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二次会议


(1921年6月22日)


  会议开始:晚7时,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
  主席:柯拉罗夫



通过会议议程和议事规程



主席

  这次会议的第一项内容是确认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议程。这个议程已经在《国际新闻通讯》和所有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了,因此没有必要再宣读了。估计所有的同志都知道了。

  对议程有修改意见吗?现在进行表决。(通过。

  第二项内容是通过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我们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有反对的吗?(通过。)第三项是组织几个委员会,详细地审查一些专门问题。请安贝尔-德罗同志讲话。


选举各委员会



安贝尔-德罗

  主席团向各代表团提出了一系列委员会的建议名单。代表团相互进行了磋商,并对主席团的建议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照顾了代表团的所有愿望,由主席任命的委员会是:

  西班牙问题委员会

  西 班 牙:宁。
  瑞  士:安贝尔-德罗。
  意 大 利:格拉齐亚德伊。
  德  国:施赖纳。
  法  国:帕克洛。
  青年国际:多里奥特。
    召集人:安贝尔-德罗。

  黑人问题委员会

  美  国:比令斯,萨莎,约翰斯顿。
  俄  国:萨法罗夫。
  日  本:片山潜。
  法  国:塔纳尔·布当加。
  荷  兰:杨森。
  英  国:约斯。
  荷属印度:马拉卡。
  南  非:邦廷。
    召集人:美国代表。

  法国问题委员会


  俄  国: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
  德  国:蔡特金,塔尔海默,贝克尔。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捷  克:纽拉特。
  意 大 利:博尔迪加。
  挪  威:格赖普。
  波  兰:瓦列茨基,科斯特热娃。
  美  国:卡尔。
  瑞  士:韦尔蒂。
  日  本:片山潜。
  英  国:明尼·伯奇。
  匈 牙 利:贝拉·库恩。
  比 利 时:万-奥维尔斯特拉金。
  奥 地 利:施特恩。
  西 班 牙:贡萨莱斯。
  青年国际:许勒。
  红色工会国际:洛佐夫斯基。
  曼努伊尔斯基和安贝尔-德罗——法国执行委员会代表。
  主席:托洛茨基。书记:安贝尔-德罗。

  意大利问题委员会


  俄  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
  德  国:蔡特金,舒曼,路特·费舍。
  法  国:苏瓦林,福尔。
  英  国:墨菲。
  捷  克:赛登。
  保加利亚:卡巴克契也夫。
  挪  威:迈尔。
  波  兰:米哈尔科夫斯基.
  奥 地 利:施特恩。
  美  国:萨利文。
  南斯拉夫:拉多瓦诺维奇。
  匈 牙 利:拉科西。
  瑞  士:安贝尔-德罗。
  青年国际: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宁。
  书  记:拉科西。

  与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协商的小委员会

  卡巴克契也夫,拉狄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蔡特金。

  挪威问题委员会


  俄  国:布哈林,拉狄克,科别茨基.
  芬  兰:库西宁。
  德  国,乌尔邦斯。
  瑞  典;萨迈尔松。
  捷  克:什麦拉里。
  青年国际:沙茨金。
  书  记:科别茨基。

  捷克问题委员会


  德  国:路特·费舍,黑克尔特,乌布利希。
  法  国:罗斯梅,迪雷。
  奥 地 利:弗里德兰德。
  意 大 利:特雷索。
  俄  国;拉狄克,季诺维也夫。
  波  兰:凯勒。
  保加利亚:伊沙科夫。
  青年国际:乌约维奇。
  红色工会国际:美尔尼昌斯基。
  书  记:黑克尔特。

  美国问题委员会

  俄  国:布哈林,洛佐夫斯基,拉狄克。
  德  国:埃贝莱因。
  巴 尔 干:科普勒尔。
  日  本:片山潜。
  意 大 利:阿扎里奥。
  芬  兰:库西宁。
  英  国:列凯。
  青年国际:库雷拉。
  捷  克:席费尔德。
  波  兰:多姆斯基,瓦列茨基。
  荷  兰:拉维斯泰因。
    召集人:库西宁。

  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

  意 大 利:波姆巴契。
  保加利亚:柯拉罗夫。
  罗马尼亚:帕乌凯尔
  匈 牙 利:贝拉·库恩。
  青年国际:李可夫。
  奥 地 利:弗里德兰德。
  捷  克:科龙。
  德  国;黑克尔特。
  波  兰:普鲁赫尼亚克。
  法  国:莱西亚格。
    召集人:科龙。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注:“此处原文为(Pauker),根据下文推测应为保克特(Paukert)。——编者注”。“保克尔”,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译为“帕乌凯尔”。

主席

  这些委员会的代表是由各个国家代表团任命的。如果有什么修改意见,请各代表团提出来。没有修改建议了吗?现在就书记宣读的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进行表决。(通过。

  如有需要,还将组织其他委员会。对已经建立的委员会还没有提出代表的代表团——例如奥地利代表团,请尽快提出来。

  主席团决定,任命一名代表大会总书记,建议由安贝尔-德罗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有反对的吗?同意安贝尔-德罗同志的任职。

  波兰党曾任命一位同志担任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这位同志后来由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代替。现在就这个小小的变动进行表决。(通过。

  现在进行大会议程的第一项,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人: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的任务首先是向你们报告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此外,我还要谈一谈共产国际将来的实践活动,因此,我的报告分两部分。

  关于执行委员会这15个月工作的事实和数字,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此文已译成各种文字刊印出来,因此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两点需要审查的。第一,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是否正确地执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这些决议本身是否正确?现在,在15个月之后,我们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材料。

