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件(1922年11-12月)

第三次会议


(1922年11月10日)


  会议开始:上午11时30分
  主席:柯拉罗夫,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继续)



季诺维也夫:

  同志们,我希望,关于这个问题的提纲已经或者正在发给你们。我这次讲话仅限于对提纲作一些解释。

  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下面几个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想没有必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原则性修改。我在提纲中建议,第四次代表大会只要对第三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瓦尔加同志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提纲加以确认就可以了。我们可以也应该说明,过去15个月的形势发展一般说来确实从根本上证明了这个提纲的正确性,事态发展的进程一般说来也确实同我们在这个提纲中所预见的一样。我们虽然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也许还在其他一些国家看到了一个暂时的经济繁荣时期,但是很清楚,这是一个瞬息即逝的现象,瓦尔加同志在他最近发表的一本书中把这种状况称为资本主义的一个衰亡时期,这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中的一次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黄昏、资本主义的瓦解。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某种转机,但依旧是原来的形势。资本主义不能摆脱这种形势,拯救自己。唯一能拯救人类、拯救生产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诊断完全是原来的诊断,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地重复第三次代表大会说过的话:客观形势仍然是革命的。资本主义在自身中找不到力量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决定性危机中拯救自己。

  再谈一谈国际政治形势。关于政治形势我们也可以说:对抗在一天天加剧,国际形势客观上仍然是革命的。过去15个月中,协约国的瓦解在迅速发展。我们所经历的,是以多种形式对凡尔赛和平进行真正的清算,凡尔赛和平正在继续瓦解。以劳合-乔治为最杰出领袖的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完全破产了。热那亚和海牙会议证实了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破产。现在正在英国展开的选举斗争证明了,资产阶级党派的思想空前枯竭。在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古老而正统的资产阶级党派之间展开的这场斗争也证明了,斗争中已没有丝毫原则可言。这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一次彻底的失败。这是小集团之间的争斗,它再一次说明了迄今为止的一个明显的事实,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已经完全破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重大的原则斗争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确定”,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证实”。

  我们叙述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作为这个进程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期间把它们的斗争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我们看到,在这期间一大批受压迫国家不顾帝国主义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把解放运动继续向前推进了。我相信,我们中间今天没有人怀疑,这场斗争在客观上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斗争,尽管它还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在这期间,我们在印度以及在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到的大规模运动,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运动,但从客观上看这些运动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首要因素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几年来资产阶级的民主已日薄西山了,现在正在一天天地烂下去。

  意大利发生的事说明了什么呢?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空前打击吗?意大利过去不是天赐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一吗?是的,意大利曾经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法西斯的突然袭击不仅是对君主政体思想的一次打击,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一次打击。法西斯匪帮在政治上把意大利君主排挤在一边,不仅使意大利君主的威望丧失殆尽,也使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信誉扫地。我们必须明白,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绝非地域性的现象,今后,我们必然会在其他国家也许以另外的形式看到同样的现象。如果法西斯分子在意大利能够维持下去——这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完全是可能的,那么可以绝对肯定,同样的现象也许会在德国、也许会在整个中欧发生。斯汀尼斯政府在德国的胜利也许在形式上不完全相同于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现象,但是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同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血腥现象一样。

  我们现在在奥地利所经历的事情,同意大利的变乱非常相近,这也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次打击,不仅奥地利资产阶级政党,而且第二国际以及第二半国际至今一直在维护资产阶级民主。

  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正在酝酿这种反革命变乱,匈牙利更不用说了。法西斯分子企图在匈牙利如法炮制。

  在巴尔干国家,尤其在南斯拉夫,我们见到的现象如同我们在意大利所见到的一样。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形势。这样一个时期是必然的,它不会持续太久,但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却是一个考验时期。我们在中欧要经历这样一个或多或少是法西斯变乱的时期,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党会有整整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转入地下斗争。几个月前,执行委员会专门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地,提醒一些重要党注意,必须准备进入地下活动时期,就像现在我们在意大利所看到的这种形势。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刻,我们所见到的政治形势,不幸证实了我们的预言。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个危险,但这不等于说,世界革命会停息下去。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革命化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插曲。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只是反革命的一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形势尖锐的一个插曲,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个国家趋于成熟的一个插曲。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这样。

  因此一般说来,国际政治形势在此期间普遍尖锐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在资本主义欧洲没有可靠的均势,重大的事件,甚至议会冲突、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有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革命斗争。我们向你们指出的这种情况当然是非常表面的,但它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国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尖锐了,巴尔干形势引人注目。这些事件以及希腊—土耳其战争都意味着,新战争的魔影一时间已经非常明显了。新战争的魔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其实,这是未来新的世界大战的一个小小的前奏。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问题非常尖锐,而且很可能演变成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纵观一下形势,也可以看出,现在还不会发生战争。但是,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不在此之前发生,如果不制止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新的战争,那么我们在巴尔干所看到的,只是将要和必定会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小小的征兆。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有所改动:“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感到问题非常尖锐”。

  因此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政权的腐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俄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这个唯一的革命的国家已经存在5年了。

  在讨论俄国问题的时授,我们还要详细谈到新经济政策。因此我不想先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只想强调一点,就是我在代表大会开始时说过的,我们相信,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由于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力量弱小才出现的,它有着更为伟大的意义。你们以及苏维埃俄国的最好朋友说得完全正确:俄国之所以必须采取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工人的力量太弱小了,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是正确的,但还不能说明形势。我们相信,不仅我们这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国家,也许所有或者几乎所有无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经历这样的政治阶段。新经济政策不仅仅是我们或者世界无产阶级力量弱小的结果;它是由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引起的。

  当然,俄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农民同德国的农民不一样。但是,即使在德国和其他发达的、拥有大量工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在关键时刻也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使农民中起决定作用的一部分人保持中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必将采取许多我们在俄国也不得不采取过的措施。我说过,我们在讨论俄国问题时还要谈到这些事。

  我们在观察世界政治形势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作为世界形势首要因素的苏维埃政府。现在,在世界的一端,协约国分崩离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投入了激烈的斗争,战争的魔影正在巴尔干出没,资产阶级世界的均势发生了动摇。正是在这时候,苏维埃俄国采取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巩固自己。因此,苏维埃俄国成了世界政治的一股巨大的力量,第一个无产阶级共和国的红星正高高升起,因此才产生了客观上是革命的形势。

  资本的进攻是一种国际现象,也是革命因素之一。工人阶级还不能阻挡这次进攻,但在法国和其他国家有许多迹象表明,近期在这方面形势将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的日益反抗将打退资本的进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有许多迹象表明——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现在想谈谈工人运动的内部形势。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不要太久这件事就会成为事实。在德国,合并已经完成,昨天我们收到了瑞典那里的合并消息,布兰亭把“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吸收到自己党内了。在瑞典和德国发生的事,在其他党内也会发生。合并,虽然在组织上尚未完成,但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了。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实。第二国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第二半国际合并到第二国际中去,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我在这里无须证明了。如果确实有必要,我只想引用马尔托夫先生的一段话;他是第二半国际的精神领袖之一,在思想上甚至超出他的某些同辈。马尔托夫在最近一期《社会主义信使》杂志上谈到第二国际问题时写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存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而不可能相反进行”,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不要有幻想!两个国际的机械联合在现存的关系上意味着退出第二国际的那些党又回到改良主义的第二国际中来了,它们当时退出第二国际是希望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这是它们的一次失败。”

