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7月）
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
和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的声明以及杰纳利的声明
主席克南：
现在宣布开会。
杰纳利同志交给我一份对上次议程提出一些个人意见的声明。因为声明相当长，而且纯属私事，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宣读了，只将其作为私人文件列入记录。
现在宣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的声明。
声明如下：
第一，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德意志支部）同意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代表团提出的对策略提纲的修正案。”
第二，
“匈牙利代表团多数派赞成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并将在专题委员会中予以支持。”
杰纳利同志的声明：
“由于停止了有关意大利问题的讨论，所以我没有机会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反驳马菲。因此，我请求把我的话记录下来：我最坚决地抗议意大利社会党的代表们对我的诽谤。我声明：
“1．马菲造谣，说我过去是改良主义妥协分子；正相反，在我参加社会党的24年里，我属于党的极左派，自1910年到今天，我同改良主义和妥协行为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斗争。
“2．马菲造谣，说我作为书记，本来可以做许多事情，但什么也没有做，而且在1919年的议会选举中竟让屠拉梯作为社会党的候选人。造谣之处并不止于此，声明中还有许多不实之处。事实是：（1）当时我并非社会党书记；（2）在1918年罗马代表大会上（在最高纲领派中），我就主张务必把屠拉梯及其伙伴从社会党中清除出去；（3）为了避免分裂，在波伦亚代表大会上，我主张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前进报》上刊载的一份报告可证实这一点）取消那些不接受波伦亚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纲领的人在议会选举和市政选举中作为党的候选人。可是，中央委员会和波伦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却决定可以提名改良主义者作为党的候选人，只不过需要规定党的各派候选人之间要有一定的比例。当时我声明（因而我往往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这是给党造成严重危险的一个大错误。后来，屠拉梯、莫迪利扬尼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作为各地方联盟的候选人，于1917年选举前夕声明，只要党的纪律不要限制太严，他们就会同意向议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当时，我同党的书记鲍姆巴契共同向书记处提出了意见，反对这些先生们所提出的附带条件。对于这一切，马菲是一清二楚的。
“3．马菲说，我应该谴责里窝那代表大会。可是，他清楚地知道，在里窝那，尽管他的朋友们，即改良主义者和塞拉蒂的伙伴们大肆喧闹，我还是用了三个小时进行了谴责，坚决主张要把改良主义者清除出去。
“4．马菲说，法西斯分子在波伦亚施加压力之后，我同意了屠拉梯以社会党议会党团代表的身分进行活动。马菲知道，社会党议会党团当时突然举行会议，事先并没有通知我，因而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马菲知道，我作为党的书记，对后来举行的议会党团主席团会议，也立即提出了抗议。马菲还知道，我在伊摩尔共产主义派的会议上，就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及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指责了鲍姆巴契。马菲对这一切知道得很清楚。他在撒谎，他有意撒谎。他只是想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创采用诬蔑和诽谤手段的先例，这是意大利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惯用的技俩。诚然，拉查理同志本人曾经谈过改良主义者的这类斗争方式。但值得回忆一下，当他对意大利改良主义不表示赞同而表示反对时，他却遭到屠拉梯之流的卑鄙攻击。”
继续讨论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报告
主席克南：
继续讨论昨天的议程——共产国际策略问题。昨天，根据主席团的决定，所有发言人都无例外地延长了发言时间。今天发言的人无论如何要遵守规定的时间，否则，我们的会就永远不能结束了。我要像几天前那样，到9分钟时摇铃，提醒发言人。还有23人要求发言。今天无论如何要结束这一议程，所以希望大家能严格执行主席团的规定。
现在由巴利斯特同志发言。
巴利斯特（美国）：
同志们！美国共产党代表团同意俄国代表团核心组就策略问题提出的提纲。我们无条件地赞成提纲的所有原则部分，并毅然采纳所阐述的原则。至于工会中的工作，我们应指出，提纲中提出的主张完全适合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在我们国内，我们已开始执行提纲中所阐述的原则。我们还同意提纲中提到我们应在美国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借助于这个组织，我们能更加接近群众，以便在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在我们国家除了我们的地下党外，显然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组织。不过，我们还得继续开展秘密工作，允其是因为美国实行白色恐怖，其程度是波兰的白色恐怖所不能与之比拟的。同志们！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完全采纳这个提纲。不过，有几处纯技术性的小问题，我们希望予以改正。我们就此打算提出的建议，丝毫也不会改变提纲的涵义和实质。我们所要提出的三点，只是渉及对一些事实应作正确的反映。我们清楚地知道，提纲作者所犯的一些小错误，显然是这一情况造成的，即提纲是在俄国获悉美国最近事件的材料之前拟定的。提纲表明，作者当时并不知道美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已彻底联合起来。刚从美国来的两位代表，出席了在美国举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政治代表大会。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统一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上完全合并了。如今，在美国只有一个共产党。提纲只提到统一共产党，没有谈到别的。我们接受“美国共产党”这―名称。因此，毫无疑问，代表大会必将修改这一小的技术性细节；无论这一修改或是其他技术性的修改，并不需要作出什么论证。我们相信，这个问题由专题委员会就能解决，委员会肯定会接受我们的意见。
我们在提纲涉及美国共产党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论点，即美国共产党人当前最基本、最单纯的任务，就是必须建立共产主义核心。现在，美国一切共产主义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看来，专题委员会必然会同意修改这个地方，指出我们业已建立起初期的共产主义核心，并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使这一核心与美国工人群众联系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也坦率地承认，实际上，我们也只是通过政治宣传开始使核心同群众建立联系。
我们提出要修改的第二点，也说明提纲作者不知道美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提纲中写道：“共产国际提示美国共产党必须建立政治组织。”共产国际没有必要向我们提示这一点，因为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在专题委员会中宣读的纲领，就证实了这一点。提纲中涉及建立政党问题（如建立美国共产党的合法组织）那一节，阐述得不太明确，这一节在英文稿中说得不如德文稿和俄文稿清楚。同志们向我们提供的译文，不如向德国和俄国同志提供的那样好。我们不得不请求对英文稿作比较仔细的校订。其他文的译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提出这一点，即必须就共产党的合法与非法组织问题加以说明。目前，我们不得不秘密地进行工作。我认为，在一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都应这样做，甚至在党能够公开活动的时候，也要有秘密的组织。我想，对于这一点，大家是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我们同意这一条，不过在表达上要更为明确一些。我同我们全团同志都同意提纲的涵义；但应该更确切地表达出来（即使是从美国运动的利益着眼），以便对合法组织只是非法组织的附属品并应受到绝对监督这一点，不致产生任何怀疑。这里谈的只是表达方法问题，而对于作者的用意，我们是绝对支持的。
我要提出的第三点，即最后一点，也是涉及表达方法的。“怠工”这个词，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的涵义，不同于欧洲。因此，为避免在美国引起严重的误解，我们应该用别的词来代替它。我们认为，美国人听到怠工这个词会非常反感，好像“在直接斗争中要夺取他们的战略点”似的，所以我们要求作个小的修改。
同志们！美国代表团认真研究了这个提纲，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要采纳它，只是因为它将为我们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推翻最强大，最富足、最狂妄的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指导方针。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提纲，应该说，它完全符合我们的宗旨。因此，美国代表团肯定要对提纲投赞成票。
主席克南：
现在由弗里斯兰同志发言。
弗里斯兰（德国统一共产党）：
同志们！很显然，讨论拉狄克同志提出的提纲，要密切联系作为提纲基础的共产国际的斗争和经验（尤其是有关三月发动的）。我们赞成诺伊曼、蔡特金、弗兰根和马尔察恩等同志极力采取的所谓协调途径，而且我很高兴地看到修正案中的这种论点，即否认我们德国党内出现严重情况，从而使共产国际各支部陷于混乱。虽然同志们认为领袖和理论家对情况作出错误判断，在进攻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我还是应该向大会介绍有关的情况。我从拉狄克同志的柜子中找到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记录。在这次会议上，“下流作家”认为，不应把布兰德勒的话理解为德国共产党应在3月15日或16日推翻政府，而应理解为共产党要准备好能在广泛的基础上同政府进行战斗。同时，他认为：我们应该以一切经济和政治冲突为出发点；我们应该在各种情况下只靠自身的力量进行斗争；我们应该放弃以往党内盛行的概念，即只是采取局部的行动——只有这样，共产党才能真正成为战斗的党。接着他还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公开信》的要求行事。马尔察恩这位正直的工人同志，立即完全领会了“下流作家”的这种理论，他作出如下声明：“我要说的，也就是弗里斯兰同志所说的，即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靠自身的力量来开展运动，即使遭到了失败，那也必定会使我们党更加强大。我这是就整个鲁尔区说的。”