  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决定我们整个政策的形势怎样呢?很明显,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世界资本立即几乎在全世界开始了反对工人的正规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进攻。工人阶级处于某种退却地位。我们这15个月的工作主要是在全世界组织许多十分重要的、大规模的罢工。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罢工的结果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不得不看到,绝大数罢工是以失败结束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减少了,例如,1920年工会有会员2500万人,1922年只有1800万人了。我不知道,这最后的数字是不是还有点夸大。仅仅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阶级在报告年度里处于多么困难的形势。

  不可低估的还有苏维埃俄国这段时期的形势。你们想必还能回忆起来,第三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场大的饥荒已经明显地在俄国开始。这种情况虽然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还不明显,但是代表大会一结束,我们不得不立即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全世界的工人请求在这饥饿的一年援助俄国无产阶级。

  这个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影响。你们知道,人们常常指责我们,说什么国际不过是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甚至有些“朋友”也这样认为。现在清楚了,在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产国际之间确实存在着,也必须存在着一种重要的、十分紧密的相互影响。从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出发,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问,以谁为主,以谁为副,那是十分可笑的。二者好比一个楼房的地基和屋顶,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在这一年所处的形势被我们的敌人充分利用了,其目的是反对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整个第二国际企图以俄国的饥荒为契机,开展一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第二国际还企图以这个事实为根据,开始一场尤为喧嚣的运动,说什么共产国际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工具。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这当然是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站在营垒的哪一边。

  我们就以英国工党领袖克莱因斯先生最近的一封信为例。我想,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看过这封信了。克莱因斯先生是近几年最著名的“工人领袖”之一。他给苏维埃共和国写了一封信,此信现在已经发表了。在信中克莱因斯先生建议,苏维埃共和国尽快批准同厄克特先生签订的众所周知的协议,以便使工党在现在的选举中能增加成功的希望。克莱因斯先生还说明,他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以所有同事的名义说话的。英国现在正经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个引人注意的阶段,那里的选举同苏维埃俄国的形势密切相关。工党,这个在第二国际中最重要的政党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政党,也不能漫不经心地回避这一点:它是有立场的。但站在营垒的哪一边呢?站在厄克特先生一边,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因此,如果第二国际指责第三国际,说什么你们总是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走在一起,你们充其量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你们也不能避开苏维埃共和国,你们也必须对此表明自己的立场。你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即你们企图利用第一个无产阶级苏维埃共和国,以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罢了。

  如上所述,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来说,苏维埃俄国的饥荒正好是它们掀起一场非常激烈的宣传运动的起点。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对一个普通工人来说,他现在不得不清楚地看到,在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确实饥荒蔓延,工农的生活非常困难。一个无党派工人,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的工人必然会因此对整个革命产生某种失望。这虽然令人悲伤,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工人群众战后处于这样的形势,也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当然,我们的敌人丧尽天良地利用了这个形势。但是他们应该知道,这次饥荒是怎么产生的。他们应该知道,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叛徒们,帝国主义的整个封锁策略是造成饥荒的罪魁祸首。很明显,第二国际在反对我们的斗争中一定会利用这个形势的,它也这样做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明显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清楚地”。

  所以说,这一年共产国际的处境,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我们那些丧尽天良的敌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企图利用这种形势,他们也成功地利用了。

  如上所说,罢工就工人这方面来说具有防御的性质。我不想向你们提供过多的表格(这可以在书里发表),我只想提出一个国家来说一说。这个国家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对我们特别重要,这就是法国。法国同志曾经是统一战线策略的最坚决的反对者。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我认为,我们的法国朋友在严厉批评共产国际时只要注意一下我在下面提出的一些数字,他们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就一定会持另外一种态度了。在法国,具有进攻性的罢工,就是说工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为了增加工资而进行的罢工有以下几次:1915年,也就是在战争期间,法国只有8000工人举行了进攻性罢工;1916年,也是在战争期间——37 000人;1918年——131 000人; 1919年——1 053 000人;1920年,在这一年的前半年——628 000人。但是接着立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20年的下半年只有57 000人;1921年,这是我们要总结的一年,只有9 000人参加了进攻性罢工。而在1921年的前8个月有160 000名法国工人参加了防御性罢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1921—1922年资本主义的进攻是最激烈的,法国工人阶级不得不把自己限制在防御性罢工方面;他们没有力量进行进攻性罢工了,因为资产阶级在整个战线上处于进攻之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罢工是具有进攻性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战争期间在法国”,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资本”,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资本主义”。

  这个事实,在法国,我认为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对统一战线的策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法国朋友注意到了这些数字,很好地观察了他们国家罢工运动的发展,我想,他们大部分大概一开始就会放弃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的立场了。

  这就是报告年度我们的工作开始时的普遍形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这种形势下第一次划清了同所谓“左倾分子”,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这些半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界限,也彻底划清了同右派组织的界限。我想到的有列维派,这个组织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还是我们讨论的对象。我想到的有意大利社会党,对这个党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谈论过很多。往前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看到,组织真正的共产党还刚刚开始。第三次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遗愿就是著名的口号:“到群众中去”。在关于策略问题的决议中,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阶层引导到斗争中来,并使他们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能战斗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正是从这种普遍的形势中产生了统一战线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我们执行委员会在1921年12月第一次提出的。我相信,同志们,现在在举行了两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小型的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形势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法国共产党人以及工联主义者也放弃了他们反对统一战线策略的立场了。这样,我们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也就不必过多地谈论这个策略了。很显然,我们的执行委员会1921年l2月声明,“接近群众”的口号,必然会导致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正确的。从根本上说,我们整个策略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策略实际运用到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明年、可能是今后几年的任务。

