我们,并同共产主义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伯特格尔提供的情况与列维的迥然不同。最后是塞拉蒂。当然,同塞拉蒂的谈话不能算作材料——我也同他谈过整整一小时,他一开口就令人感到他要以克里斯平和迪特曼的精神发表意见。在火车站进行初步交谈之后,一切都清楚了。已经披露出来的事实使我们怀疑列维没有对我们讲真话。再后面是拉科西,实际上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其他消息。我很乐意把这些消息告诉还不知道的同志们。这许多消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对于另有所好、另有打算的人,这些消息不会起什么作用。相信塞拉蒂的人是不会相信拉科西的。最后,在我们通过了执行委员会代表提出的决议案以后,列维又到党务工作者会议上去发言,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而是作为党的代表发言的。这就成了后来发生争执的导火线。虽然有了新材料,列维还是按照自己第一次发言的精神反对决议案。这是对执行委员会发动的一次攻击,于是展开了辩论。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赞成决议案,少数却说:“现在一切正在澄清之中。”面对年轻的意大利党,我们必须立即纠正列维的所作所为造成的一切危害。这是我们的职责。所以,我们又提出了措词更明确的有利于年轻的意大利党的决议案。如果蔡特金同志和列维觉得没有必要帮助这个年轻的党去同机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那就说明他们还不理解什么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而我认为,这是最为重要的。

  最后,同志们!蔡特金说她从来不违背自己的信念,她不能昧着良心去为某个行为辩解。我们对这种话已经听够了。我们应当在共产国际中说清楚这一点。不言而喻,如果是为了党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违背我们的信念。(喊声:“对呀!”)在一定的情况下,同良心发生的冲突只能这样解决:或者是一切为了党,或者是同党分手了事。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共产国际不容许在党内玩弄词藻。所有的党都应该清楚了解这一点。如果有人在党内玩弄起词藻来,那就说明他们身上产生了一种腐败的东西,必须加以清除。(喊声!“对呀!”

  我还要向共产国际提一个忠告。这是老生常谈了,即必须对自己的领袖进行监督。奉劝各位,切莫让领袖变得高傲自大,切莫过分地抬高他们。一旦领袖骄傲起来,他们就会把党看作是自己手中的玩物,他们会把自己置于党的利益之上。对于一个党来说,出现这样的事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争吵中得到的教训。这已经成了国际惯例。当然,领袖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眼看德国垮掉了这么多的领袖,但是党照常发展下去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伤感主义,我们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有一条明确的、勇往直前的行动路线就行了。这就是我们要向所有的党介绍的东西,以免它们同样遭受自己领袖的沉重打击。我提请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法国党,要从德国党的遭遇中吸取教训,首先要领袖始终如一地贯彻党的基本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党纪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应该从德国党那里吸取的教训。一旦党纪需要,就应当唾弃什么良心,什么责任感!(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贾瓦德—萨迪(波斯共产党):

  书面发言如下:

  “我受近东地区同志们的委托,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我们完全赞成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他说,我们在东方广泛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和政治工作,但是组织工作做得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做。这是实际情况。目前,整个东方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以说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但是,除了这种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之外,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把一切同情共产国际的分子团结起来,以便开展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详细地研究过民族问题,并且非常正确地指出,所有东方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应当得到最坚决的支持。不过,在这方面,东方各国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同共产国际的联系,都是极其薄弱的。因此,很显然,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本来可以直接用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而目前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却不能用来为共产国际的利益服务。”

  接着,贾瓦德—萨迪同志指出:在东方,人们十分同情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大,以致在许多还没有强大的共产党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已出现危机。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却是事实。例如,土耳其就有三个共产党。波斯也有几个共产党。朝鲜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在东方,在土耳其或波斯,随便哪个帕沙[注:帕沙,旧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政长官,如省长、总督等的称号。——编者注]只要心血来潮,就可以拼凑一个共产党,利用共产主义扩张自己的势力。帕沙为此可以立即自封为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共产党就这样拼凑成了。例如在土耳其的安卡拉,有些共产党就是这样拼凑成的。在波斯,也是这样拼凑了两个共产党,虽然它们的影响很小。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党之间联系不够密切,没有一个领导机关出来阻止建立这种昙花一现的大有问题的共产党。

  贾瓦德—萨迪同志最后说;“我们还是希望,共产党人在东方积聚起来的革命力量,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影响,会促使未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别关注他们,帮助他们,以满足殷切盼望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东方各国人民的夙愿和希望。”


特拉奇尼(意大利共产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曾经通过了改组共产党的条件。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所有共产党必须根据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在三个月之内进行改组。