  马尔托夫在这里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马尔托夫最后还是为第二半国际找到一些安慰,他说:“在第二国际内部我们将捍卫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不过是第二半国际返回第二国际,不过是第二半国际的一次惨重失败。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改良主义党派的合并。现在这两个改良主义国际的合并将以空前的规模加速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也要说:不要有幻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意味着两点:首先意味着反对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已在准备之中。法西斯的变乱,以斯汀尼斯为首的政府的变乱是同世界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合并是空前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的准备。不要许多时间我们就会认识到,这次合并的确是在为反对共产党人的整个白包恐怖时期做准备。因此,现在站在意大利反革命运动前列的是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人,就决非偶然了,他是第二国际的奸细,原来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有一个叫艾伯特的人,一个叫诺斯克的人,身居政府的要职。在波兰一个叫皮尔苏茨基的人跻身于政府之中。这些都绝非是偶然的。同样绝非偶然的是,在一些国家,如在英国和德国,第二国际的作用居然成了决定性的。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要急剧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单单靠工会转向工人这一边就够了。因此,不要有幻想!这次合并不过意味着反对共产党的白色恐怖的重炮已经安装就绪了。

  其次,这次合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裂。我们现在致力于工会的统一。这并不是没有成效的。改良主义分子清楚地看到,他们失去了脚下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在他们的脚下失去了基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之所以说不可避免,是因为这些工会——如果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将作为整个组织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这一点,改良主义分子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的嗅觉并不差。他们感到也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你们看到了,共产党以及整个革命运动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正在增长。改良主义分子本能地感觉到了,因此试图加以阻止。他们就像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直接任务那样,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搞垮工会的。我不是说,这是一个直接任务。你们知道,在政治上没有那么简单,譬如说斯汀尼斯给工会下达一个什么直接的书面的任务。但从政治上看,这是资产阶级的委托:在社会民主党领袖退出之前,要把工会砸烂。他们在离开之前,会把工会的大门都闭上,把工会组织的所有门窗玻璃都砸得稀巴烂。问题就是这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因此拼命地加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几乎从资产阶级那里接受了直接任务”,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处增加了“没有”。

  我们说过,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过程什么时候结束,要延续多久,是几年还是几个月;但从历史上看,这个过程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我们的第二国际的“上帝们”已经有所感觉了。因此,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凡是他们感到工人大部分要转向我们的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彻底地准备着分裂。他们企图削弱和粉碎工人阶级及其工会,这样当我们在工会中取得领导权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一大堆碎片。如上所述,这正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这是空前未有的背叛,甚至1914年的背叛与今天准备的背叛相比也相形见绌了。现在,他们正准备着有计划的背叛。他们企图肢解和分裂工人运动,从而使工人群众在准备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失去组织力量,处于被削弱、被分割的分裂状态。这就是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合并的策略。

  今天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并不是区区小事,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工人阶级尽管自己犯了种种错误,经历了他们的领袖的背叛和各种各样的失败,但仍然以工会的形式争得了声势浩大的组织,并且把亿万工人群众团结了起来。在现在这个时刻,这个组织对于我们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这个时刻临近时,第二半国际却同阿姆斯特丹分子沆瀣一气,对工人阶级进行了最大的背叛。第二半国际一定会竭力破坏工人阶级的这个最后的组织、最后的避难所,这样,我们在取代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就会一无所获,就会失去真正的群众组织。这便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最严重的事实。所以说,社会民主党人和阿姆斯特丹分子注定要成为工人阶级的职业分裂者,他们不仅要背叛工人阶级,不仅要破坏工人阶级的政策,他们还要直接把工人阶级的武器、工人阶级的组织打碎。这样的任务,现在联合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整个政策在下一阶段是一定会完成的,这是我们应该估计到的一个新的实际情况。

  因此,同志们,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不只是反对我们敌人的战略。是的,我们完全有权利和义务制订反对敌人的战略计划;然而,统一战线是由整个历史形势产生的,是由资本主义的整个形势、它的经济和世界政治形势以及工人运动内部的形势产生的。我刚才向你们谈到了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政策,我还说了,他们正准备在将来有意识、有计划地分裂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策略,如果这些话是正确的,那么结论就必然是,我们必须执行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必须根据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有计划地开始反对第二国际的计划。

  这正是统一战线策略。

  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这个任务完成了吗?没有,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明白地指出这一点。我们党的影响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也许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还不能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有繁重的工作摆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说,在这样的形势下统一战线策略是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最重要的办法。还必须说明一点:统一战线策略并不是我们斗争中的一段插曲,它是包含一个时期、也许是整个时代的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并不意味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并不是”。

  也许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对这个策略进行修改,但总的看来,由于第二国际成了主要敌人,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策略。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成熟的条件。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可以说具备了革命的特征。第二国际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没有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帮助,资产阶级是维持不住的。因此,我们同第二国际的关系,不仅仅是党的策略问题,而且是世界革命的问题,我们阶级的整个策略问题。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合并后的第二国际,将会在以后几年直接进行分裂勾当。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形式同它对抗,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过来。

  我们已经从这个策略收到了效益,我们已经从中取得了某些成功。统一战线策略在这一年为共产国际带来了很大益处,这一点我们不应忽视。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已经争取了多数,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达到了这个程度,那我们就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我们确实获得了许多东西,我们成功地使工人阶级看清,共产党不是分裂者,我们的敌人才是分裂者。以前,工人们有另一种看法。这也是有原因的。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为了捍卫全体工人的利益,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如果那时我们不进行这种分裂工作,那我们就成了工人阶级的叛徒了。有一段时间,为了争取机会向工人阶级说明真相,为了争取他们,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在老社会民主党内部我们没有这种机会,因此我们必须分裂老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为我们阶级的真正的解放运动创造一块聚集地,这就是共产党的创立。有一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忍受别人称我们是分裂者。是的,我们不得不分裂老的社会民主党。没有别的办法,采取别的办法我们就不能为自己创造一块聚集地,我们就不能创造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将“聚集地”改为“集合点”。

  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们现在有了众多的共产党,尽管这些党还带有社会民主党的残余,还带有疾病,孩儿时和成长的疾病,简言之,还带有许许多多我们必须医治的疾病;但是,现在主要是争取多数工人的问题,是拯救和争取工会——这个世界无产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问题,因此,才有了统一战线策略。同志们,我相信,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这方面是不会出现很大斗争的。在法国,反对统一战线的最后斗士已经放下了武器,最重要的是,在法国不仅共产党人,甚至一大批工联主义分子现在也抓起这个策略了。昨天,我们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朋友们进行了一次十分匆促的交谈。我们问他们:你们现在还反对统一战线吗?他们非常简单地回答:我们也在搞统一战线。凡是注意法国实际情况的人都知道,现在在法国,人们——包括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联主义分子在内——普遍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始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了,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要求必然会导致所有愿意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不得不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法国,把反对统一战线的人争取过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我们的队伍团结起来了,我们将有计划、有意识地执行我们的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包括法国统一总工会的工联主义分子,有意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统一战线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它绝不应该是法国人所说的“选举联合”。我们就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我们不仅从我们党的中央机关,而且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了三四百份答案。这些同志都是生活在工人阶级中间,工作在群众中间的。我们正在对这次调查进行整理,也许要出一本书,因为这是值得的。这次调查表明,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于统一战线策略到底是什么还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统一战线,我们说过,不是选举的联合,当然也不是同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的联合。意大利和法国党机关送来的答案向我证明,有些同志奇怪地认为,统一战线就是我们准备同社会民主党进行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我们这样做,将是最大的犯罪。我们中间任何人,宁可让人把手砍断,也不愿意在同工人阶级最大的叛徒、我们现存的敌人、资产阶级的最后支柱的联合协议上签字。这根本不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统一战线应该是我们准备同所有工人,不论是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基督教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在争取面包、反对降低工资,反对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的日常斗争中,共同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有时不得不同背叛了的领袖坐在一张桌子旁边。这才是统一战线的含义,而不是别的。我相信,这个问题对共产国际来说已经解决了,甚至对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党,如法国党来说,也解决了。