  统一战线策略其实是执行委员会试图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行动。你们知道,我们多次说过,共产国际应该成为行动的国际、活动的国际,应该成为集中的、国际的、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政党,等等。原则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几年时间。通过一个决议,在决议上说我们必须采取国际行动,这是比较容易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试图立即采取的行动——原则上说这同第二国际的行动没有什么区别——失败了,因为我们各个党还非常参差不齐,有的还不是共产主义的,本身还带着许多社会民主党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组织还有许多缺陷,因为组织一次国际行动困难是很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在决议上写点什么,这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必须采取国际行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因为我们所有的党还很参差不齐”,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去年我们试图开展一些行动,例如援助俄国的救灾行动,以及同社会革命党人案件有关的行动。但是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宣传运动特别重要。这里我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个行动在执行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很大干扰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在代表大会的特别议程上详细谈到。

  事实表明,我们共产国际的一些组织太喜欢把第二国际的习惯带到第三国际中来了。我认为,同志们,我们不可能毫无异议地容忍在法国发生的事实。在共产国际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集中的世界性组织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用统一战线策略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第二国际行动的时候,我们的队伍纵使没有铁的纪律,也至少应该有一般的无产阶级的纪律,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必须指出,法国党和意大利党的部分行为干扰了我们的组织所发动的国际行动。这一点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因为这次行动在政治上是很重要的,然而它还没有使千百万同志行动起来。如果这样的行动竟遇到了这样大的干扰,我们不得不有理由担心,在更困难时候,在我们必须用武装的拳头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相同的干扰又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同志们,我认为,我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最好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来谈。这里我必须说一说我的总的看法:我们从过去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接受的成分越多,我们党内的中央集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就会越大。你们从我的简短报告中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先从德国开始。

  德国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几乎是我们所有讨论的中心。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的形势,你们大家都知道,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敌人说德国党完全瓦解了,我们的一些朋友也由于德国兄弟党内的形势出现了暂时的困难而惊慌失措。执行委员会感到自豪的是,它在解决这次危机时成功地向我们的德国兄弟党提供了某些帮助。我想,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是作为队伍最为巩固、组织最为精良(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最为明确的政党之一出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这在今天可以说是对我们的安慰,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大党仍处在困难形势的时候。例如法国党现在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参加者来说就是最令人悲观的对象。我想,我们有德国党的事例在先,我们可以安慰代表大会说,只要代表大会正确地处理,就能成功地帮助法国党,使它很快得到恢复。德国的政治形势一般说来是革命的,对于德国唯一的真正的革命政党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共产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是以队伍最为巩固、组织最为精良(当然是相对而言)、政治最为明确的政党之一出现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内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对象”。

  我们在哈雷关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预言,现在已成为事实。我清楚地记得,在哈雷,在著名的历史性的表决以后,当我们在结束语中说,右派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倒向社会民主党。这引起了很大的愤怒:有人认为,这是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等等。其实,不需要真正成为预言家,人们就能预言到这一点。谁不愿赞成共产主义,谁在内战时期必然要倒向社会民主党,这一点是一清二楚的。它现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当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其实为了预言这一点,并不需要真正成为预言家。很清楚,谁不愿赞成共产主义,谁在内战时期必然要倒向社会民主党。现在已是事实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认为,对于革命运动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事实。列宁同志在他给代表大会的贺电中说得对,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对于革命运动来说,是前进了一步。少一些假象,少一些欺骗,少一些幻想,对工人阶级总是有好处的。我相信,在德国不要太久我们就可以感到,这次合并对于我们确实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那些守旧的革命家,像老累德堡那样的人,就可以完全有把握地知道,对于累德堡来说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同共产党人合作,或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为伍。德国无产阶级在几个月内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如果要问哪些党在实践中最好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可以说是德国党和捷克党——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我们有时也觉察到,我们的德国兄弟党对于我们自己路线的独立性不总是强调得很够的,因为在整个策略中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在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保持行动的自由。这一点并不总是奏效的,但一般说来德国兄弟党很正确地运用了这个策略。如德国铁路工人的罢工,就是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次罢工的实例说明,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可以发展成一次政治罢工。我在德国的《国际》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要求第四次代表大会明确说明德国现在出现了什么形势?现在是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还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现在出现了激烈的经济斗争时期,与此同时政治斗争也在加剧。问题就在于此。铁路工人的罢工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几乎每一次经济冲突都有可能演变成一次政治冲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最实际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在实践中最好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绝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完全”。

  大家都知道现在进行的工厂委员会运动,这个运动无疑是有远大前途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指责我们党,说我们党想召开一次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然后给德国造成既成事实,就像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召开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大会那样(但那是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这个指责,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这个恭维,德国党可惜还不能接受。德国共产党可惜还没有强大到如此地步,去进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10月进行的工作。但是工厂委员会运动会有很大的意义,它将在共产党周围聚结成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

  我们的德国党在数量上没有得到很大的增长。今年的特点就是,那些在群众中增强了政治影响的党,在数量上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米。这里面有许多原因,如失业,无产阶级的贫困,无产阶级甚至无法缴纳可怜的一点点党费。同时,还有政治原因。这往德国看得最清楚不过了。没有人否认,我们德国兄弟党的政治影响大大加强了。但是,它的党员人数没有增加。我在俄国共产党的一次集会上说过,德国应该提出一个口号,使党员人数达到100万.然而,这是不容易的。我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要等到我们达到100万以后再进行。我想到,例如俄国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最多有25万党员。相对来说,德国党现在比俄国党1917年时要大些。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崩瓦解会以很快的进度进行。我们有一种预感,德国发生决定性事件要比我们之中有些人所期望的要早一些。我们的德国党虽然还有意见分歧,还要进行许多斗争,例如在党纲问题上,我们看到,在上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意见还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如果我们把现在的运动同14个月前的运动比较一下,我们必须指出,德国党是向前迈了巨大的一步。如果并非所有的特征都是假象的话,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正从俄国通向德国。因此,我们德国党的康复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党。对累德堡派我们预言,几个月之后它或者靠拢共产党,或者变成一个废物。事情究竟如何发展,我们且拭目以待。很显然,我们在德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党——未来必定属于我们的党。