  意大利的社会党在二十一个条件公布之前就加入了第三国际。这个党希望仍旧留在第三国际内。但是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进行改组。马尔科维奇和蔡特金两位同志今天上午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虽然意大利也应当接受二十一个条件,但是稍微等待一个时期就更好了。然而,马尔科维奇同志又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说,在意大利,在塞拉蒂、统一派和机会主义派窃据意大利社会党内的地位之前就必须实行分裂。马尔科维奇同志还说,他早就预见到了塞拉蒂在里窝那代表大会和第三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所做的一切。所以,马尔科维奇认为,必须从党内清洗出去的不仅有改良主义分子,而且还有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早就预见到了后者的所作所为。

  马尔科维奇同志说,分裂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蔡特金同志也断言,意大利同志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我不知道怎样使这两种意见协调起来。而且这两种意见是由一贯反对在意大利实行分裂、反对对意大利所实行的策略的同志提出来的。

  既然蔡特金同志说意大利社会党实行分裂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那么我倒要问一下: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实现这种分裂?执行委员会已经给社会党和塞拉蒂本人发了信。季诺维也夫同志也发了告意大利无产阶级书和告意大利社会党人书。执行委员会不可能更直接地干预意大利社会党的事务了。它只能完全指望意大利共产主义派,只能把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出党的准备工作全部交给意大利共产主义派了。

  请问马尔科维奇同志,怎么才能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前,在2月份之前实行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我们不可能更早地实行分裂,因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去年7月才举行,要几个月之后,意大利才能获悉代表大会的决议。直到10月份,意大利社会党和其他各国社会党才知道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

  可见,我们不可能早于10月驱逐改良主义分子。要知道,不经过扎实的准备,就不能实行分裂。分裂的准备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意大利共产主义派完成了这个准备。准备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如果马尔科维奇同志也读《前进报》、《新秩序报》和所有的意大利周刊,那他就会相信,从1920年10月到里窝那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三个月之内,没有一期报刊,没有一期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不刊载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个条件的文章。意大利群众是有可能了解共产主义派、统一派和改良主义派的各自观点的。

  当我们抵达里窝那时,可以说,大家已经事先知道意大利社会党会做出什么决定。因为党内各种派别已经完全形成,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派。共产主义派有自己的大小组织,有自己的专刊。我们不能说意大利没有做驱逐改良主义分子的准备工作。不过,有一个现象几乎使所有这里的与会代表都感到迷惑不解:无论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还是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经常提到意大利的分裂问题,提到实行意大利社会党分裂的准备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开除改良主义分子问题。在制定二十一个条件时,谁也没有想到分裂某个党。而当时必须把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意大利党。共产主义派曾力图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在其给意大利工人的信件中,在其告意大利工人书中,也总是提到开除改良主义分子的问题。为什么在意大利发生了分裂呢?因为塞拉蒂拒绝把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党,想和他们抱成一团,从而挑起了分裂。这时,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才提出了分裂社会党的问题。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搞垮意大利社会党,因为我们想把它完全保留在第三国际内。

  有些同志还提过这样的意见:可以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实行分裂。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一段时间,许多站在统一派方面的工人,许多还没有摆脱塞拉蒂影响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就会明白,同改良主义分子搞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那时跟我们走的工人就会比现在多得多。对此,我想补充一点.对意大利来说,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继续拖延,就意味着不可能建立共产党。

  我们看得很清楚,社会党已经不是一个稳固的组织,它没有任何纲领,它不能团结已经加入其组织的20多万党员。如果我们继续等待,就只会加剧社会党的混乱,如果我们想建立共产党,那就不能继续等特。

  蔡特金同志说,拉科西同志在分裂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她还硬说当她了解到拉科西同志的意图及其对共产党工作的观点时,就辞去了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职务。

  必须说(虽然拉科西同志完全不需要辩护人),在意大利社会党分裂的问题上,拉科西同志是无辜的。他抵达里窝那的时候,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已经在那里,代表大会已经开幕了。