  我们还要为工人阶级的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今天有人把我们过去的同志哥尔特的一篇文章给我看了。哥尔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反对任何一次罢工。你们会问:“为什么反对任何一次罢工?因为我们要把力量积蓄起来,进行宣传,进行革命。我们留下的人不多了,我们的力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力量很小,我们不能再进行罢工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革命。”

  这样一种糊涂思想,真使人对这样一位政治家的幼稚思想感到无可奈何。他没有时间帮助工人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日常斗争,因为他想帮助整个革命。任何一个对工人阶级怀有感情的人,任何一个不仅在主观上忠实于工人阶级、而且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有所了解的人,任何一个在工人阶级中同工人阶级一起工作的人,都会拒绝这种幼稚的想法。正因为我们要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参加任何一次罢工,我们必须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头,为每一个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我们是革命者。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懂得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必要性,哪怕是为了工人孩子的一滴牛奶,我们也应该进行斗争。我们反对改良主义,但是我们不反对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我们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现存的情况下,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只有革命才能真正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为工人阶级的局部要求进行斗争,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统一战线不是短暂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插曲,而是在资本主义目前的情况下贯穿整个时期的策略。

  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没有充分地解释清楚。统一战线策略几乎可以运用在各个方面,我们很难举出一个国家,往那里存在着作用重大的工人阶级,但统一战线策略现在却是不适用的。这个策略在美国,如同在保加利亚、意大利和德国一样都是合适的。这个策略在目前的形势下几乎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对于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却不能这样说。人们决不能对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作非常笼统的理解,它是有限定意义的。这个口号只能为这样一些国家所接受,在那里,力量对比关系的确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政权问题、政府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都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当然今天在美国也可以用“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进行出色的宣传工作,例如可以向工人说: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吗,那就应该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能说,在美国现有的力量对比形势下,工人政府的口号会引起如此的反响,如同在捷克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德国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如同在意大利已经和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政府这个口号不能理解得如此普遍”,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政府的口号不如统一战线策略那样普遍,这个口号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一定的具体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应该反对有些人有时企图把这个口号理解为万应灵方,认为我们无论如何是要经历工人政府这个阶段的。我认为,如果可以预言的话,我们可以说,工人政府变为事实只会是例外,工人政府只有在非常特殊的具体情况下,在这个成那个国家成为事实。此外也不能说,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半和平阶段,工人政府一定会减轻我们的斗争负担。如果工人政府只建立在议会的基础上,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工人政府仅仅是斗争的一个小插曲,它是不能阻挡内战爆发的。这当然不等于说,工人政府的口号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运用。工人阶级应该明白,工人政府只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工人政府不可能取消斗争,取消内战。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们只有看清了这个口号的危险性,才能冷静地运用这个武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工人政府只会例外地变为事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当然,统一战线策略也是有其危险性的,关于这一点执行委员会在十二月提纲中已经指出了。最大的危险隐藏在工人政府这个形式中。在一些具有议会传统的国家,例如在法国,有人认为这似乎是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对这个口号的理解不是别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即使出现了工人政府,我们也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在某种情况下,内战可能通过工人政府更为激烈。

  我不得不就工厂委员会运动再说几句话。我在提纲中对这个问题特意写了一段话,我提出了以下的论点:一个党,如果在工厂里没有党组织,没有党支部,这样的党是不能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的,它不是一个严肃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现在我要进一步说:工人运动如果不善于支持和组织工厂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这样的运动就不是严肃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些论点我认为是可以在我们时代几乎所有的大的工人运动中加以运用的。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比较迅速接近重大决战的国家,运动的整个先锋作用是由工厂委员会运动来完成的。说到其他国家,我们要劝告我们的同志,首先在工厂建立起共产党支部;第二步,支持工厂委员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群众运动。我们许多党没有接受我们严肃的忠告。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决议,这是由库西宁同志起草的。决议告诉我们,共产党应如何工作,整个工作的机构应该怎样以及如何建立支部等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如果我们不去执行这些很好的决议,那这些决议岂不是白白通过了。现在的问题是真正地执行这些决议,建立支部。只有这样,运动才能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样的党是不能被严肃对待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关于国际纪律,我还要说几句。在巴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上,由勒努派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提纲中写了一大段国际纪律问题。提纲中字字闪着金光。这一派极好地证明了,没有纪律什么事也办不成,共产国际不执行纪律就会失败。字字闪着金光!但是,这个在提纲中写下了有关国际纪律条文的勒努派却证明了,在我们这里有时候行动和言语之间相差是多么遥远。这一派本来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国际纪律只有通过行动才能产生。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策略。现在有一个“国际”已经同资产阶级拴在一起了,它正在顽固地执行一条反对我们的策略。为了反对这个“国际”,我们必须严密地组织起来,我们必须有一个纪律严明的真正的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宣布和贯彻这一点。

  在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面临着决定性的斗争。我从我们尊敬的同志们那里听到了一些反对意见。他们说,现在世界革命停滞了,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准,世界革命才会前进。只有这样,俄国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的例子才能起到革命影响,革命的浪潮才能重新掀起。同志们,我认为,这种观点客观上是机会主义的,是巧妙的机会主义,尽管维护这种观点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主观上是革命的,是国际的忠诚战士。我不想说得太多了——只说两句话。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正在逐步提高,这是事实。欧洲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正在提高,这一点是明显的。虽然这种提高是缓慢的,但是在提高。总有一天,俄国工人的状况在经济上也会好于欧洲工人。如果有人说,只要俄国的形势困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就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要前进,只有当俄国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超过了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平均水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发动起真正的革命,并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树立榜样,也不是为了给别的国家工人以更多的面包,更多的肉食。不!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决不能允许意味着停顿的调子存在。俄国工人曾经有过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多障碍了。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会得到俄国工人的支持。俄国工人首先起来进行革命,因而首先受到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以后很难遇到这样的困难了。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如实地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他们在受封锁,他们在挨饿,还有瘟疫、疾病。但是,也要说明他们是伟大的。我们现在必须认识到,俄国工人阶级在经历了这一切痛苦之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一天天好起来了。这才是我们对俄国革命的认识,这才是我们整个策略的基础。(鼓掌。


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主席

  现在请博尔迪加同志讲话,他想说明一下关于表决程序的提案。


博尔迪加(意大利):

  同志们,我以意大利代表团的名义建议:(1)首先讨论,然后再表决季诺维也夫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工作和策略的报告。(2)然后再转入讨论和表决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国际的策略问题。

  我不想过多地叙述这个建议的动机。我认为,它是十分合乎逻辑的。这两个问题的性质不同,另外我们已经得到了两份文件,是供代表大会通过用的:一份是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另一份是季诺维也夫同志编写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提纲初稿。

  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我们先讨论执行委员会过去在国际一般性政策方面的工作,然后——也许依靠一个专门委员会,是否有必要组成一个这样的委员会,代表大会将作出决定——再审查共产国际策略提纲草案,即提出共产国际以后遵循的策略路线。


拉狄克(俄国):

  请允许我说明如下对这个提案的反对意见。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请允许我说明反对这个提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代表大会的全部日程本来是一个整体:总结过去和计划未来的工作。两者之间在季诺维也夫的报告中并没有明显的界限。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在讨论过去时,不必展望未来的远景呢?在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我们的未来工作之间也没有发生新的事件,足以打破和改变我们的策略。根据这个理由,我认为对过去工作的决定同时也就是对未来策略的初步决定。如果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声明,我们同意统一战线策略,我们同意执行委员会支持各个国家的工作方法,这样实际上就是对以后的工作作出了决定,我们代表大会下面的任务就只是在细节上阐述这些决定,在政策方面,我们在这里作出决定以后,就不能再提出新的意见了,我们只能在细节上制订出我们的战略,以便各个国家加以运用。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总的方面讨论一下报告:过去的策略正确吗?应该继续执行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政策上我们在这里作出了决定以后,不可能再有新的意见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主席

