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丹尼尔·本赛德 相关链接：〔旧译〕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 （1997年11月）
十月的问题：俄国革命是场注定失败且早产的政变吗？
丹尼尔·本赛德
1997年10月12日
鹅肝酱不加吐司 译
中译重翻说明：本文早有中译“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史丹译自《国际观点》1997年11月号），载于《十月评论》1998年第一期，十月革命80周年纪念特辑。史丹根据英译版翻译（“The lessons of October 1917: Three myths about Russ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November 1997, No.294, pp.24-26.）。英译版相比法文有所节略，史丹的译文也有一些错误，因此根据洛桑大学批判视野小组制作的“1997年10月12日丹尼尔·本赛德的发言”法文原版重新翻译来源（Source : Groupe Regards critiques, université de Lausanne；https://www.contretemps.eu/revolution-octobre-bensaid/）
英译引言：俄国革命定义并塑造了20世纪。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保留革命的选项，那么将俄国革命从遗忘和历史篡改中拯救出来便至关重要。我们所处体制的预制意识形态，正利用这个80周年来散播自己关于1917年10月的版本。我们邀请丹尼尔·本赛德来驳斥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三个核心神话。
趁此十月革命80周年的契机，对俄国革命进行的批判性回顾，引出了大量问题，既有历史层面的，也有纲领层面的。这事关重大。它关乎对即将结束的20世纪恰如其分的理解，关乎到我们将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的能力，以保存一个对革命行动开放的未来。
然而，甚至在深入探究大量因苏联档案开放而可获取的新文件之前（这无疑能带来新的启示并重燃争议），讨论就已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现成思维面前受阻，最近对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的共同悼念就充分呈现了这种情况。在这个“反宗教改革”与反动的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变得像波旁复辟时期罗伯斯庇尔或圣鞠斯特的名字那样难以启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开始清理场地，有必要重新审视今天相当广泛接受的三个观点：
1. 在“革命”这个问题上，十月更像是一场阴谋或少数派政变的象征性名称，它一上来就自上而下地强加了其关于社会组织的威权观念，这种观念服务于新的精英的利益。
2. 俄国革命的整个发展及其极权主义灾祸，据说通过某种原罪，已在萌芽初刻进了革命思想（或孚雷所说的“激情”）之中：历史于是被简化为这种歪斜思想的谱系和实现，而不用考虑巨大的现实动荡、重大事件和一切斗争的出路/结果的不确定性。
3. 最后，俄国革命之所以注定是残暴的，是因为它诞生于历史的“早产”，是试图强行改变历史进程和节律的结果，而当时超越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非但没有“自我限制”其计划的智慧，反而成了这种不合时宜行动的积极推动者。
一、革命还是政变？
俄国革命并非密谋的结果，而是在战争背景下，沙皇制度的独裁保守主义所积累的矛盾的一场爆发。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典例，该国既主导又依附，综合了农村的封建特征（农村的农奴制在不到半个世纪前才被正式废除）和最集中的城市的工业资本主义特征。作为一个大国/强权，它在技术和金融上（借贷）却是从属的。1905年革命期间，神父加邦提交的陈情书是统治沙俄的普遍贫困的真实记录。改革的尝试很快被寡头的保守主义、专制者的顽固以及已被新兴工人运动紧追不舍的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所阻挡。民主革命的任务因而落到了某种第三等级身上，在其中（与法国大革命不同），现代无产阶级虽是少数，却已构成了活跃的推动翼。
正是这一切使得“神圣俄国”可以代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战争的考验引爆了这个火药库。
1917年2月至10月期间革命进程的发展清楚表明，这并非职业鼓动家策划的少数派密谋，而是一场群众层面的对政治经验的快速吸收、意识的转变以及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托洛茨基在其巨著《俄国革命史》中，通过工会选举、市政选举，细致地分析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中的这种激进化。布尔什维克在6月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中仅占13%，但在7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政变企图之后，情况迅速改变：到了10月，他们已占到45%至60%。因此，起义远非一次出其不意的成功突袭，而是一场贯穿全年、不断成熟的力量较量的结果和临时终局，在这场较量中，平民群众的心态始终处于各党派及其决策层的左边——不仅是对于社会革命党，甚至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说其领导层的一部分（这持续到包括作出关于起义的决定的时候）。
这也解释了为何10月的起义，与我们知道的之后的暴力相比，其暴力程度与人员伤亡是如此之低，前提是我们注意区分10月本身（双方）的受害者，以及自1918年起的内战——其得到外国列强（带头的是英法）支持——的受害者。