  拉科西同志是同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和执行委员会的步调一致的。他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任何人。他向代表大会提出过自己的提案,而且共产主义派执行委员会的同志当时也可以对他的提案提出任何修正。令人不解的是,蔡特金同志怎么可以硬说这次分裂的责任在于拉科西同志。蔡特金同志赞成卡巴克契也夫的声明,而反对拉科西同志的声明。可是卡巴克契也夫和拉科西的步调始终是一致的。所以,要么指责他们两人犯了错误,要么证明他们两人都正确。别人没有必要为拉科西同志的行动辩护。他自己会出来讲话的,他自己会解释为什么他在意大利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在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里一定要这样说。蔡特金同志还提到,早在9月间就会引起分裂,并提到工人占领工厂的问题。如果这里有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出席,他们听到蔡特金同志的这些说法是不会很高兴的,因为对于社会党来说,占领工厂问题是一场意料不到的大灾难。蔡特金同志说:“当意大利工人在9月里占领工厂的时候,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米兰开会。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的是共产主义派、最高纲领派,即你们这些出席这次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同志们。”诚然,当时中央委员会里还有屠拉梯同志和达拉贡纳同志。然而,所有代表都必须知道发生占领工厂事件时的意大利形势。必须知道,在全国劳动总联合会里占优势的改良主义派用什么手段抵制了党和工人的全部工作,而在占领工厂之后,党中央委员会又不让工人采取必要的措施。

  为此,全国劳动总联合会的同志们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说:“照我们看来,目前五金工人的运动难以扩展。照我们看来,这个运动只能是工会运动,不能把它扩展成为政治运动。但是,如果你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想赋予这个运动更广泛的性质,如果你们想把这个工会运动变成政治运动,那么我们就退出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请让其他同志来接替我们。”蔡特金同志和其他许多同志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不接受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的辞职?为什么你们不让其他人去接替想离开自己的负责岗位的同志? ”让我来给各位说一说吧。请设想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当苏维埃国家必须同某个外国例如波兰开战的时候,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却反对开战,再设想一下,当终于决定开战的时候,托洛茨基同志却说:“好吧,我辞职好了,让其他同志来指挥红军。”请问,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开战的那些同志难道不觉得有必要等待一下吗?领袖是带领群众和军队去战斗的,他集中掌握着军队的组织,难道容许这样的领袖离开自己的岗位吗?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开战必然要吃败仗。意大利社会党及其执行委员会在工人占领工厂的时候就处于这种境地。在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同志辞职的时候,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什么人能够去接替他们。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掌握在杜果尼、达拉贡纳和布奥齐的手中,他们实际上是群众的代表。

主席洛里欧:

  您把意大利问题扯得太远了,您的发言时间已经超过。大会是否同意特拉奇尼同志继续发言?

特拉奇尼:

  再延长几分钟……我说,洛里欧同志,我要谈这个问题,只是因为今天上午蔡特金同志涉及了这个问题,与会代表中可能有人对这个问题不清楚。这个问题并不影响今后的辩论,因为工人占领工厂的问题,只是关于开除改良主义分子和关于分裂的比较广泛、比较全面的问题的一部分。再接着谈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让代表们相信,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内的共产主义派同志之所以没有赶走劳动总联合会的领袖,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在劳动总联合会理事会放弃它所筹划的整个运动的领导责任的时候,挑起斗争是不合适的。

  这样一来,又回到我开始谈的老问题上来了。意大利社会党的分裂,完全是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造成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把第三国际所属各党的改良主义分子都开除出党。决议说,凡不执行代表大会这个决议的党都要被开除出第三国际。意大利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否留在第三国际内的问题,被十分明确地提出来了。如果在里窝那不分裂,那么不服从代表大会决议的整个社会党就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去。

  我想向代表大会提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在讨论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时或在审查其他问题时加以研究,并且作出明确的决定。我说的是有代表出席本次大会的犹太国复国主义组织,它们虽然只有发言权,但却享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同样权利。我担心,如果第三国际容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如果第三国际不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明确决定,使这些民族主义组织变成纯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那么将来我们就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犹太复国主义党与共产党并存的局面,俄国对待崩得的做法,是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唯一正确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俄国的做法。执行委员会曾经呼吁某些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但是不够坚决。例如,曾向波兰发出过这类呼吁,建议波兰的崩得同波兰共产党合并。但是,波兰崩得的代表还没有同共产党人联合。这种联合极不容易,可能要到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当我在资格审查委员会里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拉狄克同志答复我说,崩得不是巴勒斯坦社会党那样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据我看来,这些组织只是表面上有所不同,其实都是沾亲带故的犹太工人组织。加入这些组织的人必须属于犹太教和犹太籍。我不认为犹太工人的斗争方式应当不同于基督教工人或其他教的工人。我觉得,只有全体工人都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犹太工人才能获得解放。我们从俄国的例子看到了这一点。在俄国,只是在共产党的革命发展起来的时候,只是在工人夺得了政权的时候,犹太工人才获得了解放。总之,照我看来,必须更坚决有力地把这些组织纳入共产党组织。我建议让这些犹太人政党与各该国共产党合并,到那时,第三国际就不再邀请那些不愿与各该国其他工人组织联合的工人组织参加下届代表大会,从而取消这些组织的代表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权利。