  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现在对博尔迪加同志的提案进行表决。

  (提案被否决。

  讨论开始。现在请第一个报名发言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讲话。


瓦伊陶尔(捷克斯洛伐克):

  我想先就季诺维也夫同志在昨天的讲话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几点说明。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了判断。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作为国际主席居然没有感到有必要听一听双方的意见。他大概只认识到什麦拉里同志那里去的路,他说的情况看来也是由什麦拉里提供的。我们的工人如果看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讲话中这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内容,他们会说什么呢!季诺维也夫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真是模范吗,同志们?当经济形势在几天里日益尖锐的时候,工人群众翘首引颈,希望有谁会对他们说些什么,有谁会领导他们,这时候共产党没有对工人群众说一句话。直到其他政党纷纷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制订了自己的决议,共产党才提出了要求。而这些要求是列宁同志1917年6月写的。当时的情况同今天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要求还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统一战线是这么搞的,我们的领导同志应邀参加了民族社会党大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发言人根本没有反对这些反革命决议,共产党工人不得不对这些由民族社会党人提出的决议进行表决。结果在我们的党员中引起了愤怒和混乱。主动性完全转到民族社会党方面了。现在只是在两个小的地区建立了两个委员会,两个小的统一战线委员会。这就可以称为“模范”。

  更为模范的是统一战线影响的扩大。当时政府正处在危机之中,多次搞过形形色色的联合政府。马萨里克在同一个外国记者谈话中说:我们也许可以同共产党很好地合作,但是共产党必须把左派分子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同捷克斯洛伐克党认真谈判。以后,同志们,内容相同的社论和要求在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爱国党人的报纸中相继发表。因此,什麦拉里开始了对左派的讨伐。他得逞了,他通过—次挑衅活动把左派赶出了党。在开除这些左派同志的前两天,土地派代表温可夫在发表这次开除的消息时,好像已经是完全决定的事实,虽然开除的决定是在两天后才作出的。统一战线不仅扩大到民族社会党人,它已经扩大到资产阶级右派、扩大到马萨里克那里了。工人们大批大批地站到被开除的同志一边,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危险,如果他们不反对什麦拉里、沃塔瓦和其他人心目中完全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组成的工人政府,那我们真可能有一个堪称模范的统一战线了。这将是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同大地主、同布尔克和马萨里克的统一战线。谁要是推荐这样一个统一战线运动,谁真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了!

  其后果是党分成了两部分,它们现在是没有战斗力的。(喊:噢!)季诺维也夫还说,被开除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员大多数的政治路线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支持左派。好!但是工人会说:共产国际既然要批准我们党执行委员会的一切行动,共产国际也要批准党在所有经济斗争中完全消极的行动吗?共产国际甚至批准,克拉德诺的共产党五金工人在他们的机会主义共产党领袖带动下,干了破坏罢工的工作,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对此一言不发。共产国际还批准,不久前克拉德诺矿工书记出卖了俄斯特拉发矿工的罢工。他不作任何反抗竟同意降低20%的工资,虽然俄斯特拉发工人正是为此进行罢工的。执行委员会还批准工会运动中的整个混乱状态,最近举行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是这种状态的顶峰。由于机会主义分子的无能,这次代表大会完全瓦解了。工人会说:对这一切负有责任的国际,一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际。反对派所希望的,难道就是无政府主义? (喊叫声。)所有被开除的地方组织和工会组成一个大的工业协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献身于工会工作,使工会免受机会主义的破坏,进行细致的工作,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宣布总罢工,这也是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想要使党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有活动力的党,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什麦拉里说,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参加斗争,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的愿望,只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望,因为失业工人是叛乱分子。什麦拉里这样说也是正确的?通过行动和战斗纲领产生统一战线委员会,阻止什麦拉里把统一战线变成一个从教会到马萨里克到政府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也是无政府主义?以经过法律手续合法产生的统一战线委员会同在议会基础上建立的骗人的工人政府相对抗,这也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所有这一切对共产国际来说都是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工人党主义,那每一个工人都会同我们一起说:我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永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永不背叛我的无产阶级职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处原有“凡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删去。

  承蒙季诺维也夫同志承认,我们的问题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去想一想,是什么动机促使什麦拉里按照自己的标准把优秀分子开除出党。我们只想对季诺维也夫同志说:这不仅同列维的问题不一样,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破坏纪律的行为。让工人注意威胁党的危险,这是神圣的职责。现在在政治上避免欺骗行为,这也是神圣的职责。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向季诺维也夫同志声明,这样破坏纪律的行为我们会常常去做,只要有人——不管来自何方——准备谋杀我们的党。


主席

  我想请这位同志说明,你的奇谈怪论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

  捷克反对派叫喊:代表全体反对派和被开除的同志。


托洛茨基

  结尾部分也是代表整个反对派吗?

  :对!


恩斯特·迈耶尔(德国):

  同志们,德国代表团对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委员会的立场以及季诺维也夫同志昨天和今天的讲话,在基本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我们只是建议,在对各个国家的问题研究以后,再对决议进行表决。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所叙述的当前形势,其主要的基本特征同我们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分析过的一样。我们必须指出,并不是所有国家轻易地接受了这种对形势的认识。有许多国家在叙述这种形势时过于夸张了,分析时夸张,从中得出的结论因而也夸张了。另一方面,有许多派别,有一部分在德国,根本就不承认这种分析的正确性。

  除了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外,有些同志从这种形势得出了一种结论,似乎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由许多国家的一些同志提出的第略,其结果把共产国际搞成了一个宗派。德国党——我认为,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它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了,德国党在努力执行在同志式辩论基础上所作出的有关国际事务的规定。

  统一战线问题是我们现在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按照季诺维也夫同志的说法,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共产主义策略的一个插曲,而是一个时期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恰恰在德国讨论得最多。我个人觉得,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似乎应该指出,这个策略的讨论和运用从根本上说是由柏林大会推动的。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次大会不仅在我们党内使问题得到了根本上的澄清,这次代表大会以及我们党和共产国际对代表大会的评价也使得非共产主义的工人相信,共产党人是愿意与他们共同斗争的,共产党人绝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所诬蔑的那些人。

  当然,这个策略在运用时,甚至在我们的朋友中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指出了几种误解。在德国队外,有些同志把统一战线策略看成是同社会民主党、甚至是同资产阶级政党为了选举的需要而达成的共同协议,他们把它看成是组织上联合的一种准备。不可否认,有些地方在工人中,甚至在党内的一些工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些误解。

  此外有人担心,同上层人物的谈判,而不是发动工人的共同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事业。人们在这里忽略了,我们同上层人物的谈判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工人的共同行动。我们可以根据拉特瑙运动的经验直截了当地断言,在许多地方,在一些地区,共同的合作、共同的斗争正是通过上层人物的谈判和讨论而产生的。有些同志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经济基础上,不能在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也是错误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和经济是根本不可能分开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反对德国党内出现的某些论调时指出,这是把共产党人领导的斗争形式机械地分制开来,他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毫无顾忌地指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除了可能出现的误解外,也发生了一些正常的错误,包括我们的党在内。在我们党组织的一些会议上,在讨论中,在决议中对这些错误已经完全公开谈过了,这里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因为在大会上,在中央委员会和报纸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我们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谈论错误之所以非常必要,目的是为了在将来防止这类错误发生,但是批评决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一大堆错误面前根本看不到正确的和必要的方面。例如,这位捷克同志在谈到执行统一战线策略的缺点时,其结论就是根本拒绝这个策略。如果捷克反对派同志在关于破坏纪律问题,关于策略和实践问题上同我们没有话可说了,或者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我认为,刚才在我前面的发言人所代表的同志,大概是最后一次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合乎常规的”,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错误在讨论中和在决议中已经受到完全公开的讨论”。