可见，正直的工人和“下流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第二天，《红旗报》上出现了“卡尔无视法纪”的有力的宣告。现在又援引这个宣告来证明我们的方针是罪恶的、愚蠢的。真正的工人诺伊曼在执行委员会中说，这是一个出色的宣告，而“下流作家”弗里斯兰却认为，这个宣告是错误的。接着，他到中央委员会去，在那里指出必须慢慢地、有系统地准备行动。可见，我的观点在那时就已得到赞同和公认，不过，这个转变太突然了。当时，不管怎么说，我是和诺伊曼同志的意见有分歧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区别，从前和现在都在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错误变成口号。我们在关键时刻没有反党。我们比较严厉地、认真地批评了党内的错误，为了党的利益，我们始终依靠斗争中的工人群众。这就是我们同这些同志的原则上的分歧。他们声明，他们愿意同我们协调起来。他们说，拉狄克同志的提纲是我们取得协调的良好基础。这是可能的。我们对个别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明确。同志们！如果你们想和我们取得协调，那你们会很容易而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你们已作出无数次声明。你们在这件事上，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但是，你们为什么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像我们要求你们那样明确而勇敢地讲话。我们对你们的要求是：“是的，我们在党内辩论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没有支持党，而且宣布同党外人士和反党分子合作。”为什么你们不明确说出，我们的任务是聚集党的力量，把党重新团结和武装起来，以便开展新的战斗。如今，你们在莫斯科（莫斯科的空气是最适宜的）却发现三月发动并不是巴枯宁式的冒险行为；在莫斯科，你们认为党勇敢地投入了战斗！在莫斯科，你们才发现三月发动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为什么你们不愿在莫斯科坦率地说，你们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刻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们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失掉了自已的一部分影响，而我们却认为，这是根本谈不上的。我们并没有丧失对德国工人群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与日俱增；虽然我们犯了错误，虽然你们进行了诽谤性的宣传活动，虽然你们到处阻止工人群众进行新战斗的准备工作——尽管有这一切情况，共产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却在不断增强。你们从统计学方面着眼提出一些无稽之谈。你们也许有许多时间来搞统计学。我想，我们若是也能有这样多的闲暇时间来搞统计学该多好啊。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些统计资料的。你们在代表会上告诉同志们，一切都完了，连（红旗报》也完了。但是，这份报纸1月1日的发行量是30000份，而到5月1日时，发行量竟达45000份。每个人都可以判断，我们的《红旗报》是否真的丧失了一切影响。如果注意到这份报纸一个月里曽遭到几次没收，那么每个人都会晓得，我们的党并没有被消灭，我们的影响在日益增强。
克拉拉·蔡特金说，我们的党员人数减少了。今年6月1日，根据我们柏林党组织的党费统计资料，有26000人缴纳了党费。如果再加上同样多的失业者人数，就可证明根本谈不上党员人数减少了。最近，在铁路工人工会理事会的选举中，我们党比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少70票。在五金工人工会中，工会官僚被迫向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作出让步，这样，才保持住自己的多数。在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都遭到破坏的地方，例如在曼斯菲尔德，我们的报纸从前的发行量为10000份，而现在，即八个星期之后重新出版时，又有了8000个订户。每个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根本谈不上失去什么影响。在哈雷，在发动之前，我们党是最强大的。据列维说，在发动之后，我们党被彻底击溃了。加列斯被杀害之后，右翼社会党人和德国独立社会党被迫在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呼吁书上签了字。要知道在这份呼吁书中提出了推翻旧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要求，并且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对血腥的统治制度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我们那里有人不爱听推翻政府这个字眼。最近我们发现，就连独立社会党的摇摆不定的领袖，如罗森费尔德也提出这种理论，即工人阶级只有―个目的，就是推翻这个政府。列宁说，一切革命政党都应赞成进攻，只有愚顽者才持反对意见……（托洛茨基同志表示抗议的喊声。）。对不起，托洛茨基同志很遗憾，这样的愚顽者在我们德国也有。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德国的情况，你们就会看到这种愚顽者经常“哇、哇”地乱叫。（笑声。）但他们总是要遭到愚顽的布里达诺夫的命运。
还有24项条款和同样多条款的提纲，我们丝毫不想知道这些同志是否要在上面签字。我们要求所有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坚持党的立场。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有权责怪我们完全错了。（鼓掌。）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党，才能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虽然在这里，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争论，但谁也不会幼稚地说，我们不需要这个大多数。在革命初期，我们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关键在于要懂得怎样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有的党不去吸收党员和进行宣传工作，而是满口的革命词句，工人不止一次看出独立社会党就是这样的党。如果我们党想征集无产阶级大多数到党内来，它就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显示出自己的决心，挺身捍卫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可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并非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坚持让那些对各种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明确表态，放弃分裂党的政策，同过去一刀两断。这对我们来说，决不是个小问题。你们会说，我们是“下流作家”，而你们是“普通工人”。我们对你们这种说法的回答是，我们“下流作家”却代表着工人群众的感情，比你们“普通工人”完全失掉同工人群众的联系要强得多。我们希望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能赞成我们的观点。（热烈鼓掌。）
主席克南：
法国代表团希望发言者严格遵守规定的时间。
勃兰德（波兰）：
同志们！波兰代表团声明，它赞成修正案的总的方针，并将据此向专题委员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拉狄克喊叫：“昨天朱哈拉克已经这样做了。”）我想说明提出这项声明的理由。我们提到的方针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冒险主义或共产主义工人党的精神吗？不是的。我们只不过毫不客气地把这个提纲作为教育西欧共产党、教育真正战斗的共产党的指南。我们想在提纲中找到指导方针，使我们即使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也能同我们党内那种布哈林同志称之为“机会主义的猪猡行为”作斗争。列宁同志曾认为，不会再出现机会主义危险性，我们已把中派分子赶出了大门。可如今，他会说，我们必须同左的愚蠢行为作斗争。我认为，中派分子问题并不邡么简单。要想使党真正成为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只采用单纯机械方式把一些中派分子驱逐出党，这是不够的。我们懂得，只有在党内开展经常性的革命批评，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开展经常性的斗争，群众性的政党才能成为革命的党。只有这样，群众性的政党才能同时也是革命的党。
我们在提纲中还有许多使机会主义分子可以随意解释的不太明确的措词。机会主义分子常引用一些数字，断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革命，去进行斗争……（托洛茨基喊叫：“所以你们过去一直反对统计学，赞成斗争！”）机会主义分子说，我们的斗争力量不够强大。这不是我们的意见。提纲中也没有这一点。提纲中有几处提得很好，清楚地表明这样的思想，即共产党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发展。但同时却有几处提得非常模糊，这会给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对我们的王牌。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作一些修改。然而，问题并不仅限于此。提纲中显示出对冒险主义十分恐惧。我想，俄国代表团在墙上画了个鬼，所以现在就要同鬼作斗争。我认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性。但他们用了这样长的段落来论述要尽力同鬼作斗争，这就必然会助长机会主义的气焰。因此，我们认为，提纲中没有必要保留反对冒险主义的冗长段落，或者至多只提几句就可以了。
现在谈谈《公开信》问题。列宁同志所想象的危险性，比实际存在的要大得多。他以为，似乎西欧共产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不愿提出任何具体的要求，不承认《公开信》，从而想对修改《公开信》问题保持沉默。他夸大了危险性。这是一种误解。德国党并没有打算对《公开信》保持沉默。它提到必须删掉提纲中不应谈论《公开信》的段落。要从提纲中“依靠共产国际的策略、《公开信》和工会的革命工作，德国共产党才能成为革命的群众性政党”这一段开始修改。据此显而易见，《公开信》没有起到而且也不可能起到它要起的作用。托洛茨基同志指责波兰党这方面的罪过，是夸大对盲动主义恐惧的又一例证。而事实正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虽然是一个非法的小党，但我们却极力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没有白费力气，我们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参加斗争的并非只是一些共产党人，而且还有广大的非党工人群众，直至基督教工人群众。我们为争取具体的要求、政治上的自由和反对降低工资进行了斗争。所以我们不该受到这样的责难。我们认为，你们以为危险性太大了，所以你们要同并不存在的魔鬼作斗争。（托洛茨基喊叫：“同那个极力装作小鬼的魔鬼作斗争。”瓦列茨基喊叫：“真是绝妙的策略！”）这是我们想要删去的否定部分。还有一些肯定部分，似乎也应删掉。除了我们揭示出来的你们那里会失去威信的倾向之外，提纲还建议工人去倾听对他们讲述的斗争的艰难性。自然，不应忘记斗争是艰难的，不过，我认为，这一点在任何集会上都可以讲。我们十分纳闷的是，共产党竟需要在这点上专门向工人提出告诫，要他们特别倾听告诫的声音，这真令人难以理解，不过确切地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谁总是强调困难呢？是塞拉蒂、列维等人。如果我们在提纲中保留这一点，我们就会招致许多看来十分堂皇的意见。
其次，有些同志坚决认为，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准备追随我们的20万工人身上。如果我们赞同这些同志的意见，那我们在最近两年里，在波兰就根本开展不了任何运动。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曾号召工人去进行反战斗争，虽然大多数工人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战争。我们是在1920年6月，在最艰难的时刻这样做的。这些同志对这一点是不理解的，而且他们对波兰运动也不太理解。我们曾号召举行全国总罢工，然而，只有东布罗瓦区的矿工响应了我们的号召，而且并非全体矿工，也只不过是十来个矿井的工人。后来，工人被逮捕了，运动遭到了镇压，但波兰无产阶级的荣誉却挽回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配做共产党人。我们不理睬对我们提出的种种警告，我们就是这样做了，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仍将这样做。我们在波兰并没有听到过这种警告。
我们主张删去有关这种警告的词句，请代表大会和俄国同志们倾听那些签了名的代表团和参加大会的代表团的意见，他们是赞成对提纲进行修改的。（热烈赞成。）
诺伊曼：