如果我们理解的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源于人民深切渴望的变革冲进，而非某个启明的精英设想的奇妙计划的实现，那么俄国革命无疑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只需查阅新政权在最初几个月和第一年内采取的立法措施，就能理解这些措施意味着财产和权力关系的根本颠覆，有时快于预期和期望的时间，有时在时局的压力下甚至超出了可取的限度。许多作品都见证了这种世界秩序的断裂（参见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及其直接的国际反响（参见La Révolution d’Octobre et le mouvement ouvrier européen, collectif；《十月革命与欧洲工人运动》）。
马克·费罗（Marc Ferro）强调（特别是在La Révolution de 1917, Albin Michel, 1997；以及Naissance et effondrement du régime communiste en Russie, Livre de poche, 1997），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怀念沙皇制度并为最后的专制者哭泣。相反，他着重指出了本真的革命所具有的对世界的颠覆，直至日常生活的细节：“在敖德萨，学生向教授口授新的历史纲要；在彼得格勒，劳动者强迫老板学习‘新工人法’；在军队中，士兵邀请牧师参加他们的会议，以‘赋予其生命新的意义’；在某些学校，年纪小的要求学习拳击的权利，以便让年纪大的倾听和尊重…”
尽管存在物质匮乏和文化落后，这种最初的革命冲进在整个1920年代仍能感受到，体现在改变生活方式前沿的先锋尝试中：学制与教学改革、家庭立法、城市乌托邦、平面与电影艺术的创新。也正是这种冲进，解释了在两次大战期间痛苦地进行的大转型中的矛盾和模糊性，其中官僚的恐怖与镇压仍与革命希望的活力混合在一起。
世界上从未有任何国度经历过如此急剧的蜕变，在法老式官僚的鞭子下：1926-1939年间，城市居民增加了3000万，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8%上升到33%；单单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其增长率就达到44%，几乎与1897-1926年间的总增长相当；受薪劳动力数量翻了一倍多（从1000万增至2200万）；这意味着城市的大规模“乡村化”，巨大的扫盲和教育努力，以及强制推行的劳动纪律。这场大转型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复兴、追逐名利的兴起，以及新的官僚式的因循守旧的出现。在这场庞杂的变动中，正如莫西·莱文讽刺道，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无阶级的”，因为所有阶级都尚未定型，处于融合状态（Moshe Lewin, La Formation de l’Union soviétique, Gallimard 1985）。
二、权力意志还是官僚的反革命？
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极权官僚的罪行，无疑是本世纪的主要事实的一部分。对其解读的关键因此更为重要。对某些人而言，源头在于人性的坏底子，一种不可抑制的权力意志，它能戴着不同的面具表现出来，包括不顾人民的意愿，将幸福、将预设的完美城邦图景强加于他们。相反，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在社会组织里，及在其中形成和相互对抗的力量中，去理解那被称作“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根源和深层动力。
斯大林主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指向一种在一切现代社会都会进行的、更为普遍的官僚化趋势。它根本上产自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体力与脑力劳动之间），及其固有的“权力的职业风险”。在苏联，这种动力之所以更加强劲和迅速，是因为官僚化发生在破坏、匮乏、文化陈旧、缺乏民主传统的背景下。从起源开始，革命的社会基础就既广泛又狭窄。广泛在于，它建基于构成了社会的绝大多数的工农的联盟之上。狭窄在于，其中占少数的工人成分，很快因战争的破坏和内战的损失而被削弱。而士兵（其苏维埃在1917年发挥核心作用）主要是被和平和归家愿望驱动的农民。
在这些条件下，金字塔倒置的现象很早就显现。不再是基础支撑和推动顶端，而是顶端的意志努力牵引基础。由此产生了包办替代（substitution）的机制：党替代了人民、官僚替代了党、天选之人替代了整体。但这种架构之所以被强加，完全是依赖于一个新官僚层的形成，而这个新官僚层是旧制度遗产和新领导人快速社会晋升的共同产物。很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在“列宁征召”*的大规模征募后，党的队伍中，十月革命的几千名活动家相对于几十万的新布尔什维克来说已无足轻重，而后者中不乏赶来支持胜利的投机分子和旧管理机构中被回收（recyclé）的分子。
*“列宁征召”（俄语：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是苏联历史上一场大规模征收党员的运动，它发生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俄共（布）党员人数从约40万激增至约100万。——中译注
列宁的遗嘱（见莫希·莱温，《列宁的最后斗争》）见证了他临终时对这个问题的悲怆意识。革命本是各民族（peuples）和大众的事业时，临终的列宁却只能通过掂量一小撮领导人的优缺点来设想未来，仿佛今后的一切都取决于他们。