  统一战线策略当然不允许机械地运用,它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把统一战线策略总是看成同上层人物的谈判或者党与党的谈判,也是错误的。统一战线策略应根据形势有所变化。有的同志有时把德国党在拉特瑙运动和铁路工人罢工期间的立场同工厂委员会运动对立起来,那不过是一种误解。

  巩固和扩大工厂委员会运动不过是德国党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所采取的立场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在坚持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越来越接近群众,不深入到工厂和工会中去,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德国同志表示赞同。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也是执行党的比较正确的策略的结果。我们排除了从过去不同的情况中产生的误解,使敌对的工人组织更加难以发动对我们的进攻,从而迫使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进行联合。这对于我们意味着一个进步,只要这种联合能排除这样一种错觉,仿佛在一个国家中在改良主义党和共产党之间可以有什么中间产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被迫进行了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我们在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时,需要解决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工人政府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还没有克服。我们必须把社会民主党政府和工人政府区别开来。在德国国内,社会民主党政府现在存在于萨克森和图林根——过去也在哥达——这些政府,我们是应该支持的,但是这些政府同我们所理解的工人政府没有关系。我们期望,国际能支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我们尤其期望,这个口号也能为在大致相同条件下工作的兄弟党所接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他们为社会民主党政府而努力或者参加这些政府,而是要求他们为工人政府而斗争,从而便于我们的斗争。工人政府在本质上不同于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因为工人政府带有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而且因为在实践中,它是真正执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策的。因此,工人政府的基础不是议会的,或者只是在次要关系上是议会的,它必须有广大的群众作基础,它的政策在原则上同我们目前在德国一些州所见到的社会民主党州政府的政策是不同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需要解决也许还没有克服的最困难的问题是工人政府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将“关系”改为“方面”。

  现在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过的这个问题:工人政府是许多国家工人运动必须经过的阶段吗?我们的回答是:不,它不是必然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历史的可能。建立这样的工人政府,而且在一段时期维持下去,这是可能的。这里还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工人政府能够长期存在下去,还是只能暂时存在下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工人政府究竟是什么?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是否有区别?季诺维也夫同志今天指出了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过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总是很清楚的。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关于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的第123页上有以下一段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现在的问题是,季诺维也夫同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同一样东西,它是苏维埃政府的别名。(德国代表喊:“你们好好听着,好好听着!”)一般工人容易接受,因此我们用了这个习惯的形式。”

  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工人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德国代表喊:非常正确!)它首先是一个口号,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争取工人,使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必须组织起来。如果大多数工人接受和执行这个口号,并且真正为这个口号而斗争,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实现工人政府的尝试,至少在大多数有大量无产阶级人口的国家,或者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引起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引起各种形式的货真价实的内战。

  因此,我们把工人政府看成是争取群众的必要的和有益的口号,它的实现将导致一个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最终产生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我还想指出,德国党的工作在前一时期尽管富有成果,但也受到一些兄弟党由于对我们的问题缺乏理解和认识而造成的干扰。在我们讨论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时,法国党和党报的某些言论扰乱了我们的宣传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出,今天可以说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在一国范围内解决的。所有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兄弟党的宣传工作。我们现在应该强调这个认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党的立场都会产生国际影响,这才是真正的国际纪律;这不仅因为,我们是通过一个最高领导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执行国际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而且还因为,我们的国际纪律,我们的国际团结在于,每一个党应该了解另一个党,每一个党在采取自己的步骤时应该注意到对其他兄弟党的影响和作用。前一段时期,我们试图通过同法国同志交换意见达到互相了解,特别是在凡尔赛和约的问题上。科隆会议首先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我们可以说,这些努力获得了成果。我们感到,我们的法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了我们。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法国党的危机大大阻碍了科隆协议的实施。我们迫切地希望,法国问题能够在这里得到完全的澄清和解决,这不仅是为了法国兄弟党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我们感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忽略,国际没有及早地关心这个问题。错误已经发生了,如果现在在坚决采取原则性的决定时,不把组织措施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这似乎也是在犯错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纪律”,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原则性的”。

  最后,德国代表团还想指出,一般说来,如果各国党的代表大会能够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召开,可能更合适些。例如,法国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在自己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而并没有表现出危机迹象的德国党却不能很好地利用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合而产生的形势,这就造成了一种有些奇怪的印象。我们承认,一个国家的党的代表大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以后召开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各种情况应该通过同执行委员会的磋商加以调节。


瓦尔加(匈牙利):

  尊敬的同志们,我只想谈一谈季诺维也夫同志报告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个人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指责一个同志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问题。这个被他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我想揭开这个无名氏的秘密——就是我。事情本身完全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我绝对记不起来我说过,欧洲工人在俄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以前应该放慢他们的斗争。我只是说过,赈济饥荒运动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欧洲工人头脑中存在俄国工人的生活目前非常糟的错误认识,对于彻底胜利的前途,也就是说,对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对于我们工作的前途会产生多么有害的影响。同志们,你们会说:这是个人问题,不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讨论。但事实恰恰是,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件事,并且指出,他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此他很重视这种思想。否则,他肯定不会在这里提出这件事的。因此,我认为应该讨论一下这件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以非常友爱的方式把一个同志指责为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问题”,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赈济饥荒运动以及在欧洲工人头脑中存在的错误认为,俄国工人的生活目前非常糟的事实”,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季诺维也夫同志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起来革命,是因为它从现存的状况中,从工人阶级现存的困苦中找不到出路。事实又怎样呢?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目前在资本主义的衰亡阶段都在受着苦难。

  工人们在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道路。这里有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核心,这就是共产党,它指明了道路。共产党说,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说,这条道路意味着匮乏,意味着斗争,意味着饥饿。我们不需要隐瞒。因为我已经被人指责为机会主义了,因此也许可以容我提出,我对俄国的情况不了解,我的根据纯粹是匈牙利专政的经验,以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不可避免的经济变化的理论。我在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问题》的书中说过,在专政阶段,作为斗争先锋队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不可避免会有所下降。

  是的,同志们,但是工人的大多数,在他们还没有具有自觉的革命认识的时候,他们会问:这个困苦和饥饿阶段要延续多久呢?孟什维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只要专政存在,这个阶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同志们,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了俄国的饥荒,部分是同专政必然联系在一起,有的是同俄国孤立地实行专政的事实有关,还有的是带有偶然性的,例如恶劣的气候,1920—1921年的大旱灾,因此,俄国无产阶级才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求援。这个运动当然也有好的方面。但是,同志们,每一个生活在俄国以外的人一定会同意我这样说,这次赈灾运动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对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恐惧心理。同志们,孟什维克肯定会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说;你们说,我们应该通过革命把我们从现在的实际情况中救出来,你们看看俄国的例子吧。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四五年了,可是现在他们不得不向我们求援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们,你们如果再搞革命,10年以后你们就要向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中的工人求援,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向他们乞讨了。同志们,我说的是:我们必须驳倒由于孟什维克和赈济饥荒而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的观念,叫俄国工人生活非常糟糕的观念。我们当须彻底批驳这种观念,因为它不是事实。同志们,在这里街道上的游行队伍中,我在很近的地方非常注意地观察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我必须说,他们的营养比柏林工人要好。他们的衣服也许比较差些,但他们的面容要健康得多。同志们,你们观察了群众的情绪,他们不都是共产党人,90%还是非党群众,我想问你们:你们在欧洲的街道上见过工人像这样愉快、这样满意吗?我不是说,所有的俄国工人都有这样的情绪,我离开俄国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莫斯科工人的营养很好,情绪很好,这个事实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真正有了专政的时期为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另一个事实是,俄国工人的状况9个月以来是向前发展了,而整个欧洲大陆工人的状况是倒退的。在有些国家,例如在德国,下降的趋势更为突出。同志们,这一点我们必须通过数百篇文章向德国的非党群众讲清楚,我们必须向他们说:俄国工人的生活也许现在还不会,但是再过3个月或6个月会比奥地利工人实际上要好些。我们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反对那种认为专政意味着永久饥饿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同我对世界范围内革命运动进程的普遍认识紧密相关的。