遗憾的是，我没有接触拉狄克同志掌管的秘密文件箱的机会，不然，我也许可以从那里取出并不能使三月发动捍卫者如此安心的材料。但是，同志们，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这里，始终不停地谈论我们是胆小鬼。然而，昨天，黑克尔特同志表示遗憾，说他在这里不得不同诺伊曼和马尔察恩作斗争，因为其他几个罪魁祸首没有到这里来；虽然他知道应当给一些同志作出正确的评价，但他还是这样说的。我这里有发给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稿，内称：“要千方百计阻挠布拉斯和安娜·盖尔动身。（叫喊声：“听着！听着！”）从策略和党派来考虑……（喧哗声，叫喊声：“听着！听着！”）必须消除我们拥有力量的任何表面现象。”署名是：“奥古斯特”。（喧哗声，叫喊声：“昕着！听着！”）这个奥古斯特是谁呢？就是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然而，在我们抵达这里和我们在这里开会之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同志对我们说，他要往德国拍电报，建议尽可能让盖尔同志到莫斯科来。克南同志也签了字（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也了解另外几份电报的内容。（克南当即高喊：“不，我不知道这件事。”）这对你和对中央委员会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尤其不寻常的是，我们德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从莫斯科孟什维克报纸、《自由报》、《莱比锡人民报》上看到这份电报。这是弗里斯兰告诉我们的，今天（马斯洛夫即席问道：“这几家报纸是怎样弄到这份材料的？”），在《莫斯科》报上通栏报道了《自由报》是怎样得到这份材料的。我以我们代表团的名义声明，我们无法查实，而且由于某种简单原因，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给中央委员会发出电报这件事。要确定这一类事，必须十分谨慎。我们丝毫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材料会公诸于世。因而我们不能不想到，有些人想把这些名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而后笃诚地仰望苍天叫喊：“上帝，感谢主，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
至于弗里斯兰在这里所说的三月发动前夕在《红旗报》上出现的号召书一事，我可以作出如下声明：当柏林勃兰登堡行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红旗报》的号召书时，由于报纸上出现了比较新颖的语气，我显出了高兴的心情。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赞成号召书的格调和内容。（弗里斯兰立即说：“这，我可不记得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记得你不愉快的事。我记得，在群众面前，在热烈讨论三月发动问题的集会上，马斯洛夫同志始终是行动的捍卫者。而弗里斯兰同志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反对马斯洛夫和放弃革命行动的思想。可是，这次运动一结束，人们却又开始大谈特谈“革命进攻”了。
我们声明，如果到处所谈论的革命进攻就是如此的话，那我们要表示感谢。进攻问题首先在党内就有不同的看法，即必须使党能有战斗准备，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无论如何，不致盲目地落入海尔辛格的圈套。理论家塔尔海默出版了一部执行委员会所禁止散发的资料汇篇。塔尔海默在这个小册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敌人做得对，因为三月发动作为一个孤立的行动，会是一种罪过，而要是把它看作其他行动链条上的第一个环节，那它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叫喊声：“完全正确！”）既然有人大喊“完全正确”，那就可以证明在柏林提出我们今后还要这样做是确有其事的。至于自觉地认识自己的错误问题，我要说，只有在这里，在莫斯科的土地上，才能学到这一点，而不是在柏林。我要证实这一点。在4月7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对三月发动的讨论，完全采取了另一种立场。你们很清楚，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在发动的开始上，还是在进行的方法上，都不承认三月发动是错误的，它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总之，它认为三月发动是正确的。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我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听到一些中央委员说：“难道三月发动是一种进攻吗？胡说八道，那是一种防御。”是的，拉狄克同志，既然三月发动是防御，那么，有关“巴枯宁式的冒险行为”的争论，就完全另当别论了。拉狄克同志，您作为德国支部的一个派别的领袖，如果对此提出异议的话，那我要指出，在讨论冒险行为问题时就曾说过，从另外意义上来讲，布兰德勒是谈到要推翻政府问题的。中央委员会真是太愚蠢了，竟误解了他。要知道，布兰德勒同志完全正确地注意到行动在逐渐地开展，直至推翻政府。我要指出在复活节后的那个星期三，即斗争开始两天之后，中央委员会的内部情况是这样的：弗兰根同志从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来到柏林，报告了运动的情况，主张把运动停下来；当时，布兰德勒、黑克尔特、塔尔海默和施特克尔也表示同意这个意见。接着，一位中央委员同志拍着桌子喊叫，说什么我们预料运动还会出现高潮，在东普鲁士和波米拉里亚还会发生农业工人的罢工，总之，应当期待斗争的发展。于是，上述几位同志改变了方针。上述这位中央委员同志说，三四天后，中德的情况就会好转，建议暂时采取观望态度，并进行游击战。随后，黑克尔特、布兰德勒和施特克尔等同志便同党继续进行斗争。曾打算起草停止斗争呼吁书的塔尔海默同志说：“我们要准备好一份呼吁书，在斗争没有结束之前，先搁置几天。”（塔尔海默叫喊：“纯属捏造！”）对不起，弗兰根同志在这里可以作证，他会证实我的话的。是的，同志们，起草这份停止斗争呼吁书的同志表明，他平时很少同群众联系。我想，起草了停止斗争呼吁书，而又保存起来不用，好像干酪似的能愈放愈香，这样做是不可取的。拉狄克同志！您说您如今在莫斯科承认斗争是前进一步，那我就想起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她认为，工人的任何一次斗争都是前进一步，因为斗争可激起他们的革命精神。（拉狄克：“为什么你忘记了这一点？”）人们说整个三月发动是前进一步，而我认为：“不是！”（叫喊声：“要知道，在我们的修正案中，就是这样提的。”）三月发动是“斗争”，但并非“整个”三月发动都如此。（笑声。）是的，同志们，这是有区别的。我断言，整个来说，三月发动并非由一次斗争所组成；它是由前奏曲、中间部分和尾声组成。它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拉狄克同志！要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无产者，而不是一个有名的提纲专家。在柏林这样的专家很多，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人物。我从实践和革命的观点来观察一切，要再次指出，三月发动是一场斗争，意味着前进一步，但就全局而论，它是一个冒险性的错误行动。
同志们！现在我简单地展望一下未来。马尔察恩同志昨天认为，德国局势尖锐化，是由于强行“制裁”，迫使企业家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日来漫无节制地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从而也使失业现象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这种日益尖锐化的局势，推动群众前进，但决不是马斯洛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我们所说的推动各项运动前进，即如果我们想要尽可能开展各项运动，就应该努力促使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参加战斗，并根据我们的力量排除工会官僚的阻碍。为了能够顺利开展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原则性纲领。再者，必须消除党内的个人纠纷、个人仇恨和机会主义分子不健康的追求。因此，我要说，我和马尔察恩到这里来，是需要一定的勇敢精神，以便在代表大会上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们知道，整个德国代表团利用自己的乱搞一通，结果让别人说我们是罪人。（喧哗声。）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说，拉狄克同志的报告、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以及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讲话，一般说来，是符合德国情况的。拉狄克同志！所以我说，假使您昨天的报告是4月17日在德国作的，那就不会有列维的小册子出现了。别处都把我们描绘成为不愿进行斗争的罪人。我们要事先宣布，凡是在这里空口无凭地说我们想斗争和不想斗争的任何同志，都是可怜的撒谎者。这里指的是多伊米希；是的，拉狄克同志！多伊米希的信是多伊米希签署的，就像诺伊曼的信是诺伊曼签署的一样。多伊米希同志要对自己的信负责。这些信是棘手的事。要知道，我决不査问弗里斯兰同志给莫斯科写信的事。让那些写信的人，而不是我们，对自己的信负责吧！如果能结束党内这一切所谓的争吵，重新使党具有战斗力，那我们将十分欣慰。我们将边等待、边工作，但我们要求所有其他的人也能这样做。（赞成。）
明岑贝尔格：
同志们！提纲和修正案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希望不要打乱会议的日程。在青年团共产国际派讨论俄国党的提案和德国的修正案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从基本指导路线来看，我们完全赞成俄国党的提案，但是我们德国同志对提纲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也同意这些修正案。
同志们！我们认为，俄国同志的提案所采用的方式和措词，会给左翼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但对所谓右翼的错误和疏忽，却说得过分温和和谨慎。然而，最近三年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表明，所谭左翼的罪孽和左翼所做的蠢事，与右翼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我认为，列宁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企图把情况描绘成这个样子：似乎左翼力图由那些靠手榴弹和机关枪搞革命的同志组成一个不大的党，而右翼则是一些这样的同志，他们希望开展既符合政治生活发展需要，又能按一切革命战略原则行动的群众性运动。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昨天，列宁同志在发言中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党，其中有法国党、捷克斯洛伐克党等等，它们是由于不起作用而受到谴责的。虽然布里扬同志也曾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所进行的组织工作和工会活动，比德国党和其他党多得多，但我还是发现这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也正是坚持党要发挥积极性的观点，当然指的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积极性，显然这对共产党来说，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继续前进。西欧共产党现在处于反对中派分子和社会爱国主义分子的紧张斗争阶段，如果它不想在最近期间遭到彻底的失败，那它就不应仅限于演说和宣传活动。我们不能像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和独立社会党人那样，在政治生活中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要考虑到全部或部分失业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要考虑到“制裁”所造成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借以强调这些问题的意义。（赞成。）