  执行委员会同德国党的关系在组织上是最好的,这当然不是说,已经很理想了。许多事情未能办成,部分责任在执行委员会,部分责任在德国党。但我们之间的联系是相当好的,相当牢固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不是在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相互协商下处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事件不会在执行委员会和德国兄弟党之间产生相互的影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来谈一谈法国。我们还要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不在总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个国家。几个月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党的诞生》。我在那里说,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同志们,现在如果我们看一看巴黎党代会以后的情况,我们不得不说,共产党在法国诞生比我们所预想的更为困难。这里你们对我提出的公式可能会了解得更具体些:我们从老党中接受的社会民主党分子越多,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越大。这一点你们还会从挪威以及从其他国家的例子中看到。我们在法国突然把老党中的大多数争取到了我们这一边,现在我们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克服由这个事实而产生的弊病。执行委员会及其代表,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安贝尔-德罗在法国呆了几乎半年,他们得到的最重要的政治认识是(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为了发展共产党,我们必须在工联主义分子、共产主义的工联主义分子队伍中挑选出一大批人来。这也许奇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法国运动的传统使我们现在——1922年,在法国共产党已经存在了两年的时候——不得不说,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共产党优秀分子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目前还在共产党之外,他们在工会的队伍中。我认为,我们代表大会和法国问题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这一批真正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和事实上是共产主义的分子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法国的传统总是把党看成政治家的党——可惜不得不这样说——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你们听着,你们听着!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法国党的批评太少了。法国党太年轻了,我们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又有其他事要做。这也许是执行委员会的错误——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事实是: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对法国党批评太少,这对于我们法国兄弟党是不利的。

  三四个月以前,法国党领导以“左”的批评者面目出现,同执行委员会采取对立的态度。法国党批评统一战线策略,是从这样一个立场出发的,即认为执行委员会太机会主义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共产国际的成员会如此幼稚地认为,法国党真的是从左的方面来批评我们的。我不相信,会有许多共产国际成员相信这一点。幸好,这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

  法国党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自己国家。一个由于这些事件而使这种策略尤其成为必要的国家。我已经提到了法国罢工的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如果法国党理解真正的群众运动,它也会理解统一战线,并把这个策略很快变成接近群众的起点。法国资产阶级正在为反对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着有计划的斗争。我必须公开承认,执行委员会未能促使我们的党采取有计划的对抗运动。我们曾试图在法国开展一次在统一战线意义上的维护八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但是未能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法国党过去不善于把共产国际的策略运用到自己国家。实际上在那里由于事件不断发生,这个策略显得更为迫切”,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想到我们在法国看到的最近一次的“总罢工”,关于这次罢工我们应该完全公开地说一说。我们在1908—1910年期间在法国已经习惯地看到,官方的工联主义分子几乎每天都在宣布总罢工。可惜没有人理会。这是工联主义分子最倒霉的日子。我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铲除这个传统。遗憾的是我们党到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这个传统。几周前人们要求法国工人(勒阿弗尔)参加的总罢工,实际上是在一小撮无政府主义分子压力下进行的。我们的报纸,法国最大的工人报《人道报》被人利用去号召工人阶级参加罢工,而且是在我们党毫无准备的时候。这次罢工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从中得出结论;而且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点,即从现在起在法国再也不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允许进行这样的罢工,同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和我们身上,对此我们实在不能负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必须坚持”,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而且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点,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实在不能对此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党允许进行这样的罢工,同时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和我们身上”,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法国党在其代表大会上又一次一致重申了21条。我对于21条有点忘记了,今天又看了一遍。这21条中的第1条是,报纸应该是真正共产主义的。我必须公开承认:在法国,这21条中的第1条还没有实现。《人道报》想成为一张共产党报纸,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它的发行量很大,而且在有些方面做出了辉煌的成绩——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它还不是共产党报纸。第四次代表大会应该以此为起点,至少使21条的第1条真正得到实现。我希望,我们能真正成功。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法国党内有3个主要派别、2个次要派别。我不准备对这些派别作一一叙述了。一般说来有以下几派:中派;我们过去说过,中派不是中央派。这一点我们写过也说过。我们对法国同志也许过于乐观了。他们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央派分子,但显然具有中央派的气息。所以说这一派有两方面的特点:中心和中央主义。我们应努力保持中心的特点,而把中央主义抛出门外。他们大多数是从老的社会民主党跑到我们这方面来的领袖人物,虽然为共产国际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但还没有摆脱掉社会民主党的毛病。我们只要读一读马赛·加香最近有关工会的文章,就不得不说这些文章比韦弗伊的文章好不了多少,而后者是被我们在巴黎党代会上开除的。

  第二个派别是一条中间路线,就是勒努派。关于这一派,我们必须说,这一派中有非常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真诚地从左的方面批评过统一战线策略,但是他们终将会相信我们策略的正确性,并准备到我们这方面来。

  第三个派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派别。我们当然没有义务接受这一派同志所做的一切。在巴黎代表大会上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个人认为,我们左派负责同志辞职是一个重大错误,但我们也必须说明,共产国际道义上的援助是属于这一派的。这一派已经开始为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斗争,它在这中间也许犯了一些错误,但它是法国唯一一个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策略并把这个策略引向胜利的派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承认”,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接受”。