  同志们,昨天我在德国代表团里说了一句也许不十分恰当、过于尖锐的话。我说,当年俄国资产阶级有点儿被人突然袭击,匈牙利资产阶级几乎完全让人突然袭击,今后任何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再也不会那样让人搞突然袭击了。我想说明什么呢?我想说,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他们本来也许可以进行的那种反抗,因为它以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在几周内就会崩溃。至于匈牙利,同志们,我必须说,资产阶级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我想说,资产阶级几乎是毫无抵抗地滑进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会重复了。现在,当资产阶级看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存在了5年,当欧洲没有一个稍有理解能力的人会相信,俄国无产阶级将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崩溃,这时候,资产阶级,各国的统治阶级就会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而且会最大限度地武装自己。现在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共产党的每一个运动上。我认为,突然袭击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向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讲清楚,他们不能设想依靠力量比较小的英勇的共产党,依靠力量比较小的一部分同志就能推倒资产阶级的堡垒。我们必须把群众争取过来。正因为如此,我说过,如果我们不揭穿俄国工人正在挨饿以至饿死的传说,我们就不可能争取某些动摇的工人群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机会主义。我不认为是这样。这是对实际情况的明晰的观察,是对西欧工人、非共产党人的思想状况的明晰的观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强烈”,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进行也许可以进行的这样反抗”,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结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揭穿”。

  同志们,这个问题既同统一战线问题又同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的土地问题行动纲领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认为,《土地问题行动纲领》就其本质来说,无非是把统一战线的思想运用到农业人口上去。正如我们在贯彻统一战线时应该联系到无产阶级群众的日常需要一样,我认为,我们在土地运动中,也必须把那些希望通过革命变革有所获益的阶层的日常需要联系起来。这就是说,我认为,我们要在俄国以外的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一定要有广泛的群众。这样,在我们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我们可以依靠他们,或者至少不使他们倒向资产阶级阵营,对我们进行斗争。

  我所说的这些话,我认为并不是机会主义的,而是对西欧各国真实情况的认识。只要我们不断听到非党群众的声音:专政是饥饿,饥饿,饥饿,我们就不可能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因此,在国际范围内明年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穿俄国工人正在挨饿和饿死的传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这样说,我认为并不是机会主义”,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结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揭穿”。


路特·费舍(德国):

  同志们,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我只准备谈两个关于德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许会引起代表大会的兴趣。首先一个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德国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应该说,德国党内为数不少的人并不完全像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那样从好的方面来看待对德国党问题的处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列维派的政治观点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代表大会也未能对三月行动加以纠正,因此造成的印象,好像保尔·列维只是由于纪律的原因被开除的。德国党内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德国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的困难情况,耶拿党代表大会的不幸结局以及弗里斯兰特派的发展,大部分正是受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不明确态度的影响。我们的工作失去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并不是想揭开旧的伤疤,我只是想说,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问题同违反纪律问题不一样。这个错误应该作为我们处理其他一些问题的教训。任何一个纪律问题都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足够”,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丰富”。

  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策略在德国的运用以及我们把这个口号运用于实践的经验。首先,什么时候都有必要说明,我们应该怎样理解统一战线繁略,因为对这个口号的解释实在太多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在德国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这个发展由公开信开始,一直到工厂委员会运动。我们应当明白,我们的工作必须适应于旨在提高工人生活状况而进行的联合斗争。但是,同志们,提出部分要求,就是像著名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拉狄克式的“小块面包”,是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应该进一步指出,仅仅宣传这些要求是不够的,除此而外还应该创造一个基础,在群众中创造组织的基础,以便有可能为这些要求进行斗争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在此处加上了“结束”。

  同志们,关于同上层人物谈判的问题,我们讨论很多了,这纯粹是一个目的问题,一个策略问题。我们的错误在于,从一开始我们就把一切重点放到同上层人物谈判这个神圣的事业上了。过分强调这种谈判,崇拜这种谈判,同上层人物亦步亦趋,这里面隐藏着什么呢?这里面隐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幻想。这种幻想导致了对共产主义、对革命的修正,就像下面这种情况:我们经受过的无比严重的失败、可怕的打击和血的教训,使得德国工人内部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产生了一种情绪,好像他们在反革命面前退让仅仅是由于分裂和组织上的软弱造成的,好像坚持的组织——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式的幻想——就可以成为战胜反革命的主要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这种幻想,使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就范。社会民主党还利用对统一战线的这种认识,在所有专区的党员代表大会上,把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吸收进了社会民主党。人们还公开宣称,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组织上的坚强”,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现在,我们的观点同孟什维克的观点之间的差别已经不大了。有人虽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但是相信,要进行一次真正的反对反革命的斗争,非把人数众多的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争取过来不可,也就是说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谈判了,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合作了,而是认为,共产党什么时候都太弱小了,不同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的联盟就不能前进。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喊声。)我马上谈这个问题。当然,在座的德国代表团完全排除在外。(笑声。)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讲话中批驳了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是真正行动唯一前提的思想,他说,我们目前最凶恶的敌人是第二国际以及参加第二国际的政党。这种思想也为下列事实所驳斥,就是现在这些党在各个地方向我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这些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谈判了,不再需要同上层人物合作了,他们认为”。

  你们会问:这种思想在什么地方有呢?坦率地说,用不着甜言蜜语: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些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毒打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头脑里。谁想自己欺骗自己,谁想自己抱有幻想,可以听其自便。但是,工厂工作的实践、工会工作的实践证明了下面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不可能摆脱群众的幻想,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幻想会影响我们并且会在党内得到一定的表现。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此处改为“我向你们坦率而不加掩饰地说:这种思想存在于一些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迫害的共产主义工人的头脑里”。

  尽管时间不多了,我还是要说,这种认为有可能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思想也为近几年革命的全部经验彻底驳斥了。我们的挪威兄弟党在讨论中令人高兴地公开指出,这种思想导致了在组织上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在它的后面更隐藏着修正革命的倾向,以“西方”方式美化革命,在我们的现实和愿望之间创造出各个民主过渡阶段。它企图隐瞒内战的困难,企图通过很好的组织及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就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推翻资本主义。

  季诺维也夫同志强调指出,形势是困难的,德国的形势也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正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指望欧洲后天就能胜利,正因为我们面对着一个狡猾和危险的敌人——我们不应该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迷惑——因此,德国党和共产国际应该在日常工作的实践中以极大的毅力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一有人这样说,就会有人说他长着“孟什维克的鼻子”,说他不满现状,歪曲批评者的观点。我想十分明确地说;危险在德国党内还不是很大,危险是可以很容易克服的。但是在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中我们是不幸的悲观主义者,种种事件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我们不应该错误估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人们说出了这一点”,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党员同志们,最后我想简单地谈一谈统一战线策略在实际运用中的情况。我想首先指出,铁路工人罢工是一场有深刻意义的运动,它也许在国外没有被完全正确地估计。这次铁路工人罢工完全正确地运用了德国党的策略。我们当时就向群众说:八小时工作制在危险中,结社的权利在危险中。我们投身于群众运动中,但是我们没有提出纲领,据说这是同我们的观点相矛盾的。