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没有要求法国党在1919年动员时期闹革命，或者强行阻挠动员工作的进行。我们只要求法国党通过更多的演讲、有力的宣传、符合现有力量的革命行动和群众示威活动（或许今后会发展成为罢工）来试图利用国内危机，从而也许会阻止占领鲁尔区，这也就给德国共产党以援助，给它在困难时期以支持。我说，应该把目前拟好的提纲和至今针对所谓左翼所发表的讲话，以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尖锐方式转向右翼的政党。我们并不否认必须建立群众性的政党。
布里扬同志昨天断言，只要捷克斯洛伐克党愿意并发出号召，就会有百万工人追随它。什麦拉里同志再次发言中说，只要愿意，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就可以搞起来。我们认为，只有群众运动和群众性政党是不够的。我们同以往的群众性政党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认为，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群众性政党和我们的群众运动，必须是革命的党和革命的运动。必须就这个意义立即对提纲加以补充。这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同志说，俄国同志的提纲是根据对和平的迫切要求提出的。但是，在提纲中，左翼遭到了过火的批评。对右翼则有点温和，甚至客气。我打算只用几句话对提纲涉及法国党及其政策的部分进行批评。提纲说：
“有些急躁的、政治上缺乏经验的革命者，使用一些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决定性时刻采用的方法，因而他们的意图本身就包含着最危险的冒险主义因素，一旦实际采用这种方法，就会使无产阶级难以进行夺取政权的真正革命的准备工作。”
我要指出，在法国，谁也没有提出以革命手段对付政府的动员。法国青年希望什么呢？他们呼吁法国党利用危急局势对法国资产阶级作斗争，从而也就是对帝国主义作斗争。青年团坚决主张必须举行游行示威来反对动员。在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位青年团代表有点不适当地讲述了这段历史，因而提纲痛斥了法国青年团。而对那些执行最危险的冒险主义政策者，对右翼，并没有采取如此严厉的态度。因此，必须尽快地修改提纲，说明来自右的危险至少是和“左”的危险相等的。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进行整肃以后，究竟有什么“左”的危险呢？我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注意的是来自右的危险。列宁同志在他的结束语中认为这是左翼的罪过。很显然，去年，来自“左”的危险不如来自右的危险大。如果注意到布里扬的发言以及什麦拉里和法国党的行为，则来自右的危险就更大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求提纲中论策略的部分，同样要强调这种危险的存在。（热烈的掌声。）
主席克南：
现在由卢卡奇同志发言。匈牙利代表团就此发表了声明，指出代表团在讨论中不指定发言者，卢卡奇同志的讲话只代表匈牙利代表团的少数派。代表团少数派委托我作如下声明：
“主席团在昨天的代表大会会议上宣读了匈牙利多数派的声明，代表团在声明中接受了德国的修正案。这项声明需要作一些修改。近几个月来，匈牙利共产党发生了以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为一方和以贝拉·库恩及其伙伴力另一方的分歧。中央委员会提议，这个问题交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解决。执行委员会提出由代表大会来解决。现在，由于执行委员会承认贝拉·库恩及其拥护者是个独立的派别，所以匈牙利代表团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此外，贝奇-巴拉尼亚州派出的有发言权的代表，也是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居住在莫斯科的贝拉·库恩的拥护者，在人数上超过匈牙利共产党的代表。由于已有协议（根据协议，两派有同样的发言权），所以后者没有对代表团的这样组成提出反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到匈牙利代表团中的多数派。下面签名的匈牙利共产党的代表们在原则上赞成俄国提纲的观点，但他们打算在专题委员会中对反对中派分子和半中派分子的意向，以及强调党的作用和革命纪律的意义，极力争取得到鲜明而又绝对正确的解释和措辞。”签名的有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叶甫盖尼·兰德莱尔和团员约翰·吉罗西克、捷尔吉·卢卡奇、阿尔伯特·基拉利。
卢卡奇（匈牙利共产党）：
同志们！发表这项声明的匈牙利共产党“少数派”代表们原则上赞成俄国党的提纲的观点。少数派认为，即使提纲中有些地方没有谈到支持中派和半中派的倾向，但有关派别的代表们对这种倾向的确作了解释。因此，我们也将支持有关的提案。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赞成迄今提出的那些修正案。我们只能对它们全都表示同意。
我们主要希望，对于党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观点应更加明确。其中包含着最主要的策略问题，这是与三月发动切实有关的。因此，很显然，我们是围绕这个中心进行讨论的，无论是提出正面意见还是反面意见，也无论是赞同还是否定这个事件。对于三月发动，我们所谈的是理论和策略截然不同的两个原则问题。第一是事件的实质问题，即三月发动的基础所在和我们从中应汲取的教训；第二是依据问题，即倡导者提出和实现这一发动的根据所在。
这里应该指出一种特殊的情况。通常总是可以看到，有人在尽力为冒险行为提供马克思主义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向前大步迈进的伟大群众运动，就被描绘成为似乎是冒险行为了。理论上的谬误是根据三月发动所形成的理论而造成的。我读了文集中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片面军事观点的几段引文，但这种观点与这次发动毫无共同之处。文集中有一处提到：“当无产阶级转入进攻时，反动派就来不及把这些（自己的）分散在各地的群众武装起来，并及时把他们聚集起来。”
从经济学着眼，波加尼同志认为，当前的失业现象，似乎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一样，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脱离造成的。这是胡说八道。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和失业者一样，也与生产资料脱离。这种冒险主义观点更加清楚地表现在这种提法上：
“在当前的情况下，当胜利者指日可待的时候，对党来说，除了坚决地千方百计发动进攻外，是不能提出其他口号的。”（波加尼即席说：“您的引证是错误的！”拉狄克即席说：卢卡奇在《共产国际》的一篇论文中也谈到这一点。）这篇文章说，这里谈的是局部行动，而局部行动的目标是这样规定的：“局部行动的最终目标，不是夺取政权，而是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采取此种方式，就使三月发动问题最重要的一面变得完全模糊了。那么，三月发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德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究竟有什么特殊情况呢？第一，德国是一个比其他国家的党更加团结一致的群众性的党。这就使德国党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与之对立的是反革命工人组织。提纲把反革命领袖所操纵的工会，与反革命工人政党几乎相提并论了，尽管后者实质上比反革命工会具有大得多的危害作用。这一差别，在我们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上已经显示出来。简言之，我们想使工会摆脱让会民主党人和中派分子的操纵，而对中派和右派的政党，我们就是要破坏和消灭它。
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问题就截然不同了。差别的实质在于所产生的结果。工会的反革命影响，表现在极力设法使运动丧失其政治性；它从政治上涣散工人群众的意志。诚然，工会通过这种办法得以经常阻碍群众开展自发的行动，但是它的主要作用是阴谋破坏业已开始的行动。而反革命工人政党则给它的党徒提供明确的、政治上露骨的反动方针。因此，他们能够阻碍各种不同的大规模行动，甚至能够阻碍无产阶级中间发生的、共产党可借以进一步开展革命的骚动。早在革命前，德国工人政党就明显地发生了分化。在革命期间，分化加剧了，从而使多数党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尤其是政治觉悟提高了。不只是共产党的革命积极性提高了，而且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的革命积极性也提高了。近来，这种分化更为加剧，无论是在党的组织工作方面，或是在党的思想工作方面，都有所表现。然而，在那些只是参加了工会的群众中，以及在那些宗教斗争和策略斗争尚未发生巨大影响的无产阶级阶层中，我们还未看到这种明显的分化。在个别地区，我们看到不同的情况，尽管那里有工会的反革命活动，但还能够开展有力的自发行动。由此可见，德国统一共产党面临的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为此，只是进行宣传，甚至号召起义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同政治上的无定形体打交道，不是只同那些力图使整个工人阶级丧失政治色彩的工会打交道。这一次反革命工人组织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统—共产党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因为只有对那些思想上僵硬的、政治上不开展的群众表现出革命行动的主动精神，才能激发他们组织起来的愿望。局部行动应当有利于这种目的。然而，决不应把这种行动单纯看作是为了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这种有独特目标的口号，只应在斗争结束时提出来。目前，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来进行斗争，要知道，具有反革命情绪的群众，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口号。局部行动必须同当前生活中的迫切利益联系起来。当时，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性，换句话说，我们转入进攻，是为了不只是借助于宣传鼓动，而且要以德国统一共产党的实际行动和全部活动激起工人群众的骚动，在运动打下了基础，群众脱离了反革命组织时，口号的内容才能更加广泛。严重的错误在于，开始行动时就提出了只能在行动结束时提出的口号，因而没能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也是中央委员会中的一部分人的错误理论观点造成的，因为他们没有弄清这次行动的宗旨所在。我们将就这方面提出修改意见。（热烈赞成。）
塔尔海默（德国统一共产党）：
首先，我不得不说明有关三月发动的某些情况，这也有助于弄清三月发动问题。如今，德国失业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汉堡失业工人委员会的多数派站在我们一边。在铁路工会选举中，我们获得4900张选票，而德国独立社会党和德国社会党总共才得5000张选票。在德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党争取共同行动的装订工人工会的选举中，我们也获得了多数票。再者，还有几个事实：在公务员工会的专职人员会议上，以69票对63票通过了把一些重要职位上的共产党员除名的决议。第二天，工会主席莱巴尔特撤消了这一决议，因为工会难以实现这一决议。在船舶工人工会中，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反对共产党人的提案，遭到了大多数会员的否决。
我要对诺伊曼的声明提几点修改意见。他关于安娜·盖尔的电报所说的话，是符合事实的。我不想歪曲事实。问题在于安娜·盖尔愚蠢地破坏了对她的信任，她参加了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没有对会议的决议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后来，她把全部材料交给了保尔·列维。（叫喊声：“真无聊！”）她屡次使人不能容忍地破坏了纪律。我认为，如此长期放纵自己进行欺骗的中央委员会，是不配领导党的工作的。诺伊曼同志似乎做得比较好，他对《自由报》所造成的事实保持沉默，并对事实作了适当的掩饰，因为当时没有想到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些事实怎么会让报纸知道了呢？报纸发表了这些事实对谁有利呢？（乱哄哄的喊叫声。）必须谨慎从事，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发生的。