  同志们,我必须向你们说明,从我们同所有法国同志的最初几次谈话来看,我们相信,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当然,共产国际要尽一切努力,目的是真正避免分裂。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诞生是多么困难。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法国党还没有发动过一次群众运动;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群众运动来了,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德国共产党内出现真正的分歧是在展开行动之后。(德国代表喊道:非常正确!)是出现坏的分歧还是好的分歧,我们暂且不谈,但是真正的分歧是随着行动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动对于一个党是一剂良药,它可以拯救党,医治党,但行动又是新分歧的起点。我们不想预言,但是如果法国党遇到一次真正的行动,一次群众性的行动,而且又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行动,那时我们才会真正见到法国党内的分歧,那时我们才能看到,谁是真正属于共产党的,谁不是。

  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并不在于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一切问题,像第三次代表大会那样,而在于阐明形势,在道义上支持那些真正是同志的同志。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把其他同志排除在国际之外,但我们必须向他们说清楚,他们的缺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同他们争论明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现在我来谈意大利

  意大利的例子也许可以成为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策略的范例。如果真要编写一本共产党策略入门的话,我想,最重要的一章,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并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典型国家,然而我们看到,在那里发生的有些事情是有鲜明的典型性的,这在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1920年秋,意大利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顶峰。我们同意大利的意见分歧,并不是我们当时向意大利同志说:你们无论如何要立即进行革命。共产国际从来没有向意大利党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党1920年秋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也许会重复匈牙利的例子,这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我不是说,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随之而来的一定就是一场封锁,我怀疑这一点,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假如我们1920年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有可能我们在那里走了一条同匈牙利一样的道路。我们从来没有要求意大利同志:你们无论如何要进行革命。那时不夺取政权也许是正确的。如果大多数人是这个立场,那么因此而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就没有道理了。

  分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夺取政权而产生的。当时我们的立场是:形势是革命的,人们应该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有所准备;人们首先应该把改良主义分子清除出去,以便能组织一个真正的革命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要求把那些破坏革命的人清除出去;共产国际并没有要求在1920年发动起义,夺取政权。这样一个看法在史实上也是错误的。你们知道,现在达拉贡纳公开承认,改良主义分子留在党内就是为了阻止革命。因此,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这里的问题仅仅是,使党对革命的可能性有所准备,并不是立即发动革命。

  你们知道,意大利党的大多数党员并没有履行我们提出的消除改良主义分子的要求。他们不想为一个革命党做好准备,不想同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决裂。当我们在一份电报中称改良主义分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时,“资产阶级代理人”一词曾引起了骚动,我们的法国朋友还流下了辛酸的眼泪,说我们这样称呼人家太伤人感情了。现在,在达拉贡纳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以后,我想,把改良主义分子称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大概是对这些大人先生们最好的称呼了吧。我真不知道,还能怎样更好地称呼他们。改良主义分子,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所以留在意大利党内,所以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目的就是为了破坏革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反革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达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履行”。

  意大利同志争论的问题是,现在在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一次政变,还是一出喜剧,可能兼而有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一出喜剧。几个月或者几年以后,事态的结局将有利于意大利的工人阶级,但在目前,这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转变,一次非常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因此,我们意大利同志的过失不在于他们没有在1920年的某个时刻“发动”革命,他们的过失,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的罪过在于,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帮凶留在党内,使这些帮凶有可能进行典型的叛变活动,把工人阶级拱手送到法西斯分子的魔掌中。

  你们大家都知道执行委员会在意大利问题上所运用的策略。你们也知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否正确。我想,现在清楚了,我们在里窝那的行动是正确的。现在也清楚了,我们去年的行动也是正确的。我们的意大利共产党在许多意大利问题上同执行委员会的策略背道而驰。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必须像过去那样行动,我们必须在必要的时候以铁一般的决心同意大利社会党决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整个共产国际就要完蛋。同时,我们又要尽一切努力,便于他们回到共产国际队伍中来。很显然,无论怎样说,不用几个月,现在还留在最高纲领派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人一定会归属共产国际。因为这部分工人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他们比较容易地、像兄弟一样回到我们中间来。共产国际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愿意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铺平道路。当然我们要求得到保证,我们也是这样要求的。意大利发生的事不能再重演了。共产国际必须得到严肃的保证,这样的事不能再在那里重复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作出一切努力,以便同这些同志联合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出现”,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重演”。

  我听说,在法国共产党内有些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同共产国际闹翻了也许并不那么危险;人们或许现在会骂一骂我们,可是到了第五次、前六次代表大会又会邀请我们,同我们联合的。他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例子。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说这种话的人忽略了一点,意大利党在此期间几乎垮了,意大利工人阶级落到了最凶恶的法西斯分子手中。他们看问题只是从个人立场出发:今天人们骂我,一年以后我还不是又可以回来,人们还会欢迎我。至于党和工人阶级走向灭亡,对于他们是次要的。我相信,个别人可能有这种看法,法国党的多数党员是不可能有这种看法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要灭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走向灭亡”。

  意大利党的教训,并不是这个或那个领导人同我们吵了2年,现在又到莫斯科来了,这是次要的问题。人员问题无关紧要,这也不是意大利党的教训。更深刻的教训是:谁对改良主义让步,改良主义就要得寸进尺。谁犯了这样的错误,自己的党就会灭亡,自己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会受到重大损失。