  拉特瑙运动是另一种情况。应该明白指出,拉特瑙运动反映了统一战线策略的消极一面。在拉特瑙运动中,当群众激动起来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却首先进行了秘密谈判,好几个星期同全德工会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外交式的谈判,而这两个党是在有意同我们周旋。他们想长期地谈下去,直到可以把我们牵制住为止。我们在谈判中顾虑重重,没有提出进攻性的要求。我们不敢大胆地在报纸上、在集会上亮相。

  我们是应该有所顾忌的,但是在激动的群众面前、在可以争取的群众面前以外交家的姿态出现,不进行革命宣传,不说明真实情况,这是最大的错误。拉特瑙运动中的错误,德国党是不能洗刷的,即使试图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这个错误留给我们德国党党员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不信任我们了,不信任的程度比我们在这里所能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就是共产主义工人党集团危机的教训。

  同志们,关于工厂委员会运动,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这个运动又表现了这些错误的积极一面。我想同样坦率地说,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好的一面并不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过失,他们一脚把我们踢出去,使得我们不可能继续我们的拉特瑙策略。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德国的运动变得激烈,社会民主党人一定还会重复他们在拉特瑙事件中的把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可以在危急时刻麻痹共产党的力量。

  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工厂委员会运动,我觉得,它的真正意义在这里还不能衡量。但我认为,这个运动有3个主要好处:第一,它粉碎了整个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的关于联合的陈词滥调以及自以为唯一能救世的大党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叫嚣;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不再为那个大社会民主党作广告了,他们不得不转而反对我们党了。他们不得不反对我们的口号,不得不写文章,他们已经处于守势,他们已经不能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利用他们党代会的影响了。

  第二,2年以后,人们第一次把工厂委员会的主动性问题提到日程上了。谁如果对工厂委员会在德国的沉没有些了解,谁就会知道应该怎样估价现在这个胜利的重要性。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监督生产的问题又在工人中讨论起来了,尽管讨论的方式还不大灵活,不太熟练,讨论的声势还很弱小,但是这个问题在工厂里讨论起来了。不仅共产党人讨论起这个问题——这很有必要,这两年他们把许多事忘记了——,而且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也讨论起这个问题了,回避这个问题的《前进报》也讨论起来了。

  如果德国党和共产国际继续对这个运动给予必要的重视,把它看作是在建立有战斗力的统一战线,如果在运动中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这个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胜利。为了把工厂委员会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过去我们在运动中很注重同全国性的协会打交道,把它作为策略方法。为了使工人们相信全德工会联合会既不愿意召开代表大会又不愿意进行斗争,我们写信给全德工会联合会,说我们同意在工人的实际问题上同它结成联盟。

  工厂委员会运动也向兄弟党证明了,统一战线策略如果被正确理解了,根本不存在什么危险,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应清楚地阐述这个策略,并且要知道我们希望的是什么东西。同时,共产国际和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应该明白,统一战线策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提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如许多党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所遇到的那样。我受柏林组织的委托在这里表示:我们祝愿第四次代表大会能密切注意这个问题,以便使共产国际摆脱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德国代表鼓掌。


纽拉特(捷克斯洛伐克):

  同志们!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们对于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报告将发表我们代表团的声明。我先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想用一些事实回答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也许有的代表在听了瓦伊陶尔同志的讲话后会认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存在着一个左的反对派,而这个反对派似乎是以瓦伊陶尔同志为代表的。同志们,这是错误的。捷克斯洛伐克左的反对派在联合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曾经反对过以什麦拉里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但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什麦拉里同志回到了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因此也就具备了反对派同什麦拉里同志合作的实际前提。大约在去年12月以后存在的所谓新反对派,在过去8个月中,没有提出同我们的策略原则根本不同的原则。只是在几周前反对派提出了一个像是纲领的东西,我准备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几点。不过我要首先请大家注意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在联合代表大会以后立即经受了一系列极其艰苦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善于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善于对工人群众的最广泛阶层施以尽可能最大的影响。我想到的,例如有国家文职人员的斗争,私人企业职员、五金工人、矿山工人和玻璃工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被人们称为什麦拉里分子的多数派提出了一些原则,这是为共产党可靠人员制订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了承认,而且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原则也从来没有受到反对派成员的攻击或驳斥,他们也没有提出同我们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在我们进行这些斗争的时候,尤其是在矿工斗争期间我们提出了对工人群众发生很大影响的口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几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干了一些蠢事。当然,一个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人也是可能干出蠢事的。在矿工罢工时,有些代表在同工厂主谈判时自作主张地说了一些话,我们对此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立即召回了这些人,严厉地责备了他们,并且向他们指出了错误之所在,我们还向他们说,改正这些错误应该做些什么。当时反对派对这些事没有表态,他们也没有发现这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我们及时发观的。

  这是在大规模斗争中发生的事。我们为统一战线也开展了一些活动,组织了一些大型集会和鼓动工作。反对派是同意的,至少他们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不同意见;他们保持了沉默。在党的新书记萨波托茨基开始担任工作时,他讲了下面一段话:反对派虽然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他们的原则,但是他们反对我们,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意见。反对派讲话的基本内容就是;什麦拉里是机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此没有提出一点点证据;第二,是说他无论如何想当部长;第三,是说他背着党同反革命进行谈判;他们对这两点也没有提出证据。那些凡是试图同什麦拉里合作的人都成了什麦拉里分子,都是突然改变了主意。这就是反对派所代表的纲领全部的实际内容。

  我们在复活节会议上对反对派说,这场游戏应该结束了。你们给我们说说,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总要给我们说说你们纲领的内容吧,你们总要提出你们的原则吧;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原则,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那也总该把这一点讲明白吧。在那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统一战线原则,我们提出了党的工作提纲,我们作出了一个共产党会议所能作出的认真的决定。反对派没有开口,反对派同志没有向我们说一个字表示他们对什么有不同意的,只字未提对我们提出的统一战线原则和党的其他任务有不同意的,因此,我们认为他们最终是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原则。因为,我们对他们说,如果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请说出来。尽管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发言,他们始终没有发言。会议之后,这场游戏又继续了。很遗憾,我不得不这样说,因为这的确不怎么高尚。旧的游戏又继续了。除了愚蠢的论据外,没有原则,没有纲领,没有更为严肃的思想,不外乎说什麦拉里同志想从老什图尔茨背上爬上部长的交椅。后来呢,同志们,伊列克同志到了莫斯科。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一会儿去这里是,一会儿到那里。在莫斯科,最有经验的同志坐在一起,研究了材料。他们问伊列克:你们有什么纲领?他在这里讲了话,什麦拉里也讲了话。结果呢?执行委员会强调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没有原则性政治分歧,只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不想找什么借口,说我们所以不能克服这些缺点,是因为这几个月来我们在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不得不忙于应付反对派的可笑攻击。我们没有寻找借口,我们只是声明:国际执行委员会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克服这些缺点。伊列克同志在莫斯科同意了决议,他声明,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政治分歧。可是他一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就组织起了反对派,并且有了组织形式,而且以比从前更为激烈的方式继续进行反对派的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他一会儿到这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一会儿到那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学习”,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并且比以往”,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同志们,那么该怎么办呢?拉狄克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说,捷克斯洛伐克有组织上的缺点。我们讨论了这些缺点,这些缺点是会被克服的。政治分歧既然不存在,党可以着手解决重大任务了。但是不行。遗憾的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我们只能把很少的时间放在重要的任务上,我们几乎不可能注意运动的重大问题,因为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应付老问题。我们不得不在会上花7个小时时间,反复向什图尔茨说明,什麦拉里不想当部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决议。这两个文件都说”,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指出:反对派没有提出任何论据,足以证明存在着理论分歧。同志们,我不想详细说了,我只想提一点,在刚才提到的那次会议召开之前,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很坏,是一个反对派成员写的。在这篇有220行的文章中,有180行是从托洛茨基同志的著作《新阶段》中抄下来的,从中得出了反对派的原则。(布哈林:“加引号了吗?”)没有,同志们,没有加引号。