拉科西(匈牙利共产党):

  同志们!有人指责执行委员会,说它把不称职的代表安排在极负责的岗位上,其中之一就是我。德国同志和意大利同志已经就我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我要补充的不多。我在意大利的活动,完全得到卡巴克契也夫同志和意大利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我也不需要做许多纠正工作,因为我们对局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有在曾经是同志的列维博士介入的时候,才发生了意见分歧。同志们都知道,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上的主要问题是把改良主义分子和屠拉梯分子从意大利党内清洗出去。已经实行了分裂的各大共产党的代表本来可以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帮助。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期待得到年轻的法国共产党的帮助,因为法国共产党就在这以前几个星期实行了分裂,它的缺点主要也是为塞拉蒂辩护。尽管共产国际意大利支部发出了邀请,但是法国党没有派任何一个代表出席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或许这个邀请也像卢森堡国同志们的请求那样没有送达目的地,因而年轻的法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认为不便作为不速之客去出席意大利党的代表大会。于是,我们也就只得放弃了法国同志的帮助。

  另外,我们还期待德国同志给予帮助,因为他们有多次分裂的经验,他们已经把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苦果甩得远远的。我们特别惊讶的是,列维同塞拉蒂谈了两小时之后向我们表示的意见,几乎和我们多次从塞拉蒂嘴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我们提醒列维,这可能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列维不慌不忙地抽出一封“随便”放在上衣口袋里的蔡特金同志的信,用以答复我们。信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塞拉蒂和列维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说的那些东西。

  该信写道,蔡特金同志认为塞拉蒂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相反,她对博尔迪加、鲍姆巴契和格拉齐亚德伊这些人,却印象极坏。照蔡特金同志的意见,前者比后者更有可能促成共产党的建立。这当然更使我们挨了一闷棍,于是,我们要求列维至少不要在代表大会上讲出自己的意见。不用说,我们的要求已经有点晚了,因为塞拉蒂绝对不会把列维和蔡特金同志的意见保密起来。一个最大的共产党的两位领袖对塞拉蒂的支持,自然会使他更加有恃无恐了,相反却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许多困难。我们要求列维同志按照我们的意思发言,但是他发表一个很不像样的声明,并且在第二天就溜掉了,虽然我们曾要求他坚持到代表大会结束再走。我们希望,列维同志坚持到代表大会结束时,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同志们已经知道了代表大会上的票数比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尽管它似乎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无线电里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对意大利事务进行了干预。它针对塞拉蒂发表严正声明说,执行委员会只承认即将重建的意大利党。执行委员会从莫斯科清楚地看出:塞拉蒂想让屠拉梯分子继续操纵群众,其办法是竭力授意屠拉梯分子无论如何要表示留在共产国际内,坐镇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一了解这个情况,立即给予警告。当然,塞拉蒂也不是笨蛋,他收到这个警告电以后说,这只不过是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们要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在这番论证之后,凡是愿意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都必须无条件地反对塞拉蒂。法国党确实没有正式表态,但是它的中央机关报登载一篇雅克·梅尼尔的文章说,塞拉蒂正好同法国共产党左翼一致。这当然对塞拉蒂极其有利。尤其使他激动的是,《红旗报》1月22日登出了列维那篇卓越的文章。

  意大利同志们在里窝那代表大会之后,立即着手召开各区代表大会,实行组织分裂。这种情况显然使他们陷入了极其难堪的境地,因为塞拉蒂可以声称,站在他一边的不仅有列维,甚至还有两个极大的共产党。

  我在柏林了解到德国统一共产党就意大利问题通过了决议,立即看出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地方又使塞拉蒂能够继续玩弄其无耻伎俩。为此,我要求德国统一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另外通过一个不致引起歧义的决议。

  德国党根据我的报告另行制订了一个相应的决议。而同时,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也与我们不谋而合,确认德国党的决议有缺陷,要求加以修改,免得被人曲解。在我所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我向同志们讲过了意大利的情况。德国同志们,首先是布兰德勒同志听后非常气愤,因为列维告诉他们,意大利真正的共产主义群众是站在塞拉蒂一边的,而自称共产主义者的群众则是由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不坚定的分子拼凑起来的。照蔡特金同志的武断说法,我在这次汇报中犯了三个错误:我说了德国统一共产党过分臃肿,我在评论法国党时说了必要时可以再分裂十次,此外,我说了我们想把意大利问题当作一个典型。