尽管社会因素和历史环境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崛起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和理论对其上台毫无责任。尤其毫无疑问的是，自掌权起，以国家迅速消亡和人民内部矛盾消失的名义，在国家、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刻意维持的混淆，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国家化，而非相反地国家职能的社会化。学习民主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事，其节奏与经济改革法令的节奏并不一致。它需要时间、精力。省事的解决方案就是将人民权力机构、会议和苏维埃，隶属于一个启明的监护人：党。实际上，这也意味选举和监督负责人的原则，被党的提名然后任命所取代，这在某些情况下1918年起就已开始。这种逻辑最终导致对政治多元主义和民主生活必需的言论自由的压制，以及法律（droit）对暴力的系统性屈从。
这种连锁恶化之所以更加不可抗拒，是因为官僚化并非仅仅或主要出自上层的操纵。它有时也回应了下层的某种需求，一种源于世界大战与内战的疲惫、匮乏和精力衰退的对秩序和安宁的需求，而民主争议、政治变动、不断追究责任则是一种扰乱。马克·费罗在他的书中非常恰当地强调了这种可怕的辩证法。
他提醒我们，在革命初期确实存在“两个灶头——基层是民主-威权式的，顶层是中央集权-威权式的”，而“到1939年只剩下了一个”。但对他来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几个月后，即从1918或1919年起，随着居民区和工厂的委员会的消亡或被取缔，就已基本解决（参见Marc Ferro, Les Soviets en Russie, collection Archives）。
遵循类似思路，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更为明确地宣称布尔什维主义“从1920-1921年起就是反革命的”（即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参见杂志Lignes n° 31,mai 1997）。
此事至关重要。我们并非要逐点地、以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方式，将“列宁时期的列宁主义”传说与斯大林时期的列宁主义对立起来、将光明的20年代与黑暗的30年代对立起来，仿佛苏维埃国家尚未有任何东西开始腐烂。当然，官僚化几乎立即开始运作，当然，契卡的警察活动有其自身逻辑，当然，索洛维茨基群岛的政治劳改营在内战结束前、列宁去世前就已运行，当然，多党制事实上被废除、言论自由受限，甚至党内的民主权利也从1921年第十次党大会后受到限制。
所有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证明”是列宁主义导向了斯大林主义恐怖。[1]
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反革命的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可确定日期的事件，能够和十月起义相对称。它并非一日就完成的。它经历了诸多选择、冲突和事件。参与者们自己不停争论其历史分期，并非是出于对历史精确性的嗜好，而是试图从中推导出政治任务。有诸多的见证：罗斯默、伊斯特曼、苏瓦林、伊斯特拉蒂、本雅明、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在他致斯大林的信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曼德尔施塔姆或茨维塔耶娃的磨难、巴别尔的笔记等等，都有助于阐明该现象的多个方面、它的发展和进程。
尽管如此，在20年代初与可怕的30年代之间，在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上，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化约的对比和断裂。我们并不否认威权倾向在此之前很久就已开始占据上风，也不否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执着于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主要敌人”（尽管如此真实存在），而开始忽视或低估“次要敌人”，即从内部侵蚀他们并最终吞噬他们的官僚主义。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必须要花时间才能理解和解释它，并从结果里吸取教训。因此，如果说列宁无疑更好地理解了喀琅施塔得危机敲响的警钟，从而推动了深刻的政治重新定向，那么托洛茨基则直到很久以后，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才得以在原则上将政治多元主义建立在无产阶级自身（包括夺取政权后）的异质性上。
大多数关于苏联或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重要见证和研究（参见罗斯默的《列宁时期的莫斯科》、马塞尔·利布曼的《列宁时期的列宁主义》、皮埃尔·勃鲁埃的《布尔什维克党史》、苏瓦林的《斯大林》、托洛茨基的《斯大林》、E.H.卡尔、托尼·克利夫、莫希·莱温、大卫·鲁塞的著作）*都不容忽视，在断裂与连续的紧密辩证法中的30年代大转折。断裂远占上风，数以百万计的饥荒死者、被驱逐者、审判和清洗的受害者证明了这一点。如果需要发动如此规模的暴力才能达成1934年的“胜利者大会”和官僚权力巩固，那就说明革命遗产必然是顽强的，要将其终结并不容易。
*（Rosmer的Moscou sous Lénine, Marcel Liebman的Le Léninisme sous Lénine ,Pierre Broué的L’Histoire du parti bolchevique, Souvarine和Trotskile的Staline, E.H. Carr, de Tony Cliff, de Moshe Lewin, de David Rousset的著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反革命，其规模之大、可见度之高、破坏力之强，远非内战激烈时期采取的威权措施（无论多么令人不安）可比。这场反革命同样在所有领域产生影响：在经济政策上是强制集体化和大规模发展古拉格，国际政策体现在中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在文化政策或日常生活中，伴随着托洛茨基所称的“家庭的热月”。
三、“早产的”革命