  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反对派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开一次代表会议,全国代表会议。所有的同志疲倦到了极点。我们实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关于矿山工人和冶金工人斗争的严肃决议,是我们在从赖兴贝格到布拉格的路上讨论的,因为在会上我们不可能研究这些事。萨波托茨基和其他所有同志声明: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再开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吧,如果反对派问题不解决,我们是不可能再同反对派代表工作了。于是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共产国际有两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反对派终于向我们提出了几条纲领性的原则。我不想耽搁时间了,现在我就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纲领的几条原则。反对派在纲领中对经济危机以及共产党对经济危机的态度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在关于目标一章中是这样写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不能再支持了”,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工人受到双重剥削,先是受雇主剥削,接着是受商人剥削。中间商人哄抬物价,使工人受到的剥削比受资本家的剥削更为沉重。
  大小商人是工人的最激烈的阶级敌人,即使不是最大的敌人。商人这个阶级同样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捍卫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最热烈的斗士……”
  “工人阶级必须而且可以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手段是:
  1.抵制资本主义的产品,
  2.发展和集中所有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正是商人这个阶级是”,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至于如何抵制,瓦伊陶尔同志说了如下的一段话。

  “抵制,至于如何运用抵制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资产阶级从来就毫不犹豫地利用工人阶级对它的依附性;因此工人阶级对利用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依附性,也绝不能犹豫。资本家解雇了几千名工人,目的是通过这个残忍的手段降低工资。当前,工人可以通过抵制运动使得那些生产昂贵必需品或者残忍对付工人阶级的公司倒闭破产。工人不应放弃这种手段,因为如果工人不使用这种有效的武器,就只会使大资本加速集中,使自己进展缓慢。属于被抵制之列的公司,应该是与生产成本相比过分追逐高价的公司;其次是对工人怀有敌意的公司。是的,压价会使许多小商人受到不公平的压制,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较为便宜地购买原料。但是抵制行动并不会因遇到这个障碍而陷于失败。破产的危险会迫使那些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人同其他商人合并成生产合作社,参加工人生产合作社组织。在合作社里他们可以通过比较廉价的大规模购买,以符合工人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大资本就会加速集中。自己进展缓慢”,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通过压价许多小商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压制”,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但是抵制行动并不许遇到这个障碍而归于失败”,何谓“不许”?无法理解。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改为“但是抵制行动并能因遇到这个障碍而陷于失败”,显然漏字(即“并不能”)。但是参照下文,仍不确切,暂改为“并不会”。

  执行委员会称之为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性声明在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就是如此而已。

  同志们,我认为,这出残酷的游戏可以收场了。我不可能向你们隐瞒反对派关于工人政府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意见,因为你们已经听说了。反对派认为,执行委员会的看法,即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是错误的;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即我们违反了自己的职责。

  我们要问问同志们,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第二,请向我们说说,反对派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同志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哪些地方违反了职责,我们到现在没有得到回答。但是反对派却向我们说了,他们对工人政府这个问题是如何考虑的。这一点恕我不能不提一下。他们说:

  “工人政府的任务是:
  创造一个最高峰时期,使生产和分配在集体资本主义意义上进行集中。”(笑声。

  同志们,我根本不理解这句话,我相信,我也永远不会理解这句话。

  “2.把军国主义转变成民兵制度。
  3.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组织上的联系。
  工人政府问题,应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保持绝对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尽可能同时与一切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起加以解决。我们坚决拒绝讨论工人政府的性质,并劝告大家,不要只是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

  应该说,不要抽象地说,这一点倒是具体的。(笑声。

  我的发言时间也许过了。我快点说,很快就结束。我还要向大家说几句话,这是真正的实际材料。我们在全国代表会议上才听到了这些原则,或者说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在全国代表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站起来声明:“你们反对派的代表和成员应该认识到,你们没有理由在政治上反对多数,你们必须同他们一道工作。”

  在全国代表会议之前,由于我们对工人政府和统一战线原则的宣传和鼓动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因此我们还能对今天追随捷克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群众起到几乎是意料不到的影响。我说的是“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因为路特·费舍同志(柏林)把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混淆了。在捷克,民族主义分子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我们对这些群众曾经有过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致他们的领袖被迫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同我们谈话,请我们参加会议,目的是同他们一起,如瓦伊陶尔同志所说,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是,难道瓦伊陶尔同志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回答民族社会主义分子的?我们对民族社会主义分子说:统一战线吗?好,但是同谁搞统一战线呢?同你们吗?我们不需要同你们搞统一战线。我们拒绝同你们搞统一战线,但是同你们一起支持你们的工人是可以的。你们不是想为工人争取多一点的工资吗?你们不是想对资产阶级发动攻势吗?好的,我们准备同你们一起战斗,但前提是,我们的原则,对这次战斗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必须得到承认。因此,瓦伊陶尔同志才提出了他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国家的形势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较为有利,但反对派却跑出来声明说:如果中央不实现我们的一系列要求,如果中央不把报纸完全供我们使用,我们立即向各组织散发传单,一一列举中央犯下的种种罪行。这是在全国代表会议开会前的48小时。当时我们已经不能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传单散发出去了,传单上真的提出了对我们的谴责。如果这些谴责真的有道理,我们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我们在共产国际中也不会有位置了。这是人们能够提出的最恶毒、最下流的谴责。我们参加了全国代表会议并且说:现在你们说吧,在这些谴责中有哪些是真的?这些同志们除了对什麦拉里同志表示不信任外,在会上也没有其他话可说。接着人们在会上作出了决议,把反对派开除出去。这个决议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所了解。我们同反对派斗争了8个月、10个月,他们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思想,从来没有下决心一道工作,也从来没有表现得比我们更能干些。斗了10个月,所有重要问题都被耽搁了。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履行和承认纪律原则。我们问反对派,他们是否愿意收回他们的传单以及传单上的内容。反对派回答说;不。共产国际代表几乎是在请求他们,他们还是拒绝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同志们除了对什麦拉里同志表示不信任外,在会上不能多说一句话。接着在会上作出了决议”,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为“表现过”,现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修改。

  最后,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不确实的,企图用童话来诓骗不明真相的同志。有人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有很可观的一部分党员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在委员会讨论时提供重要的证明。我要对你们说,只有唯一的一个县,而且不是全体党员,是站在反对派立场上的,这就是普罗斯尼茨县,24个县中的一个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损害了中央的权威,破坏和动摇了中央的权威。尽管如此,我们不单单是获悉了这个决定,我们还发表了这个决定。我们遵循了这个决定。我们之所以遵循了这个决定,同志们,因为我们相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决议,允许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工作和斗争;因为我们相信,这次代表大会的多数代表一定会作出这样的决议,使得原则发生效力,使得这些原则不仅对无产阶级组织,甚至对元老协会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反对派的这个态度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有人以这样轻率的方式来阻止一个身负重任的党的工作,来阻止它履行自己的职责。(鼓掌。


主席

  比利时代表团要求有自己的代表参加黑人问题委员会,决定由万-奥韦尔斯特拉金同志参加。有反对的吗?(通过。

  南美代表团要求派阿根廷的佩内伦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派平托斯同志参加西班牙问题委员会,派墨西哥的斯蒂尔纳同志参加美国代表团。有反对的吗?(通过。

  主席团建议拉柯夫斯基同志作为委员参加法国问题委员会。有反对的吗?(通过。


  (会议休会时间:下午4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