  在和蔡特金同志私下交谈时,我说过,如果党一下子吸收40万新党员入党,那么在需要采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时,或者在进行清洗时,这40万新党员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人必然会脱党。我从这个意义说,德国统一共产党过分臃肿了。我还说过,党在必要时也可以分裂十次。这是就法国党的问题而言的。当时法国党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是数万无产者为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付出代价,就像匈牙利无产阶级服从机会主义领导所得到的结果那样;或者是使党分裂十次。我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一定选择分裂。(掌声。)另外,我说过我们应当树立一个典型。这是就意大利党的问题而言的。我们知道,当参加第三国际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批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参加第三国际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利用共产国际的光环继续玩弄改良主义的把戏。这样的骗局在意大利党内开出的花朵比任何地方都更鲜艳夺目。所以我说,我们应当在如何对待屠拉梯、莫迪利扬尼、特雷维斯及其追随者方面树立一个典型,向他们表明共产国际不仅容易参加,而且也容易被开除。(掌声。)蔡特金同志反对我的三件事就是如此。顺便提一提,我在德国也讲了这三件事。列维博士抓住我的话,胡说什么我从意大利党分裂的经验中得出了必须分裂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结论。如果列维不用这种圆滑的律师手法利用我的话,列维博士就不成其为博士了。当然,为了对付列维的胡说,我在同一次会议上立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并且一字不改地把这次反驳发表在《红旗报》上。正如同志们所知,这次会议不顾蔡特金同志的极力阻挠,通过了一个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摆着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共产党的,但是六个委员退出中央委员会一事完全抵消了它的作用。同时,他们的退出又是给塞拉蒂分子输送了一件重型武器。

  在意大利党的分裂问题上,我所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千方百计地想从组织上把意大利的共产主义群众拉入共产党里来。相反,蔡特金同志的所作所为,却只能从各个方面把这些靠近意大利共产党的群众引入歧途。情况就是如此。如果在过了五个月之后的今天,蔡特金同志亲自看到了事实后变得聪明起来,承认对塞拉蒂作了错误的判断,那么很遗憾,她这样做也只能改正自己对意大利党和意大利革命所犯严重错误的极小部分。我还要补充一点:既然蔡特金同志对意大利党的分裂和整个意大利党做出这样错误的判断,那么根据这些错误的前提,她必然会对德国统一共产党的未来政策做出同样错误的结论。我想,这些结论也会像她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幻想和意见一样不合时宜。(掌声。

  我还想代表匈牙利党就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说几句话。我们对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工作表示满意。至于说有些技术性的缺点,首先是同各国支部缺乏联系,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根据经验,我们认为缺乏联系的部分责任在各国支部本身。问题是各国支部很乐于把组织联系工作部交给执行委员会去做,自己情愿只限于批评批评,而不去改进工作。

  我以匈牙利党的名义请大家在吸取意大利党分裂的教训之后,能够注意观察共产国际所属各党中继续出现的中派和半中派主义倾向,免得下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同法国的塞拉蒂分子或捷克的塞拉蒂分子发生麻烦。(全场活跃,表示赞同。)


史密斯(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英国代表团决定不在这个时候谈英国问题,因为英国问题将在讨论关于策略问题的报告时加以讨论。我不愿多浪费时间,所以想谈谈其他问题。拉狄克同志昨天说,我们应当研究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和组织。我现在就谈其中的一点。

  昨天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国际妇女书记处及其工作是国际书记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但季诺维也夫同志却对国际妇女书记处的问题漫不经心,甚至根本就没有提这个问题。给我的印象是,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它是会谈到妇女书记处的工作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妇女组织非常重要,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谈到青年团意义重大,在这一点上我也完全同他一致。妇女问题之所以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妇女会影响到儿童和少年。去年的妇女代表会议的提纲迄今只翻译成一种德文本,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执行委员会在妇女工作方面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他国家迄今看不到这个提纲,如果它们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也就不足为奇了。代表大会将在晚些时候讨论妇女问题,所以我现在就不细说了。但是,我要求代表们要比过去更加有力地责成执行委员会重视妇女书记处的意义,让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更积极地从事妇女工作。


  主席宣布,今晚还有四位同志要发言,即拉狄克、贝拉·库恩、蔡特金和另外一位同志。我代表主席团请求那些准备就德国三月发动提出问题辩论的同志,推迟到讨论策略问题时再发言。

  拉狄克同志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大会随即宣布讨论结束。


  (会议于夜间12时半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