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种论点在马克思主义辩护者中重新抬头，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参见杰里·科恩〔Gerry Cohen〕的著作）：在其看来，革命之所以会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冒险，是因为它早产。实际上，这种论点能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的起源，也就是俄国孟什维克自身的言论和1921年之后的考茨基的分析：那么多的鲜血、眼泪和废墟本是可以避免的，其接着写道，“如果布尔什维克拥有孟什维克自我限制于可行之事的意识的话，而这才算指挥家（maître）”（《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拉狄克在《俄国革命的道路》中引用；Demokratie zur Statssktaverei, 1921, cité par Radek dans Les Voies de la révolution russe, EDI p. 41）。
这个说法真是一个惊人的启示。这个进行论战的人，他反对先锋党的理念，却设想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指挥家党、教育者和老师，能够凭自己的方法调节历史的进程和节律。仿佛斗争和革命没有其自身的逻辑。只要它们一出现，就想对其进行自我限制，那就很快会走向维护既定秩序的一边。这就不再是“自我限制”党的目标，而是要去限制群众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艾伯特和诺斯克通过杀害罗莎·卢森堡和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已然成为“自我限制”的高手。
其实，这种推理必然导向一种像时钟一样被排好秩序、很有规律的历史观，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时刻，准点到来。它重新陷入了一种常被归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格历史决定论的陈词滥调，即底部基础的状况严密决定了相应的上层建筑。它简单地排除了历史并非宿命之力的事实，然而历史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开启了一系列可能性——当然不是一切可能性，而是一个可能性的确定范围。俄国革命的参与者们自己，并不将其视为一场孤立的冒险，而是视之为欧洲和世界革命的第一个环节。德国革命或西班牙内战的失败、中国革命的发展、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并非预先写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革命的早产，只是跑回来宣布一份历史法庭的判决，而没有从冲突及其相互对抗的政治的内部逻辑出发。从这个角度看，失败并非错误或过失的证据，正如胜利并非真理的证据。因为不存在最后的审判。重要的是，在每次重大选择、每个重大岔路口（新经济政策、强制集体化、苏德条约、西班牙内战、纳粹主义的胜利），都曾勾勒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历史轨迹。这保留了过去的可理解性，并使得我们能从中为未来汲取教训。
四、结语
值此周年之际，本可讨论许多其他方面。我们仅满足于探讨今天辩论中关键的“三个关于十月的问题”。但从战略角度（革命危机、双重政权、政党、群众与机构之间的关系、过渡时期经济问题），及其从其事实性和局限性去看“十月的教训”这一章，显然也同样具有决定性。同样重要的是，反对那种妖魔化，即试图将本世纪的所有苦难都归咎于革命。需要明确指出，苏联无疑是30年间在有限领土上经历了最集中暴力死亡的国家，但不能将这些数千万的死者（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具体数字）——其中包含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干涉、内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者——混杂地归咎于革命。正如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时，不可能将君主国干涉或拿破仑战争造成的苦难归咎于大革命一样。
也许，在这个复辟的时代，最后应当回顾康德在1795年热月反动时期写下的那些著名而卓越的文字：“〔…〕人类历史上的这种现象不会再被遗忘，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本质中进步的秉赋和能力，这是任何政治家，无论多么精明，都无法从先前的历史进程中推断出来的：惟有自然与自由在人类身上按内在的法权原则相结合才能够许诺。但至于时间，是不确定的，并且它还作为偶然的事件出现。但即使是这一事件所指向的目的至今尚未达到，即使是一族人民（peuple）的革命或体制改革最终失败，或经过一段时间一切又都回到从前的轨道上（正如某些政治家们现在的预言），但这种哲学的预告也丝毫不减其力量。因为这一事件太重大、和人类的利益太交织、对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影响太广泛，以至于，在一切有利情况的时机下，它都会被各族人民（peuples）所重新想起，并在他们重新去进行这种努力时被唤醒。[2]”
没有什么能让那震撼世界的十天被抹去。
1997年10月12日，丹尼尔·本赛德的发言
来源：洛桑大学批判视野小组（Groupe Regards critiques, université de Lausanne）
[1] 英译有这句，法文原版没有。
[2] Kant,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 le conflit des facultés », éd. Gonthier, bibliothèque Médiations, 1965, VII, p. 173. （康德，《历史哲学》，“科系之争”）（中译根据法文引用译出，参考了何兆武翻译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