  我们还会争论下去,不仅同最高纲领派分子,而且也会同意大利共产党人争论下去。

  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通过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我们批评和拒绝了这个纲领。有些看法在意大利党内根深蒂固。“取消主义”的色彩还留在意大利党内。我们的朋友博尔迪加为意大利运动创建了很大的功勋。同志们英勇斗争,竭尽全力,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举起共产国际的旗帜。意大利党,尤其是博尔迪加同志的功劳理应受到称赞。但是,我们又必须同时指出,我们同意大利党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取消主义”的色彩一直存在。博尔迪加现在不赞成反议会主义了,他顺从了,但原来的思想没有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中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统一战线策略,意大利党的领导现在还抱着这样的观点:统一战线策略在经济上是允许的,但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依我们看,这是无稽之谈,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在意大利错过了时机,没有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意大利提出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也太迟了。我自己也有错误,对博尔迪加同志让步了,在上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放弃了关于意大利问题的公开讨论,这是一个错误。人们本来是应该进行公开讨论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关于意大利问题放弃了公开的讨论,其实是应该进行公开讨论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无论如何,意大利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最英勇的部队之一,最优秀的党之一。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才显示了意大利党的能力。今天我看到了一份意大利党的秘密号召书,收到了我们党秘密出版的第1期中央机关报,这证明意大利党在最困难的形势下没有放下手中的旗帜。(热烈的鼓掌。)我们选出了意大利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要审查两件事:第一,党的联合问题;第二,在法西斯主义阶段,我们应如何重新组织我们的力量。我们不知道,这个阶段会延续多久,我们必须对最坏的情况有所准备。

  现在谈一谈捷克斯洛伐克。执行委员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热情帮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联合工作。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这里有两个党和一些小的派别。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能不能在民族问题起着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统一的党。我们成功了。

此处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上“人们”。

  在工会问题上有些事我们是疏忽了,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党成功地把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的大多数聚集在红旗下面。捷克斯洛伐克党可以说模范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人们只要注意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报纸,只要读一读敌对组织机关报关于事态发展的报道,人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党的行动是正确的,我们党成功地把大部分本来属于敌对组织的工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希望,在这个国家里,人们能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出色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此处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补上“人们”。

  你们知道,有一个问题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党(也可能同国际范围内的其他党——这一点是会表现出来的)存在着某种意见分歧。这就是开除所谓反对派的问题。我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说一说我们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在党的代表会议上开除了7名中央委员,其中有前主席什图尔茨,因为他们违反了党的纪律。这个决定对于执行委员会是非常突然的,没有人事先征求过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执行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宣布这个决定无效。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反对派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站在党的多数立场上。我们不想把这个反对派称为左派反对派,我们也不想在政治上支持它,但是我们认为,决定过于匆忙,而且并不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在剧烈的唇枪舌战中,有人企图把这部分人的过失同列维先生的过失相提并论。这部分人的过失在于,他们不顾中央委员会的禁令发表了一项声明。从共产党纪律的观点来看,这一步无疑是不能赞同的。但是拿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同保尔·列维的行为相比较,那就把事情颠倒了。列维是在我们的兄弟遭到枪杀的时刻背叛了工人阶级的。那时,保尔·列维为德国的国家检察官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这种行为的回答只有一个:开除!至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但绝不是背叛。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这部分人留在党的队伍中,当然条件是,不能再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要执行通过的决议。我们要有一个遵守纪律的党。但是,如果不能证明所有的调解办法都用过了,我们就不能轻易地把哪怕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人开除出去。在这个事件中,并未证明一切办法都用过了。我们希望,我们邀请来的同志们能够明白,执行委员会邀请你们来,并不是为了向你们喝彩叫好,对你们说:“你们可以践踏纪律”,——当然不是。我们请你们来,是想使你们重新回到党内来,是想对你们说,党的纪律是最神圣的。如果事实证明同志们不能维护无产阶级的纪律,那也没有办法。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对这部分同志来说也是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一点一定会有所表现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且并不是一切办法都用尽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证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事实证明”。

  形势变得尖锐,还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有60万人失业了。工人阶级的困苦令人吃惊,工人的不满一触即发。群众被激怒了。现在要组织一个工联主义的派别,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工人党或者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小组是容易做到的。但是你们应该时白,你们可以组织这样的派别,这样的派别也许能维持半年时间,但是它会给工人阶级带来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出丑的。我们应该如实地看待形势。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失业人数之多令人可怕,我们应该尽力防止建立分裂的捷克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国际必须尽力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成功。

  现在我来谈谈挪威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从旧的运动接受的分子越多,一个真正共产党的诞生就越困难。在挪威,我们差不多把整个老党都接受过来了,现在我们在那里有很大的困难,我不想隐讳这些困难。挪威和法国是同样的问题,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原因是同样的。在法国,我们从老党中接受了许多传统;在挪威,根深蒂固的联邦主义传统十分活跃,组织原则又十分奇特。挪威党一直是在工会组织上建立的。还是在哈雷我们同挪威党的领袖许雷·格赖普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谈过,他们当时答应我们对党进行改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实行,甚至机关报名称也没有改变。挪威的这张报纸今天仍叫《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你们听着,你们听着!”)各个省有11家报纸也叫《社会民主党人》。(再度喊:“好好听着!好好听着!”喊叫声。)正像你们看到的一样,着手干预这个国家的问题,贯彻共产国际的要求,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我们是共产党,但我们有的党还没有完全脱离社会民主主义。是的,我们是在第二国际的母体内诞生的,我们接受了第二国际的一些传统,这些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但是,如果这个“一在之间”延续了几年,我们就必须要求,过程进行得快些。你们可以在我们挪威党的报纸上看到支持谢德曼之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的文章。我们在挪威也有不好的工联主义的残余。特兰美尔同志过去属于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他身上还留有一些工联主义的传统。他不懂什么是纪律,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纪律,纪律,我忍受不了这个字眼,这是对自由人尊严的侮辱。”这是我们一个同志说的话,他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知识分子,他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真诚、正直的战士;但传统比他本人更强烈。传统是这样强烈,竟然在我们最好的一个挪威同志身上发生了这样坏的影响。挪威有一部分大学生,出版了一本很像《光明》杂志一样的杂志,叫《莫特·达格》,他们同列维派维护着同样的原则。我们党容忍了这样一个派别,没有干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你们可以在一些挪威报纸上谈到,有人支持谢德曼之流反对德国共产党人。我们在挪威也有坏意义上的工联主义的残余”,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今年,我们必须坚决行动起来。这里有挪威党少数派代表,我们坚信,我们能以一致的意见或者至少是多数的意见达到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挪威同志们,你们必须明白,共产国际不能再允许现存的状态继续下去了。我们知道如何高度评价挪威运动的好的方面,挪威运动是同工人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运动中有不少同志,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忠诚的。但是运动必须最终去掉社会民主党的灰尘。你们必须认识到,挪威的运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成为真正共产党的。