诺伊曼就运动是怎样停止这个问题，讲述了我们多次听到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并未因经常谈论而变得更加明确。他肯定地认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是在埃伯莱因的恐吓之下赞成停止罢工的。我手中有3月30日的记录，根据记录，布兰德勒同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说：“应当像行动开始时那样，大家也一致赞成停止行动，我主张必须立即停止斗争的观点也许会引起误解。但不致于如此。既然过几天就要作出最后决定，我们今天就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以便以适当的方式去影响我们的同志和各州委员会。”
接着，“理论家”塔尔海默说：“虽然大多数人反对停止斗争，但是我还是赞成再给这些同志一两天的时间，使他们能够根据今天我提出的观点，认识到必须停止斗争、必须有计划地同心同德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全党还是应当同心同德地进行停止斗争的工作。（拉狄克即席说：“完全正确！”）诺伊曼还讲述一段有关早先拟定的呼吁书的传闻。没有什么可说的，这只是一个神话。
后来，列宁同志以他特有的十分惊人的毅力领导了反对提纲修正案的斗争。我得到的印象是，他提出的论据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
德国代表团的共同观点是：我们赞成提纲的基本意向。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反提纲，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我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重点应该移动，使左右双方之间的重心向左移，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共产国际中有来自“左”的任何严重危险。列宁同志论证说，我们同右派已经一刀两断，不应把同右派分子的斗争变成一种竞技。看来，现在似乎开始新的篇章了。但遗憾的是，我们还远未消灭右派，甚至俄国党内也是如此。共产国际的总的形势就是这样（或许还将是这样），我们必须像反对左派的错误思想那样，同右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作长期的斗争，问题是要看哪方面的危险大，哪方面的危险小。列宁同志说：“我们赞成开除列维，这是个政治问题。塞拉蒂反对共产国际，这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向共产主义工人党提出限定日期的最后通牒，这还是个政治问题。在意大利运动中，我们战胜了反对议会制的派别，归根结底，这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左’的危险不是特别严重了。”
我们提出修改意见的主要意图何在呢？列宁同志认为，我们的主要意图似乎是我们对建立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表示怀疑，似乎是我们反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而所有劳动者阶层都应该拥护共产主义，以便下决心向资产阶级社会发起攻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想向大家指出德国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所表明的观点和它在实践中所坚持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中已有所表达。我给大家读一段。在1918年年底制定的斯巴达克联盟的纲领中写道：“只有明确地表达德国绝大多薮无产阶级群众的意志，即一定要在他们都自觉地赞成斯巴达克联盟的观点、目的和斗争方法之后，斯巴达克联盟才能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总之，我们从一开始，在自己的纲领中就从未反对过这种态度。我们在实践中已表明，我们完全赞成斯巴达克联盟纲领中所论述的观点。由于我们担心有些提法会使机会主义分子增强对斗争条件作纯数字、纯统计学的解释，所以我们不同意这种表达方式。例如，我们提议不用“大多数”这个词，而代之以“工人阶级”这个词。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是工人阶级的少半数，而是它的大半数。我再指出提纲的另一处，在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那一节中，我们没有删掉“党的任务是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党”这句话，但我们在这里也曾试图着重于另一点，改变一下提法，即指出党面临这项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拥护它的广大群众，通过宣传对他们施加影响，培育他们去参加当前的斗争。
这就是我们据以提出修改意见的共同观点。无论如何，这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很多党和代表团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列宁同志讲得非常正确，他说，现已定稿的提纲是妥协性的产物，不过，它仍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批新的力量，他并不想使路线脱离这个范畴，而是要把路线转到这个范畴中去。因此，我认为，归根结底，无论如何要重视力量的对比。（热烈赞成。）
克拉拉·蔡特金：
同志们！首先，我要就我的朋友告知我的有关三月发动的影响的材料作如下声明：这份材料是党的监察员们转给我们的。由于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请求执行委员会召来一名携带实际材料的监察员，以便对材料进行不受约束的公正检査。接着，还得弄清楚对立面在这里对阐述的材料所提出的某种意见。我不打算答复昨天和前些时候对我本人的攻击。我已将我认为的一些重要论点写成书面声明，你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就会看到。至于另外的论点，其重要部分，昨天我已即席谈过了。诚然，我忘记补充的一点是，黑克尔特同志会了解《红旗报》上硬说我抓住委任书不放这件事，因为在他和我交谈之后，事情也就弄清楚了。不过《自由报》又在前一天别有用心地散布了这个谣言。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列维事件以及在这方面给我捏造的罪名。在昨天对黑克尔特同志的指责中，只是没有说保尔·列维同志不是他母亲生的，对于这个政治怪物的出世，大概会责怪我吧！（笑声。）列维事件，牵涉到我的，就可以结束了，因为它已反映在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我本人认为，保尔·列维本人必将作出最后决定，我希望他今后能按共产党人的要求，根据总的原则与党并肩工作和斗争。
同志们！这里还有人指出，自从共产党建立以来，我一向是个摇摆不定、优柔寡断的人。在后面，我还要谈到这一点，现在只想说，我得知自己的弱点和无能之后，昨天我才明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我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竟是一个多么卓越的教育者，多么坚强的柱石。
同志们！我反对在这里接处理列维事件的方式捏造和讨论蔡特金事件。我认为，在这里不去讨论中央委员会在三月发动所持进攻和退却的革命理论的破产，反而讨论列维事件——这种情况，对于在原则上讨论和阐明有争议问题，是十分有害的。我不愿促使蔡特金事件在代表大会上起类似的作用。
实际上，我应该说出以下的情况。我承认并且十分坦率地说，我犯的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两个错误，两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第一，我没有十分明确地在三月发动中把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同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活动区别开来。第二，我没有很好地把中央委员会绝对善良的意愿，同它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发动毫无准备的情况区别开来。我从来不怕说我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事件确实教育了我。
诚然，拉狄克同志指责我说：“要知道，由于您谈论革命进攻问题，才导致了错误理论的产生。”是的，拉狄克同志，一个人原先没有想到的事，是会发生的。如果说，我的过失在于我谈论了革命进攻问题，因而在中央委员会中出现了错误的理沦，那么拉狄克同志，您在这方面也是有过失的。要知道，在阐明德国统一共产党以往的立场之后，您在3月15日的《共产国际》上写了这样一段话：“自然，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斯巴达克联盟的部分领导同志，由1919年的被迫防御转为不断进攻是多么艰难，但只是在德国独立社会党的工人群众于1920年充满了激进精神之后，这种进攻才有了可能。”我们非常赞成拉狄克同志的这一看法。他也和我一样，对“革命行动”这个词的理解，不是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时刻的政治方针，而是逐步使党产生高度的革命主动性，因为党必须同群众团结一致地开展革命行动。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技术上的比喩，完全不适用于阶级斗争领域的政治，作这种比拟很不恰当，但我现在还是要在这个意义上运用这个词。实际上，对无产阶级来说，就是要进行革命斗争，因为防御和进攻常常是彼此互相转化，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都不能怀疑自己道路的正确性，都不能怀疑党的积极性以及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志们！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革命进攻的可能性，首先是它的必要性。但我对革命行动的理解，却完全不同于中央委员会。我确实给这类进攻规定了我认为是必需的条件。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确切了解经济和政治的总形势，特别是要明确理解工会及其成员在此时所采取的立场。
其次，需要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和选择斗争的目标；要清楚地理解这决非共产党的宣传口号，而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从广大群众切身体验到的总的情势中所必然产生的，从而可使无产阶级群众的思想更加活跃，意志更加坚强，精力更加旺盛。
再者，党至少还必须有一个适当的组织方针。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所理解的革命进攻，其错误就在于忽略了这一进攻应具备基本的先决条件。它没有对形势作出估计，只是以可能出现的关于经济和政治条件的理论观点为依据，可是现实生活、尤其是确定群众意志的现实生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具有某种相反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敌视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这一点，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人们认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不成熟的党内，各级党组织所起草的决定或决议都助长这种倾向。推翻政府这个主要的口号，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例如，弗勒利希在议会中的讲话，也可以证实和说明这一点。我认为，他发表了一项非常果敢的声明，似乎德国的历史情况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夕一样。弗勒利希在讲话的结尾这样说：“我们要号召无产者为推翻政府而战斗。”我担心，决不会有人去推翻政府；不管别人怎么样，我是不会去实现这个口号的。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的愿望如何，而在于目前群众会把推翻政府作为当前的直接目标吗？（主席摇铃，表示规定发言的时间已到。）
我想知道，难道我不能再继续发言吗？这里对我进行了那么多的责难，仅10分钟的时间，是无法一一作出答复的。
季诺维也夫：
我提议给蔡特金同志延长15分钟的发言时间。（赞成。）
蔡特金：
同志们！我想简单归纳一下我前面的发言。我认为，……（沃甘站起来说：“我反对延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声明，我被剥夺了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
主席克南：
谁不赞成为发言人延长时间？现在表决，根据主席团的提议，再给蔡特金同志15分钟发言时间。（提议披采纳了。）那么，蔡特金同志还可以讲15分钟。
蔡特金：
同志们！我坚持认为，由于对革命进攻在政治上作了错误解释，所以中央委员会对三月发动作了错误的领导，未能将它引上正确的方向。拉狄克同志说过应该怎样做。对此，我不准备详谈。但我注意到有一点，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三月发动的错误不是每次斗争中出现的各种统计数字所能表明的，错误是有机地从错误的进攻理论中产生的，如果革命行动的捍卫者能站在公正批评和讨论的立场上，那么，就非常容易弄清这个问题而不会造成损害了。可是，实际情况如何呢？《红旗报》对三月发动既未加批评，也没有颂扬，而是对我所认为的有害理论作了片面的、别有用心的颂扬和辩解。接着，还指出，应该通过这个理论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来指导未来的革命斗争。中央委员会的资料汇编中《革命行动的战术和组织》一节明确地说：“三月发动作为党的个别行动，会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方面是对的）一种反对无产阶级的罪行。而三月发动作为一系列行动的开端，则是一种缓和性的行动。”因此，同志们！在德国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批评和争论的气氛。（塔尔海默即席说：“我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本书。”）这本书没有出版，是在《红旗报》上连载的。同志们！这一斗争的发生，令人想到，如果今后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必要行动，都按这一理论来进行，党就必将灭亡，而党所代表的德国革命无产阶级，也将失去自己需要的领导人。
我还要弄清下面这个问题。鉴于我们俄国朋友的提纲所谴责的错误理论，不是实践的结果，而是通往实践的桥梁，而且三月发动及其实践方式是这一理论的首次实际验证，所以我们对有关段落提出了修正意见。还有一点，使我们同我们的俄国朋友的意见相反。虽然我们的看法会遭到激烈的反对，但我还是要直截了当地谈出来。我和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同志所持的原则态度是，对党的错误和错误认识的批评，不应只限于告知党组织和党机关，而应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在我们这里，在欧洲，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可以想象，假若我们参加群众集会，谢德曼和迪特曼同志在那里正攻击我们，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怎样看待你们党的这种行动？”那我们就会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同那些凭党证来证明自己党籍的人进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简直无法开展社会活动。但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的工人是不会容忍这样做的，他们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要求同他们一起进行讨论，因为假如这个讨论具有求实精神，那就会对他们起到教育作用。他们在这方面还要付岀另外的代价。他们只得以自由和生命来弥补我们的政策及政策上的错误。（赞成。）
至于这里提出的提纲，我认为，必须使某些段落有更加明确的提法；必须把斗争意志、坚决攻击的意志表达得更加清楚。但是，所有这一切，即使只是一些在意思上不大的修改，也要在专题委员会中进行。我认为，最为重要的要在第16页上加上这一点：法国、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各党，必须共同进行有计划的、经常性的工作，以便动员工人群众参加西欧主要煤炭与采矿工业中心的革命斗争。还应该把有关我们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共同行动的类似建议也写进去。我认为，这些要求不言自明，我不想多作解释。我在专题委员会中能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我认为整个问题不在于使各类人相互之间和解，也不在于使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来执行政策，因为就我们个人来说，在革命的视野中是微不足道的。全部问题在于奠定原则基础，德国共产党只要坚持这一点，就能够开展未来的大战斗。我认为，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同志的提纲，奠定了这个基础。提纲中包含着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广泛要求：“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你们无产者都要竭尽全力进行革命斗争；你们应该在策略上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便应付各种形势；你们应该在党内培育随时可参加决定性斗争的进攻力量，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突然发生什么新事件，在决定性斗争尚未迅速到来之际，你们要随时做好应变的准备。”我特别赞成这一点，即这两个提纲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我们俄国同志拟定的，因而其中贯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主要是充满了他们的革命经验。我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俄国兄弟，尤其是要感谢俄国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因为在世界革命的影响下旧世界遭到破坏之时，他们提供给我们斗争方法和手段，而且首先是因为他们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显示出在革命斗争的意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这种斗争的意志，一方面要考虑一切具体的条件，另一方面要不屈不挠地争取实现当前的这一目标，即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专政，这就为世界革命敞开了大门。（热烈赞成，鼓掌。）
瓦扬-古久里（法国共产党）：
同志们！真遗憾，在专门讨论拉狄克向志的报告的辩论中，竟把策略提纲和报告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引起了某种混乱现象。我想概略地向大家阐明法国代表团对拉狄克的报告和提纲的观点。
法国代表团完全赞成俄国共产党提出的提纲。代表团只是打算对几处提出修改意见，并删去一些明显的错误。代表团还想商讨一些完全被忽略了的问题。专题委员会只不过曾打算着手研充这些问题。
法国代表团希望把有关议会制的一节，提得更明确些。我完全不提自己的观点，我要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法国代表团的看法。希望我们的议员同志们能提供更确切的情况。因此，必须在专题委员会中阐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至于提纲中极为严厉阐述的左翼问题，我们大家认为，我们党内迄今还根本谈不到存在着有独立理论观点的左翼。我们所要说的，也就是你们所知道的在党内出现的某些中派倾向。我们是个社会民主党（我应该这样说），不过我并不打算对拉狄克同志的讽刺意见表示恭维。我们是个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老社会民主党。然而，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明显的压抑情绪。我们多数派中有些人倾向于所谓的左翼；提纲称他们是冒险主义分子。我们认为，应该对右翼猛击一掌，但这也并不妨碍对左翼进行友好而认真的拍打。
同志们，我不想再谈提纲中所提到的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动员19岁青年等问题。
文稿中还有模糊不清之处。例如，我认为，关于卢森堡事件的问题，就有某种误解之处。奥韦尔施特拉滕同志已指出，报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手中的德文稿的提纲中，涉及法国问题的部分，就有一处是不确切的。提纲援引了一些情况。但在阐述有关赔偿损失问题的情况时，说得有些不确切。我们这些原先的党内多数派，打算谈谈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正如德文稿中所说的，问题并不只是要提出公正的要求。我们力求就这一问题同我们的德国同志达成协议，我们主张根本不谈赔偿问题，因为主要是搞革命，并将革命引向胜利。法国和德国资本提不出任何理由能促使我们提出赔偿问题。
我们在这里听到很多言论。我很想学德语，我很喜欢听德国同志讲话。这里，对三月发动问题，议论纷纷。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不应如此公开地泄露内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有充分的可能来研究其他一些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法国无产阶级密切地注视着三月事件。我们非常敬佩地怀念这次行动中牺牲的战士。当然，错误是有的，这场斗争以及作为斗争准备工作的理论依据，对我们都很有教益。况且从每次战斗中和从每次战役中，都能汲取一定的教训。
至于列维这一特殊事件，怎么说好呢，执行委员会已经作出了决定。
最后，结合提纲的讨论，我再谈谈与法国有关的问题。提纲中说，法国是个殖民国家。提纲号召法国党要记住自己对有色人种军队的职责。我本来希望提纲中能详尽地研究殖民地问题。对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务必更加深入地理解，并且要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我们不愿意同情那些怀着某种非共产主义目的而在近东和远东掀起骚动的人们，即使一般来说我们与这些人的见解并不相同，但我们的任务还是要全力支持他们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共产国际的任务则是要给他们以特别的关注。我们激发了既受本国资本家和大地主、又受西方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被压迫人民的热切希望。他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给他们以有效的帮助。
拉狄克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了国际相互关系和力量联合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这是对德国同志说的，因为我们同他们之间发生过误会）毗邻国家大党之间的联系要更加密切，要知道这种误会，就是因为我们同其他党的交往不够而产生的，同它们的联系太少了。这无疑是暂时现象。只要我们消灭这种现象，我们就能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至于共产国际，我们大家赞成它应当组织大规模的国际行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使资产阶级世界相信共产国际的生命力和实力。再者，我认为并希望，我们大家都赞成共产国际通过挑选合适的工作人员，使各大党都了解共产国际认真的、深思熟虑的、坚定不移的工作。
最后，我应当指出，我们完全赞成提纲的这一提法：共产国际是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而不是空话和理论的策源地。目前，在法国，已进入镇压阶段。迄今，资产阶级只限于局部行动，只对这个或那个革命组织进行不太重大的攻击。目前，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议会中制定的法律和通过议会采取的措施，准备实行总进攻。所以我们的职责是，在法国把我们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其中既包括那些被称作左翼的人们（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他们在行动时就会给我们以巨大帮助）（托洛茨基即席说：“我同意！”），也包括那些昨天还属于右翼的人们，他们现已清楚地认识到，迫切需要为宣传鼓动工作寻求共同的依据和创造协同行动的条件，恪守革命纪律，以迎接胜利。（热烈赞成。）
贝尔（英国共产党）：