  我谈一谈波兰。在波兰,我们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协调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据我看,去年的经验说明了,协调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俄国共产党人有1905—1906年的经验。我们的意见是,在公开的运动不可能进行的地方,应该把公开的运动和秘密的运动协调起来,领导权应该在秘密运动方面。现在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协调是不容易的。在波兰是可能的,而且是这样做了。那里有一个秘密党,同时又是一个群众党。我们在那里有一些公开的小据点,它们是在党领导下的。波兰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波兰党已经进行过一次革命,因为波兰党1905年在工人阶级中处于领导地位,又因为这个领导当时是秘密的,曾经站在整个工人阶级阵线的最前列进行过战斗。它得到了共产主义工人的普遍承认,波兰党是通过自己在革命中的才干而得到这种承认的。在波兰可行,在别的国家,例如在美国,就困难得多,因为在那里秘密党还没有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因为在那里领导还没有经受过如此的考验。公开和秘密的协调关系,在那里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在波兰有一个秘密的群众党。这是一个老党,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党。然而在一些问题上,执行委员会同波兰党也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而且是在一些很原则的问题上:土地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部分地也表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关于土地问题我们还要同我们的波兰同志专门讨论。我们的波兰同志长期以来对土地问题一直存在着一种照我看可以称为陈旧的、差不多是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我想请同志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当时建议,为了争取农民,也应该解决大地主的土地分配问题。我们提出这个建议,也遭到部分意大利社会党人的反对。现在证明,法西斯分子为了蛊惑宣传的目的,为了自身的利益,巧妙地提出这样一个纲领。这个错误必定会使我们在波兰和其他国家受到许多损失。可喜的是,波兰党内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我们同波兰党在土地问题上会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我们也能有一个吸引农民的行动纲领。共产党是一个工人党,但这不等于说,它只提出工人的要求;它虽然是一个工人党,但它也能领导一切被压迫阶层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我们和波兰同志在民族问题上也存在过类似的意见分歧。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这些分歧也消除了。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有少数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有极少数人在波兰党内反对统一战线。非常典型的是,在一个最老的党中居然开始出现了反对派。我们相信,波兰党自己能克服、也许已经克服了这些意见分歧。这也证实和说明了,实际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是多么困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很有特点的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巴尔干我不准备多说了。我必须指出,我们的巴尔干联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的组织几乎没有作为巴尔干联盟而存在。几次大会都不正规,我认为,我们必须坚决要求巴尔干联盟变得强大一些,保加利亚党应该对这个问题多关心一些。

  关于罗马尼亚,我说几句。我们深感有责任替罗马尼亚同志向代表大会说明,罗马尼亚代表团是在这里承担了职责的一个代表团,罗马尼亚同志不顾重重迫害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们知道,整个党的代表大会,几百个罗马尼亚同志是从会场直接走进监狱的。他们之中有些人被枪杀了,有些人至今还在监狱里。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结成了可耻的联盟,以对付这些共产党人。我们的罗马尼亚朋友,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对共产国际的旗帜忠贞不渝,真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们的功绩更为伟大。

  在南斯拉夫,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在那里,公开和秘密的问题也表现出来了。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还没有解决。我们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我们看到,南斯拉夫正在前进。一个新的运动在工会中开始了,我们希望,我们党能重新获得自己原有的力量。关于南斯拉夫的意见分歧,必须有一个委员会加以讨论。

  在英国,在这样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我们党的发展太慢太慢了。也许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像英国那样缓慢。我们党隶属于工党的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党决定参加工党。我认为,未来执行委员会的一个特别任务,就是对英国应该比以往更加关注。我们应该开始研究英国。我们对发展缓慢的原因还不了解。英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拥有庞大政治群众组织的国家。你们知道,在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不是很多。我们在那里遇到的问题不同于在德国。那里笼罩着奇特的传统。英国的失业人口很多,无产阶级又极为贫困,但共产主义的发展却令人奇怪地缓慢。这是一种停滞,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英国的运动给予比以往更多的关注。

  我们成功地派了一名代表到美国,他在那里呆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整个运动的经验。在美国,运动的最大困难是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那里的形势同波兰、南斯拉夫、芬兰和拉脱维亚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我们进行了革命,工人阶级领袖站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并且得到了承认。在美国情况是另一个样子;在那里,我们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左派工会运动和一个充满激烈派别斗争的共产党。因此,我们在美国遇到了一个特别困难而又必须研究的问题。