同志们！我认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过于重视德国共产党的事务。想必是想从它的错误和经验中汲取某种教益。我希望，拉狄克同志在答复中不要仅限于德国问题，也要重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其他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焦急地等待着共产国际就策略问题和总的国际政策问题给予方针性的指示。布哈林同志昨晚说，群众性行动问题，确切地说，即群众性行动是否应具有进攻性或防御性的争论，是一个老问题了。我比较赞成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他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提纲中加上这样的词句：“谁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谁就是蠢驴。”很显然，在共产国际成员中，有些党员同志的耳朵还是长的；所以我们必须彻底弄清楚群众性组织和群众性政党的含义。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仔细的分析。我们对“群众性政党”一词的含义，还是模糊不清的。这关系到英国和美国，因为很遗憾，那里至今还没有群众性组织和群众性政党。这个问题，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薏义，而且我应该指出，英国共产党基本上赞成这里提出的提纲。英国共产党清楚地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依靠派别活动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它应该不断地扩展和包括更加广泛的工人群众阶层，而他们迄今还不承认党的各项原则和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在英国，有许多这样的宗派组织，诚然，它们做了非常重要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但它们从来不吸收工人参加它们的组织。然而，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只做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现在，我们已进入全世界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教育工作同夺取政权的斗争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适应。只有我们的工作方针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我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在妥协的典型国家英国，这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大不列颠的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妥协的典型代表，而工党则是杰出的机会主义妥协组织。英国共产党势必会受双方的影响。我们看到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及其后果，我们也了解工党的机会主义。英国共产党极力在左翼的死板教条和工党的妥协性（这不是别的，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
我们应该提示我们最反动的代表，他们的方法想必符合他们的组织的要求，有助于保持他们原则的纯洁性；但他们应该懂得，这种方法永远不会有助于他们对英国工人群众施加影响，而对工人群众施加影响却是我们开展革命运动所必需的。再者，我应该指出，向右急转，并在这个方向追随机会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盲目的行动。我们不应特别迷恋于能征集多数党员的群众性政党的想法，否则，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这里有很多靠损害工人运动过活的机会主义分子。英国共产党表示赞成执行委员会就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法国问题所作的决议。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安心让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去揭露什麦拉里、屠拉梯、塞拉蒂以及第二国际的其他拥护者。我们应该相信工人健全的思考能力，他们已在揭露机会主义者，因此，共产国际可以放心地让工人亲自去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这三个问题上支持共产国际，并不是因为它对叛徒们怀有某种同情心，而是由于相信事态演变的逻辑会在目前斗争中向工人群众表明，他们必须把什麦拉里、列维、塞拉蒂、屠拉梯等人从我们的运动中清冼出去，而且也要给我们这样做的时机。
我们的朋友们从左的方面担心，如果党一旦成为群众性的党，就会丧失革命热情，从而不会有太大的发展，那不就要变成机会主义政党了吗？我们应该彻底认识清楚，我们怎样才能防止我们的党不过于向右或向“左”摆动。有人问我们，怎样才能判明这一点呢？我们有好的试金石。我们看问题不是根据教条、理论、公式或学说是否被承认了，抽象的提纲是否制定出来，列维和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否写出好的文章。实际行动是我们的试金石。它可帮助我们易于发现通过工人群众混入我们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我们撕下了列维同志的假面具。如果没有三月发动，列维也许在这里，在我们中间，现在还在扮演重要的角色。对捷克斯洛伐克人，也要持这种看法，他们确信他们会给工人以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领袖却要阻止他们。意大利支部的情况也是如此。行动的试金石不仅会表明谁是机会主义者，而且还会揭露哪位领导过左。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左翼比右翼的危险要小一些。
现在我来谈谈英国问题。提纲的英文稿中有关我国的问题提得十分模糊。它应该这样说：“尽管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已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但迄今它还未能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目前，该党只有一万名党员。我还记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到，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着发展宗派组织的危险。
诚然，英国党还很小，所以无须在我们不愿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方面寻找原因。倒不如说，根源就在于当前在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和心理条件。再者，虽说第一个共产党是去年8月成立的，但我们党总共也不过存在三个月。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只要没有把其他共产主义分子吸收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就不要采取任何步骤。因此，共产党是在召开利兹代表会议时，即1月31日才存在的。可见，我们为我们党作出的贡献，要比俄国通常想象的大得多。英国从来没有大政党。英国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人数也很少。这两个党或多或少是在为自身目的欺骗群众，是促使群众参加运动的表决机器。甚至被视为英国工人群众代表的工党，在欧洲大陆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其实，它也不是什么政党，而只是一支组织国家生产和政治生活的力量。不错，它拥有450万党员，但他们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一个政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并不遵守任何规定的纪律。例如，这个英国所谓群众性的工党的党员，可以投票赞成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候选人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候选人。就这个意义来说，欧洲的标准不能应用于英国工人组织。
列宁同志在询问有关工党和工会运动的情况时问道：“共产党有多少党员？只有一万人！几百万工人参加了运动，可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英国从来就没能建成一个大党。英国工党简直就是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的组织，他们没有任何政治觉悟。共产党是英国现在最大的革命政党。
该党建立之前，英国就没有过一个人数超过2000、最多3000的革命组织。老社会民主党，即胡斯曼的产儿，从来没有过2000名积极的党员。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从来没有超过500人，而其他一些组织，最多也不过二三百人。
由此可见，既然英国共产党能有一万名党员，那就是一大进步了。我们不应把它叫做宗派分子的政党，使它失掉勇气。相反，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支持它。英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不应以数学公式来计算；不能把它与拥有30万党员的德国党或拥有40万拥护者的捷克斯洛伐克党相比较。很显然，党员人数多，并非绝对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在英国建党，并不追求数量。我们不迷恋于吸收五六十万党员，这只会使国际代表大会花费许多时间来调解内部的争论。因此，我提议对提纲作如下的修改。
第6页第1段下面应该这样写：“尽管英国共产主义运动联合了一切力量，但它至今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群众性的政党。”
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在历史传统上和政治上的情况，英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尽管如此，但是还必须尽快地把现在的英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的党。
在英国，无论是保守党、自由党，还是社会党，它们的党员人数都不多。而工党，则是由于工会官僚为选举目的而利用党员的忠诚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始终是脱离群众的。它们不外是一些宗派性团体或者是满足于领导其他组织的政党。英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同宗派主义和激烈反对舆论所造成的情况作斗争，他们不得不同那些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分开的思想作斗争。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尽管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非常落后，但是他们早已习惯于参加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经济斗争。
必须关心使共产党同一切旧的传统残余实行决裂的问题。
如果不能很好地深入工人组织和激发它们参加行动，党就会变成无力进行独立斗争的空洞组织。党应该竭尽全力吸引更广泛的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它应该成为真正的群众性政党，真正的战斗机关。它应该始终向工人阐明，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应该竭尽全力领导经济斗争，并把从这个斗争中产生的政治任务和目的提到首位上来。
第6页第2段第3节中间，应删掉“缺乏党的影响”字样，写上“任何抽象的党的批评都不能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必须使工会中的党支部不断紧张地工作，必须掲露那些社会党叛徒和工会官僚，使他们威信扫地，这样才能对群众产生较大影响，英国工会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会更加十足地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工具”。