  在奥地利,尽管有许多困难,我们党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步。

  在匈牙利,形势是令人遗憾的。有些同志非常热衷于派别斗争,形势越来越糟。请允许我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剖析一下他们的行为。许多过去在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立过功劳的同志,现在不顾一切地恶化形势,损害他们自己的党;执行委员会现在力图消除这些争端。我不想对整个流亡远动说坏话。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流亡运动对事业可以很有益处。也许意大利党现在需要流亡一段时间。但是流亡与流亡不同。有的流亡,是因为革命被镇压之后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我们的匈牙利同志在流亡这方面做得太多了,有些过分了。我认为,第四次代表大会应十分严肃而坚决地指出,我们再也不愿看到这类事情重复了,再不能允许有一丝一毫这类事情发生。几周前,在匈牙利一天之中就有170名共产党员被捕。虽然那里的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我们党的形势可以说不能再坏了。现在我们的职责和义务就是,在工人运动上升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又开始逮捕几百名我们同志的时候,我们应该消除流亡派别,组织一个秘密的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有损于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附带说一下,在匈牙利公开和秘密的结合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共产党人在那里有严格的传统。

  在日本有一个小党,这个党在执行委员含的参与下,同优秀的工联主义分子联合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党,然而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日本党现在应该提出一个纲领。曾经在莫斯科这里召开的远东各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日本运动的重要人物第一次在这里会晤了。

  在印度,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同志的工作最近几个月很有成效。我们的同志成功地开辟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们打通了与报纸的联系,他们深入工会组织,正在聚集印度的共产党人。我认为,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在这一年间,我们在土耳其中国埃及还建立了力量不等的党的核心。我们当然不抱什么幻想,这都是些很小很小的核心,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我们应该帮助那里的同志做好两件事:第一,精心培育无产阶级运动的核心;第二,作为整个解放运动的先锋率先反对资产阶级。

  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我现在想谈一谈红色工会国际问题。同志们,你们知道,红色工会国际1921年不得不经历在德国党内、在这样一个最好的党内掀起的一股反对自己的取消潮流。在德国党内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过红色工会国际是不是早产、是不是应该消灭等问题。发生这样的事,当然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但是带上这样的色彩不仅仅是受了列维之流的影响。这对红色工会国际是最危险之点。执行委员会理所当然地要把反对这股取消潮流视为自己的职责。我们认为,红色工会国际根本不是早产。

  现在这股潮流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掉,我希望在其他国家也如此。红色工会国际正行进在取得成功的大道上。可以预言,红色工会国际在最近几年、甚至在最近几个月一定会有巨大的发展,取得巨大的胜利。你们知道,阿姆斯特丹分子正企图加速分裂活动。他们在法国完成了分裂活动,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分裂活动。在德国我们正面临着工会的分裂。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红色工会国际的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分裂。我们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团结,阿姆斯特丹分子需要的是工人运动的分裂。我们的影响越大,这些家伙就越想分裂工会,因此我们应该加倍地进行斗争。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组织起来,采取对策。什么样的对策,我们还要专门讨论。但是,如果他们迫使我们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独自组织起来,像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我们必须声明,作为分裂结果而产生的我们的那些工会,它们诞生时口里还喊着团结。它们的诞生是因为它们被开除了,它们落地时的第一声喊叫就是:工会的团结!

  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同志,如果迫不得已,只好在各个部门或者一个部门组织独立的工会,但他们喊出的第一个口号必须是团结,为了工会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我在报告的第二部分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运动在合作社和青年问题上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想特别谈一下青年国际这个组织。青年国际迁至莫斯科是经受了考验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青年国际工作得很好。虽然我们应该指出,在一些国家有衰退的现象,这是令人不安的。德国青年同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也度过了困难时期。这是工人阶级处境普遍困难的表现。但是尽管如此,青年国际和青年运动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尖兵。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还要召开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对此我们应该给予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青年组织要进行成功的斗争,必须有新的方法,我们还必须在青年中争得最大多数。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使社会民主党在青年运动方面受到了特别重大的损失。为了能深入到变得有点冷漠的青年群众中去,必须要有新的方法。我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减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衰退”。

  以上是我们15个月的工作概况。当然我们犯了许多错误,你们应该批评我们的这些错误。但是,我们要不要保留21条呢?例如我们的法国同志批评了第9条,法布尔是根据这一条被开除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同志会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错了。开除是绝对必要的。有一部分法国同志对此进行指责,他们说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们对第9条的解释太随便了。代表大会应该说明,我们是否有权像以往一样运用第9条。

  还有一个问题。执行委员会决定,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通常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可以允许有例外的情况。我不想坚持一定要研究一下是否绝对必要。但这项决定的意义何在呢?意义在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集中的世界党,我们希望成为一个能集中指挥自己的党。我们希望,世界代表大会能真正成为一个对于各党都具有决定作用的机构。我们不希望,共产国际仅仅是一个各党的大杂烩。这个看法在法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一般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召开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法国的例子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不知道情况是否会好些。我说过,如果你们想改变这个决定,我并不特别反对,我表示赞成。但这个决定的意义在于,我们必须是一个集中的世界组织。对21条我们执行得太马虎了。如果你们想就这件事敲打我们,你们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必须严格执行21条。我不是说,我们过去什么也没有做。共产国际成立到现在只不过3年半时间。同志们,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把我们的共产党组织起来,这是很短暂的时间。最大的不幸并不是我们太马虎了。最大的不幸是我们把21条当作纸上的东西了。但我相信,代表大会将说明,执行委员会一定会执行21条。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的党。原则上说,我们过去一直主张必须使决议成为行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适于”,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会”。

  这就是执行委员会15个月的工作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未来的策略,我下次再谈。


主席

  征得各位代表的同意,今天晚上的会议到此结束。下次会议明天上午11时开始。


  (会议休会时间:晚10时3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