我们非常赞成提纲中所说的共产党人应该参加涉及工人群众生活的任何具体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最后，我还想指出，我们非常赞成提纲的精神。我们请大家今后更加关注英国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你们要相信，这一运动会对你们表现出其他运动从未表达过的真诚谢意。
扎克斯（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
同志们！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同贝尔同志的发言联系起来，因为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即党的规模问题上，我认为，他会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后面，我还要谈这个问题。我先谈谈昨天黑克尔特同志的发言，首先我要指出，他认定以往的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卡普叛乱期间毫无疑问地垮台了。接着，他对德国共产党（第三国际的正式支部）于1920年8月俄军进攻华沙时的垮台，却很客气地一字不提；他这样有扎貌地保持沉默，想必这样做有利于他的党。但是，很遗憾，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了解甚少。再者，他承认党在柏林电气工厂工人罢工时表现动摇，是危险而且有害的。可是，谁是动摇的发起者？谁是当时出现被动局面的过失者？谁使党在这次罢工时垮台的呢？不是保尔·列维。是布兰德勒同志，他是当今的左派，有革命热情，是德国统一共产党优秀刊物的负责人；在他的光荣领导之下，我们才有幸出席会议，并享有发言权和表决权。我可没有选他。对于布兰德勒同志，是有很多议论的，他竟想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德国宪法的范围内以苏维埃形式来实现。（喧哗声。）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你们可以从我这份报纸上读到。也许，黑克尔特同志以及其他党员会有一天认识到，这一次，在三月战斗之初，这份德国共产党的优良刊物也垮台了。其实，与上述一切无关，这里还隐藏着一个我们至今还没有谈到的一点，这就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宣布了总罢工的口号。尽管谁都知道，工人在复活节期间都不来上工，但黑克尔特还是认为有必要反复证明党在星期五就“已经”宣布总罢工是正确的。他没有注意到，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二哈雷的自来水厂、煤气厂和发电厂的工人，未提任何口号就为声援中德工人举行罢工了。这些工人看到自己在单枪匹马地干，无论哈雷州（德国统一共产党力量最强的州）的领导者，还是中央委员会，都不来援助他们，他们就返回了工厂，以免孤军作战。只有已开始在所有城市坚决主张“尽快行动起来！必须在复活节前开始罢工，并在复活节期间和以后继续罢工！”——然后，才能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宣布总罢工的口号。我再说一遍：黑克尔特同志承认了党曾三次垮台。总有一天，他会承认党第四次垮台。真令人惊奇，唯一真正的德国共产党在所有这几次都垮台了，而由于情势的奇巧凑合，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或者确切地说，构成目前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昔日反对派，却始终到处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卡普叛乱期间立即参加斗争的那些州，是属于反对派的，而那些试图利用八月事件（由于你们同独立社会党共同反对而未成功）的州，以及那些没参加阻挠电气工人罢工的州，都力图争取协同一致地声援工人，它们也属于共产主义工人党，该党在这次罢工期间毫不动摇地极力表现出团结精神，并大力支持工人。
我说，或者这一切都是情势奇巧凑合的结果，或者在这里需要寻找更为深刻的原因。（罗加利斯基即席说：“幻想！”）罗加利斯基同志！这不能说是幻想，这一切是我亲自的感受。这种奇怪情况之所以产生，不仅值得德国注意，而且也值得整个共产国际注意，所以应该予以十分重视。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找到—个简单的原因，这就是：既然共产主义工人党在自己的纲领、组织、策略和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规定了明确方向，那它的根本立场就使我们预先有了保证，在类似的情况下，它是不会垮台的。
昨天，列宁同志谈到小党存在的可能性，这和今天贝尔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恰好相同。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他说，小党也有能力进行革命斗争，甚至开展决定性的革命战斗并取得胜利。那么，群众性政党一直慌忙掌握的原则被抛到哪里去了，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列宁同志说得非常正确，小党为了自己的政治，也会去争取群众，甚至争取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以及整个劳动居民的大多数。这很好，我们赞成他的见解，但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担心我们会干“左”的蠢事。既然小党可以这样做，那请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群众性政党（就它至今一直宣扬的教条来说）如果企图这样做，就必定会遭到失败呢？他对这个问题会怎样回答呢？群众性政党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尽可能把更多的人聚拢在一起，然后认真地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以便使他们在中央委员会的压力下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而现在正企图使德国统一共产党采取这种方式）建立的党，在自己的组织机构中，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难以担当起自己的职责。
要知道，这些群众不只是登记表上的静止数字，而是前来出席会议的有头脑的工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代表从基层派往地方委员会，再从地方委员会派到区里。他们的意志和他们的方针会对全党的路线产生影响。如果世界上某个地方能建立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手执军棍按军队要求进行指挥的党，那它的党员也只不过是按人头计算的、不起作用的数字。如今，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都不能这样做。当然，我们也懂得并且也会说，要想在工业发达的国家赢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争取广大群众。当然，共产党应当争取广大群众。我们听说，作为争取群众的最好手段，曾推荐在我们德国出现的《公开信》，想必这样做是想使外国同志们了解这个《公开信》。《公开信》是各种问题的一个大杂烩。我们要说明，草拟这封《公开信》是出自争取群众和带领他们前进的良好愿望。诚然，有些居心不良的人认为，《公开信》的真正目的与选举前的宣传有关。现在，我不想就这一点进行争论，但我认为，采用《公开信》的方法根本行不通，也不符合辩证法。采取这种方法是为了极力吸引尚不成熟的群众，并不是出自他们的需要和受压迫，而是顺应他们的思想水平。最后一句话甚至是这样写的：“我们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但我们需要这样做”等等。群众不了解这个矛盾，但知道这样不行。除非他们是瞎子，或者还没有看清什么，因而认为既然共产党人打算这样做，那肯定是对的。问题是简单而又明显的，这种方法会增加群众的机会主义幻想。要想争取群众，我必须指出，最近的三月发动，即使有种种错误和弱点，但整个说来，若与《公开信》相比较，还是争取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尽管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举手赞成《公开信》，但这并不能表明有这么多的人转到共产主义方面来。另一方面，在三月发动期间，广大群众不只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与革命者背道而驰，他们用铁棍驱赶号召他们罢工的人们。但辩证的发展过程是，首先是那些愿意和敢于斗争的人们离开周围的人们向前冲去。这为数不多的人牺牲之后，那些最初曾反对三月发动的群众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以往由于期待美好的未来而反对斗争，但结果处境毫无变化，这样，他们才认清他们用铁棍驱赶的人是完全正确的。一般说来，这是把群众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的唯一正确途径。
同志们！提纲和我们提出的修正案，对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来说，并不是重要的。这不是属于我的任务。我不能说赞成或反对哪个提纲，原因很简单，它们都是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拟定的。它们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补充，甚至还有不少修改之处，尽管我们也希望这样做，但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并非总是认为，改变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重大策略路线的基本策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改革问题，我们只是对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工会、工厂委员会、生产监督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等问题，向各国代表团和主席团提出我们的提纲。我们认为，这个提纲并不过时；如果这个提纲被耽误了，那就要怪罪你们了，因为你们从前没有听从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能有许多代表团随身带着这个提纲作为讨论的材料，以便比第二次代表大会就这些问题通过的提纲能够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引向胜利。我想稍微谈谈布哈林同志昨天对我们的攻击。他喝力地攻击我们，但他的论据是不值一驳的。他援引了哥尔特同志的小册子中的几句话，要置我们于死地。当时，他读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但很多人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这句话是：“在喀琅施塔得的无产阶级奋起造你们的反，造共产党的后之后，在你们在彼得堡不得不为对付他们而实行戒严状态……”哥尔特同志完全清楚，无论是在俄国的策略中，还是在针对我们的抵抗中，各个事件之间必然会有这种内部联系。因此，必须弄清这句话，以便理解无论是哥尔特同志还是我们，都没有站到喀琅施塔得分子一边，我们把他们的骚乱看作是地方闹事。布哈林说，哥尔特同志是我们杰出的理论家，这完全正确。他在我们的实践中学到许多东西，而我们也向他学到不少东西，可以说：“即使哥尔特在理论原则上离开了自己的道路，即党的道路，那党还是要在自已的道路上前进的。”我再说一遍，布哈林同志昨天的论证是不值一驳的。他从我们党或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生活和活动中，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论据。布哈林同志只能在这里，在代表大会上，以花言巧语攻击我们，因为这里并不了解也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他不能在德国玩弄这一套把戏，因为我们回国以后要汇报这里的某些同志是怎样理解“左的蠢事”的。
主席克南：
同志们！时间不早了。还有14个人报名发言。只有两个人作出好的榜样，放弃了发言。原先报名发言的是16个人。主席团希望其他同志能仿效他们。虽然讨论尚未结束，但需要决定是否理应停止讨论的问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那么再开两小时会，即可结束今天的议程。主席团提议我们作出决定：是否现在就休会，晚7时复会以结束讨论。我们来举手表决。（同意。）下面该由季诺维也夫同志发言，接着是托洛茨基同志发言。
（会议于下午5时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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